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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良:从著名律师到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长的传奇女性

    时间:2022-09-03 18:05: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她,巾帼不让须眉,是著名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她,唇枪舌剑,据理力争,曾是名震上海的著名律师。重庆谈判期间,她与毛泽东畅谈时局,无拘无束。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第一任司法部部长。她就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中国民主同盟领袖史良。
      一、一名女律师的肩担道义
      史良,江苏常州人,1900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是个塾师。幼年的史良从父读书,父亲常给她讲述屈原、文天祥、史可法、洪秀全等故事。这些民族英雄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深深地感染了她。父亲的倔强性格,也给她很大影响。她未成年时,以绝食反抗母命婚约,取得胜利。13岁进入常州女子师范附小学习四年,小学毕业后,考入常州女子师范本科,被选为学生会会长,领导同学驱逐无能的校长,取得了胜利。“五四”运动时,她联合常州其他几所中学,成立了全县学生联合会,任副会长兼学联评议部主任,组织全县学生罢课。当局下令停办学校,史良又组织学生包围县政府,迫使收回停办学校的命令。她还被推为学联代表,到南京参加请愿活动。期间,她“贪婪”地阅读《新青年》《改造》杂志和《夜未央》等文学作品,思想上受到了很大启发。1922年,史良考入上海政法大学,攻读法律。她参加抗议“五卅”惨案的示威游行,在游行中她因喊出“反对帝国主义”和“打倒卖国贼”的口号而被捕,随即又被释放。她主编政法大学学生会创办的刊物《雪耻》,宣传民族独立,反对列强侵略,在当时的学生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她在政法大学学习期间,半工半读,课余兼做社会工作,以所得报酬补贴个人生活之需,并得以接触社会,了解社会。
      1927年,史良从政法大学毕业,到国民党总政治部办的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工作。由于反对国民党清党委员会委员长刘伯龙,被扣上了有“思想问题”的罪名,关押了两个多月,终因证据不足,由蔡元培保释出狱。在狱中,她亲眼看到一些共产党员受尽酷刑而坚贞不屈,临赴刑场,引吭高歌,视死如归。她佩服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憎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这对她以后的政治活动有着重大影响。1931年起,史良开始当律师。她想伸张正义,主持公道,保障民众的合法权利。女律师史良在上海滩渐渐出名了。
      1933年4月8日,因叛徒告密,贺龙的家属向元姑在上海法租界徐家汇路眉寿里162号寓所,被上海市警察局特务会同捕房的捕员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贺龙的堂弟贺干臣(化名王文明)、堂侄贺学庠(化名王瑞卿),两人均系中共党员。同日,化装为商人、实际为中共地下党员,担任中共中央会计科长并负责上海党中央内部交通工作的熊瑾玎,去给贺龙家属送生活费时,被守候在那里的坐探逮捕。随后,特务又在熊瑾玎寓所将熊的妻子朱端绶、儿子熊侃文逮捕。上述被捕6人均由法租界巡捕房转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关押。熊被捕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非常关心,通过互济会聘请史良为辩护律师,千方百计予以营救。4月10日,史良即向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呈递了《刑事申请书》,要求进行调查研究。原高三分院以“危害民国”罪判处熊8年、向元姑、贺干臣徒刑各12年。经董康、史良、唐豪(上海法科大学史良的同班同学)等律师的有力辩护,1935年3月,最高法院判决:“撤销原判,发回更审。”1936年1月4日,高三分院改判熊徒刑6年,向元姑、贺干臣徒刑各5年。
      此外,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史良还营救过中共党员邓中夏、任白戈、陈卓坤、方知达、吴仲超及左翼作家艾芜等人。
      在风雨如晦的旧时代,史良以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铁肩担道义,为被捕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积极辩护和营救,这是她革命一生的重要篇章。
      二、“七君子”中的女君子
      1935年12月,北平学生发起“一二·九”爱国运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更加蓬勃发展,12月21日史良出席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成立大会,她作为大会主席致欢迎辞。她说:“现在我们中国受人侵略,国土被抢占,人民被残杀,我们二万万女同胞,难道甘心当亡国奴吗?不,决不!今天我们各界妇女在这里集会,就是为了大家齐心合力,开展救亡运动!”会后,史良和群众一起参加示威游行,高唱救亡歌曲,高呼救亡口号,冲破了帝国主义不准在南京路游行的禁令。史良被选为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理事。
      1935年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著名人士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等280余人响应中共“八一”宣言,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宣言提出八项主张,其中心要求是出兵抗日,保障人民基本自由权利。宣言发表以后,立刻在知识界和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在这一形势推动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于当月27日成立,史良当选为执行委员。1936年1月28日,正式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提出了“团结御侮”、“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政治主张。史良又当选为执行委员。
      1936年日本在华北大量增兵,侵略气焰嚣张,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上海救国会联合华北、华南、华中等20余省的爱国救亡组织,于5月31日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通过了《宣言》和《政治纲领》。《宣言》宣布自己的宗旨是“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谋求民族解放”。宋庆龄、史良等40余人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7月,史良和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等人代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立即抗日,开放民众救国运动和释放政治犯。史良等人招待南京新闻界时,介绍了全国各地救国会对当前时局的态度,要求新闻界给予支持。回到上海以后,又开展了大规模的支援绥远军民奋起抗日的爱国救亡宣传运动。
      当全国救亡运动波澜壮阔地发展时,国民党当局更加惊慌失措。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竟然以“危害民国”的理由,抓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七位领导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头天晚上,是六个人被抓起来了,没有抓到史良,史良就赶快通知有关的人赶快跑。她自己不跑,她还到通缉令那地方照了个相。当时是在苏州,史良一个人关在女监里,六个男君子关在另外一个监狱里。她在女监里面,了解女难友的生活情况,还鼓励她们今后出来后好好生活。为了援助入狱的七君子,宋庆龄等人发起了爱国入狱运动。宋庆龄向国际国内呼吁,后来爱因斯坦、杜威等国际友人也伸出了援手。宋庆龄发起了爱国入狱运动,跟着胡愈之一些人坐着车去投狱去了,说救国会的领袖们有罪,那我们都有罪,因为我们都要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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