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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孙诒与曾国藩、骆秉章及刘蓉的恩怨

    时间:2022-09-03 18:05: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同治六年(1867年)六月十九日,曾国藩与赵烈文闲谈时,说官场交情离合有在情理,也有不在情理,为此他举了郭嵩焘与毛鸿宾、朱孙诒与刘蓉以及自己与沈葆桢、李元度、左宗棠的例子来证明这一观点。
      曾国藩说:“毛鸿宾早年在京城时,看到郭嵩焘的文章很有文采,就很想与他结交,后来毛鸿宾出任湖南巡抚,又屡次请他做幕友,等到毛鸿宾担任两广总督,朝廷发出寄谕,询问广东巡抚黄赞汤是否称职?他马上打报告弹劾黄赞汤和广东布政使文格,推荐郭嵩焘能胜任广东巡抚、李瀚章能胜任广东布政使,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毛鸿宾能力平平,郭嵩焘到任后,他却以恩人自居,两人又彼此争权,不和就这样产生了,发展到后来,两人更是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左桂、王闿运、管乐三大名士到广东后,互相标榜有王佐之才。郭嵩焘本质上是一个文人,这三大名士因此多偏袒郭嵩焘。左桂甚至写信诋毁毛鸿宾,说他不齿于人类。他们两人最后闹成这个样子,平心而论是郭嵩焘对不住毛鸿宾,毛鸿宾没有大过错。因为我曾经保举过毛鸿宾,郭嵩焘后来连我也怨怪上了,说‘曾某人保举的人很多,只是错保了一个毛鸿宾’。我反唇相讥说,‘毛鸿宾保举的人也不少,只是错保了一个郭嵩焘’。听到这话的人,无不捧腹大笑。”
      赵烈文说:“天地宇宙之内,不外乎人情世故而已,郭嵩焘即使不看重高官厚爵,知遇之恩岂可轻易忘掉?况且郭嵩焘并不是那种无意仕途的人,那就更不应该这样做了。”
      曾国藩说:“确实如此。”
      此时有客人来,赵烈文只好告辞出来。
      不一会儿曾国藩跟过来了,接着刚才的话题说:“官场交情离合这件事,有在情理的,也有不在情理的。刘蓉与朱孙诒的关系,原来不亚于父子兄弟,最后却闹翻脸,还刻印诗文相互讥讽和辱骂。与此相比,郭嵩焘与毛鸿宾的矛盾,总没有恶劣到这种程度。沈葆桢与我闹翻后,多次给他写信,想重修旧好,他却一直没有答复。李元度和我闹翻后,后来金陵收复,我在奏折中讲他的好话,建议朝廷重新起用他,近来他便时常写信问候我,两人应该说是和好如初吧。至于左(宗棠),则终归是一个不可接近之人。”
      说到左宗棠,曾国藩只说了一个“左”字,连他的字都不屑一提,说明失望之极。(《能静居日记》,以下未注明出处者皆同)
      郭嵩焘与毛鸿宾闹矛盾的前因后果,曾国藩在此次谈话中已说得十分清楚,他与沈葆桢、李元度、左宗棠交情离合的内幕,世人也多有了解,唯有朱孙诒与刘蓉的恩恩怨怨知道的人不多,有必要重点介绍一下。
      朱孙诒字石翘,也写作石樵,江西清江(今樟树市)人。捐资为刑部主事,改知县,分发湖南,历署宁乡、长沙知县,口碑都不错。道光三十年(1850年)朱孙诒改署湘乡知县后,更是一改前任所为,不仅弹压农民抗租抗粮,另立钱粮征收新章,而且极力笼络当地士绅:聘王錱为幕僚,举罗泽南为孝廉,拔刘蓉为文童,使湘乡县率先成为官绅一家、联手制民的典范。
      清道光、咸丰年间,湖南士子中有“三亮”即三个诸葛亮的说法,他们是“老亮”罗泽南、“今亮”左宗棠、“小亮”刘蓉。朱孙诒一人就将“三亮”中的“二亮”网罗在自己身边,说明他是很会笼络和使用人才的。
      朱孙诒在湘乡还首倡团练乡兵保卫乡梓并著有《团练事宜》。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从广西杀进湖南后,朱孙诒将湘乡团练武装分成左、中、右三营,推古人阵法,定起伏分合之制,并有专人负责粮草、兵器等后勤事务,湘军雏形由此形成,湘乡县也成为湘军的发源地。《清史稿》卷四百三十四因此说:“朱孙贻(诒)提倡团练,振兴人材,实为湘军肇基。”
      后人谈到湘军的时候,通常认为曾国藩是其创始人,事实并不完全如此。
      朱孙诒在湘乡的治绩,不仅获得本地官绅普遍认可,而且得到了湘乡籍在京高官曾国藩等人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咸丰元年(1851年)五月十四日,曾国藩致诸弟信中便如此写道:“朱石翘明府(唐以后多用以称县令)初政甚好,自是我邑之福。余下次当写信与之。霞仙(即刘蓉)得县首,亦见其犹能拔取真士。”同年十月十二日,曾国藩在另一封家信中又写道:“朱石樵为官竟如此之好,实可佩服!”(《曾国藩全集·家书》)
      曾国藩奉旨协助办理湖南团练事务后,巡抚张亮基“闻湘乡团丁名,调防省城,孙贻(诒)令王錱、罗泽南、罗信南、刘蓉率之往”(《清史稿·朱孙诒传》)。曾国藩由此逐步掌控了这支地方武装,朱孙诒也因此成为湘军首批陆军营官之一。
      然而,朱孙诒后来不仅与曾国藩意见不合改投湖南巡抚,而且随骆秉章入川总理营务处之后,又与骆秉章闹意见,最后不得不称病辞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与关系十分亲密的刘蓉也搞不到一块,两人不仅反目成仇,而且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朱孙诒与曾国藩交恶,是因为湘军败于岳州和宁乡后,曾受到曾国藩当面责备,比曾国藩年长数岁的朱孙诒面子没处放,于是愤然离去。
      这件事不仅使曾国藩对朱孙诒的印象由好感变为恶感,而且引发了曾国藩和湖南巡抚之间的矛盾。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二十日,曾国藩给诸弟写信时,曾如此写道:“朱石樵在岳州战败逃回,在宁乡战败,逃奔数次。昨到省城,仍令其署宝庆府事,已于十八日去上任矣。是非之颠倒如此,余在省日日恼郁,诸事皆不顺手,只得委屈徐图。昨当面将朱石樵责备,渠亦无辞以对,然官场中多不以我为然。”
      曾国藩的意思是说:朱孙诒在岳州和宁乡打了败仗,做了逃兵,回到省城后反而得到重用,当上了宝庆知府,湖南巡抚的做法,不仅是非颠倒,而且明显是拆我曾某的台!
      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骆秉章奉命入川督办军务后,奏调朱孙诒总理营务。不多久,两人在是否办团练一事上也意见不合,加之与骆秉章左右议事时常常说不到一块,朱孙诒一气之下引疾辞职。
      在骆秉章四川总督幕府工作期间,朱孙诒与刘蓉也闹翻了。
      刘蓉是湘乡人,字孟容,号霞仙,虽聪明好学且发奋用功,却少年自负,不肯随时俯仰。他对科举入仕尤其没兴趣,所以年过三十还是一介布衣。朱孙诒到湘乡任职后,发现刘蓉虽无任何文凭,却是个才能突出可以担当大任的人,就暗中做刘父的工作,敦请他督促刘蓉参加县试并举为第一名,这就是曾国藩信中说的“霞仙得县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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