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的战与和——天宝战争

时间：2022-09-05 13:50:05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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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语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还有俗语“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唐玄宗作为唐朝的皇帝，国家大事委于一身，其决策、做法甚至兴趣爱好往往决定着这个国家的走向。在唐南天宝年之战中，作为主要的决策者，对唐军的大败，无论在直接还是间接上，他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我们要先看看唐玄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唐玄宗，名李隆基，谥号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父亲为唐睿宗李旦，母亲为昭成顺圣皇后窦氏。李隆基生于武后垂拱元年（685年）八月的东都洛阳，《旧唐书》载李隆基“性英断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仪范伟丽，有非常之表。”史书说他性格英明果断，而且多才多艺，知音律善书法，仪表堂堂且异于常人。李隆基七岁时便封楚王，并“开府置官署”，建立府署自选僚属，曾因管理严格整肃而遭到武则天的侄子武懿宗的忌惮，欲借其仪仗“折之”，反遭李隆基呵斥：“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骑从！”在唐中宗末期平定韦氏一党的事件中，李隆基更是表现出其果敢坚毅的一面。
　　公元710年，唐景龙四年，唐中宗李显暴卒，他的第二任皇后韦氏临朝称制，“以睿宗介弟之重，先谋不利”，矫诏立温王李重茂为皇太子后登基称帝，改元唐隆，韦后自立为皇太后，临朝摄政。后据《资治通鉴》载，宗楚客、武延秀、赵复温、叶静农等大臣连同韦后族人，劝她学习武则天，“遵武后故事”，“革唐命”，并且要伺机杀掉时为相王的李旦。此时已是临淄郡王的李隆基帅万骑讨乱，诛杀韦氏一党。期间有人劝他“先启大王”，让李隆基先告诉李旦并听取他的意见，李隆基回道：“我拯社稷之危，赴君父之急，事成福归于宗社，不成身死于忠孝，安可先请，忧怖大王（李旦）乎！若请而从，是王与危事;请而不从，则吾计失矣。”兵贵神速，何况这种需要冲进宫禁争夺皇权的行动，更是容不得丝毫优柔寡断、坐失良机。一夜之间，李隆基带领军马攻玄武门、白兽门、玄德门，合于凌烟阁，一路过关斩将，到天明时分，杀韦后、安乐公主于太极殿，“内外讨捕，皆斩之”。
　　事后，李旦夸奖他：“宗社祸难，由汝安定，神祗万姓，赖汝之力也”。在李旦上位的这件事上，李隆基是出了大力的，从此也奠定了他作为李旦接班人的地位。
　　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与后期的懈怠完全不同，如认同杨相如所劝要以隋朝为戒，以唐太宗为楷模，“爱其忤以收忠贤，恶其顺以去佞邪”;重视农业发展，因农事繁忙停修大明宫;任用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贤相，抑权幸、纳谏诤、却贡献;严明刑罚，抑制贵戚权力，整顿吏治、任人唯才;克厉节俭，将金银器物变卖，以供军队和国家使用等等。然而，经过唐玄宗励精图治开创的开元盛世，这位皇帝却开始丧失进取之心，安于享乐，在用人上也不断出现错误。唐时在骊山有温泉，唐玄宗几乎每年都去，在天宝年间，到安史之乱爆发前，唐玄宗每年十月必去骊山温泉宫或华清宫，逗留时间最少一月，甚至有几次到第二年正月才回宫。唐玄宗怠于国事，想将国家政务交付宰相大臣处理，自己退居幕后安享清乐。《资治通鉴》载唐玄宗曾对高力士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足见其已满足于开元盛世的现状。唐玄宗任用非人，开元初期，因为他任用贤相，国家实力不断上升，后期却重用李林甫、安禄山之辈，致使朝堂官员倾轧不断，边将恃宠而骄，听信杨国忠一人之言，将攻伐南诏的大败信为大胜。李林甫为达到专权的目的，塞皇帝视听，对与自己持不同意见或才能高于自己而可能取代自己相权的人大加排斥，且每每都能得逞，史载：“公卿之进，有不出其（李林甫）门者，必以罪去之”。
　　唐玄宗对安禄山的宠溺更是体现了他的昏聩，安禄山为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按《资治通鉴》记载天宝元年之唐备边兵力部署，平卢节度镇抚室韦、靺鞨，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河东节度与朔方节度互为犄角御突厥，范围大体为唐朝东北至北部边境，三镇总兵力为十八万之多。安禄山本人“体充肥，腹垂过膝，尝自称腹重三百斤”，安禄山很胖，肚子大到能下垂到膝盖，“外若痴直，内实狡黠”，外表看起来忠厚老实而且带点痴傻，其实性格十分狡猾。唐玄宗曾经嘲笑安禄山的肚子说：“你这个人的肚子里究竟有什么？怎么会这么大！”安禄山回答道：“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唐玄宗不因他狡猾而生氣，反而很高兴。安禄山恃宠而骄，见太子不下拜，狡辩说：“臣胡人，不习朝仪，不知太子者何官”，“唯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储君”。唐玄宗竟然信了他的话，此后更加宠溺，在宴会上让他与自己平起平坐。甚至于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起兵造反，有官员报奏安禄山反，唐玄宗仍然以为是“恶禄山者诈为之”而不信。
　　《左传》中有记载：“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虽说古代不少帝王和将领有利用神力神迹的情形，但他们只是用来便于自己的革命或政策或战斗的顺利进行，事后你信不信我不管，反正我是不信。他们知道要想自己事业顺利、江山永固，只能依靠贤良的臣子和勤奋的百姓。但是，后期的唐玄宗却笃信神怪，因此也闹出了一些笑话。史载，在天宝元年（742年）时，陈王府的一个参军田同秀上书唐玄宗，在丹凤门上的空中见到玄元皇帝，即老子李耳，老子告诉田同秀在函谷关尹喜台附近藏有灵符，唐玄宗命人求而得之，此后田同秀任散朝大夫，这是一个秩从五品的官。过了一年后，又有一个叫崔以清的人，也说经玄元皇帝指引发现了灵符之类的话，经东都留守王倕审问，承认自己撒谎，然而唐玄宗却“不深罪，流之而已”。
　　后期的唐玄宗，既无进取之心，也无识人之明，将国家大事委于权臣，自己贪图享乐，致使国家社会、经济、军事多方面出现衰败之势，只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靠着前期打下的基础，仍可以在周边各国间称王称霸，然而在与南诏的战争中却显示其已走上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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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唐朝与南诏的天宝之战中，出现频率比较多的还有鲜于仲通。
　　鲜于仲通，名向，“以字行”，也就是在兄弟里排行老二，先祖为殷商后裔，武王克商后，其先祖封于现东北、朝鲜一带。鲜于仲通祖父名士简，士简为其叔父匡绍养育，安家于新政。《资治通鉴》载鲜于仲通“颇读书，有才智”，是唐朝时新政的一户富民，新政在唐时位于现在的四川阆中，是唐朝时阆州下的一个县。鲜于仲通年少时喜欢射猎，重义气、重然诺，但疏于学习，以至于到二十多岁“尚未知书”，后发愤读书，在年近四十岁时中乡贡进士。杨国忠还叫杨钊时，作为杨贵妃的族兄，却不学无术，“为宗党所鄙”，杨钊在蜀地当兵，多年下来也只得到了一个叫新都尉的官职，而且家里穷到拿不出路费来回乡，就在这段时间，鲜于仲通却经常“资给之”。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欣赏鲜于仲通才能，引为采访支使，所谓支使，在唐时与判官、掌书记、推官、巡官、衙巡等同为节度、采访的幕僚。章仇兼琼以鲜于仲通为心腹，曾为了攀结杨贵妃对抗李林甫而希望他去长安，鲜于仲通推脱道：“仲通蜀人，未尝游上国，恐败公事”，同时又给章仇兼琼推荐了一个人来做这件事，这个人就是杨钊，即后来的杨国忠。因为这件事，鲜于仲通可以说是有恩于杨国忠，后来杨国忠因此推荐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剑南节度，据《资治通鉴》载治益州，即大体为今天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一带，其“西抗吐蕃，南抚蛮獠”，统六军，屯十三州之境，是唐朝的西南重镇。史书记载鲜于仲通“性褊急”，就是说他气量狭小，性情急躁，因此而“失蛮夷心”。之前，因云南太守张虔陀行为不端，对南诏王阁罗凤“多所征求”并辱骂他，事后却恶人先告状，“密奏其罪”，致使阁罗凤发兵攻杀张虔陀，并夺取唐羁糜之州三十二个。鲜于仲通据此举兵攻南诏，最后却落得八万大军中他“仅以身免”。后鲜于仲通上表请任为遥领剑南，而杨国忠领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实际上丧失了对剑南节度的领导权，后任为京兆尹，请人刻颂杨国忠，唐玄宗在颂词上改了几个字，鲜于仲通则用“金填之”。于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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