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早期佛像*

【英】韦陀（Roderick Whitfield）著

何志国1 毛俞秀1 译

（1.华东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上海 201100）

我赞同丽爱（Marylin Rhie）【译注1】麦伊莲·马丁·丽爱（Marylin Martin Rhie，1937—2020），师从范德本（Harrie A.Vanderstappen，1921—2007），格外重视艺术传播方面的研究，尤其对“犍陀罗—中亚—东亚”的传播脉络方面用力颇深。代表作《中国和中亚早期佛教艺术》（）（三卷），介绍了1至5世纪佛教艺术沿丝绸之路的变迁。在纪念罗杰·葛佩尔（Roger Goepper）教授的论文集中所持的观点。她认为现收藏于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的一尊鎏金铜佛像（后文简称为“哈佛佛像”）的年代为2世纪末到3世纪初，相当于中国的东汉晚期。这尊佛像据说出自河北石家庄，1943年由格伦维尔·L·温斯罗普（Grenville L.Winthrop）捐赠给福格美术馆即今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这是一尊早期传入中土的犍陀罗风格雕像（图一），无论从佛像的制作工艺还是两个供养人献祭的表现形式来看，都不具有中国特色。据铅同位素的科学检测结果，这尊佛像并不产自韩国、日本或者中国。温斯罗普（Winthrop）从日本山中商会收购这尊佛像时，认为该像的头光是后来添加的，是纯粹的现代赝品，因此头光不再与佛像一起展出。这件头光背面凹槽中的精美火焰纹（图二3、4），实际上表现的是早期中国的装饰纹样——体现了佛像的庄严。它的头光制作年代不晚于5世纪或6世纪初，用以替代遗失的原件，其自身就具有一定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因此，如果放在中国佛教雕塑发展史的进程中，这尊佛像应当被视为有头光的作品；
如果放在犍陀罗雕塑的背景下考虑，尽管该头光具有高水平的制作工艺和别具趣味的火焰纹凹槽，但对这尊佛像而言，它的确是一个多余的附属品。

图一 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藏鎏金铜佛像

图二 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藏鎏金铜佛像头光

佛教传入中国初期，印度和中亚的僧侣在宣传佛法、讲经和评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翻译了佛经，还带来了启蒙者的真实形象，用作膜拜的对象。哈佛佛像就是这样一尊原始佛像，它的出现解决了以前无法解决的难题，即为何在如此早的时期，中国的青铜铸造者就具有制造出在各方面都与异域传入佛像相似的仿制品的不可思议的能力。由于佛陀所坐的台座前宽后窄，从正面观看这尊佛像时，位于台座两个侧面的供养人并不为人注意：其中左侧的供养人右手持香炉或灯，左手持供物（图三，1）；
右侧的供养人左手持莲花，右手持较小的供物（图三，2）。从刻画的形象特征来看，这两个供养人并不是中国人，他们的存在强烈暗示了铸造这尊佛像的初衷：铸造佛像的目的并不是直接宣扬宗教，更有可能是为了实现个人的供养愿望。由于某些原因，在穿越中亚来到中国的长途旅行过程中，这尊佛像被赋予了第二种意义（当该像到达哈佛大学后，作为中国早期佛教艺术的杰出典范，它又扮演了第三个角色）。现在我们应当把这尊佛像放回到制作犍陀罗青铜佛像的最初背景之中，复原它的初期形态。

图三 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藏鎏金铜佛像台座两侧的供养人

鉴于造像在佛教传播中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设想一个真正来自印度的佛像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使中国佛教信仰得以快速发展。虽然对佛经的翻译工作一直在进行，但也需要释迦牟尼的图像提供视觉参考，尤其是在佛教教义正被中原地区的民众吸收、接纳的时期。因此，为了传播给更多现有或潜在的皈依者，佛像作为重要的传播媒介会被大量仿制。这些仿制品会尽可能地在细节上忠于原始模本，更多地传递原始图像信息，但在尺寸上则大小不一。此外，仿制品也会不可避免地被继续仿制，因而导致再次仿制的佛像出现相应的简化，一些重要细节可能会丢失。

图四 1955年河北石家庄北宋村出土鎏金铜佛像

迄今为止，已发现的与哈佛佛像相类似中国早期小型鎏金铜佛30多尊，其形象均为佛陀施禅定印坐于双狮宝座上。丽爱仔细地观察了这些佛像，认为它们可以与作为中国早期佛教中心的河北联系起来，可以尝试通过进一步的、大量的研究去确定这些佛像的身份。目前，已有证据证明这些佛像与河北的关联：至少有6尊佛像发现于河北——两尊出土于石家庄附近的北宋村（其中一个见图四），两尊出自保定（其中一个见图五），一尊出自唐县，一尊出自易县。另外，1958年满城出土了一尊无座坐佛像（高18厘米）。所有这些鎏金铜佛像均发现于太行山东麓，出土地点海拔在50～200米间（图六）。

图五 1979年河北保定拣选鎏金铜佛像

图六 中国早期小型鎏金铜佛像出土地点分布

其中一些佛像肉髻突出，细长的头发呈波浪状，头部微微前倾，胸腹前衣纹呈U形，双手放在膝盖上，掌心向上，手臂上有连续的衣纹，表现得比其他佛像更逼真。这类佛像往往于台座的双狮之间浮雕莲花，部分佛像的莲花上方两侧各有一个跪拜的供养人（图七～一〇）。甘肃佛像也属于此类逼真的佛像，但其特点略有不同。这类佛像中品相最好的一尊收藏在美国堪萨斯州的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见图一〇）。这尊佛像上狮子的细节相对清晰，除了悬垂的舌头、匀称的前肢和搭于狭窄台座上的形制特别的爪子外，还有明显的口鼻、上齿和尖齿。莲花保存得尤其完好、清晰：莲花的花瓣中间有一条凸起的筋脉（形状更接近于梨树叶），莲花上有直立的莲蓬。此外，这尊佛像的手势值得关注，其掌心向上，两手指尖轻微触碰。这些鎏金铜佛中，两个跪着的供养人似乎只是庄严佛像的一部分，并不具有个人供奉的意义，但如果河北系列佛像与哈佛佛像之间确实存在关系，那么这些佛像也可能都是由两位捐赠者捐资制作的，只是哈佛佛像中代表捐赠者的供养人隐藏在佛座的两侧（见图三）。

图七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鎏金铜佛像（高16.5厘米）

图八 德迪尔藏鎏金铜佛像（高16.1厘米）

图九 1964年河北易县西贯城出土鎏金铜佛像（高16.4厘米）

图一〇 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藏鎏金铜佛像（高12.7厘米）

有两尊佛像仍然保留有原来的头光，一尊收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见图七），另一尊是在法国巴黎画廊展出的德迪尔的收藏品（见图八）。这两尊佛像的头光正面凿刻出放射状光芒，背面平坦光滑。此外，松原三郎所著《中国佛教雕刻史论》的插图中见有一尊佛像，其头光亦有放射状光芒，台座上的狮子已简化至几乎分辨不出。另外的四尊佛像背屏上还有其他人物形象：一尊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一一）；
一尊收藏于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图一二），其背屏顶部有一个小孔，用于安装丢失的小佛像；
两尊来自河北省（见图四、五）——佛陀两侧各有一弟子，头部两侧各有一几乎呈水平状飞行的飞天，飞天手持莲蕾，伸向佛首，背屏顶部另有一尊小坐佛。这四尊佛像中的佛陀均衣领扁平，无衣褶，双手贴腹，两只狮子之间的莲花为线刻而非浮雕。这种莲花经简单雕刻而成亦或完全省略，佛陀双手重叠、掌心向内的特征与艾弗里·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收藏的公元338年的佛像类似。

图一一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鎏金铜佛像（高19.5厘米）

图一二 日本东京艺术大学藏鎏金铜佛像（高11.8厘米）

甘肃泾川和河北石家庄北宋村分别出土了一尊保存几乎完整的佛像。前者台座上有浮雕的莲花花瓣，但缺少下跪的供养人（图一三）；
后者台座上刻有莲花装饰（见图四）。由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亚洲协会的借展，这两尊佛像最近都在纽约展出，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它们与其他中国早期佛教造像之间的联系。这两尊佛像的造型相似：佛陀施禅定印坐于长方形的台座之上，台座正面浮雕两只狮子，双狮之间有浮雕或线刻的莲花。台座底部的凹槽正好套入中式四足底座上凸出的长方形凸榫。被安吉拉·霍华德（Angela Howard）形容为“三瓣式背屏”的河北造像背屏，佛陀两侧往往各立有一位体型较小的胁侍弟子，胁侍弟子之上各有一飞天，两飞天之间的正上方有一尊较小的化佛，弟子与飞天之间有线刻莲花纹饰。背屏下方有一个长方形开口，正好牢固地套在台座上。佛像背面有两个榫眼，一个在佛陀后脑处，另一个在佛的腰部，一根细长的金属棍穿过两个榫眼，以固定背屏，同时作为伞杆支撑着佛头上方的八瓣莲花形伞盖。伞盖的每个花瓣与伞盖下折边缘相接的小孔中原本悬挂有小的青铜花饰，现已遗失。

图一三 甘肃泾川玉都乡出土鎏金铜佛像（高19厘米）

这些佛像中，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佛像制作最为繁复且保存完好（图一四）。佛陀两侧各有一弟子、一菩萨、一飞天（遗失一个）。飞天手持莲蕾，伸向佛陀，飞天之上有七尊化佛。弟子、飞天、化佛与主尊佛陀共用一个火焰状背屏，分别站立在两侧莲台上的菩萨亦有其独立的火焰状背屏。台座上的两只狮子之间浮雕莲花，莲花上方有两个跪坐式供养人（大都会博物馆、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藏佛像与此类似）。底座上饰线刻莲花纹和卷草纹。在这些例子中，需要将这些不同的部件，特别是起到支撑作用的背屏连接到主要人物上。与哈佛佛像相比，这些佛像看起来更挺直，仅佛首因冥想而微微低垂。

图一四 日本出光美术馆藏鎏金铜佛像（高27.9厘米，该图片由译者补充）

正如图四、五、七至一三、一五至一七中尺寸相近的造像所显示的，这些佛像的共同之处在于坐于双狮宝座上的佛陀。此类佛像一般为一体铸造，大多数情况下佛像本身的高度不超过8厘米，而哈佛佛像的高度达32厘米（不含头光）。甘肃泾川或河北石家庄北宋村出土的佛像即使加上保存完好的伞盖和台座，总高度也不超过19厘米。我们还发现，中国鎏金铜佛像上的狮子都雕刻得十分粗糙：狮子均面朝正前方，两条前腿垂直站立在底座之上，头部简化成方形面具状，下颌厚实，口鼻突出，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或双排牙齿紧闭；
两只眼睛处在一个接近水平的平面上仰视，耳朵僵硬地垂下；
没有任何鬃毛。尽管这些细节之处的清晰程度不同，某些细节也非常简略，但两只狮子的位置并未发生变化，均位于佛座正面的左右两侧。

图一五 1965年河北唐县雹水村出土鎏金铜佛像（高8.4厘米）

图一六 日本大阪和泉市久保惣美术馆藏鎏金铜佛像（高7.6厘米）

图一七 德国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藏鎏金铜佛像（高8.5厘米，宽4.5厘米）

与上述佛像的狮子不同的是，哈佛佛像的狮子形象似乎是动态的，两只狮子的前腿均朝向佛像中心，分别向左或向右伸出（见图一）。从侧面看，狮子昂首，腿前伸，作前进状。左侧狮子的左腿有一个明显的关节，运动感十足。狮子两腿之间的空间为倾斜角度较大的平行四边形，与中国佛像狮子腿间出现的较小的长方形大不相同。两只狮子都有浓密的鬃毛，覆盖住胸部并延伸到腿的下部。狮子的爪子很突出，当我们观察狮子侧面时，可以看到它的头部和胸部处于腿的正前方。狮子口大张，下唇曲线柔和，上唇有三个波峰：一个位于鼻下中部，另两个则在上颌尖齿的上方。两枚上尖齿中间刻画出四颗门齿，下颌只露出两颗尖齿，下门齿被伸出的舌头覆盖，舌头中央有与印度马图拉地区出土狮子雕像相类似的凹槽。鼻孔两侧的胡须呈拱形排列，眼睛几乎为三角形，其上有明显的拱形眉毛。耳朵位于头部两侧，轮廓突出。鬃毛顺着耳朵下垂，勾勒出脸部的轮廓线。

正如文章开头所指出的，诸如头光或背屏、伞盖、台座，甚至出现在佛陀两侧的弟子和飞天等，都可以被视为佛像的装饰，体现的是佛像的庄严，与佛像本体相比，它们均处于次要地位。基本上这些双狮座佛像都是仿制品，与最原始的佛像相比，这些佛像的细节有大幅的简化。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佛陀的手的姿势，从开始的掌心向上平放于膝上、大拇指相触，或者隐藏在佛衣中，转变为双手贴腹、掌心向内。但佛像前臂环绕的衣纹式样被延续了下来。这种类型的衣纹和改变后的手势可以很自然地追溯到艾弗里·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收藏的4世纪早期造像。最完整的早期双手贴膝的禅定手印可见于哈佛佛像，该像据说发现于河北石家庄，它与上述小型佛像有着最为明显的联系。哈佛佛像除了鎏金之外没有任何中国特色，但激发了中国制作者的灵感。可以进一步看到，在这些中国早期佛像实例中，河北的造像者小心翼翼地将在哈佛佛像正面几乎看不见的两个供养人演变为两个下跪的人物。这样的做法使此类佛像保留了与哈佛佛像类似的祈愿、期盼的内涵：用跪坐的姿势和祈祷手势代替了在原始佛像起源地被认为是供奉佛像的标志物的灯、香炉和莲花等。

有人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大都会博物馆收藏造像（见图七）上的铭文可以将其年代追溯到5世纪初即426年，并且日本新田氏收藏的429年纪年佛像也证实了这一断代的合理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后者，季崇建相当怀疑其真实性，他提出了五个疑点：1.在同类型的所有佛像中，仅此件造像与四足底座一体铸造，这种方式非常罕见；
2.佛像的衣纹混乱，手势不清晰；
3.台座台面边缘凸出，这种造型不同于任何一个佛像的台座（我认为该像没有支撑背屏的凸出部分）；
4.佛像背面的两个插榫没有穿孔，所以并不具有支撑背屏的实际功能；
5.供奉形式和造像风格与当时的风俗习惯不符。观察新田氏收藏的这件429年佛像，可以看到佛座上刻有浮雕莲花瓣，但两个供养人几乎不可辨，这与大都会博物馆佛像所表现出来的特征相类。

虽然对大都会博物馆佛像的铭文仍有异议，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忽略这尊精美的佛像。与德迪尔（Deydier）造像（见图八）类似，大都会博物馆佛像有一个精巧的圆形头光，由一个插榫固定于佛陀脑后，头光正面以佛顶髻为中心饰以精致的放射状光芒；
佛陀双手放于膝上，掌心向上，拇指相触；
狮子的上颌刻画有尖齿和门齿，舌头伸出下颌；
两只狮子中间浮雕有莲花，突出的莲瓣中间有一条明显的筋脉，莲花之上直立一支莲蓬；
莲花上方有两个跪拜的供养人，双手合十。大都会博物馆佛像的台座和哈佛佛像的台座一样前宽后窄，佛陀袈裟的衣角披到左肩后面，形成一个倒V形切口，只是佛陀背面最底部的不连续衣纹不同于哈佛佛像，偏离了犍陀罗艺术特征。与大都会博物馆佛像、德迪尔佛像一样，哈佛佛像在使用现有的头光之前，应该也有一个类似的头光，且以同样的方式予以固定。

石家庄北宋村佛像的发掘报告很值得一读（佛像最近在纽约展出）。出土北宋村佛像的墓葬发掘于1955年，发掘简报发表于《文物》1959年第1期。限于当时的条件，报告相当简短，仅在正文和期刊封底有较小的黑白插图，但是对出土佛像的两座墓葬有较详细的描述。1号墓无尺寸，但根据平面图可知有三个主墓室和两个与前室相通的侧墓室，墓室由长42.8厘米、宽21.5厘米、厚10厘米的大砖砌筑而成。发掘者将其与距离此墓不远的著名的望都1号壁画墓进行了比较，认为年代为东汉末年。2号墓是一座更大的砖结构墓葬，中间有隔墙，两侧有较小的墓室：东墓有前室、中室和主室；
西墓有一个相同的系列，但是多出了第四个墓室，即南室。所有的墓室都在6厘米厚的河沙上铺砌大砖而成，部分区域的河沙之上还铺有木炭层。主室地砖已不存，但其余墓室的地面保存完好，大部分墓壁仍残存3米高。除了各室之间的部分走廊外，墓室券顶已经坍塌，砖块和沉积物堆积于墓室中，深度达1.5米。2号墓全长22.13米，东西宽11.5米。该墓四周围以双层墙，内层墙砖按普通方式横砌，外层墙砖则采用竖砌方式，总厚度为50厘米。

包括佛教相关物品在内的大多数遗存均发现于填满坟墓的砖块中。前文提及的鎏金铜佛像发现于2号墓西侧中室地面上方约1米高处，鎏金青铜背屏和第二尊带有狮子台座的佛像与其同出，鎏金青铜伞盖及其悬挂的装饰物发现于西侧前室的瓦砾中。发掘报告认为难以确定上述佛教相关物品是否为墓中原物。这两座墓葬里的其他遗存尽管未曾被确认，但可能也与佛教相关，包括一个青铜钟与一个陶灯。其中青铜钟饰以多组长方形图案，每个长方形被X形线条分割为四个部分，每部分中间各有一枚凸起的乳钉；
陶灯底座饰有一组三角形或可能为莲花纹的装饰。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物品以及墓葬中的其他遗存不是墓葬的最初埋藏物，也没有理由认为这两尊佛像为后世混入。可能发生的情况是，盗扰导致了墓室券顶的坍塌，墓内部分物品被遗弃（重要的佛像伞盖及8个吊坠中的3个散见于前室）。事实上，在西侧墓的南室或更外侧的地方发现了一具尸骨，其头部在甬道里，而腿部则在南室内，这表明针对此墓葬的盗墓行为因墓室券顶的坍塌而受到了影响。

本文所述佛像都有同样的主题，即佛陀施禅定印坐于双狮台座上。为重建这些佛像的年代序列，有必要对将它们与所借鉴对象——来自西方或印度的原始佛像联系起来的因素进行比对。需要考虑的特征因素包括图像学方面的细节，例如佛陀的肉髻、手势，袈裟的形态，佛陀前倾的程度，台座的形状，台座上的莲花是简单雕刻、浮雕还是省略，狮子的刻画是否写实等。丽爱的分期中，这些佛像分别属于装饰相对简单的阶段（第二期）和装饰复杂的阶段，她所依据的是一体铸造的新田氏收藏佛像上的429年铭文，以及大都会博物馆佛像上强行识读出的426年铭文，因此，丽爱所认为属于4世纪末至5世纪初（第三期）的佛像更可能是分期序列中最早（第一期）的佛像，因为她划为第二期的佛像的特征中借鉴原始佛像的因素更少。如：被丽爱划分为第三期的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藏佛像，其狮子清晰的上颌尖齿、紧密排列的门齿和突出的舌头等特征，与第二期佛像中狮子牙齿紧闭、无舌或无尖齿的特征相比，更接近于最早传入的原始佛像。值得一提的是，丽爱在这尊佛像及其他类似佛像中发现了关于东汉晚期佛像莲花瓣的一些有趣实例：这些莲花瓣中间带有凹槽或筋脉。

综合前文论述，我认为，河北地区的早期鎏金铜佛像某种程度上参考了一个或多个来自中国以外的原始佛像样本，哈佛佛像显然就是其中之一。如果北宋村东汉晚期（3世纪早期）墓葬中发现的鎏金铜佛像属于墓中原物，而不是由盗墓者带入且将不同部件遗落于不同墓室，那么该佛像可以作为3—4世纪中国早期小型鎏金铜佛像的断代标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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