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三姐”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形象研究
时间：2023-02-12 10:40:0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熔珍
形象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新领域，此“形象”与一般意义上的形象大不相同，往往聚焦一个国家的文学或文化现象的海外或国际化的传播及其影响，主要关注其跨文化、跨意识形态，甚至是跨种族的海外或国际化接受或认知，也可以直接定位是该文学或文化现象的国际形象研究。“中国文化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倡议提出之后，有关中国文学或文化现象在海外的传播情况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研究中国文学的异国形象及其所蕴涵的意义，可以更好地了解其他国家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情感和态度，更好地推进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接触与交流。其中，在面向东南亚国家的海外文化传播研究中，“刘三姐”的海外传播形象研究值得关注。
“刘三姐”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沉淀下来的一张壮族经典文化名片，源自广西壮族自治区乡间地头民间传说中的山歌能手刘三姐，又称“刘三妹”“刘三姑”“刘三妈”“刘三婆”“刘三太”等，涵盖所有有关“刘三姐”的文化产品，包括戏剧、电影、文学、艺术等以及衍生出来的相关产品，其中电影《刘三姐》最为典型。山歌是中国民歌的基本体裁之一，主要是人们在田野劳动或休闲娱乐期间即兴抒发情感的抒情歌曲。山歌内容一般较为宽泛自由，可以信手拈来，随性而歌，往往涉及普罗大众的生活、劳动、爱情等方面。山歌的格式结构简洁明了，节奏自由明快。山歌情感丰沛质朴，可以嬉笑怒骂，也可以悠然空灵，充分体现了以歌言志、传情、会友、抗争的中国大地各民族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民歌文化传统。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内建设生机蓬勃，亟须发展适应时代的新文化。大潮之下，广西壮族民间歌手“刘三姐”的故事被搬上舞台，赋予“歌仙”形象，掀起了一阵席卷全国的“刘三姐”民间故事创作高潮。60年代，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同名电影《刘三姐》广受大众喜爱。其后，电影《刘三姐》先后多次在香港与东南亚等地区热映，之后，在世界 50多个国家上映，创下了当时中国故事片在国外发行的最高纪录。电影《刘三姐》引发国内外关注，从而奠定了“刘三姐”的山歌银幕文化形象，并使这一形象突破广西地方民族文化的界线，进入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关注领域，甚至走出国门，成为世界性的民族文化精神食粮。
“刘三姐”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大多从电影《刘三姐》的上映开始，但是在各国传播过程中，其与不同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相遇、相融、相碰撞，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刘三姐形象国际化接受文化。其中，新加坡的“刘三姐”形象与传播就别有特色。
因此，本文主要以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梳理 “刘三姐”在新加坡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播和接受情况，聚焦探讨“刘三姐”在新加坡传播接受过程中所呈现的对坚强不屈、忍辱负重、追求美好生活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由此构建出文化同源、身份同构、理想同向的新加坡“刘三姐”形象，旨在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一个国别的借鉴和思考，促进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华民族文化。
1945年9月，英军回到新加坡。1946年4月1日，新加坡成为英国直属殖民地，战后的新加坡已经与战前大不相同，人民要求在政府中有更大的发言权。当时的新加坡正处于迈向自治、努力争取摆脱英属殖民统治的阶段。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5月30日，举行第一次大选；
6月5日，新加坡自治邦首任政府宣誓就职，李光耀出任新加坡首任总理。1961年5月，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想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沙捞越和北婆罗洲联合起来组成联邦，对此，李光耀决定举行全民投票，最后71%的人投赞成票，于是，在1963年9月，新加坡脱离英国的统治正式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此时，新独立的前西方殖民地其他国家正处于国际冷战局势中而自顾不暇，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正面临西方全面制裁而不得不在万隆会议上宣布不承认双重国籍。面对这样严峻的国际国内生存环境，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新加坡华人感受到了一种无根飘零的无奈，生存和发展如履薄冰，文化上更是处于一种自我否定的边缘空间。
此时，电影《刘三姐》在新加坡播映，带来了同样的黑头发、黄皮肤、熟悉的乡音，还有魂牵梦萦的山水。强烈的形象相似性让当地华人纷纷前来观影，聚焦银幕上的刘三姐，一解乡愁的同时，更是深入思考自己未来文化身份根源的方向问题。主角刘三姐出身草根，无权无势，却聪明睿智，才能出众，不畏强权，不依附他人，不亢不卑，积极乐观，靠唱山歌赢得了爱情。电影充分演绎出了草根阶层铁骨铮铮的气质，把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奋斗不屈、生而有志的民族文化精髓汇集在刘三姐的身上。这样的刘三姐形象让新加坡华人观众的代入感极强：他们跟祖辈或者是父辈漂流而来，在新加坡落脚，无权无势，无根无基，只能靠自己拼搏，像刘三姐一样，活出自己的人生。
电影《刘三姐》让新加坡华人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在银幕上听到歌声笑语、看到智慧、看到祖国风光、看到乡里乡亲团结友爱和希望，感悟到未来生活的方向。很快，观看电影《刘三姐》成了当时新加坡华人的自发自觉行为，观影的群众越来越多。电影持续叫座，一再延长播放时间。据统计，电影《刘三姐》公映9天之后，新加坡观众已经达到了108295人次。公映结束时，电影在当地上映期竟然长达7个月，观众50万人次，占当时新加坡人口的60%，盈利40万新币，创下了当时新加坡上映时间最长、最卖座的电影纪录，甚至形成了吸引上百万人从马来西亚去新加坡看电影《刘三姐》的盛况。
电影在新加坡上映的时候，1978年新加坡当地报纸《南阳商报》6月14日的影讯是这样介绍的：“刘三姐代表了不屈不挠的劳动人民之意志，她唱的每一首山歌，有真情有实意！有愤怒有控诉！有泼辣有辩驳！有正义有勇敢！有讽刺更有趣味。”而这正是当时新加坡华人的心声。来自故土的《刘三姐》俨然成了一种表达对时局的无声控诉、驳斥和讽刺的绝佳艺术形式，同时也是一种寻回华人坚强不屈文化基因的无声集结令。可以说，《刘三姐》在新加坡的上映适逢其时。
因此，在当时的新加坡，电影所到之处，掌声雷鸣。“刘三姐”形象迅速生根发芽，与当地华人观众形成了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上的共通共融。《刘三姐》打破了当时美国畅销电影《乱世佳人》在新加坡的卖座纪录，呈现一种独特的文化气息，展现了华人在新加坡聚集的力量。虽然当时新加坡主流媒体对《刘三姐》播放的报道不多，但是打破纪录的票房卖座率充分说明了华人对《刘三姐》文化的刚需。很多观众反复观影，甚至全家老少一起观影，场场爆满。可以说，银幕上的刘三姐为当时正处在面临新加坡自治邦努力与马来西亚结盟构建马来西亚联邦之际，为即将面对异质族裔文化碰撞而深受文化身份困扰的新加坡华人指明了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方向，更充分展现了新加坡华人在飘零时局中的坚强不屈精神。
在1962年最初的轰动之后，“刘三姐”形象沉寂了下来。1963年9月，新加坡脱离了英国殖民统治，正式加入马来西亚联邦。
新加坡的政治局势让华人不得不蛰伏隐忍。正是这一年，新加坡华人漫画家马骏几乎倾尽家财从香港联谊公司购买了《刘三姐》的电影并拷贝至新加坡放映，豪赌45万元新加坡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华人遭遇严重排斥的马来西亚联邦统治之下，新加坡观众如潮，甚至成千上万的马来西亚人涌进新加坡看电影《刘三姐》，最后让他赚了个盘满钵满，盈利 200多万。
电影中的刘三姐对待生活，乐观积极，上山可打柴，下河可捉鱼，是生活小能手；
对待乡里乡亲，温柔以待，山歌传心，有礼有节；
对待爱情，藤树相缠，生死与共；
对待酸腐秀才，毫不胆怯，斗智斗勇，以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山歌对抗照本宣科，“瓷石不怕细玉”；
对待敌人财主莫老爷有勇有谋，“你要杀人我会逃，你要斗智我奉陪”，甚至聪明地引导地主进入自己的擅长领域里面对歌，才智碾压。整个电影中不见血腥、不见直接的械斗，却又明明白白地向观众展现抗争的希望和胜利的可能。显然，对正在时局下艰难求生、忍辱负重的新加坡华人来说，电影《刘三姐》仿佛成了一剂解救苦难、指引方向的良方，能够缓解现实生活中对时局的焦虑。
然而，这样的忍辱负重并没有给新加坡带来应有的发展机遇。相反，1964年12月，马来西亚联邦中央政府完全无视华人遭遇不公的社会现状，强行要求新加坡将上缴中央的税收从原来的40%增加到60%，几乎不给新加坡生路，甚至以此为借口，修改宪法，以126票赞成、0票反对的绝对优势将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联邦。
这对当时的新加坡华人而言，无疑是一个文化和身份认同的至暗时期，但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文化身份认同机会出现的绝佳时期。1965年8月9日，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在脱离马来西亚联邦之后，宣布成为一个有主权、民主和独立的国家。可以说，现实社会的“刘三姐”闯出了自己的命运之道。
20世纪60年代中期，独立后的新加坡积极寻求国际社会的认可：1965年9月加入联合国，10月加入英联邦，1967年协助建立东盟并成为其中一员。在经济上，新加坡充分发挥了积极能动性，大力发展经济，逐渐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多元文化身份特色。为维系不同民族之间的情感，减少民族冲突，在文化上，新加坡实行“英语为本+母语”的双语政策，支持各民族多元发展。
1978年，电影《刘三姐》再次在香港热播。当时的报纸连续发表评论，认为“《刘三姐》对香港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电影市场，可能是一次‘变’的转折点”。果不其然，继香港之后，同年，新加坡再度推出该片，同时在10家影院上映，46天盛况不衰。这是新加坡立国之后的文化盛事，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新加坡的加龙、黄金、长江、璇宫等影院同时上映，观众热情高涨，全家出动去影院观看刘三姐唱山歌，传说甚至是盲人也到现场聆听。电影院几乎场场爆满，再创历史之新高。新加坡“刘三姐”的迷客之一于思在1978年3月21日的《星洲日报》上发表了《可爱的〈刘三姐〉来了》的文章，图文并茂地表达对刘三姐的喜爱之情。于思说：“《刘三姐》 这部影片为什么这么吸引人呢？依我看，该是它的歌曲优美动听，歌词意义深刻含蓄，景色宜人，故事又新鲜，更主要的还在于它刻画了一个美丽生动的刘三姐形象。”在已经获得国家独立、正努力实现文化独立的新加坡人看来，这个时候的刘三姐，顺水而来，无依无靠，却又活得洒脱自然，不畏强权，不求依附，以优美动听的歌声做自己的身份名片，以与财主秀才斗智斗勇展示自己的风姿，以来去自如、不拘一格的态度张扬自己的生活哲学，这无一不契合新加坡华人寻求文化身份的坚韧和自立精神。同年5月10日，新加坡《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都对“综艺机构在黄金戏院映《刘三姐》招待报界”的新闻做了报道，高度赞扬了《刘三姐》的人美、歌靓和山水奇秀，充分表达了对《刘三姐》的百看不厌，热爱不已。这个时期的“刘三姐”形象无疑契合立国之后寻求文化创新的新加坡华人的需要，达到了融入认知的程度。
可以自主决定电影的放映和尽情地观影，让新加坡华人对《刘三姐》的喜爱从银幕蔓延到了现实生活。“刘三姐”的形象开始呈现多元表述模式，更加满足新加坡华人的文化需求。除了电影《刘三姐》，歌舞剧《刘三姐》以及刘三姐扮演者黄婉秋所率领的广西民族歌舞团在新加坡也大受欢迎和热捧。刘三姐的扮演者黄婉秋说，在新加坡演出时，观众的热情很高，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要签名的人。新加坡众多电视台、无线电台以及报纸媒体等，如《南洋商报》《星洲日报》《联合早报》等纷纷报道。《刘三姐》电影所营造的“人美、歌甜、景丽”的形象已经深入新加坡华人之心，追求美好生活是每一个华人骨子里的执着。
1979年，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开展“讲华语运动”，在新加坡掀起了讲统一华语的热潮。80年代，新加坡推进了中学儒学课程的建设工作，不断推进华语语言文化和历史溯源建设，进一步促进了国内华人和社区之间的团结，强调了新加坡华人的中华文化身份和历史根源。尽管此时中国与新加坡尚未正式建交，但是同宗同源的华人文化和身份认知促进了两国渐渐接触，相知、相交和发展。
1990年10月，中国与新加坡正式建交。1991年新加坡“华族文化节”开始举办，其以推广和传播华族文化为己任，促进世界华人文化认同。“刘三姐”开始以国家级形象进入新加坡。2004年1月，中国新闻网报道“‘刘三姐’将代表中国参加新加坡‘华族文化节’”；
2012年1月，新华网和网易财经报道“中国新一代‘刘三姐’亮相新加坡龙年新春舞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为活动剪彩；
2013年7月，新华网热烈报道“大型彩调歌舞剧《刘三姐》2013全球公益巡演”，其中9月巡演就在新加坡；
2018年3月《南宁晚报》报道“《刘三姐》新加坡上演 广西彩调文化展现精彩”，同年4月，新华网报道“三代‘刘三姐’放歌狮城传承经典”、5月，新加坡Esplanade网页上报道“Songs of Liu Sanjie-A Musical Film in Concert”，12 月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新加坡第12届客家歌谣观摩会上演‘客家刘三姐短歌剧’”；
2019年12月，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刘三姐与小唱片贺新年”；
2020年11月，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新加坡曼舞罗新娱乐戏院创本地电影放映纪录”，其中介绍了新加坡曼舞罗新娱乐戏院和“孔子后人建金华戏院”“20世纪60年代，它献演的中国歌唱片《刘三姐》，由黄婉秋领衔主演，连续公演186天，创下演出最长纪录，轰动一时，至今仍然被公众和影迷所乐道。”
这一时期的“刘三姐”传播在中国与新加坡正常邦交之下走上了正常途径，对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而言，“刘三姐”就是亲切的邻家姐姐，浓厚的文化认同几乎是与一年一度的文化活动共存，开口唱山歌成了一种文化仪式，仿佛是文化活动的必要环节。其中，2012、2013、2014年的迎春活动或者是文化节都呈现出了浓厚的“刘三姐”气息。比如，2012年新加坡“春到河畔”开幕式主宾李显龙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今年‘春到河畔’相当精彩，我每年都来，今年表演真的很不错，尤其是刚才看了《刘三姐》的演出，勾起我的回忆”。2013年中新网报道：新加坡逾2000华人河畔“飙歌”创纪录，“轻歌妙曲意难忘”。筹委会主席梁诚炜说，他们的灵感确实来自《刘三姐》，2012年的“对歌”吸引了1800人，人协今年把它变成“歌林大会”，人协还广发“英雄帖”，邀请了15个集选区的歌唱好手来斗歌。人们尽情欢歌，畅所欲言，以山歌为媒介，实现新加坡华人文化圈的心心相通。新加坡华人对“刘三姐”十分喜爱，当地政府部门及民间组织曾多次邀请黄婉秋前去表演，2014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还与黄婉秋一道在旅游车上把象征广西民俗文化的绣球一个个抛向热情的民众，让新加坡民众感受广西的友谊。“刘三姐”这一中华文化符号在新加坡可以说是落地生根，共同构建了世界华人文化的精彩。
《刘三姐》在新加坡的传播，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影视文化的境外传播现象，而是一个世界华人祖籍文化的溯源认同，是新加坡华人发自内心的、集体无意识的呈现。新加坡的华人并不是无根浮萍，他们是新加坡的最大民族，是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他们同样是世界性的华人族裔。“刘三姐”的形象不仅仅是一个远在故土的文化意象，更像是一个凝聚在华人血脉中的坚强不屈、忍辱负重、追求美好生活的基因的外在呈现，仿佛火种一粒，总能够唤醒新加坡乃至世界华人的内在激情。这应该就是“刘三姐”在新加坡得以传播成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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