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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理论下石黑一雄《上海孤儿》人物命运主题研究

    时间:2023-02-12 17:45: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刘晓亚 刘 芳 舒 野 邓奕琳

    《上海孤儿》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的代表作之一。作者以主人公(班克斯)的身份,通过大量回忆讲述发生在20世纪前半叶的故事。采用“回忆”的写作手法,可以不必按线性方式从一个场景到另一个场景,而是能够随心所欲地编织故事,具有明显的空间叙事特征。但这种叙事特点使故事的前因后果、逻辑顺序,需要由读者在阅读完整本书以后,还必须在脑海里进行重新组合才能明确。读者不敢有半点分神,否则便会产生“时空错乱”的感觉。米切尔森认为:“空间形式的小说……是由许多相似的瓣组成的橘子,它们并不会四处发散,而是集中在唯一的主题(核)上。”本文尝试结合文学空间理论,在作者“零乱”的讲述中梳理出故事所隐藏的主题。

    人的一切行为都意味着“在某个场所”。列斐伏尔是最早研究空间理论的思想家,他在《空间的生产》中写道:“在所谓‘现代’社会中,空间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毋庸讳言的。”“空间”概念的内涵在近数十年来不断演变和扩展,从最初专指“自然空间”,后来扩展到“精神空间”,最后再扩展到一种几乎无所不包的思维方式,囊括了所有学科领域,即所谓“第三空间”。尽管列斐伏尔对空间的研究是在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的,但由于空间问题与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息息相关,他的研究成果必然会对其他学科产生影响,文学空间理论便是其中受影响的重要领域之一。

    迈克·克朗(Mike Crang)以自己对多部古典名著的阅读经验,指出文学作品中广泛存在的一种空间叙事结构:主人公因为某种原因被迫离开家园,在外面经过一番闯荡,或积累了大笔财富,或建功立业能力得到提升,功成名就再回到原来的家园……《上海孤儿》的基本叙事格局明显遵循这样的套路。上海租界是班克斯的出生地,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家”。当父母离奇失踪使他成为孤儿,不得已离开“家园”回到英国投靠姑姑。在英国寄人篱下、发奋努力、历经磨难,最终长大成才,并以成功者的身份再次回到上海租界的家园,希望以自己学到的本领和声望能够找回失踪的父母,再续童年的幸福。

    作家以文学创作的方式描述了他们头脑中“想象的空间”。这些“空间”与作者亲身经历过的现实世界有关,否则是无源之水;
    也与作者的思想情感有关,否则就成了对现实世界的简单记录。因此,它既是对现实世界的记述,又是对现实世界经过作者理想化了的描述。这中间包含了两个要素:现实世界所存在的空间和经过作者虚拟美化后的空间。前者是客观存在,是作者得以进行美化加工的源泉;
    后者是作者主观进行再创造得到的结果,最终形成了“文学表征空间”。《上海孤儿》中作者精心构筑的叙事空间包括在上海的租界、家园、居家小楼、战争场面、废墟,以及作者在英国时的寄人篱下、待人接物的谨小慎微、勤奋工作、望能出人头地等,都以历史和现实作为基础,再经过作者加工改造和美化便成为叙述故事的文学空间。

    空间理论学者福柯认为,“社会空间”是“权力”运作的场所。福柯以“监狱”的建筑为例来比喻“社会空间”:全景式圆形监狱的布局,以中心监视厅(塔)为核心,能在任何时候看到每个囚室、囚犯以及看守人员;
    而被监视者却无法知道自己是否被监视,所以只能将监视行为视为持续存在,时刻要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那么“权力”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权力的初始来源离不开“武力”影子。《上海孤儿》故事所处的社会大背景是清末及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等一系列“武力”冲突后所达成的社会暂时平衡。先后有英、美、法、德、日等国家在上海设立所谓的“租界”。租界现象是当时各方势力“武力”博弈的结果,租界这个“社会空间”在权力的运作下,就像福柯所比喻的“监狱”,它不仅规范了租界内居民的行为,也控制着租界外的居民,并且主宰着该社会空间中所有人物的命运。在那个动乱的年代,租界反倒成为相对安宁太平的世外桃源。作者将《上海孤儿》以这样一个社会空间作为整个故事的大背景,可以使主人公既拥有一个值得怀念的童年的幸福环境,又使这个幸福环境建立在殖民主义基础之上而昙花一现,为整个故事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

    张鹏先生认为“文学空间来源于生活空间,文学空间是生活空间的变形、转化和升华”。客观“物理空间”中的事物,经过作家的描绘,富有人的情感,于是构造出了“文学空间”。作家创造文学空间的目的,自然是为其故事情节服务。本书为主人公的幸福童年打造了文学空间:他的家位于苏州河畔英美公共租界内一栋由鸦片贸易公司为其雇员提供的小洋楼,楼内有起居室、书房、学习室、饭厅等,过道陈列着许多艺术古董,家务由佣人打理,主人公由保姆照料;
    楼前有一个院子,与邻居之间有栅栏分隔;
    楼后面有一座小山包。邻居家有一个只比他大一个月的日本男孩山下哲,是班克斯亲密的朋友和玩伴。尽管租界外的社会很乱,但是租界内却秩序井然,主人公可以和他的玩伴尽可能享受童年的幸福。这样的故事空间,从历史角度来看是真实的,因为在那个年代上海的租界确实存在,在苏州河畔确实也曾经有过若干由外界侨民居住的洋楼小院。而故事中所具体描述的洋楼小院则是作者虚构的。尽管后来家庭发生变故,父母先后离奇失踪,班克斯也认为是因为父母反对鸦片贸易这样的义举而遭到坏人的绑架。因此也就有了他成为著名侦探以后,一定要重返上海侦破这桩离奇的父母失踪案,找回童年的幸福。

    “文学空间”最先是从“文学地理学”得以突破的。文学作品在对客观地理场景的描述中,既包含用写实的手法对地理场景进行的描述,也包含作者对地理场景的想象和美化,以便使空间场景更符合创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境。《上海孤儿》是这样描写主人公成名后回上海的情景的:租界已经成为战争时期的孤岛。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完全爆发,日本与英美之间还没有完全撕破脸,日军的进攻还不敢涉及英美在上海的租界。班克斯刚回到上海所看到的战争场景非常奇特:其一,战争虽然是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然而还有若干国家的“租界”。于是中国管辖区内“炮火连天、血肉横飞”;
    租界内却“莺歌燕舞、花天酒地”。正当舞会热闹时,远处传来一阵阵炮声(日军进攻上海的炮声)。舞会上的人们拥到阳台窗户边,观看外面的战争状况,“仿佛窗外一场斗蛐蛐比赛又重新开战”。其二,当时国民政府推行消极抗战。于是就出现军人们拼命厮杀,居民们的生活却仍然有条不紊地进行,仿佛是“政府打仗,与百姓无关”。故事还描写:炮火虽然很激烈,但苏州河上老百姓“行船的照样行船”“完全无视右边不到六十米的地方战火正酣”。这样的描写手法既表明主人公对战争的厌恶,也表明他对当地政府腐败和民众麻木的不理解,同时也显示了主人公高高在上,对争斗双方的蔑视就如观看一群“好斗蛐蛐”在打架。

    个人的能力终究是有限的,尽管主人公顶着“著名侦探”的光环,连租界的领事、市政官员都要对他另眼看待、小心侍候。但他个人终究不可能与社会趋势相抗衡,他的“光环和能力”必然被消耗在社会现实的暗流中。故事描写主人公寻找父母的具体过程:在战火激烈进行的废墟里,班克斯遇见了一个日本兵,竟然是儿时朋友山下哲。班克斯与他一起寻找据说是关押父母的房子。而千辛万苦冒死找到的那栋房子早已不见父母的踪影,只看到一个小女孩和她家人被炮火炸死的惨状;
    接着是山下哲又被日军以叛徒的名义抓走,生死不明;
    最后在一个阴森的办公室里,由菲利普叔叔向他讲述了父母失踪的真相:当年父亲是因为与情人私奔而客死他乡;
    母亲是因为美色而遭人算计;
    他的富足生活、学业,以及在伦敦的地位,都是建立在母亲的血泪之上……在上海发生的战事,只是增加了寻找失踪父母的难度,不论有没有这场战事,主人公都不可能找回代表童年幸福的“失踪父母”。因为他的“家园”和“童年幸福”是建立在殖民主义基础上的,殖民主义的血腥、非法、不人道,必然要给参与其中的移民带来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孤儿”不仅仅是失去父母的主人公,那些在租界出生并视租界为“家园”的所有移民子女,最终都会成为失去家园的“孤儿”。

    陆扬先生在分析迈克·克朗关于文学空间的观点时认为:“文学”将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信仰”呈现在文本中;
    同时“文本”也以自身的方式提供和宣扬某种“意识形态和信仰”。“文本”组构了作者想说的“言语”,同时又组构了“言说的方式”。“文本”必须有读者的参加才能实现。在《上海孤儿》中,作者并不直接议论他的主题,而是通过故事中对人物的描写,隐晦地表达他的“意识形态和信仰”。让读者在参与阅读的过程中,自己去完成对作品主题的理解。作为读者,每一遍读完故事,都让人感觉不舒服。因为故事中的每个主要人物几乎都没有好的结果。

    班克斯的妈妈正直善良,她“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常常引来路人倾慕的眼光。鸦片贸易带来的巨额财富,不平等条约下的外国租界及领事馆对其侨民的庇护,足以让外国公司的雇员在中国过着富裕安定的生活。然而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不反对鸦片贸易的基础之上。主人公的母亲没有遵守这个规则,因反对鸦片贸易而受到出卖与迫害。

    塞西尔爵士将西方洋大人的“自命不凡、自以为是”的毛病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从伦敦跑到上海,要来调解“远东事务”(即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侵略)。吞并中国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蓄谋多年的既定国策,岂是几句话就能够解决的问题?他最终在上海一事无成是必然的结局。

    莎拉是一个美丽、聪明、心气高傲的姑娘。她与一般追求金钱物质享受的女人不同,她追求的是“名”,她在自我表白时说:“我若要嫁人,一定要找一个……为建设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的人。”因此不惜嫁给了一个论年龄可以做她父亲的塞西尔爵士,后又因为他的失败而出走,在南洋被日本人拘捕使身体受到摧残,最终客死他乡。

    菲利普叔叔是一个典型的表面阳光而“心地阴暗”的小人。他早年与班克斯妈妈一道进行反鸦片贸易的斗争,后来又因为背叛组织而遭到追杀;
    后又垂涎班克斯妈妈的美丽,于是便与军阀合谋制造了绑架事件,陷班克斯妈妈于无底深渊。他机关算尽最终也只能是在躲避追杀和良心谴责中惶惶不安度日。

    故事一直都在暗示“似乎美好的东西最终都是一场骗局”。故事中主人公和一位曾经留学英国的侵华日军上校的一段对话颇为耐人寻味:

    “上校,像你这么一位有教养、有知识的人,应该对这一切感到遗憾。我是指所有这些因为你的国家侵略中国而造成的血腥屠杀。”

    “我同意,确实令人遗憾。不过日本要想成为像英国一样的大国,班克斯先生,这是必经之路。就像过去英国曾经经历过的那样。”

    什么是英国的“必经之路”?不就是以“武力”为手段,推行“鸦片贸易”和“殖民主义”吗?故事通过日军上校的话,将日、英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展露无遗。故事似乎是想向人们揭示: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受害者和加害者,甚至任何与这场灾难相关的人,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这大概就是故事中几乎所有主要人物最终没有一个好结果的主题寓意吧!

    《上海孤儿》故事所处的年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它留给我们的记忆久久无法消磨,正如作者通过回忆的方式讲述故事一样,潜意识里也许就是在暗示我们不应该忘记过去。文学空间理论的发展提出了一套新的文学评论方法,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分析、挖掘文学作品中的思想主题,发挥文学作品应有的功能。《上海孤儿》故事的主题似乎是在呼唤世界能够有一个持久稳定的秩序,能够让每一个人都有安定幸福的生活。故事通过呈现人物悲剧这样的“反讽”方式,暗示以往那些解决问题的方式都行不通,而将“如何解决问题”的悬念留给读者去思考。社会文明取代野蛮,和平取代战争,合作取代掠夺,这是必然趋势。只有这样,才能使故事中出现的悲剧不再重演,真正实现全人类共同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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