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安词的女性空间书写

刘淑玲 李 静

1974年，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 ）在著作《空间的生产》中对空间的社会属性做出开创性阐述，开启了空间地理的社会学以及哲学的思维向度。空间作为世界构成的维度之一，也是促成文学文本生成的重要元素。文学作品中的物质空间以及空间关系，都为解读文学作品铺设了不容疏忽的背景意象。中国古典诗词更是如此。空间理论的生成和蕃昌固然起于西方，以西方理论工具阐释中国古典文学现象也曾引起关于文学阐释方法以及“新批评”话语的跨洋学术论战，然而，正如学者江弱水所言，“用西方作为参照物对中国古典遗产加以考察，并非因为‘古已有之’型的民族自大狂再度发作。传统的活力来自不断的再阐释，这是一种拂拭与擦亮的行为，它将使疏离的传统与当代重新发生关系，从而激发出活性并生成新的意义。”

就易安词而言，其“能曲折尽人意”的微约含蓄，与“林下之风”的宏大历史叙事，既呈现了人在线性时间中的浮沉流转，也展现出不同空间系统内人与物的互动互建。词作中对于女性空间的书写，或设色明丽，或沉郁空灵，皆为蕴涵丰富的文本背景。文本中“文学性”的女性空间来自现实空间，又作用于现实空间，二者相互指涉，相互呈现。

列斐伏尔在“空间三一论”中着重关注空间中“物理、精神、社会”的三重构成维度。他指出任何社会生产出来的空间都是由“表征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三者构成。“表征空间”指生活空间，是居住者使用的物理空间；
“空间表征”属构想空间，是由社会空间秩序制定者构想和规划而成，规定着“空间实践”；
而“空间实践”则是日常生活的体现，在“空间表征”的渗透和制约下，“空间实践”常常体现为规约的空间行为，但不排除对规约的逾越。此“空间三一论”在易安词中表现为通过构建一系列带有女性符号的表征空间，与空间实践叙事，来体现空间表征秩序的主体与空间的互动共鸣。

1.表征空间——“闭塞”的女性空间

易安词中通过“幕帘”“轩窗”“重门”“庭院”等意象符号建构了深具传统文化特征的女性空间。而此四重物象层次分明、由内向外地构建了宋代女性生存的四重封闭的表征空间。有研究者统计表明，李清照“有58首词中，有16首提到帘意象，约占28%。”如此高频率书写的“幕帘”建构了女性闭塞空间的第一重屏障。帘绝非仅为闺房装饰之物，而是具有内外相分、空间相隔的功能，无论帘卷帘垂，它都是易安词中所构建的女性空间内与女性最为切近之物。也就是说，帘内空间所营造的是纯粹的女性生存的物理空间，它的“空间表征”意涵与其所传递的空间语言构成直接对应性关系。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提出纪律的实现需要与众不同的、自我封闭的空间，空间的边界就是纪律的边界，空间的封闭性才能保证权力的顺利运作。

在早期的易安词《如梦令》中，李清照写道“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幕帘垂下，女性便被区隔在闺房的内部空间之中，在封闭的空间内部，若非借助询问，或移步空间之外，女性便对空间以外之事一无所知。帘的空间语素表达着女性空间的封闭幽私，然而，“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在后期的易安词中，由于其人生境遇的突变，幕帘所承载的情语也发生迁移。在《念奴娇》中有“楼上几日春寒，幕帘四面，玉阑干慵倚”，宣和二年（1120）赵明诚为莱州知府，李清照独居青州，作此名篇寄到莱州。词人以一个春情寂寥的傍晚为背景，用饱蘸深情的笔触，抒发了挥之不去的离情别绪。在《浣溪沙》中的“小院闲窗春已深，重帘未卷影沉沉”中，“帘垂四面”“重帘未卷”都构建了一个封闭孤寂的女性空间，帘卷时，女性空间得以延展开放；
帘垂时，女性空间被区隔禁锢，使得帘内人徒生忧郁。实际上，帘的文化内涵也同其发音关联密切。帘与“怜”字同音，幽闭清冷孤独的女性空间以及词中女子的自怜忧伤由幕帘四面之境可以想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关于言象互动的关系，汪裕雄说“中国文化基本符号的构成，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即语言与意象的平行互补。这个‘言象互动’的符号系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载体和交流媒介，深刻影响着传统文化观念的形成与传播，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种帘内孤寂封闭的女性情愫在“天上星河转，人间幕帘垂”（《南歌子》）中更加明显。天上与人间，一转一垂，一动一静，外面世界喧哗嘈扰，帘中已经物是人非，封闭依然，孤寂依然。易安词中多次出现的帘字便构建了宋代女性生存的第一重表征空间。

帘和窗都是视觉载体，主体以此获得与外界联通。由帘到窗，看似女性空间的延展，然则空间依旧封闭幽凄。在古代建筑结构中，“窗”既使得室内与室外建立联系，又将内外空间以此区隔。自唐宋起，窗子有了开合的功能，其灵活性的功能转变增添了窗的文化内涵和诗学意蕴。在《声声慢》中“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玉楼春》中“道人憔悴春窗底”，《鹧鸪天》中“寒日萧萧上锁窗”，《摊破浣溪沙》中“病起萧萧两鬓华，卧看残月上窗纱”、《临江仙·乙亥春日》中“帘影沉沉银箭悄，残阳消尽余温。小窗闲倚待黄昏”等词作中，塑造了一个“守窗”“望窗”的意象。一方面，“窗”建构了一个与外界似开似闭的通道，然而“憔悴”“萧萧”“病起”等词又构成了窗的空间背景，空间的封闭性造成了人物对“窗”守望的空间实践，是主体向往同外界交流的行为表征。

“庭院”是以家庭为单位栖居的建筑空间，“重门”是此封闭空间与外界交集的通道。而“重”字所建构的空间严闭性更体现出闺房的幽深以及院中女性居住于封闭空间的焦虑感。在“帝里春晚，重门深院”（《怨王孙》），“萧条庭院，又邪风细雨，重门须闭”（《念奴娇·春情》）等词作中，层层重门的物象成为词人情感的载体。在京城暮春的时节，门庭重重，院落深深，望不见传情鸿雁，因此幽恨绵绵。而庭院中景色萧条成为人物空间实践的背景，层层院门紧闭，人物情志愁闷，因此人恼天气。词中庭院深幽，重门紧锁，女性禁锢于此，纵然可以“枕上诗书闲处好”（《山花子》），但也不免“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临江仙》）。

在由幕帘、轩窗、重门、庭院所建构的女性表征空间中，区隔闭塞的女性“万千心事难寄”（《念奴娇》）。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删稿》中说，“一切景语皆情语”。空间内的物品，也增强了空间物语，“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添字采桑子·芭蕉》）。

2.空间表征——“卑从”的女性地位

“每一种社会形态都生产自己的社会空间。”在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中，“空间”已经不再是地理学或物理学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学概念。空间是特定意识形态之下生产的特定产品。列斐伏尔在《空间的政治》中指出：“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依据列斐伏尔的界定，“空间表征”作为空间的社会属性表征“主要是政治经济的产物，是被生产之物。”由此看来，空间的存在是在空间制造者的某种意图之下被生产出来的，空间的建构带有政治性特征。而宋代庭院即具有家国同构的文化特征，同样是体现统治者政治思想的产物。“传统建筑庭院以层次分明、等级有序的显著特点成为家国同构的原型。”易安词中从庭院、重门、轩窗到幕帘，每一层次空间都代表一种文化符号和丰富的社会政治意涵。

易安词中建构的女性空间，作为现实空间的镜像，所展现出来的空间表征表达社会空间秩序制定者的目的和意图。“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阁春迟”（《临江仙》）一句言辞蕴藉深沉，却将庭院的幽静深远表达尽致。然而，庭院幽深，并且重门、轩窗、幕帘的景观序列作为女性空间的建筑构造，均持续不断地作为隐蔽的权力机制，对女性构成规约和训诫。

庭院是宋代女性的主要活动空间，据考古资料显示，宋代女性庭院之内的活动主要包括“女红、侍奉父母公婆、主理家政、抚育子嗣”等。这些女性实践属于空间性的，也就是说在特定的空间范畴中特有的空间性行为。“空间性”是说空间所赋予事物及行为的属性，“与空间层面的内外相对应的是职责层面的内外”。宋代女性的家庭职责是作为男人的辅助而料理家庭事务，在家庭地位上从属于男性，社会规范不仅在对其空间范围上有限定，而且对其行为上还有“不预外事”的思想。在“《有宋徐令人墓记》中有称赞徐氏，‘在官则内言不出，未尝纤毫敢与外事。’”宋代社会对于女性的行为规约和道德约束与深闺庭院的建造是同构的。

司马光“妇人无故不窥中门”思想是对庭院内部女性活动空间的限定和行为的规范。“重门”的空间建筑，便充分体现了宋代社会统治阶级维持社会秩序以及女性行为规范的思想。相对而言，“轩窗”和“幕帘”也同样展现了女性空间内的权力规训。在整个女性空间中，无形的权力符号通过空间结构的设置、塑造着空间内的个体。也就是说，“人在特定的空间中被锻造。”这种特定女性空间中的主体属性同福柯在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中提及的“全景敞视建筑”中的“被囚禁者”相类。在全景敞视建筑中，被囚禁者处于特定建筑结构中被监视的境况中，由于其处于“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以庭院、重门、轩窗和幕帘所构成的女性空间中，尽管空间内部层层区隔，但空间结构具有稳定性，属于不可见中的可见结构，结构本身就具备对主体监督和规训的作用。因此，易安词中的女性空间与人物主体也自然处于规训/被规训，观看/被观看的二元结构之中，这个女性空间是显性空间，其隐性的建造者是规约的制定者，也即父权社会制度中的男性主体。这种闭塞而卑从的女性空间是宋朝统治者有意图地生产出来的，“它是被策略性和政治性地生产出来的。”

“越界”（trangression）所表达的是一种空间关系，是指对一切既定的规约、秩序、界限以及禁忌的解构与重建。越界的前提是对空间边界的认定。在列斐伏尔看来，界限是维持空间稳定和统治者政治意图的重要工具。对界限的消除和跨越就是对原有空间秩序的突破和挑战。越界理论之父巴塔耶（George Bataille，1897—1962）对现代社会秩序充满憎恶，然而规则与惩戒建立起来的社会规约作为界限本身，其存在又可以看作是激活人类超越界限的动能。在福柯看来，“越界源于人类内心深处对于终极自由的追求，越界是开拓和冒险的姿态，也是对勇于挑战秩序和理性的批判姿态。”

以男权为核心的宋代社会对女性进行规约和训诫建构起女性生存的秩序空间，出于周朝礼教，在宋代仍被严格恪守的“三从四德”规定女子遵循“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为了维护父权制下的男权稳定，将女性置于“男尊女卑”的从属地位。将女性空间封闭成为男性驯服、限制、规范女性的工具和手段之一。然而，反抗作为同压迫相对立的二元结构中的一端，它也是权力挤压的产物。根据巴塔耶理论，人类自身都具备解构秩序并冲破界限的本能，宋代社会的女性群体也不乏为寻求自由与男性政权抗争的事例。在当时的政治社会氛围之下，寻求自由包括冲破对女性生存空间的限制，是对既有界限的破除和跨越。在易安词中，越界实践则主要表现在主体于现实层面或思维领域对既存空间的厌斥与跨越。

1.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

易安词中鲜明的空间越界之作当是《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溪亭、轻舟”隶属“公共空间”范畴，是同“庭院、重门”的“私人空间”相对的空间实践背景，后者被赋予鲜明的政治色彩，或曰统治者思想的物化和空间实现，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女性空间布景。而词人却在日暮时分，突破并超越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生活的空间规约，且醉饮而归，此逾矩之举显然是与封建礼教相悖的。然而全词造语清丽，充满活力生机，人与自然活泼互动的画面“语语如在目前”。可见词人往昔被封闭空间压制的灵动之心在越过空间界限后得到了充分解放和舒展。

从深闺庭院到公共场域，活动空间得以充分延展，主体的心灵体验也随之开朗、豁达起来。《怨王孙》一词的上阙中写道：“湖上风来波浩渺，秋已暮、红稀香少。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在“秋已暮、红稀香少”的暮秋背景之下，如果遵循中国古代文人惯有的悲秋情结，这应该又是一首悲秋之作。然而，词人却一反哀怨词调，开篇即以“浩渺”一词展现了广阔辽远的秋日景观。以心观物，则物现其心。“水光山色与人亲”一句中景与人亲、物我交融的胜境进一步描绘出人物主体在突破封闭、狭仄的“私人空间”的限制，越界至宽阔、旷达的“公共空间”中产生的自由、开阔的美好感受。“说不尽、无穷好”一句与前文的“秋已暮，红稀香少”构成鲜明对比，尽管从视觉和嗅觉的感官角度，已经不能充分捕捉到暮秋之美，然而，因为空间性质的变化，对它的美好体验竟然言之不尽。此处，“湖”与“山”构成的公共空间摆脱了“私人空间”中的权力压迫性，固有的人物身份被暂时消解，于是实践主体便产生具有强烈对比性的情感体验。

2.从“现实空间”到“梦幻空间”

在“酒醒熏破春睡，梦远不成归”（《诉衷情》）中，词中女子在春睡中被浓郁的梅香薰醒，惊醒之后，更觉哀怨惆怅。由于梦境被打破，无法在梦中实现归乡的愿望，因而怅然若失。此时的词人正遭遇南宋政治变故，中原沦陷，避乱江南，开始颠沛流离的生活。“梦远不成归”表达词人背井离乡后的“忧心悄悄”期待在跨越到“梦境空间”后得到短暂慰藉，怎奈梦碎更添愁绪。在“永夜恹恹欢意少。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蝶恋花·上巳召亲族》）一词里，漫漫长夜使得词中人心情抑郁，久别的家乡只能在梦境中得以相见。梦中的京都和京城街道都非常熟悉，“长安道”作为带有故园标签的公共空间，是现实记忆的关联和依附，成为远行旅人思乡之情的载体，尤其当个体由于远离而产生一定空间距离后，它便被转化为个人感情的承载符号。在梦中得见昔日京都和街道凸显出词人深沉的恋地情结，唯有依靠梦幻空间才得以完成和实现。

故乡对于个体意味着扎根的地方，它与安全感、归属感相关。梦中思归是一场从实到虚的越界，一种蕴含丰富的个人体验。同样地，“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念奴娇·春梦》）一词则描写冷冽春寒、衾被清冷，在香火消尽后，梦断初醒，宿年愁绪袭来叫人再难安卧。此时的易安居士正独居春闺，与丈夫赵明诚离散两地，尽管词中并未明确交代梦境的内容，但“不许愁人不起”一句流露出梦醒后袭来恼人的“万千心事”与离愁别绪。无论是思乡还是念亲，现实空间都是无法实现的愿望，词人并非就此被动接受，而是于词作中构建出可供越界的虚幻梦境空间，使其得以满足。

3.从“此时空间”到“彼时空间”

“诗词中所创造的空间形态，也有许多是通过时间的移换，将现实中的空间与想象或回忆中的空间交织在一起，故此形成了诗词审美空间的多重意蕴及灵动感。”这也是易安词在空间制造上的一大特点。词作常常突破了时间的线性顺序，因而也以此打破空间存在的限定性和静止性，让空间变得更加具备开放性特征，增强了主体于共时状态下在历时空间中穿越的自由度，同时提升了词境的张力。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武陵春》），词中人物主体在“此时空间”中看到的是“风住尘香花已尽”，感受到的是“倦梳头”“欲语泪先流”。暮年易安，孑然一身，唯觉怅对流光，愁思满腹。基于感伤孤独境遇营造的“此时空间”中，话锋突转到曾亲历过的“彼时空间”——“双溪”，而这个空间意象已不仅仅是载物功能，而是美好过往的载体。曾承载欢悦往昔的双溪舴艋舟，如今已经载不动愁情忧绪，已经由“欲语泪流”到“泛舟双溪”，从“此时空间”到“彼时空间”，此类空间越界尽管以意识流的形式发生于思维世界，但是人生的辗转流荡已在此处形成实与虚的鲜明对比。本首词中，词人使用了“闻说”“也拟”“只恐”这样表现不确定性的词汇，本质上也是此时空间越界到彼时空间的过程虚化。

易安词中三类主要的空间越界书写，无论是真实空间的越界，抑或思维层面的虚幻越界，皆表现出词人鲜明的女性意识。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通过越界突破了传统规范限定内的女性生存空间界限，展现了女性开辟新的生存空间的可能性，同时也是对女性主体性和自由性的构建，是针对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空间束缚的挑战和抗争。从“现实空间”到“梦幻空间”以及从“此时空间”到“彼时空间”的越界，尽管发生在精神层面，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虚幻性，然而，意识摆脱了现实的障碍完成对现实的暂时性改写，同样不失为构建主体在空间创造中的主观能动性的一种方式。

身体是人存在于空间中的基础要素，是生命及各种各样的意义爆发的根基。身体也是空间的一部分。身体的行动和实践是同空间秩序与规则密切关联的。将身体放置于社会权力运作的中心位置进行社会学角度的探究源于福柯，他将身体附上政治化标签——“权力关系对身体进行直接控制、干预，将其打上标记，并对其规训和折磨，迫使它完成任务、展现仪式并发出某些信号。”约翰·奥尼尔（John O’Neill）在福柯之后推出了关于身体形态的五种构想，其中的两种便是“社会身体”和“政治身体”。两人研究的一致点在于承认身体象征着政治社会的秩序和价值。以此套理论为基础探究易安词女性空间中的身体叙事，可以发见宋代社会中父权政治思想体系之下构建的“女性身体传统”，以及女性身体所体现的阶级性、物化性和从属性。

1.身体叙事与女性空间困境

按照叙事学的观点，身体具有叙事的功用。女性身体是易安词中大量出现的意象，多数词作均围绕对女性身体的叙事展开，展现出身体的政治论征象以及宋代女性的生存困境。在《减字木兰花》中，女子于“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花朵美艳绚丽，“犹带彤霞晓露痕”，俏丽女子与娇美之花本无相斥，然而，有“郎”在场的情境之下，女子竟起与花争胜之心：“怕郎猜到，奴面不如花面好”，于是“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此处以“郎”为代表的男性成为女性美貌的标准制定者，他与词中“云鬓斜簪”的女子构成了看/被看，评判/被评判的二元结构，观看者作为行为主体是权力的代表，而被观看者作为行为客体，是被规训的对象。

在“视觉与主体关系”问题上，米歇尔·福柯提出“凝视蕴含权力”之说。“最早将‘凝视’所蕴含的权力来应用在两性关系上的是约翰·伯格，他首次提出了‘男性观看/女性被看’的概念，他说：‘女性自身的观察者是男性，而被观察者为女性。’”观看者是主动的，代表着权力的实施者；
被观看者是被动的，代表权力受体。在宋代社会的两性关系当中，男性是经济基础的支柱，主内的女性在物质需求和生命存续上依赖男性，因此女性身体在社会形态的塑造下，其纯粹的生物性特征已经转变为社会价值意识的载体。词中的男性观看者是标准的制定者和裁判者，而被看者女性自然作为“被物化”的客体，处于接受权力审视、规训的困境之中。

在“绣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一面风情深有韵，半笺娇恨寄幽怀。月移花影约重来”（《浣溪沙·闺情》）中，“绣面”“香腮”“眼波”都是对年轻女子身体的描写，女子如此风韵娇美，皆因与心上人相约幽会而精心妆扮，女性为取悦男性审美，并按照男性的审美标准来打造自己的外表，以男权的标准衡量自身，是女性困境的另一表征。

相应地，若女性长期置于被男性观看和审视的境地之中，这种被审视的姿态将在女性意识中逐渐内化成为一种坚定的行为律令，如果男性缺席或者离场，则会造成女性审美的缺失，因此而无心妆容。“瑞脑香销魂梦断，辟寒金小髻鬟松”（《浣溪沙》）以及“风住尘香华已尽，日晚倦梳头”（《武陵春·春晚》）均描写了男性观者缺席，或者昔人已去后的女子境况。“观看者”离开了观看产生的场域，权力体系中的施权者已经离开，权力受体便失去了既存秩序中的原始平衡。容颜为谁呢？所以女子已经懒于妆容，无心梳理。身体不是一个封闭孤立的系统，它是人接受外界信息的感应器，易安词中女性身体的叙事，是女性对外界信息做出的反应体系，是女性被男性规约、限制而“身不自身”境遇的写照。

2.身体叙事与女性空间重构

女性空间内的身体叙事是易安词中“精神物质化”的表现技巧之一。封闭而卑从的女性空间显露着空间内女性主体的困境和焦虑。她们一方面感受到身体所遭受的孤寂、限制和压力，另方面，也为国破民困的现实而感到失落痛心。“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渔家傲》），在这首记梦词中，梦魂在梦境中来到天国。福柯在《乌托邦身体》一文中阐明灵魂在身体里“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运作”，强调灵魂与身体的一体性，他说“灵魂住在身体里，但它知道如何逃离”。因此，灵魂记事也是身体叙事的一部分。词作中天帝“殷勤问我归何处”，是词人对当下执政者失望的对比性书写，若现实中的帝王能如梦中天帝一般温和、爱民，百姓便不会尝辛嚼苦。“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在回答天帝询问中，作为词中主体表达家国情怀的话语时援引了屈原《离骚》中语“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将上下而求索”和《庄子·逍遥游》中“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表达对国家存亡以及国民前途的忧虑，在意欲如大鹏振翅般逃离当下社会的想象中，显示了词人对时政的不满和厌离之心，并暗示出欣求崭新政治生存语境的理想。“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一句是词人对女性空间的重建。载着词人的“蓬舟”是流动的女性空间，劲风若能将其吹去三山，便可享受不受这人间规约限制的美好空间，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这里表达着词人对打破现存女性空间秩序、重新建构女性生存领域的强烈愿景。

综上，惯以“婉约”风格为人称誉的易安词表面看来主要表现宋代女性的情感生活和闲愁别绪，然而，透过对其女性空间书写三个维度的分析，不难看到的是，词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地位、命运以及家国前途同样充满担忧与关切。在对女性空间的越界与重构的叙事书写中，颠覆了父权制下女性封闭、卑从的社会属性，解构了男性主导、女性边缘的空间秩序，重新建构起自由、独立、摆脱男性“凝视”的女性新空间，展现了词人在封建制度下体认女性价值、重塑女性地位的勇气与思想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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