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增强到机器向人化——对脑机接口技术两种进路的哲学审思

赵 豆

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未来简史》一书中，指出了人类通往未来的三种路径：生物路径、半机械人路径以及非有机生物工程。其中半机械人路径即将人体与电子机械设备进行融合，非有机生物路径更是直接主张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帮助人类脱离肉体的束缚，将人类塑造成在数据中生活的硅基生命，这两种途径都揭示了人机融合的未来发展趋势。“人机融合的实现与融合程度是一个相对缓慢的渐进过程，主要体现在: 感知融合、行为融合和思维融合三个层次的发展阶段。”人机融合承载了人类全面拓展自身感知觉能力、行为能力以及思维能力的美好期望，而BCI技术的出现给予这一愿景可能的实现途径。

近年来，随着认知与神经科学的发展，人们开始探索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BCI)技术，以帮助身体患有某种疾病的人恢复(部分)肢体活动能力。作为一种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通信系统，BCI使人类能够利用脑电图等技术使大脑中的控制信号与周围环境直接进行交互，而不牵涉周围神经和肌肉 Jonathan Wolpaw, Niels Birbaumer, et al., Brain-Computer Interface Technology: A Review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Meeting, , vol. 8, no. 2(2000), pp. 164-173.。由于其特殊的技术原理，BCI作为脑机融合的基础技术为社会各界重视与热议。BCI技术展现了碳基生命与硅基机器融合以弥补碳基生命自身局限的技术发展趋势与前景。本文首先基于人机融合趋势探究BCI实现人类增强的“激进进路”在人类心灵延展方面的理论和现实的意义与价值。但本文认为，由于BCI在人类增强问题上面临的艰巨的技术挑战与伦理困难，导致大脑佩戴或植入设备的进路无法大规模实验与普及，而另外一种“保守进路”的可行性更高，即机器向人化：BCI可以有效地帮助机器接收、采集人类理解伦理知识时的大脑活动数据，并对情感活动等进行模仿，以增强机器决策的可靠性。这一保守进路提供了人类心灵延展的另一种形式，可以有效缓和超人类主义与生物保守主义的诸多伦理争论。最后本文基于具身认知、行动者网络以及心灵哲学等理论对BCI保守进路可能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揭示机器向人化进路中BCI帮助机器模拟人类情感时所面临的“通感难题”，以及向人化机器作为“行动者”(actor)的社会定位和人类应该采取何种策略预测机器的行为等问题。

随着“超人类主义运动”的兴起，不少学者倡导利用科学进步，对当前人类体能、智力、情感和道德水平等进行改进提升。超人类主义运动的一个最本质的特征就是追求从传统的医疗模式，即以治疗疾病为主要目的的模式，升级到“高级”模式，以“增强”人类。所谓“增强”，并不是专注于人类某些功能的恢复或更充分的发挥，而是对人类已有的一些功能进行质的提升，或者增加某些新的功能。佩莱格里诺(Edmund Pellegrino)对以往关于这一概念的定义进行研究时也强调了这点，提出：“我对增强的操作性定义将基于它的一般词源意义，即增加、强化、提高、提升、增高或放大。这些术语中的每一个都承载着‘超越’某一时刻存在的东西的内涵，无论它是某一事态、一种身体机能或特性，还是人类本性中固有的一般限制。” Edmund Pellegrino, Biotechnology, Human Enhancement, and the Ends of Medicine, , vol. 10, no. 4(2004), pp. 4-5.波斯特罗姆(Nick Bostrom)与桑贝格(Anders Sandberg)将“增强”定义为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干预，即“可以使某些子系统(如长期记忆)的功能在某些个体的正常健康状态之外得到改善，或者增加新的能力(如磁感应)” Julian Savulescu, Nick Bostrom,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 2009, p. 378.。可见，“超越性”是人类增强这一概念的本质属性。不可否认，BCI的研究初衷并不是对人类某个或者某些能力的提升，其重点在于“治疗”。尽管广义而言治疗也是一种“增强”，然而BCI被超人类主义纳入人类增强的范畴中是因为随着这一技术功效的凸显，人们发现这一技术不仅可以用来帮助失去肢体运动功能的残障人士，还很可能辅助正常人实现对自身行为和认知等能力的超越。

在BCI帮助人类增强方面，较为激进的进路就是BCI设备对人体进行接触式作用，以提高人类的行为和认知等能力。BCI可以增强人类外在的行为能力，这主要通过单向获取大脑信息来实现。根据以往智能假体的研究成果，BCI技术能够增强人类运动能力，在于基于脑电图或皮质脑电图等技术的机器人假体可以有效代替人类肢体进行活动。同时，BCI可以有效提高使用者操作游戏或工作软件的能力。目前一些游戏公司已相继开发出基于“非侵入式”(non-invasive)BCI的游戏设备，玩家通过脑电图设备可以用意识控制游戏中角色的活动。美国的游戏公司维尔福集团(Valve Corporation)更是尝试将玩家的情绪纳入BCI游戏的研究之中，以进一步增强玩家的体验感。2019年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赛—BCI脑控机器人大赛”中设计了技能赛项目，包括脑控打字、运动想象、青少年BCI项目等。来自天津大学的参赛者借助脑电波，实现了691.55 bit/min的理想信息传输速率(ITR)，创造了历届世界机器人大会脑控打字的最高纪录。BCI帮助人类增强自身行为能力并不需要过于复杂的技术手段，也不需要将设备直接作用于大脑，仅仅通过非侵入式或半侵入式设备即可实现，风险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因而有着较高的可行性。

人类内在认知能力的增强也是BCI的研究方向之一，这涉及向大脑单向输入信息。这一方向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德尔加多(Jose Delgado)著名的“公牛实验”，他将带有刺激接收器的芯片置于公牛的大脑中，以让奔跑中的牛停下来。目前的“侵入式”(invasive)BCI已经可以将自然或人工感觉设备插入大脑皮层，以恢复人类视觉、听觉等感官的能力，增强其反应速度，扩大其感知范围。典型的案例就是人工耳蜗在治疗失聪方面的应用，“这些植入物通过直接电刺激感觉上皮(基底膜)来治疗神经感觉性听力损失” Peter Konrad, Todd Shanks, Implantable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Challenges to Neurotechnology Translation, , vol. 38, no. 3(2010), pp. 369-375.。目前的植入物已经可以确保使用者不仅能定位声音来源，还能在噪音中听到特定的声音，植入物使用的电刺激可感知的平均耳间强度差为0.3 dB，这大约是灵敏听力的三倍 Graeme Clark, Personal Reflections on the Multichannel Cochlear Implant and a View of the Future, , vol. 45, no. 5(2008), pp. 651-693.。而马斯克(Elon Musk)创办的Neuralink公司研发出的BCI芯片已经能够使佩戴者听到以前无法听到的声音(扩展正常频率和振幅之外的人类听力范围)。这种芯片除了能够将音乐直接输入人类大脑，还能帮助调节佩戴者的荷尔蒙水平，以及缓解焦虑或提高推理能力等。可见目前BCI技术对于人类认知官能的作用不再仅仅停留在“治疗”或“改善”的阶段，而是朝着“超越”的方向发展。

然而，人类认知能力的增强并不仅仅是大脑能够获得更多信息或者获得特定信息那么简单。“尽管有更容易的方法可以将信息送入脑中，但是这些额外的信息在提高我们思考和学习的效率方面作用甚小，除非负责处理这些数据的神经机械同时升级。”如何利用BCI升级大脑的数据处理机制？这要求大脑与植入物实现双向互动，植入物不仅可以及时获得大脑的活动数据，也要帮助大脑迅速处理活动时感知到的信息。而这里就会涉及“超人类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何为大脑增强的界限？一部分“超人类主义”学者认为，“增强”仅限于人类自然潜力的增强，当这一种“增强”同人工智能相结合时，人类心灵活动的内容，如记忆、情感等可以以BCI技术为中介通过“非破坏性上载”(nondestructive uploading)储存到计算机之中——计算机可以作为大脑的外在信息储存的物理载体。这种“上载”不会破坏生物大脑本身的构造，生物大脑与外在的数字大脑将同时存在。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曾经提出一种假设，即人类通过植入大脑的芯片拥有脑机接口，使大脑与互联网相互连接，如此便实现植入物与大脑之间的双向互动。而现今科学家已将强化学习应用于BCI的研究中。如果我们能记录来自大脑本身的信号，它会告诉我们“事情”是否进展顺利，通过强化学习技术利用大脑反馈来调整BCI设备 Brandi Marsh, Venkata Tarigoppula, Chen Chen, et al., Toward an Autonomous Brain Machine Interface: Integrating Sensorimotor Reward Modulation and Reinforcement Learning, , vol. 35, no. 19(2015), pp. 7374-7387. 。就BCI发展现状而言，库兹韦尔这一假设在未来是有可能实现的，只是这种增强方式仍然局限在人类大脑的自然功能中。另一派“超人类主义”学者则认为人类意识是可以脱离生物机制而独立存在的，意识的产生与存在不仅仅只依靠大脑中的神经机制。他们根据唯物主义观点提出：“大脑不过是一台更精密的机器，而意识仅仅是其表层产品，是一层思想的薄膜，以为自己独立于底层机制(神经回路)而存在，但实际上它正是由底层机制所产生的。”这意味着，当机器变得超级智能甚至拥有再生能力时，人类的大脑可以完全被机器所取代，到那时硅基机器将成为人类意识的新载体。未来人类也许可以通过BCI将生物大脑中的内容全部“上载”——可能是破坏性上载——到硅基的“数字大脑”中，如此人类将彻底摆脱生物体的限制，与虚拟人工智能体共同生存在数字世界中。同时人类可以通过强大的“数字大脑”处理信息，拥有超强的认知能力。

克拉克与查尔莫斯的心灵哲学理论认为人类作为有机实体在与外部实体双向互动时，构建了一个耦合系统，这个系统本身就是一个认知系统。“系统中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发挥着积极的因果作用，它们共同控制行为的方式与认知相同。” Andy Clark, David Chalmers, The Extended Mind, , vol. 58, no. 1(1998), pp. 7-19. 由此，他们基于“积极的外在主义”(active externalism)提出了“延展心灵”(extended mind)的主张，认为认知活动不仅仅局限于大脑内部，认知是由人与外部媒介(如笔记本、大脑植入物甚至是助理、秘书等)共同构成的一个耦合系统。大脑(或大脑和身体)由一系列基本的、可携带的认知资源组成，这些认知资源会将身体动作纳入认知过程 Andy Clark, David Chalmers, The Extended Mind, , vol. 58, no. 1(1998), pp. 7-19. 。基于这一论点，不管是BCI对人类行为还是对认知能力的增强，其实都可以归结为对人类心灵的延展。一方面，BCI技术离不开与大脑的互动，佩戴BCI设备的人可以通过支配外骨骼设备增强活动能力，这是基于技术的帮助将大脑信号直接传达到外部设备上，从这个意义上而言，BCI已经将心灵的能动性延伸到人类身体之外更远的地方；
另一方面，BCI延伸了心灵的感知范围，大脑中的认知资源不仅更加准确高效地感知自身肢体动作或外在事物等，还拓宽了感知边界，人类心灵可以触及更加宏观或微观的外部世界。与心灵哲学的整体观相反，动物主义(animalism)认为人的各部分是相互独立的存在。“如果大脑在思考，而你作为一个人类动物也在思考，那么你的椅子上就会有两个思考的东西。” C. Sutton, The Supervenience Solution to the Too-Many-Thinkers Problem, , vol. 64, no. 257(2014), pp. 619-639.动物主义将之称作“多个思考者问题”(the many thinkers problem)。而BCI技术的研究成果为化解这一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依据。设想一个生物体通过BCI技术成为赛博格(Cyborg)的存在，外接设备在BCI获取的大脑神经信号的支配下运行，此时大脑、身体与BCI以及其他外接设备是统一的整体，这刚好契合心灵哲学的整体观，也为这一理论提供科学上的支撑。

然而，由于BCI技术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利用该技术将人类心灵活动的内容“上载”到计算机中仅仅是人们基于现今技术发展水平对未来的合理畅想。目前BCI技术可以做到的是提取或者干预人类大脑活动信号，在一定程度上延展人类心灵感知与影响的范围，这对于人类增强的研究而言已经是较大的突破了。人类增强是为了实现人类对自身各方面能力的超越，BCI研究进展表明该技术在增强人类行为和认知能力方面有着较为乐观的前景，然而这只是一种预期。非侵入式BCI技术虽然较为安全，起到的作用却是有限的。而BCI技术对于人类增强的重要价值更多是对认知能力的全面增强，需要采取将设备直接植入人类头颅中的侵入式BCI技术才能实现，这也是这一进路被冠以“激进”标签的根本原因。关于BCI技术促进人类增强的激进进路，生物保守主义持反对的态度，认为将技术作用于人类大脑，除了避免不了的安全性问题，社会公平、人类隐私与人格同一性等也可能受到威胁与侵害。这些伦理问题很多直接关系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如果得不到解决，BCI技术就很难大规模实验与普及。此外，社会群体对于“植入”概念的排斥情绪也是这一激进进路无法逾越的阻碍之一，这些问题决定了在短时间内BCI技术仍然被限制在“治疗”与“实验”的范围之中。

不可否认，将BCI直接用于人类增强虽然可以较大发挥这一技术的使用价值，有效提高技术的利用效率，然而目前而言，BCI技术的研究更多地还只是停留在实验阶段，将植入物直接或间接作用于人类大脑的进路还是稍显“激进”。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人类还需要依赖传统的脑—机分离的方式，用“外在于”人的技术帮助或者代替自身展开行动、处理信息甚至进行决策。事实上人类在机器独立处理信息方面的探索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功。2011年IBM公司成功研发问答系统沃森(Watson)——一个基于知识图谱对自然语言进行处理的技术系统。沃森在美国智力竞赛电视节目《危险边缘》中击败人类选手，获得比赛冠军，展现出机器在知识储存与查询、问题理解以及答案生成上的优越性。这些依靠知识图谱实现对用户意图分类与自然语言理解的人工智能系统的算力成本也在迅速下降，现今“天猫精灵”等对话系统已经将人工智能这类技术的应用普及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未来问答、大数据等系统如果能够同BCI相结合，帮助机器学习人类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理解问题，也许能够尽可能地降低机器决策的出错概率。这就引出BCI技术帮助人类突破自身行为和认知等能力的另外一个可行的“保守进路”：促进机器的“向人化”，使它们可以帮助甚至代替人类做出更加合理的行为与决策。

这里的“合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合乎“理性”，另一方面是合乎“伦理”。在合乎理性方面，因为机器在进行决策时依赖人类赋予它们的高效算法，能够根据情景快速做出最优选择，而只要技术在不断地发展，机器决策时的效率与准确度便会不断提高。但在合乎伦理方面，目前，人工智能机器缺乏“人情味”、侵犯人类隐私等现象似乎层出不穷，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能仅仅依靠算法在效率上的不断改进，而是需要在机器运行程序中嵌入人类的道德规范算法，并让机器“理解”人类是如何理解这些道德规范的。当然，人类大脑不能简单地类比为一台计算机，大脑活动也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计算机处理信息的符号化、形式化过程。因而，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所具有的符号化与形式化运作方式也许并不是大脑仿真的有效实现途径。尽管如此，这种途径却可能是目前增进对人类大脑以及大脑认知过程的理解的有效方法，并可以在此基础上帮助机器学习与模仿人类大脑在决策过程中的理性与非理性活动模式，这是一个机器逐渐“向人化”的过程。

这里的“向人化”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机器决策中要有人文维度，即机器要体现出对作为群体或个体的人类的关怀，将人类的生命安全与人格尊严放到决策首位，而不是冷冰冰地遵从算法的支配；
第二，机器的决策结果要在人类的预期之内，能够为人类理解。因此，与一般意义上试图用BCI结合其他技术对人自身施加影响的“人类增强”进路相反，“机器向人化”在于人类尝试通过BCI对机器产生影响，促使机器向人类学习，改善机器的“行为”模式，从而实现除大脑佩戴或植入设备外的另一种脑(人)机融合的形式。

机器可以在BCI的帮助下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中的伦理与文化。关于机器能否拥有理解能力，理论家们意见不一。与图灵认为机器可以拥有智能的观点相反，塞尔认为机器不可能拥有智能，原因在于他认为机器没有理解能力，并且他还用中文屋(Chinese Room)思想实验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论证。塞尔将他在中文屋中根据英语指南对卡片进行配对的活动同计算机按照编码进行信息处理的活动进行类比，他认为，自己在中文屋中虽然依靠英语书给出了中文问题的正确答案，但他实际上完全不“懂”中文。塞尔的类比看似合理实则存在漏洞，他的观点同动物主义提出的“多个思考者问题”存在相似的理论谬误，即认为大脑中的每个神经元都要拥有独立的思考能力。而事实上在中文屋中，塞尔作为整体的一部分，类似于大脑中的部分神经元或计算机中的信息输出装置，是不具备独立的理解能力的，真正理解一门语言的是作为整体的中文屋、人以及计算机。如今的搜索引擎已经展现出基于知识图谱对问题的“理解力”，当然机器的“理解”机制与人类大脑的“理解”机制是不同的，然而“理解”结果却是相似的。当然，让机器“拥有”人类伦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工程师通过编程的方式将与伦理文化相关的算法嵌入机器运行程序中，如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接下来就是进一步帮助机器“理解”人类的伦理，在此过程中BCI可以采集人类大脑在不同善恶倾向事件刺激下的神经活动信号。比如在实验的过程中，激发被试者的爱国情感并记录此时被试者大脑神经的活动频率，将之同被试者被激发出其他感情时的大脑状态进行对比，机器就有可能更加“理解”爱国作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的神圣感。

人类的行为不仅受其心灵中理性因素的支配，也受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比如是否偷药救妻的海因茨难题，驾车闯红灯救助伤患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交给机器来决策，在理性的规范与法律的限制下，机器会选择“不偷药”和“停下车等红灯”。在与环境的交互中，人类会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在复杂环境中针对突发事件做出道德选择。但机器不同，在它的程序中往往只有完成任务的算法，因为工程师无法将环境中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预先编码。工程师们也逐渐开始承认，情感智能、社交能力以及机器人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这三者对于机器人在社交语境下可靠地发挥其功能是十分必要的。如何让机器“拥有”情感？不管是采取编程途径还是机器学习途径，目的都是让机器“理解”并模仿人的情感状态。在这一过程中，BCI也许可以作为有利的中介工具。目前已经有学者通过基于脑电波的BCI对人在视觉刺激下产生的“厌恶情绪”(其中包括道德厌恶)进行了研究 Beatrice Cameli, Raffaella Folgieri, et al., A Study on the Moral Implications of Human Disgust-Related Emotions Detected Using EEG-Based BCI Devices, , eds. by Simone Bassis, Anna Esposito, et al.,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6, pp. 391-401.。除了可以利用BCI技术对不同原因引发的相同情绪以及情绪与行为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还可以对同一事件下人类产生的不同情绪进行对比。比如已有研究通过BCI记录下人类在从事股票投资时的恐惧、悲伤、期望以及放松等情绪状态 Edgar Torres, Edgar Torres, et al., EEG-Based BCI Emotion Recognition Using the Stock-Emotion Dataset, , eds. by Miguel Botto-Tobar, Omar Gómez, et al., Switzerland: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21, pp. 226-235.。未来还可以通过BCI对人类不同情况下不同情绪的大脑皮层活动进行更加精确的刻画，对比不同情境下产生情绪的脑节律之间的区别以及不同的情绪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依此建立不同的递归神经网络模式。机器通过学习根据BCI构建的情绪与行为模式，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不同的表情与行为以及隐藏在表象后的情感，还可以对人类的道德情感进行模仿。一方面，当机器监测到人类的面部表情以及其他的身体反应后，可以将其迅速对应到相关的正面或负面情绪，以此作为自己下一步行为的依据。最简单的应用就是当机器监测自己的行为使人类表现出恐惧的表情时，可以及时地中止有可能对人类造成伤害的行为；
另一方面，机器可以在相似的情境下产生与人类相似的“情绪”与相应的反映，做出同人类相似的行为选择。比如机器在执行指令的过程中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时，可以被激起“同理心”情感机制，其会促使机器帮助人。

基于BCI的人机交互也能够促进人类与机器的协同进化。人类对于生命有限性的超越是艰难的，目前而言，人类从碳基生命走向永生的硅基生命只是一种美好想象，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要作为碳基生命承受“死亡”带来的威胁。死亡既然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可以做的就是在脑机融合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增强自己。人类对自身行为能力的超越相对较为容易，因为机器可以代替人力。在技术的飞速发展下，人们只需要关注如何让机器越来越可靠地行动即可，BCI在这一方面展现了特别的优势。人类在使机器模仿生物体的感知能力上已经有了很多技术突破，如倒车雷达或影像可以感应车辆周边物体以及距离物体的距离，这也增强了人类驾驶时对周边事物的感知能力。而在BCI的帮助下机器不仅仅可以对感知觉活动进行模仿，还有可能对基于感知的人类记忆储存与调动、认知与智力活动等过程进行探索，并对这些大脑活动模式进行模拟。当然，模拟只是机器帮助人类超越自身认知能力有限性的第一步，BCI还提供了机器与人脑直接进行交互的机会。未来在以BCI为中介的人机交互中，机器可以不断检测自身模仿的效果，以便进一步的学习与改进。在与人脑进行交互的过程中，机器可以利用算法解析大脑神经活动数据，结合深度学习，不断改进自身对获得信息的处理方式。这不仅是对大脑神经网络模拟的过程，也是模因传递的过程。道金斯将模因看作是文化的基本单位，而模因传递是通过非遗传的途径，即“模仿”。波斯特洛姆提出：“我们有理由扩展手段去探索‘可能存在方式的更大空间’，因为我们会发现，其中包含着极有价值的存在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感觉方式、讲述方式，但囿于生物上的局限，我们目前无法获得。”人的认知、思维方式深受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机器在模仿人类认识活动时，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模因的“宿主”，成为传播模因的工具。不可否认，由于人类自身生理上或生存环境的限制，一些蕴含重要价值的认知方式并没有被人类普遍掌握，而这些认知方式却可以帮助人类更加高效地掌握客观规律。如果BCI与拥有这类认知方式的少数人类进行交互，找出他们认知过程中的大脑活动机制并复制他们的模因，此后其他人在与机器进行交互的过程中也就可以受到机器所携带的模因的影响。这些模因可能蕴含着更新、更有效的思维、记忆和感知方式，人类可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模因，改进甚至形成新的模因，并在人际交往中传递给其他人。如此，便实现BCI技术下的人机协同进化。

对比BCI技术下的人类增强进路，机器向人化进路既是人机融合中思维融合的一种形式，也是人类心灵延展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更加保守，既不会触及心灵延展的边界，又向另一种方向扩展了人类同外部环境耦合形成的认知系统。因为在BCI创造的交互环境中，人类将他人、机器都纳入这一认知系统中，促使机器尽可能地“理解”人类关于伦理文化、情感等方面的认知。克里克与查尔莫斯将语言看作延展心灵的载体 Andy Clark, David Chalmers, The Extended Mind, , vol. 58, no. 1(1998), pp. 7-19.。BCI技术下机器向人化的过程是以特殊语言即形式符号为载体实现的心灵延展，而机器实现向人化后，人与机器、人与人、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交互载体可能不仅仅局限于语言符号，行为、图片等都可能是模因传播的载体，向人化机器加入人类社会后与人类耦合形成的系统，将会是一个新的社会认知系统。

对比BCI促进人类增强的激进进路，BCI实现机器向人化的保守进路是通过这一技术对机器产生影响，规避了将技术直接作用于人类大脑时所面临的风险，避免诸多伦理问题的产生。然而机器向人化这一进路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值得我们注意和警惕。

BCI实现机器向人化的保守进路面临具身认知理论的挑战，比如BCI能够帮助硅基零件构造的机器模仿人类情感中的“通感”吗？梅洛·庞蒂认为人类的身体是一个统一体，感官间的统一性是先验的真理，表现为感官之间的“通感”。“感官通过感知进行交流，就像两只眼睛在视觉上的协作。” Maurice Merleau-Ponty,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 243.感官间不需要翻译就能够交换信息，比如看到不同颜色会感受到不同的情绪等，如此可以帮助人类同时从多个维度把握外在世界的特征。而当拥有通感的生物体进行交互时，“我通过身体的不同器官感知他人，同时各个器官作为身体图式和知觉统一框架的外在表现方式，通过通感将他人的图式与自身图式连接，从而形成图式转换”。在这一过程中，身体间在进行感知上的交流时会实现经验的叠加，进而引发情感上的通感。具身认知认为情感是由身体引发的，具身的情绪是身体与环境打交道的方式。“在与情境打交道的过程中，情境与‘我’的情绪之间构成一种情绪活动—情绪相关项的意向结构，它不同于刺激—反应的因果性模式，只能认为是一种周遭情境与有意识的身体之间的相互引发与构成。”情感上的通感由身体间的通感引发，如婴儿之间的“哭泣感染”、人际交往中的同理心等，这种通感对于促进人际间的理解与互助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机器能够在BCI的帮助下模拟出情感上的通感吗？就目前的技术水平而言，这仍是有待解决的难题。作为通感产生的基础，人类感官间的协同性是历经长久进化形成的，对于这种协同性背后的机理，目前的科学水平还无法确切掌握。而将机器中不同传感系统相互联结来对人类感官间的通感进行模仿的效果也较为有限，进而暂时也无法通过机器与人类之间感情上的“通感”进一步促进机器对于人类情感活动的“理解”与模仿。“通感难题”是BCI技术促进机器向人化的进路面临的理论与技术上的难题，也是重要的研究方向，而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未来BCI技术以及其他人工智能技术的共同协作努力。

向人化机器在人类社会中的定位，也是运用BCI帮助机器模仿人类时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未来向人化机器同人类以及其他相关的实体与虚拟体一同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认知系统，向人化机器介于人类与其他事物之间，它虽然是硅基人工物，然而在BCI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帮助下会拥有与人类相似的“意识功能”与“意向性”。对于硅基生命能否拥有“意识”这个问题，许多人从直觉上直接给出了否定答案，丹尼特(Daniel Dennett)称之为“僵尸直觉”。他认为“僵尸直觉”是一种不可信的直觉。一方面，在与外界进行交互时，人类会不可控地将“意识”赋予其他智能体，“只要我们发现有什么东西像人类那样活动，尤其是像人类那样交谈，我们自然而言就会将意识赋予它们，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想象”；
另一方面，从信息意识观出发可以将“意识”看作脑的信息性活动，包括输入信息、储存信息、提取信息、加工信息、生产信息和输出信息等，作为人工智能体载体的机器也可以从事这种类型的活动，甚至在BCI的中介作用下，机器能够同人类大脑的意识活动直接交互。当然，模仿人类的机器拥有的并不是真正的“生物意识”，然而其对于信息的处理能力足以使它们同人类进行交流。除了“意识”，“意向性”是人类心灵的另一个主要特征。而人工物有意向性吗？维贝克(Peter-Paul Verbeek)在论证其“道德物化”的观点时，论证了人工物是存在意向性的，比如医疗设备、减速带等人工物，它们有助于人类行动、解释和决定的形成。“人工物的意向性在其对人类行动和体验的指向中被发现。因此，技术调节被视为意向性的一种特殊的、物质性的形式。”BCI促进机器向人化本身就是道德物化的过程，在BCI设备的帮助下使机器模仿人类情感也是促进机器拥有更加合理的伦理意向的尝试。未来拥有人类心灵特征的向人化机器足以展现出明显的能动性，它们在人类社会中不是纯粹的客体或工具，而是拉图尔所说的行动者。拉图尔认为人类作为行动者与非人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多功能性与异质性网络，共同促进科学事实的建构。这是流变的动态之网，行动者既塑造着这一网络也被网络影响与塑造着。不可否认，机器加入人类的行动者网络，给人类带来了诸多积极的影响。它们显著增强了人类整体的能力，带动生产力的飞速提高并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与传播，推动整个社会认知系统的发展。然而，在行动者网络中，每个行动者都面临着危机，因为“如果他们的现实性目前没有以某种方式发挥，那他们就没有现实性” Graham Harman, The Importance of Bruno Latour for Philosophy, , vol. 13, no. 1(2011), pp. 31-49.。在新的社会认知系统这张动态网络中，人类无法避免受到向人化机器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并不总是积极的，过度依赖机器进行决策很有可能导致人类自身主体性被它们所取代，从而沦为被动的客体。这个问题在现今的技术社会中已经有所显现，表现为人类逐渐被作为大数据系统载体的机器所支配。人类逐渐失去拒绝使用技术或拒绝被技术管理的权利，被技术拒绝的现象却层出不穷。未来向人化机器可能会拥有更强大、更全面的功能，并在人类社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为了避免过度向人工物妥协，被它们规训，在BCI促进机器向人化的进路中，人类不得不对自身使用BCI技术给予机器何种程度的向人化以及它们在行动者网络中被赋予何种权利与地位进行深入的思考。

然而，不管未来人类赋予向人化机器何种社会地位，机器都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认知网络中的行动者。未来人类对于向人化机器采取何种态度或策略，以确保自身主体性地位，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人类区别于其他智能体的特征之一是会能动地且相对准确地预测与之交互的智能体的行为。丹尼尔·丹尼特提出了三种人类预测策略：物理立场(physical stance)、设计立场(design stance)以及意向立场(intentional stance)。当根据一个系统背后的原理去预测其趋势时，人们通常会采用物理立场，比如预测天气等自然现象的各种变化；
当根据系统功能预测其行为时，人们会忽略对象物理成分的细节，“并根据它有某种设计的假设，预测它在各种环境下将做出像所设计那样的行为”，比如我们不需要掌握汽车行驶背后各种技术原理就可以驾驶汽车。然而面对有一定人类心灵功能和特征的机器，前两种策略就显得不那么高效，此时意向立场的有效性凸显出来。在对某一个对象采取意向立场时，人们常常会将其看作一个拥有信念、愿望以及意向性的理性智能体(rational agent)，然后根据其在世界中的位置与它的目的，推测它有何种信念，继而预测它的愿望以及它会采取何种行动从而达到自身目的。基于BCI技术拥有“人工情感”的向人化机器可以综合算法理性和各种非理性因素做出人类预期之内的决策。丹尼特认为任何行为可以被意向立场较为准确地预测的系统，都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真正的意向系统，所以人类对于向人化机器采取意向立场的策略也是测试机器向人化成果的有效措施。当人类的意向立场对机器“行为”的预测越准确，机器向人化的程度就越高。而在交互过程中意向立场策略准确性的不断提高也是人类心灵进化的表现。虽然丹尼特的“意向立场”理论为人类对于向人化机器行为采用何种预测策略的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建议，然而由于机器所拥有的智能方向以及智能、向人化的程度不同，意向立场也会面临失败的风险。以往人类错误评估技术的负面效应而引发的灾难也在警示人类，错误预测机器的“行为”有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对人类自身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因而，如何提高意向立场预测的准确性，以及在不同认知网络中对不同向人化机器采取何种程度的意向立场都是人类可能会面临的难题。

对于人类增强技术，超人类主义与生物保守主义一直持有两种对立的态度。超人类主义主张通过技术将人类增强为后人类，而人类增强技术可能带来的诸多伦理问题是这些技术在应用中难以逾越的障碍，也是生物保守主义提出反对的理由。BCI作为人类增强技术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克拉克与查尔莫斯的心灵哲学为BCI延展心灵提供了哲学上的理论支撑，然而这一人类增强的激进进路由于面临着技术与伦理上的挑战暂时无法有效推进，与此同时，弥补人类能力(特别是认知能力)不足的需求却是迫切的。而本文提出的机器向人化，提供了延展心灵与促进脑机融合的另一种途径，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超人类主义与生物保守主义的激烈矛盾。借助以BCI为中介的人机交互，机器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中的伦理与文化，并通过模仿人类获得“人工情感”以帮助自身做出更加合理的决策。当然，人机交互的过程也是人类模因传递的过程，在这一进路中，机器仅仅需要同小部分人类进行交互，便可获得并模仿人类模因，并将筛选后更加合理、先进的模因传递给其他的机器与人类。模因通过人—机、机—机以及人—人的交叉互动不断更新发展，从而实现机器与人类的协同进化。然而，对于BCI实现机器向人化的保守进路，具身认知、行动者网络以及心灵哲学等理论也提出了一些挑战，揭示出机器基于BCI技术学习并模仿人类情感时所面临的具身情绪中的“通感难题”、未来向人化机器的社会定位问题以及人类应当采取何种程度的意向立场去预测向人化机器的行为等问题。当然，这些挑战对于BCI促进机器向人化的保守进路而言也是机遇，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BCI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的前景，推动未来BCI技术朝着更加安全、有序的人机融合的方向发展。

总之，BCI技术中的人类增强与机器向人化展现出人机融合下人类心灵延展的两种不同的进路。这两种进路有着不同的优势与局限。然而不管哪一种进路，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于人类自身。因而，在BCI技术的运用过程中，人类要全面地审视这一技术可能面临的问题，并积极地寻找应对措施，尽可能避免BCI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最大化发挥这一技术的正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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