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能力型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突破

林修能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但解释权长期被西方把持。“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理念的提出，有力地打破西方对民主的话语垄断，丰富了民主的内涵，实现了对现代民主理论的突破与创新。“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什么样的民主？它解决了哪些西式民主一直想解决但未解决的问题？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这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概念的出场应当追溯到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在考察上海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时指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1习近平：《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人民网（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1434694.），“全过程民主”一词作为“人民民主”的重要说明，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与学界热议，这一阶段学界有研究将“全过程民主”视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最新表达形式2参见杜运泉：《全过程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路》，载于《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2期。和人类民主政治的新形态3参见鲁品越：《全过程民主：人类民主政治的新形态》，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期。；
2021年7月1日，“全过程人民民主”一词作为党“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努力方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正式出场，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07月02日。它既包含对中国共产党过往民主实践的肯定，也包含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展望；
2021年10月13日，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理念做出了较为系统的阐释，将“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对中国现行民主机制的概括；
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历史决议的形式记录下来，作为新时代“十个明确”的组成部分之一。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从概念提出的历程可以看出，“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概念一方面是对我国现行民主机制的概括，另一方面也指明了必须长期坚持、发展的重要政治方向。学界的研究也由这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从制度层面探讨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运行机制的多样表现形式，另一方面从理念层面探讨中国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政治方向的优越性，本研究的着力点在于理论层面的思考。在理念层面，当前学界普遍认同“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民主”的新发展。比如有学者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标注人类民主共同价值新高度”3田鹏颖：《全过程人民民主标注人类民主共同价值新高度》，载于《河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也有学者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新贡献”4蒯正明：《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人类政治文明的新贡献》，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9期。。现有研究也或多或少将“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西式民主进行对比，注意到“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刻批判西方民主制度和理论存在的逻辑矛盾和价值问题”5刘小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特质初探》，载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然而大多数中西民主的比较研究都聚焦于现行制度运行层面，在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优越性的时候，较为缺乏具有创造性的分析框架与独特视野下的核心观点提炼。

本研究尝试在“权利”与“能力”的比较分析框架下，思考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突破。长期以来，西方话语中的民主被“自由”绑定，“民主”与“自由”都被视为是“人权”的一部分，因而民主被确定为“权利型民主”。在启蒙主义的影响下，这种权利的自明性与正当性成为无可辩驳的现代价值。不可否认，作为应然权利的民主能够深入人心，是一场极具进步性的思想革命，青年马克思也曾深受此影响，提出“人民是否有权为自己制定新的国家制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一旦不再是人民意志的现实表现，它就变成了事实上的幻想”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但是“权利型民主”发展到今天，已然无法应对若干问题：西方国家的人民往往在投票时被唤醒，但是在投票结束后又陷入沉睡；
人民可以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但是问题真正能被解决却是少数；
人民在政治领域享有周期性更换执政党、领导人的权利，但是却永远只能在拥有强有力资金支持的政党和候选人中进行选择，这些问题共同指向了“权利型民主”的能力缺失。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就蕴含着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回应，代表着人类民主政治的另一条更为健全思路的出场。

在2021年10月13日召开的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发展了此前提出的“评价国家制度是否民主的八个标准”，进一步提出“四个要看、四个更要看”的国家民主评价：“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
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
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
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7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于《求是》2022年第5期。。这“四个要看、四个更要看”突出了民主评价的两个维度：权利与能力。每一句话的前半句都涵盖西式民主强调的民主权利，包括人民投票权、政党给人民的承诺、法律规范、权力运行规则等等，这些都是现代民主的共识性原则，是不可否认的人类民主事业的进步。但是每一句的后半句则体现了中国民主对西式民主的超越，也就是对人民获得民主的能力的保障。这些保障包括：人民对国家政治经济事务的广泛参与、要求政党承诺兑现、要求制度得到落实、要求对权力的有效监督。

这些方面西式民主有的做的比较好，有的则存在着固有缺陷，这也正是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努力的方向与超越性所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核在这里得到凸显，这一理念既将民主视为是一种人民享有的权利，也关注将民主践行、落实的能力。

为了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这种超越性，有必要深入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四个相统一”：“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1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于《求是》2022年第5期。。“四个相统一”恰好与“四个要看、四个更要看”内在耦合，核心都是构建超越“权利型民主”的“权利—能力型民主”，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现代国家权力与资本的关系。“四个相统一”回应了民主理念所必须面对的四对重要关系，这里面很多关系西式民主并没有理顺，因此人民的民主权利在能力匮乏的情况下沦为空谈、最终政治被资本裹挟。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则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

（一）理顺“名”与“实”：政治运行摆脱资本束缚

第一，过程民主与成果民主相统一。过程与成果这两个词意蕴丰富，从狭义来看，其中一个绕不开的方面是人民政治选择的过程与选择的成果，也就是“承诺”与“落实”的关系。人民选择了某个政党来执政，看重的一方面是政党的庄严承诺，另一方面也是这个政党有能力兑现自己的承诺。近代以来，无论是“民有、民治、民享”，还是“人民当家作主”，都是伟大思想家、政治家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更是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民主的共同追求。但是，西式民主的承诺往往出于竞争性选举的刺激而普遍言过其实，而且最终总是在资本利益的裹挟下，让先前的承诺变成了一些空话、谎言。中国则由中国共产党这一源于人民、忠于人民的先锋队来将庄严承诺落实，战略上注重立足基本国情及其变化，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步步推进；
战术上，具体的每一个步骤也都立足实际，各级地方党组织将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使得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实现当家作主的能力稳步增强，人民的各项权利自然能在这一过程中得到贯彻。“党中央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增进民生福祉是我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补齐民生保障短板、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是社会建设的紧迫任务。”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党的庄严承诺得到了兑现，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了彪炳史册的民生奇迹，这无疑是对人民权利的整体性提高与人民民主的有力保障。

西式民主的问题与中国民主的成就两相对比，引起我们反思：如果人民选择的“成果”不是民主的，那么承诺的“过程”终究只能是看起来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以上是从政治选择过程来看的，如果从广义的政治运行过程与运行成果来看，这还必须涉及到对民主结果的沉淀——制度的考察，也就是有必要考察民主运行机制的运行过程与运行成果是否统一，这就与第二个“相统一”联系起来。

第二个“相统一”是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相统一。程序与实质两个词的指向仍然非常宽泛，但大体上涉及的是规范与执行，其中绕不开的是制度与人的关系问题。西式民主向来将制度看得比人重要，并且时刻提防权力的扩张，以此为国家制度设计的根本原则。比如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曾指出，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我们渴望得到好的统治者，但历史的经验向我们表明，我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正因为这样，设计使得甚至坏的统治者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害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3参见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1页。为了“不会造成太大损害”，西式民主宁愿对权力多加限制。然而，如果这种制度得不到有力的执行，其想象终究会落空。必须看到，程序是一种既有规则的可操作化步骤的集合体，但是有了好的规则、规范，仍然可能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因为中间的执行可能出现偏差、使得规范沦为空谈。规范在每一个特殊的时空阶段里都是相对稳定的存在，但是不同阶段、不同地方的执行往往差别很大。每个国家的民主都有自己相应的制度支撑与规范，但是各国民主仍然存在客观差异，这一方面在于这种规范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在于执行的差异。

西式民主的规范有其进步的一面，他们在限制权力扩张方面较为完善，有健全的分权机制。但是仍然存在着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他们往往忽略了对资本的规制。其所采用的规范原则基本是在让市场制约权力，认为只要政治成为一个市场，一定可以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走向均衡最优。这种规范理念因此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资本对民主的裹挟被无视了、甚至被合法化，普通民众的民主选择权往往被金钱收买、被资本绑架。民主作为现代社会的共识、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如果不把资本这种现代社会的核心力量考虑进去，是很难做出对政治社会的合理规范。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资产阶级通常十分喜欢分权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8页。第二，分权的规范也可能在执行中走向极端，从而诞生“否决政治”（Vetocracy）2Francis Fukuyama，"America in Decay: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Dysfunction"，Foreign Affairs，Vol.93，Number5，2014，pp.5-26。今天美国政治深深受困于两党激烈竞争，在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常常发生“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情况，无疑和建国者设立的良好规范渐行渐远。可见良好的规范如果得不到合适的执行，反而会起反作用。中国的民主一方面把制约资本、调整经济关系纳入考察，努力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理顺生产关系、推动共同富裕；
另一方面也注重党领导下的执行贯彻，坚决不受资本裹挟与操纵，“要坚决反对资本无序扩张，对敏感领域准入划出负面清单，加强反垄断监管。同时，也要调动企业家积极性，促进各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3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载于《求是》2021年第20期。。这其实就是为民主权利赋能的两大表现：赋予人民权利以经济能力，让政治运行摆脱资本束缚。

无论是承诺与落实、规范与执行，归结起来都是“名”与“实”的统一，民主不应该仅仅成为纸面上的权利，更应该有现实的体现和能力保障。这就要求不仅要给予人民承诺，更要将承诺认真兑现，不仅要构建好制度，还需要让制度的运行有效。而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产关系矛盾，因此为了避免民主的有名无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治运行具备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的能力，从而有效保障民主的落实。

（二）统合“多”与“少”：强大政党赋能人民民主

第三个“相统一”是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相统一。直接与间接，涉及的是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以及何种代表理念是合适的问题。直接民主是最没有争议的代表形式，在一定场合，也需要人民的全体在场。这种思想由来已久，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就激进地认为“凡是不曾为人民所亲自批准的法律，都是无效的；
那根本就不是法律”4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20页。。但是，每个人都作为自己的代表表达自己的意志，这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中践行起来面临很大问题，高强度的政治参与需要高成本的政治动员，而且面临着政治稳定性受损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不应该认为直接民主是唯一合法的民主，因为这将过度强调个体利益的不可通约性，把个体当作是政治分析的唯一合法单元、否认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协调性。现实中，个体的独立性只有在社会性中才能凸显，每个人从一生下来就处于不同的群体之中、并不是自给自足的个体。因此，“代表”是必要且合理的存在。

但是需要继续探讨的是，何种代表理念是合理的？对人的群体属性的强调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身份政治。身份政治是将社会看成是多个不可通融的身份群体，这些要素往往是生来具有的，或者是坚定不移、长久不变的，比如性别、种族、某种坚定信念（比如素食主义、环保主义）等等。这样的身份政治是将“认同”作为社会关系区分的主要依据，大家在“认同”基础上划分“敌我”，5Francis Fukuyama，"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Foreign Affairs，Vol.97，Number5，2018，pp.90-114.整体性的社会、人民因此被隐匿了。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同一绝不是单独依靠认同维系的，社会的分裂、不同群体互为敌我的攻击最后只会让人民的整体性力量被削弱，广大人民与国家的共同利益反而会受损。而且从西方的实践来看，在身份政治基础上进行的群体斗争中，能否取胜的关键是资本的支持，当整体的人民被无限细分的时候，资本就拥有了掌控一切的能力，人民可以去肆无忌惮地游行示威，但是对于问题的解决无济于事，甚至在矛盾尖锐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力量便显示出了资产阶级专政的一面。因此，合理的、有益的代表应该是人民代表而不是法团代表、身份代表，人民代表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这需要由一个源于人民、扎根人民、为了人民的先锋队来承担，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不是代表某些人、某些团体、某些企业的利益，而是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掌握权力是为了调动一切有利资源为人民服务、走向民族复兴。所以，党领导下的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统一在理念上回应了人民的可代表性与如何代表的问题，是对人民“如何进行政治参与才能取得良好结果”的解答。正因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实现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双重奇迹，人民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中国并未出现资本无节制扩张的现象，大量有利因素都被用于国家现代化建设，这就是对民主能力保障的充分体现。

第四个“相统一”是人民民主与国家意志相统一。人民民主与国家意志有可能不统一吗？这个问题触碰到了民主的两个永恒难题：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人民集体做出的缺乏远见的决策。也就是少数与多数、当前与长远的矛盾。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民主遵循的多数原则必然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但如果只顾多数人、完全不顾少数人，最终这种民主也必然是不够合适的、是国家对少数人的一种不负责；
也同样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当前达成共识的决策也可能在实践中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从而使得民主的决策最终出现伤害国家根本利益的情况。这两个问题说明了人民民主需要依靠贤能政治的引领与补充，需要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既从人民中来、为了人民而奋斗，又具备长远的眼光、广阔的视角，能够统筹全局、协调各方。在现代国家，拥有这种政治组织力、动员力的，只有强有力的政党。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从前提出的论断至今仍然适用：“凡取得真正或推定的高水平政治稳定的进行现代化的国家，都至少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1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40页。也正是在现代国家，政党的组织能力、执政能力差异成为了国与国之间最显著的差异。当执政的政党力量孱弱的时候，民主的问题就会被放大，稍有一点失误就会导致巨大的灾难，而且无力矫正。另一方面，当强有力的政党被资本所裹挟、不代表人民利益的时候，民主就会沦为空谈，国家意志也就被降格为资本的意志。所以，人民民主与国家利益张力的解决需要依靠一个兼具组织能力与执政智慧、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一个有力组织，它一方面要贯彻人民的集体意志，另一方面也时刻将少数族群、弱势群体的利益放在心上，建国以来，“我们全力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保护和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进步”2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09月28日。。一方面服务人民，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也注重引导人民团结奋斗，走向长远目标和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是将人民民主与国家意志统一起来的核心力量、中介力量，以强大能力解决了西方国家未能解决的资本主宰政治的问题，引导人民民主的正确践行、保障人民权利与国家根本利益。

第三个、第四个“相统一”归结起来是“多”与“少”的统一。民主不仅需要“多数人”的在场，还需要“少数人”组成的先锋队的引领与组织。中国共产党以强大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贯彻人民意志、为人民民主赋能。中国共产党践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权利-能力型民主”，代表人民、以权力规制资本，保障人民与国家的根本利益。

我们要实现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权利—能力型民主”。无疑，任何民主理念都希望权利可以得到能力的保障，但是通常情况下，民主能力的实现面临着三重挑战：第一，如何保证民主政治形成完整逻辑闭环，并兼具时间的连续性？第二，如何保证多个方面民主的协调统一，而不是仅有政治民主而缺乏经济民主、文化民主等？第三，如何保证良好的制度、规则得到落实、执行，而不是沦为空谈？西式民主对民主能力的关注有所欠缺，因此在理论上也出现了保障民主能力的困难。“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则给出了中国对民主能力的三维解决思路。

（一）全链条：兼顾时间连续与逻辑闭环的民主运行评价

“全链条”有两种含义，一方面指的是环环相扣的完整程序，另一方面也指时间上的连续不断，“链条”的比喻勾勒出一条直线，可以恰当地理解为保障民主能力的一维层次，它关系到民主的起点、中间与终点，是贯穿民主政治运行评价的核心理念。

西式民主的核心评价指标是选举，民主被定义为一种政治方法，按照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经典表述，民主是“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1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5-396页。，这种政治方法被狭隘地限制在选举上面，其结果必然是一次性博弈逻辑的产生。选举成为政治最至关重要的一环，并且在一个周期内是一次性的、不可重现的，所以政党、政客纷纷投入大量的金钱，并通过夸下海口来赢得选举，竞争异常激烈。为了弥补这种程序的单线条逻辑，西式民主赋予选举以周期性重现的显现方式，将两党或多党竞争与周期性选举并提，以达到对特定时期执政党的制约。然而，周期性选举带来的严重问题就是政治连续性受损，这种“擂台赛”滋生了在野党与执政党的互相抹黑、攻击，也刺激了在野党在上台后不顾实际情况地否认对手的有益成果。总之，政治的链条最终被西式民主切割为多个不同链条，各个链条毫无关联、甚至互相对立。于是，西式民主陷入了时间连续性与逻辑一次性的两难困境中，这归根到底是因为竞争性选举不应该成为民主的最重要评价指标。2林修能：《政治主体、运行评价与价值追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超越》，载于《河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全链条”的理念强调程序上的逻辑完整与时间上的连续，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看重的不只有选举这一环节，还有协商、监督、决策、管理等等多种形式，它们紧密结合、不能割裂，“全体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3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于《求是》2022年第5期。。另一方面，它要求民主在时间链条上也要完整，不能断裂、贸然否定前人的工作成绩，而要在继承前辈奋斗成果的基础上开创出新的天地。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链条的串联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要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要保证人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利，民主选举产生人大代表，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落实到人大工作各方面各环节全过程，确保党和国家在决策、执行、监督落实各个环节都能听到来自人民的声音”4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于《求是》2022年第5期。。“全链条”因此给出了民主运行评价的全新标准，指明了对民主权利进行赋能的关键思路。

（二）全方位：完整结构的多领域协调发展

“全方位”意味着拓宽民主的适用范围，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都纳入民主之中，也即是说，人民当家作主不只是政治上的做主，更是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全面做主。“方位”的比喻具有平面性，可以恰当地理解为民主的二维层次，是在多个领域中同时要求民主，关心的是民主的领域协调问题。这些不同领域看起来互相独立，实际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息息相关，比如，如果国家与社会处于动乱之中，人民处于朝不保夕的生活中，政治上的民主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如果一个国家经济孱弱、极度依赖外国，这个国家在强国的裹挟下也就沦为看似独立的殖民地、依附国，人民不可能享有真正的自主。马克思曾指出，“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0-601页。西式民主很长一段时间只关心政治领域，尝试将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进行切割，试图掩盖争夺“经济力量”的重要意义，从而为资本肆无忌惮的扩张提供合法性。福利国家的兴起虽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长时间来看，新自由主义在广大西方国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民主沦为政治领域的游戏，而经济领域、文化领域都被资本牢牢把持，最终政治领域的民主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满与失望。

“全方位”民主的构建具备系统思维，要求实现结构完整、领域协调的民主，不能有的方面民主、有的方面不民主；
有的领域民主、有的领域不民主。这种系统协调的思路赋予了民主更广泛的内涵，也注重通过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实现对民主的全方位“赋能”。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07月02日。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这里，全过程人民民主与社会公平正义、发展问题、共同富裕一起出现，共同构成“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指导下的重要理念。因此，不仅要完善民主参与的政治结构，还需要从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出发，协同推进人民当家作主能力的提升。此前学界也有研究指出，“民主与民生结合，是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也是人民民主的特色所在”2林尚立：《民主与民生：人民民主的中国逻辑》，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这启发我们，民主的内涵有必要从单一政治领域拓展开来，以此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

（三）全覆盖：规范性权利的全面赋予与落实

“全覆盖”强调的是落实深入、休戚与共，要实现“全民”的民主，不能让弱势群体、少数群体享受不到民主。“覆盖”的比喻具有空间性，可以理解为保障民主的三维层次。这一层次具备两个方面，一是要求规范性的民主权利在法理上必须赋予每个人民，另一方面也要求要有强大的力量能够将这种权利往下发放到每个人民手上。西式民主往往将国家权力与人民权利看成是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认为只要通过削弱政府权力，人民自然能得到民主，所以它们往往配置了一系列分权理念，将三权分置、上下议院分立视为所有国家都应该效仿的制度设计。但这些制度能够运行的重要前提是政府的能力足够强，大多数弱政府盲目仿效三权分置最终只会导致失败国家的产生，因为“可能被夺走的权力微乎其微，甚至根本不存在，即使存在，也是得来容易失去也容易。问题不在于夺取权力而在于创造权力，在于动员各种集团参政、组织他们参政”3[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页。。而且历史发展到今天，美国的三权分置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当两党分别掌握行政和立法权的时候，“分权”反而成为合理政策得不到落实的重要原因。归根到底是因为西式民主理念预设了权力的恶，这导致了权力在不信任的凝视下反而难以行善。

“全覆盖”要求强大组织力与动员力，大的政策如何下沉到庞大国土的每一个角落？对人民民主赋予的权利如何下发到每个人民的手上？这都需要强有力的权力作为支撑、需要良好的法律体系作为依托。不可否认，不受节制的权力一旦作恶就会造成巨大伤害，但是这并不代表权力天然是恶的。关键是谁掌握权力、如何使用权力，权力只要用得好、用得对，就可以为民主提供巨大的能量；
相反，一味地强调分权、削弱权力，最后往往不会带来民主的良好运行，只会让民主沦为空谈。《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经验时指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构建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增强自身执政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完善制度、构建渠道，来实现民主的“全覆盖”，让权力服务于人民。

“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三维思路分别从民主运行评价、民主结构安排、民主部署落实出发，讲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为民主能力提供保障的三个层次。西式民主过于狭隘地将民主限定在政治选举领域，一味强调削弱权力，这往往带来政治连续性受损、民主难以保障、权力难以行善等问题，最终的结果就是民主能力得不到充分体现。而无论是运行评价、结构设计还是部署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人民民主能力的赋予都体现出了相对于西式民主的超越性。

民主不是少数西方国家的专利，而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走出了不同于西方权利型民主的权利—能力型民主之路，开辟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需要坚定理论自信，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及其他相关论述，领悟其中蕴含的深刻学理内涵，切实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式民主的理论突破与超越境界。在此基础上才能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弘扬民主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面向大众讲好中国民主故事，让更多人参与到中国民主的建设之中，齐心协力助推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走向更为成熟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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