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政治学的历史渊源及新中国成立后的调整、转向与恢复(1923—1966)

孙关宏 张 兰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

复旦政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1880年10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政治研究院，开始培养政治学博士和进行具有学科意义的政治学研究，这标志着独立的现代政治学学科的形成。这一新兴学科在美国诞生不久，就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等人介绍到中国。1898年，中国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设立了政治堂。1903年，京师大学堂的课程表上所列8个科目，其中就有政治学科。随后，不少陆续兴办起来的高等院校也设有政治学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复旦大学于1923年成立了政治学系。

1923年政治学系成立后，据校教职员录民国十二年秋季中记载：郑觉民，广东遂溪人，美国意利诺大学政治硕士，讲授政治学、国际公法、宪法与公民学、当代史、文学读本、市政府课程。他是复旦大学政治学系的创始人。(1)《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志》(修订稿)，2007年8月，第521页；
本文从1923年至1951年叙述的复旦大学政治学系的教员名录，均引自复旦大学政治学系的历史档案。

1924年秋季，除郑觉民外，还有何葆仁，他是美国意利诺大学政治科博士，讲授国际公法、社会学、政治思想史课程。刘芦隐，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科学士，主要教授政治学、西洋哲学、政党、市政府等课程。自两人来系后，增订课程、添募款项、扩招学生、充实图书设备，政治学系开始成形，具备专门学系之特征。(2)刘芦隐：《社会科学科之过去现在及将来》，载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复旦大学志 第一卷 1905—1949》，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45～346页。由此，可以看成复旦政治学系由三人创立。

这里要插一段复旦烈士费巩的故事。费巩，1923年考入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后他自费学习外语两年。1928年赴法留学，后转入英国牛津大学主攻政治经济学并获硕士学位。1931年毕业后取道苏联回国。1932年回复旦大学任教，讲授中国的政治制度。1933年，他应聘到浙江大学任教，受到重用，曾担任浙大训导长。后抗日战争爆发，浙大西迁。从1944年2月起，费巩连续撰文和演讲，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赞成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945年1月，费巩应邀赴重庆复旦大学讲授民主与法制。2月他在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他为了讲课和著述广泛调查国民政府的腐败情况。3月5日凌晨，费巩准备到北碚复旦大学讲学，在路上遭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杀害，年仅四十岁。(3)《费巩烈士传略》，载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复旦大学志 第一卷 1905—1949》，第411～423页。费巩追求真理、仗义执言的精神永存。

1925年春，学生骤增，规模扩大，文科管理力不从心，学院行政确立科系管理体制，遂决定在政治学系基础之上，于文、理、商、心四科外，添设社会科学科，管理政治学和社会学两系，随后政治学系分设研究院部和大学部。(4)《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志》(修订稿)，2007年8月，第75页。1925年至1926年，何葆仁任政治学系主任。1925年冬，除前三位外，增加了葉楚伧，民国日报主笔，讲授中国哲学史、现代政治课程。1926年至1927年，系主任为刘芦隐。

1927年政治学系内设政治、法律、市政三组。同年秋新增大学部教员严恩柞，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讲授政治学、比较政府、市政学课程，并兼任系主任至1929年。

1928年，新增政治学教授孙寒冰，主要讲授哲学、中国外交史、世界政治、政治理论、政治学、欧洲政治思想史、比较政府、英文文学等课程。孙寒冰于192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商科，1923年始赴华盛顿州立大学、哈佛大学研究院就读，1927年8月毕业于哈佛大学后回母校担任政治学教授。1931年他创办“黎明书局”，担任总编辑，以“只要是著名的、代表某一个方面的书都可以出版”的开放的编辑思想闻名于业界。1935年1月10日，孙寒冰等十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5)《孙寒冰传略》，载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复旦大学志 第一卷 1905—1949》，第501页。并于4月16日在全国读书运动会上作《怎样研究政治学》的讲演，主要代表作有《社会科学大纲》。孙寒冰的贡献还在于创办《文摘》月刊，1937年《文摘》因刊载译自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中的《毛泽东自传》而轰动海内外。

鉴于国内市政人员、法律工作人员的缺乏和学科建设需要，1929年9月学校遵照部令进行系科改组，将社会科学科改为法学院，政治学系的三个组纷纷独立而成新的政治学系，法律系和市政学系，又同属法学院。(6)吴颂皋：《政治学系概况》，载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复旦大学志 第一卷 1905—1949》，第347～348页。此时，复旦大学政治学系从科系体制过渡到院系体制。

1929年春，教员除孙寒冰外，还有三人：

吴颂皋，1918年考入复旦，1921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国际政治学院，讲授法国政府、比较宪法、政党论、近代思想、国际公法、国际政治、中国外交问题条约论、欧洲政治思想史等课程；
朱巽元，美国本薛斐尼亚政治经济学硕士，开设市政学和市政问题两门课程；
程希孟，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硕士，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研究院博士毕业，讲授现代政治课程。

1929年秋季，学院教员共8人。吴颂皋为法学院院长兼政治学系主任，其他7人为：孙寒冰、朱巽元、温崇信(1921年复旦中学部毕业，升入大学部，在复旦大学毕业后赴美深造，获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硕士，讲授政治学、美国政府、市政学、欧美各国市政组织、英国政府、社会科学大纲、西洋政治思想史等课程。其中，“美国政府”一课，教材充实，座无虚席)、陶希圣(上海法政大学教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开设党义课程)、樊仲云(国立劳动大学教授，开设现代政治课程)、王佐相(政治学系助教)、伍朝光(美国约翰霍金斯大学博士，讲授比较政府和英国宪政史课程)。

接下来从1930年到1935年，据档案记载政治学系教员人数1至3人。1930年，政治学系主任是马绍良，1930年至1932年为吴颂皋。从1933年开始至1935年，政治学系主任改为孙寒冰，1935至1936年由温崇信担任，1936年至1937年则是程德湑。1936年政治学系教员为6人，均为教授：孙寒冰、程德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开设美国政府课程)、樊仲云(开设现代国际政治课程)、耿佐军(又称“淡如”，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科硕士，讲授国际公法课程)、郑学稼(国立中央大学学士，开设中外国际关系课程)、方焕如(政治学系教授，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

政治学系自改组后发展势头不减，青年学子闻风自各方转入者纷至沓来，学生数跃为全校各系之冠。(7)孙寒冰：《政治学系概况》，载复旦大学编：《三十年的复旦：1905—1935年》，1935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政治学系一分为二，一部分在重庆夏坝，一部分在上海，实施统一管理，分头教学。

1937年至1938年孙寒冰继续担任系主任(渝校)，1939年底孙寒冰出任复旦大学教务长、法学院院长。1937年教员6人，1940年9人，1941年5人，1942年7人，1943年8人，1944年11人。1940年，在日军轰炸重庆时，孙寒冰不幸身亡。1938年至1940年春，政治学系主任为但荫荪(渝校)，他曾发表《政治学领域中几个先决问题的澄清与检讨》、《论国父思想的研究与理性主义》等文章，著有《政治学》等。1941年至1946年，胡继纯担任系主任(渝校)。1946年渝沪合校，政治学系的学生达312人，为全校27个系科中的第二大系。(8)《复旦一览》1946年，转引自《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志》(修订稿)，2007年8月，第76页。

对于沪校而言，1938年至1949年政治学系主任为耿淡如，1949年为张明养。张明养是当时复旦的著名教授之一，他1951年离开复旦。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也任命了邓初民担任政治学系主任，但由于邓初民赴山西大学出任校长即未实际上任。(9)《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志》(修订稿)，2007年8月，第90、525、558、543页。

1946年第一学期教员为12人，其中专任教授为6名，他们是：耿淡如、胡继纯、梅汝璈、林同济、储安平、张明养。

耿淡如，192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文科。1929年，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32年毕业回国后任教于复旦大学、光华大学，主要讲授政治地理学、国际政治、外交史、西洋通史及国际公法、英文文学、修辞、会话、作文等课程。耿先生博学多才，学贯中西，除精通英语外，还兼通法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拉丁文等多种语言。(10)《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志》(修订稿)，2007年8月，第90、525、558、543页。

胡继纯，1928年复旦大学毕业，1932年夏至1934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后又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担任研究员。1934年他回到复旦大学任教，主要讲授地方选举、英国宪政史、直接民权、市政学大纲等课程。著作有《中国民族自治自觉问题》、《总理民权学说之体系》等。

梅汝璈(1904—1973)，江西南昌人。192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1926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文科学士学位。1926年至1928年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春，他游历英、法、德、苏等国后回国，先后任教于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1945年，梅汝璈受聘为复旦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值得一提的是，梅汝璈教授作为中国的法官代表，参加了1946年至1948年联合国对日本战犯的东京审判。在长达两年半的审判过程中，梅汝璈始终坚持法律原则，在“法官席位之争”、“起草判决书”和“坚持死刑处罚”等多个关键时刻，有礼有节、义正词严，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学识揭露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维护中国的主权地位，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赢得了世界的赞赏与尊重。(11)《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志》(修订稿)，2007年8月，第90、525、558、543页。他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复旦大学政治学的骄傲。梅汝敖在1949年回国后去了北京。

林同济(1906—1980)，笔名耕青，192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在密歇根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和西方文学史，获学士学位，1930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硕士学位，1934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中西文化、思想和历史研究。1930年至1932年在加州大学和奥克兰米尔斯学院任讲师，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1934年回国，任天津南开大学政治学教授，1937年至1942年任云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并在昆明与雷海宗、贺麟等创办《战国策》半月刊，探索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之道，也是战国策派的核心人物。1942年末在复旦大学(北碚)政治学系任教，授英文习作、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史、西洋政治思想史、马列主义名著选读、英国文学选读、政治动力等课程。著有《日本对东三省之铁路侵略：东北之死机》、《形态历史观》、《耕青随笔》，译有《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悲剧》。(12)《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志》(修订稿)，2007年8月，第90、525、558、543页。

1945年，林同济赴美国进行学术交流，两年后游历欧洲，拜访了意大利的克罗齐、法国的萨特和英国的拉斯基等人，为筹建图书馆，争取学术、资金、赞助奔走。1948年初回国继续在复旦(上海)政治学系任教。据陆谷孙回忆，1950年听课时，“林同济走上讲台，‘金口’一开，立即赢得学生一片叫好”。(13)陆谷孙：《秋风行戒悲落叶——忆师长》)，载薛明扬、杨家润主编：《复旦杂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2页。

上海番禺路曾有一家著名图书馆“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1948年6月开张，林同济是创办人之一和主持人(馆长)。他采购了一万多册海内外图书，不少是外国思想家、文学家原版著作。同时邀名家前来举办报告会，开展学术研讨。胡适、巴金、周谷城、周予同、黄佑临、傅雷、李健吾、王造时、熊十力、顾颉刚等文化名人都在海光图书馆留下过足迹。(14)读史老张：《上海曾有一家著名图书馆，史料很少，却与复旦大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解放日报》2021年4月29日，https://mp.weixin.qq.com/s/9mXdwBjjjgZgOYX40QF29w。

1952年因公私合营，海光关闭，图书入藏上海市人民图书馆。改革开放后，林同济积极呼吁筹办莎士比亚图书馆。1980年8月14日，胡耀邦亲切会见了林同济。

储安平，1909年出生于江苏宜兴，1932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1935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受费边社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甚深。1938年归国。抗战胜利后，先后在重庆、上海创办《客观》和《观察》，声名大振，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储安平主编《观察》时，中国无论何党何派，凡是有名望的都被他请来当撰稿人，这是《观察》的金字招牌，当时颇负盛名的牛人几乎网罗殆尽。(15)储安平著，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上·全两册)》，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编者说明”，第1～3页。

解放前，储安平在上海是《世界知识》(主编金仲华)的主要撰稿人，他还是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的编辑。1946年，复旦从重庆迁回上海，储安平应聘为复旦大学教授。在重庆时，他就开始在政治系和新闻系任教，讲授各国政府和政治，主要讲英国政府，他客观地介绍西方各国情况及优缺点。此课为必修课，听的人很多。在登辉堂开讲座讲淮海战役时，也是听者如堵。此外，他还开设了比较宪法、评论练习等课程。解放后，他调往北京。

张明养，浙江宁海人，早年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附中、上海法政大学。192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从1942年起任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开设西洋政治史、西洋外交史、中国政府课程。抗战胜利到上海后又开设现代国际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制度、政治学概论等课程。新中国成立后，张明养曾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政治系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世界知识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国际问题研究》主编等。他早年的主要著作有《国际裁军问题》、《国际政治讲话》、《世界知识读本》、《现代外交的基本知识》、《帝国主义》、《中国政制论》；
主要译著有《苏联之经济组织》、《世界政治》、《美洲政治史纲》等。

1947年教职员名册中记载，政治学系14人，第二学期12人，1948年第一、二学期均为11人。1949年第一、二学期均为7人。

关于政治学专业的课程，散见于各位老师开设的课程中，涵盖古今中外，政治、政府和法律，理论、文化和制度，有完整的系统，并趋向于成熟。

我们从《1946年政治学系必修科目修正表》中可见端倪：(16)总结整理自复旦大学档案馆1923年至1952年有关政治学系的资料。

一、 政治学，六学分(一学年)，一年级；

二、 各国政府及政治，六学分(一学年)，二年级；

三、 民法概要，六学分(一学年)，二年级；

四、 西洋政治思想史，六学分(一学年)，二年级；

五、 中国政治史，六学分(一学年)，二年级；

六、 行政学，六学分(一学年)，二、三年级；

七、 中国政治思想史，六学分(一学年)，三年级；

八、 中国政府，四学分(一学年)，三年级；

九、 行政法，六学分(一学年)，三年级；

十、 比较宪法，四学分(一学年)，三年级；

十一、 欧洲政治外交史，六学分(一学年)，四年级；

十二、 国际政治，六学分(一学年)，四年级；

十三、 中国外交史，四学分(一学年)，四年级；

十四、 国际公法，六学分(一学年)，四年级；

十五、 论文，二学分(一学年)，四年级；

十六、 西洋外交史，六学分。

上海解放初期，学科建设与巩固新政权紧密结合，课程和教学方法也随之改革。解放前，政治学系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主要按照美国模式；
解放后，逐步转向苏联模式。同时，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课程也随之加强。1949年9月暨南大学等政治学系、1951年9月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等政治学系先后并入复旦大学，政治学系的大系地位进一步凸显，成为“新中国集中培养行政、外交及研究工作三种干部”的系科之一。(17)《复旦百年校庆专刊》第16期，2004年6月18日，第3版；
复旦大学一九五零级毕业同学会：《国立复旦大学毕业纪念刊》，1950年，第1页，转引自《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志》(修订稿)，2007年8月，第76～77页。

1949年至1952年，胡曲园任政治学系主任。在1950年教职员名单中，只列了助教7人，他们是：宁树藩、袁识先、朱法彰、薛维新、沈秉元、李幼芬和张道平。

1951年第一学期教职员名册，政治学系教授7人，除林同济、耿淡如外，还有：

胡曲园，193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德文系，兼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传播，1932年合译《政治经济学教程》，后出版《形式逻辑》、《胡曲园哲学论集》、《公孙龙芝论疏》等著作。1935年，他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哲学研究小组，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马列主义，讲授《辩证唯物论》课程。胡曲园当时是进步教授，政治学和社会学都比较擅长。从1949年起，出任上海市哲学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秘书长、法学院院长，及政治学系、社会学系、哲学系主任等职务。

王造时，192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高等科。1929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32年创办《主张与批评》、《言论自由》杂志，宣传抗日救国。1935年加入救国会，任全国救国会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长。他是闻名全国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著有《荒谬集》，译有《历史哲学》、《美国外交政策史》等。

严北溟，1907年出生于一个家道中落的举人家庭，3岁丧父。因生活贫困，一生与正规学校无缘，主要靠顽强的精神自学，谙熟经史诗文。他6岁时以对句和书法闻名乡里。14岁即发表了第一篇文章(论文)《论孔子在新文化中的地位》。他知识渊博，兴趣广泛，是一位没有文凭的大学者。他著有《儒道佛思想散论》、《中国佛教哲学简史》等十余种著作。1949年，他参加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谈判代表团。起义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由董必武亲笔写信给时任复旦校务委员会主任(即校长)张志让，推荐他(1952年2月)来复旦工作。严北溟先后在政治学系、经济学系任教，1958年转到哲学系。在政治学系任教主要是1951年到1952年。(18)李继宗：《柔亦不茹 刚亦不吐——忆严北溟教授》，载复旦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编：《复旦名师剪影(文理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5～240页。

葛受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毕业，教授近代世界外交史、国际组织课程，兼大夏大学教授，解放后在复旦图书馆做外文分类工作。

王绍唐，法国都鲁斯大学法律博士，讲授行政组织与管理课程。

胡其安，副教授，开设政治学概论和中国国家法课程，他是留学英国的博士，曾经在联合国工作。

包文蔚，讲师，本校政治学系毕业，开设市政学课程，解放后去复旦附中教语文。

若干助教，如：陈煜仪，卢法祖，俞继泽、袁识先、沈秉元、邓廷爵、张道平、辛敬樑。

1952年5月，教育部进一步明确提出院系调整的方针：“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19)李琦：《建国初期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述评》，《党的文献》2002年第6期。由于解放前系科设置重文法轻理工，文科院系专业太多，自然科学比重不足，不适应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布局；
文科受西方影响大，被认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
同时中国外交上向苏联“一边倒”，办学也“以苏联为师”。(20)《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志》(修订稿)，2007年8月，第77页。因此，1952年7月，教育部推出了“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不久华东教育部会议召开，华东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委员会宣布了《华东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设置方案(草案)》。1952年8月至9月底，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大同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南京大学、金陵大学、安徽大学、上海学院等校的有关系科陆续与复旦大学合并。复旦是当时全国院系调整中组合高校最多的大学。与此同时，复旦大学有的系科也从复旦调出与其他院校合并或独立建立新的学校。根据《华东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设置方案(草案)》，复旦大学法学院法律、政治两系调出与圣约翰等9所高校的法律、政治等系合并组成华东政法学院，校址在原圣约翰大学。(21)严玲霞：《建国初期复旦大学的院系调整研究》，复旦大学,2008年。新成立的华东政法学院并没有设立政治学系。当时流行一种说法，政治学是没有用的，民国有政治学，国民党政权照样垮台，主张由苏联的国家与法的理论取而代之。

复旦政治学系从1923年成立到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被撤销，三十年间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复旦大学实力较强且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学科。这个学科有明显的西方政治科学的背景，从那些著名教授的学术出身看，几乎都是毕业于美国、英国、法国的名牌大学。但是他们在引进国外理论的同时，也很重视研究中国的问题，开设中国问题的课程，如中国政治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府、中国外交等。虽然这个学科于1952年被撤销了，但它对后来复旦大学政治学的恢复与重新崛起，无疑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院系调整后，政治学系的教职员有的调到本校哲学系、历史系、外文系，有的调到图书馆，有的离开复旦，学生则调到华东政法学院。

上面介绍的是民国政治学的成立和发展历程，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调整，这是一条线索。还有另一条线索，即解放后复旦大学政治课程的演变过程，直到马列主义教育系的成立，以及这个系又是如何回到政治学系的。

1950年，政治课是《社会发展史》，在登辉堂上大课，由延安来的老同志王中讲授，讲“从猿到人，猴子通过劳动变成人”，目的是改造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是全校的政治课。同时在上海市区博物馆办了一个“从猿到人”的展览会。同学们课后都去参观展览会，作为课堂内容的补充。(22)祝启秀：《祝启秀访谈与回忆》，2021年12月。

接着，从1950年10月开始，学生参加抗美援朝宣传活动、肃反运动。1951年底参加土地改革，到1952年上半年回校，又参加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等。这些革命运动就相当于学生的政治课，在当时以社会实践代替。(23)祝启秀：《祝启秀访谈与回忆》，2021年12月。

从1952年9月开始，上课转入正轨。政治课为《马列主义基础》，仍然在登辉堂上课，内容是学习苏联共产党历史，教材是斯大林编的《联共(布)党史》。来登辉堂讲大课的，起初是历史系的一位老教授。同学对他有意见，因为他一直把马克思叫作“马儿先生”，学生很反感。(24)余开祥：《转入国政建学科，师者仁心树榜样——余开祥老师访谈录》，载本书编写组：《国务学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老教师访谈口述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页。因此老教授没办法再继续上课，由在教务处工作的余开祥接替。

余开祥解放前(1943年)进入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就读。1945年毕业后留在经济学系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后来马列主义基础课没人上，时任副教务长的王中就让余开祥去接马列主义基础的课程。余开祥也没有办法，只好转行，开始从经济学转向政治学。

1954年，吴常铭调来复旦，任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余开祥任副主任。到1956年，复旦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人员有：吴常铭、余开祥、李幼芬、袁辑辉、刘星汉、曹沛霖、朱元寅和祝启秀。1956年中国革命史教研组成员有：盛善珠、郑维淑、唐颖娟、陈俊翕、包罗和刘宏谊。1956年初，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办北京和华东地区各高校教师代表参加的“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研讨会”。李幼芬负责前台的接待工作，包罗负责后勤工作。会议讨论热烈，开得很成功。再加上复旦的伙食精心配制，受到一致好评。这场会议提高了复旦政治课的影响力。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斯大林被否定，“马列主义基础”这门课不再开设，教研组也被取消了。1957年，中国革命史和马列主义基础教研组合并成立社会主义教育教研室，仍由吴常铭和余开祥任正、副主任。1957年反右斗争后，学校把“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哲学”、“政治经济学”这四门课程合并为全校的大组，名称是“社会主义教育”，任务是星期五给各个系上政治课。这是1958年复旦大学政治课的情况。(25)祝启秀：《祝启秀访谈与回忆》，2021年12月。

到1959年，中央布置大学政治课直接给学生讲六本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路易·波拿巴政变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9月开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教师就到各系给学生讲《共产党宣言》。到1959年底，中央要求课程内容从六本书改为《共产主义概论》，有若干专题，包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26)祝启秀：《祝启秀访谈与回忆》，2021年12月。

政治课的这一演变过程不知不觉地催生着一个新系的诞生。

1960年初，经过严格的审查、挑选，从本校中文、历史、哲学、经济四系中抽调25名学生，到教研室做预备教师，半年后转为正式教师，他们大多数是应届毕业生。至此，再加上原有约20名教师，近50名师资为建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于是，1960年暑假，在原社会主义教育教研室的基础上，正式挂牌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系，系主任吴常铭，副系主任余开祥。从1960年秋季开始正式招生。

该系设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专业，包括中共党史、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专门组，曾报教育部备案。实际上，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后，该系就采用政治学专业教学方案，专业定为政治学。

到1962年，中苏关系破裂，马列主义教育与马列主义基础有混淆之嫌。同时，也由于马列主义教育不是一个学科，为了名副其实，1962年1月15日，系主任吴常铭和副主任余开祥向校领导递交报告，要求把马列主义教育系定名为政治学系。同年4月，教育部批复同意，政治学系正式更名。接着就要准备政治学系的课程。此时，除政治学概论这门课，系里还设立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课程，也给外系上课。这门课是联共党史的扩大，从讲一个国家到讲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另外，还有中国革命史也给外系开课。故20世纪60年代初，政治学系实际上仍负担了外系的部分政治课。只不过，马哲回到了哲学系，政治经济学回到了经济学系。(27)祝启秀：《祝启秀访谈与回忆》，2021年12月。

当时的政治学课是概论性质的课程，包括总论、阶级论、政党论、民族论、国际关系论、战争与和平等，由余开祥、李幼芬、袁辑辉负责开课。当时的副校长陈传纲对这门课很感兴趣，常和任课老师讨论如何改进政治学课程内容，一再强调要讲广义政治学，我们的理解是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等方面应有所探索。

1964年，中央开会提出要好好研究外国，并下发文件。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有批示，“要加强对外国的研究”。当时指定中国人民大学研究苏联、东欧，北京大学研究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复旦大学研究西欧、北美。另外，不仅研究经济，还要研究政治，二者并重。于是，1964年2月，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就在政治学系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还是吴常铭和余开祥担任正、副系主任。同时，余开祥作为实际负责人挑选了袁辑辉、刘宏谊、史家定、董平、林进城、胡庆康等近10人成立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这时，国际政治系和经济学系合建党总支，盛善珠任总支书记。3月，校长任命包罗为国际政治系副系主任兼国际政治系和经济学系办公室主任。这时，增设新课帝国主义政治、国家法和马恩列斯经典著作选读。

实际上，复旦大学从1964年起参加“四清”的任务很重，系里留下来的教师和学生其实并不多。

1966年2月1日，国际政治系、经济学系、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合建党总支，陆庆壬为党总支书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教学活动停止。

新中国成立后成立的政治学系、国际政治系的老一辈学者有吴常铭、余开祥、陈其人、李幼芬、刘星汉、王国明、曹沛霖、朱元寅、祝启秀等，可以说是第一代。他们是从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到社会主义教育教研室，到马列主义教育系，再到政治学系和国际政治系的。

吴常铭，1954年来到复旦，至1966年“文革”，其间他是复旦大学党委常委、党委宣传部部长、教务长、副校长。在这些职务中，他的重点是抓文科和四门政治课。他对复旦大学文科和政治课的发展和建设是有贡献的。而吴常铭工作的立足点是完善马列主义教育及其学科建制。他是名副其实的复旦大学政治学系和国际政治系的创建者和奠基人。(28)李幼芬：《1950年到1964年教学经历的点滴回忆》，载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编：《半个世纪的足迹——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建系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16页。

吴常铭的主要助手和合作者是余开祥，所以余开祥也是功不可没的建系功臣。(29)李幼芬：《1950年到1964年教学经历的点滴回忆》，载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编：《半个世纪的足迹——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建系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16页。他还是系里开学术风气的先驱者。他要求写文章、编书，首先要认真收集资料，用资料说话，反对空对空的文风。写文章也要求严格，连标点符号也不许马虎。但余开祥1964年被调到世界经济研究所去了。后来，对国政系学术影响大的，就是陈其人了。

陈其人，1943年受王亚南先生影响，考入中山大学经济系，1947年毕业。1949年10月，考取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1951年至1952年在教育部政治经济学研究班学习，随后便长期在复旦大学工作和任教。其中，1959年至1962年在复旦附中任教。后被吴常铭、余开祥调入政治学系。他从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理论，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到政治理论，独立著书立说，开了国际政治系学术立系的先河。

李幼芬，195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后留校任政治课老师，是老马列主义教研室成员。她积极参与马列主义教育系、政治学系、国际政治系的建系工作，主讲政治学课程，并编写教材，参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在学术上是有贡献的。

王国明，1953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学院贸易系国际贸易专业，后为复旦大学中国革命史教师。1955年至195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进修。1960年马列主义教育系成立时，他到系里工作。1962年和1964年后，他逐渐转向研究西欧。他对国际政治系的学科建设是有贡献的。

曹沛霖，1951年考进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合作经济系，1952年随院系调整到上海财经学院学习。1954年毕业后，任教于复旦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上公共政治课。政治学系、国际政治系成立后，开始关注国际政治问题，逐渐转向研究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曾开设《帝国主义政治批判》课程，后来改名为《西方政治制度》课程。在这一领域，他卓有建树，对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科建设均有贡献。

朱元寅，1949年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地下党。1949年5月，到上海市军管会高教处报到，作为军事联络员参与军管高校工作，9月到上海商学院担任政治课助教。1953年去中国人民大学读马列主义研究班，1955年毕业后到复旦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任教，承担《马列主义基础》、《国际共运史》等课程的教学工作。1958年调至复旦附中。改革开放后，重回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专攻中国政治思想史，积极参与政治学学科建设。

刘星汉，194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地下党。1949年6月去上海军管会高教处报到，作为联络员参加军管高校的工作，后去了华东教育部工作。1954年前往中国人民大学读马列主义研究班。1956年分配至复旦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1957年12月作为下放干部到上海丰溪乡。1959年回到复旦参加建系工作。20世纪60年代，他讲授政治课，并筹建国际关系新学科，还是国际人权研究的开拓者。

祝启秀，1953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953年至1956年在北京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任教。1956年回到复旦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任教，参与1960年、1962年、1964年的建系工作。她开设《马列主义基础》、《共产主义概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等课程。参与了国际政治学科建设和系资料室建设。

正式建系以后，系里的领导和老教师，特别是吴常铭、余开祥、李幼芬等老师对1960年后进系的年青老师的成长很关心，可谓“严格要求、精心培养”。例如，安排徐豫龙专门针对理科学生备课，为理科学生上党史，让童彭庆为外系和留学生上党史，让王邦佐响应党委“上好一堂课”的号召，为文科学生讲“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专题报告。还让王邦佐先去历史系听课，再给本系学生开《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课程。系里还会派人出去进修，例如1961年派孙关宏去中国人民大学参加“政治系培训班”学习，为期一年，为以后从事政治学科建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系里培养青年教师一般都要让他们先听老教师的课，再试讲一部分，然后才能独立开课。同时还安排他们做学生工作，带学生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关心和培养学生。青年教师一般都做过学生工作，例如，1964年，第一届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进校，系里安排王邦佐任辅导员，孙关宏任班主任，共同带这个班。

1960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共运史专业毕业分配到系里的有叶青、张震廷、郭修美，成立了国际共运史教研室。朱桂英也安排在这个教研室，参加这门课程的建设。潘玲娣被安排专职当学生委员兼学生政治指导员工作。她很关心和爱护学生，受到学生的欢迎。当时上党史课的除了前面提到的，还有李冰、吴云乡等，后来党史教研室调出了国政系。

1964年，国际政治系成立，为了加强力量，系里跟历史系要了一个毕业生颜声毅，他当时的教学方向是现代国际关系史，后来一直耕耘在现代国际关系领域。他上课很受学生欢迎，常被评为系优秀课程。他对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是有贡献的。

国际政治系成立后，开始重视外语。外文系安排了以公共教研室主任董亚芬等为首的几位较强阵容的老师来给国政系学生上课。其中的容再光老师，1970年加入了国政系编制，成为国政系第一位外语教研室主任。20世纪70年代初，外语教师队伍陆续扩容。他们为国政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如果从建制和人员角度来看，自民国时期的政治学系到1952年新中国的院系调整后，就不存在了。然而它的学科传统和学术精神并没有消失，它还存在于历史的记忆中。机缘巧合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复旦政治课程的十年演变的逻辑过程自然而然地催生着政治学科的恢复。一旦政治课程学科化的需求成熟时，政治学科的影响力便显露出来了。20世纪60年代上半叶复旦马列主义教育系的成立和政治学系的更名，以及国际政治系的成立，在这三个看似偶然的事件中，实质上包含了内在的演变逻辑。

虽然1964年政治学系改为国际政治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学的完全消失，而是在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中重点发展起来。这或许为20世纪80年代复旦政治学的全面恢复和重建准备了学术条件。没有这个准备，后来的学科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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