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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扇》中的悲剧之美

    时间:2023-02-15 15:55:0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张 钰

    《桃花扇》是由清代文学家孔尚任所作,是一部明末清初的兴亡悲剧。所写的是发生在明朝末年南明期间的故事,剧作是靠着才子侯方域和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这条主线的发展,来展现明末南明小朝廷由兴到亡的故事。悲剧的本质是:“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能实现之间的冲突。”[1]悲剧就是靠着一定历史发展必然性的挫折或失败,正义的毁灭、英雄的牺牲、巨大的灾难等一系列严重的实践斗争中来体现出崇高的美感。“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民族,各有特殊的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和其他的观念和目的。”[2]而《桃花扇》是以晚明灭亡的历史为背景,本身就是一部沉重的历史悲剧。由此,敏感的时代背景为作者提供了难得的创作机遇,也使得时代悲剧的破碎美感在剧作之中呈现出来。

    “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是《桃花扇》最大的主题,而悲剧的创作离不开两大传统主题就是爱情与战争。弗洛伊德曾经提出,爱情是人类“生”本能的反映,而战争是人类“死”本能的表现。两者的结合可以展示出人类首要的心理需求与情感体验。该剧就是通过中国文学史上最具流传性的才子佳人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与朝代更迭的惨痛史实相互交织,从而构成的一出兴亡悲剧。

    作者在剧作中借爱情离合之悲来感怀时代历史的更迭,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下,生存在旋涡中的人肯定不能幸免于难,历史的悲剧也必然会造成各个阶层人物命运的悲剧。笔者主要对其剧作中的政治悲剧、爱情悲剧与人物命运悲剧展开阐述。

    (一)政治悲剧

    剧作中对南明兴衰的描写,演绎出了一部深刻的政治悲剧。在朝堂之中,君主昏庸无能,忠臣良将被放置在朝廷之外,佞臣把持朝政。弘光帝即位后,耽于声色犬马之中。南明统治集团腐败黑暗,政治悲剧便由此上演。

    1.奸臣独揽大权

    明末时期朝廷被宦官干预,魏忠贤一党独揽政权、陷害忠良。也是当时加速明朝灭亡的一个重大隐患。崇祯帝死后,奸臣主张迎立昏庸的福王为帝,凭拥戴天子之功来要挟朝廷。剧作中作者重点描述阮大铖、马士英这群人对南明王朝的摧残。

    阮大铖在宦官落权之后,便想结交复社文人以此来保全自己。但在遭受到几次嘲讽与碰壁之后,便要横下心来“倒行逆施”,继续勾结奸臣、陷害忠良。马士英为迎立福王不择手段,暗地勾结朝臣。福王继位后,其成为掌权重臣,风头两无。弘光帝设立朝堂官职,把迎驾之臣都录功补用,忠臣渐被夺权。自此朝堂之中奸臣当道,朝局一片乌烟瘴气。

    马、阮两人掌握重权后,挟私仇灭东林,捕复社。哄骗三镇将军调兵对抗左良玉,却使得清兵渡河,攻入扬州。两人准备逃跑之时,却被百姓齐齐围住殴打倒地,最终横尸街头。而在这些奸臣得到报应之下,那种怅然若失的情感也从中体现。作者想表达的并非马、阮等人得到应有的惩罚之后的痛快,而是另外一种幻灭感,一种国家灭亡的悲凉之感油然而生。

    2.忠臣改革失利

    南宁侯左良玉因军粮匮乏,士兵无粮可食,迫于压力便要去往南京救食,可却造成朝局不安,对于朝廷覆灭起了加速作用。他不满弘光帝信任奸党、杀害忠臣、行亡国之政,便发檄文参奏马士英的八大罪行。但因谋划不全并过于自负,最终气极而亡。本想一心建明朝基业,但终究是功业未成身先死。

    史可法想联合江北四镇一同对抗外敌,收复中原。但是四人皆不满各自的排位,便造成兄弟阋墙、同室操戈的局面。最终只留下史可法一人带领三千将士镇守阵地。清兵趁机南下,攻打扬州。史可法与三千士兵竭力守卫,但却已是人心离散,土崩瓦解的败局。

    他们虽都抱着忠君爱国的思想,却由于朝局与自身的种种原因,无法挽救一个朝代的灭亡。也正是当时的历史背景,使得他们的人物命运底色显得尤为悲凉,这样的悲剧意蕴更加浓郁。

    3.文人努力失败

    剧作中东林党被灭之后复社继承其士大夫的精神,与当时的崔魏逆党形成对立局面。在明末时期无论是东林党还是复社都带着满身的正义感希望佞臣落马,政局稳定。国家兴亡之际,当时复社文人的表现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陈定生、吴次尾和侯方域等复社文人与阉党余孽进行斗争。在丁祭与听戏时遇见阮大铖等人便言辞激烈地抨击对方是奸臣贼子、狗仗人势之徒。同时,他们也怀着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侯方域替父写信规劝左良玉,信中言辞激切婉转,有情有理,杨龙友称其是“一纸贤于汉马才”;
    劝阻迎立福王,指出其三大罪、五大不可立之论,言论透彻、思虑深远。

    另一方面是部分文人性格软弱,多发伤怀之感,于是经常买醉征歌。在国家流寇四起、官兵连连败退之际,自叹自怜、一筹莫展。当马、阮掌权后,复社文人进一步显示出了在斗争中的软弱性,他们只是一心放在复兴文体、重整文风上。复社文人可以说是政治上的失败者,政治不同于文学。而一个朝代的文人命运最终受到政治的牵连, 这绝对是文人的悲剧[3]。

    (二)爱情悲剧

    单纯从侯方域与李香君两人的爱情本身来看是令人艳羡的一段佳话,但是放在当时大的社会环境之下却是一出充满悲剧美学意蕴的故事。鲁迅曾经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侯、李两人的爱情正是如此。

    1.赠扇——相识

    《桃花扇》的男女主人公侯方域与李香君在南京城相识并相爱。侯方域在两人梳栊之日,把随身扇子赠与香君,就是之后寄托两人爱情的桃花扇。侯、李两人的相遇,全因杨龙友牵线。杨龙友替阮大铖出谋献策,让其替侯方域出二百金的梳栊之资。从而结交侯方域,替自己与吴次尾和陈定生两人劝解,来化解他与复社文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侯、李两人的爱情之初便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而这种带有政治性目的的爱情,也注定了两人悲剧结局所产生的必然性。

    当两人得知真相后,侯方域听了杨龙友的一面之词,便想收下这梳栊之资。而李香君却深知阮大铖为人,不愿与他为伍。她当场脱掉华钗艳裙,这等方正刚直的性子彻底让侯方域清醒过来,拒绝了阮大铖的钱财。两人在这场戏中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侯方域过于怯懦,李香君却过于刚烈,因此也能预见两人的悲剧结局。这样的结局,也是由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等多方面造成的。

    2.寄扇——分离

    两人的“却奁”遭到了阮大铖记恨,之后侯方域被其陷害,只能离开南京城,侯、李两人便因此分离。随后马士英在阮大铖的添油加醋下,命人强娶李香君。但她誓死不从,最终倒地撞头,血溅诗扇。杨龙友把扇面的血污点画作桃花,李香君见后感慨“桃花薄命,扇底飘零。”道出了自己的烟花薄命和两人飘摇的爱情。

    李香君作为女主角既有痴情一面,也有刚烈一面,她的无畏与刚烈性子注定了她的爱情悲剧。在整部剧作里,她所遭受的苦难,几乎都与她刚烈的性格有关。每逢对李香君人物塑造的情节都是剧作中的高潮,同时暗含了悲剧意蕴。

    当侯方域千里跋涉回到南京时,香君却被选入宫。两人因为政治现实的影响一直不得相见。在社会动荡面前,两人的爱情就像浮游在海中的无根稻草,找不到归处。也正是在这种饱受政治斗争与国家危亡的考验下,他们爱情的悲剧色彩显的格外浓厚。

    3.撕扇——入道

    机缘巧合之下,两人最后在白云庵相见。正当两人旧情萌发时,道士张薇却出来将两人的桃花扇撕毁。张薇骂这两人是“痴虫”,国不在、家不在、君不在的情况下,偏偏花月情根割不断! 面对国破家亡,君死臣走的现实,他们的爱情变得十分脆弱,最后两人斩断姻缘,牺牲掉爱情,双双入道。

    侯方域与李香君两人对待爱情无疑是高尚的,是发乎自己内心的真诚情感,但这种崇高的爱情却与当时的时代需求相悖。在这种浪漫的爱情色彩与政治意义下,也能预见其悲剧性,最终两人的爱情也随着南明王朝的覆灭而结束。在当时的社会现实环境与各种复杂矛盾交织下,也使得两人的爱情富有深刻的悲剧意蕴。

    (三)人物命运悲剧

    在朝代更迭兴亡的大背景之下,不只有英雄式的悲剧人物,也有许多社会底层中的小人物。处于这样一个危在旦夕的王朝之下,他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个人的命运被染上了一层浓厚的无力感与悲凉感。

    1.英雄人物的命运悲剧

    在《桃花扇》中作者重点刻画了三位贤臣良将,明朝三忠——史可法、左良玉和黄得功。根据史料记载,三人最后都是在与清军交战中死亡。在剧作中,三人不再是死于抗击清兵,作者对这三人的结局进行了艺术化的处理,更加扩大了他们人物命运的悲剧色彩。

    宁南侯左良玉,在江山无主之际,建义旗,安抚乱生。在马、阮奸臣当道的朝局下,他发檄文、清君侧。当得知其子攻陷城池,自己一片忠心却背上叛臣的骂名时,最终气恼身亡。一位曾驰骋疆场、立下赫赫战功的将领,却因朝堂内部的纷争而丧命,落得一个气绝身亡的结局,他的悲剧性的命运显露无遗。

    黄得功是弘光帝最后的救命稻草,祖宗天下弃与不弃,全看他一人。尽管如此,他仍坚守“孝当竭力,忠则尽命”的使命,拼死护主。最后无力救主,眼看明朝基业就要葬送在自己的手中,便无颜苟活,自刎而亡。把王朝覆灭之由归到自身,这样巨大的干系,使得他最终在迷茫之际选择了毁灭。

    在剧作中,史可法是忠诚的化身。当他被困扬州时,对外有强敌入侵,对内士兵生了离叛之心,他悲愤万千,流下了血泪。最后面对君逃臣走、明朝灭亡这个局面,他痛苦不堪,看到江山易主,他也无可留恋。最终只剩下一种英雄末路的悲凉,他选择了跳江身亡,对其来说无疑是人生命运的一曲悲歌。

    明朝三忠结局的改变,更突出了在腐败不堪的南明王朝中忠臣的生存困境和孤独感。在当时那种大环境下,他们进退为难的处境和英雄末路的孤独,使他们身上的悲剧气息更加浓郁。

    2.小人物的命运悲剧

    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也是剧作之中的闪光点,他们的命运也随着当时的社会环境而形成悲剧性的走向。在剧作中有三位小人物格外夺目,分别是说书先生柳敬亭、歌唱名家苏昆生和妓院老鸨李贞丽。

    文中,柳敬亭是一介说书之人,是一位典型的小人物代表。他在左良玉要发兵南京时主动请缨,替侯方域送信,后效仿荆轲之举,只身前去送檄文,这一份胆魄不是一般文人所能及的。苏昆生是当时的戏曲演唱家,他虽是唱曲之人但称得上是一位义士,侯方域被逮捕后苏昆生替他奔走相救。左良玉身亡时,苏昆生独自守着尸身,设案祭奠。明朝覆灭之后,苏昆生同柳敬亭一起归隐山林。

    李贞丽是李香君认的母亲,原是秦淮名妓,仍然铅华未谢、风韵犹存。为保护香君,替她出嫁,最后辗转嫁给一个老兵。她的坎坷经历可以说是当时下层百姓的真实写照,乱世之人的飘零之感从她身上得以体现。

    这种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悲剧,不是低沉,而是深沉,是“于无声处闻惊雷”。当历史的必然要求与人民生活劳动的要求相悖时,社会各层人物,尤其是小人物的命运就会不受自己掌控,受到整个时代的影响。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4]每当社会发生大动荡、大变革时,最受牵动的便是处于旋涡中的千万底层人物。

    《桃花扇》把缠绵悱恻的感情与触目伤怀的时代相互交织,最终令人艳羡的爱情破碎,一代王朝的基业覆灭。剧作的主题“以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将“离合”的感受与“兴亡”的感怀放在一起相互融合。这样的艺术手法的运用处理,更能在哲学的层面上来思考悲剧命运观所呈现的悲剧美学意味。另外,剧作一改以往戏曲的大团圆式的结局,不落俗套,直面时代冲击造成的各种悲剧场面,也给读者和观众留下了很大余地的思考空间。也以极其强烈的感怀气息表现了时代历史和人生命运的悲剧意识。作者一直秉承悲剧性的思想主题,不断地扩大深化,达到所要呈现的悲剧效果,通过震撼心灵来表达时代兴亡中多重的悲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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