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失目宝贝》中的杂糅叙述与抵抗性文本

张玉红 许庆红

当代著名毛利女作家帕特里夏·格雷斯(Patricia Grace, 1937-)出生于新西兰首都惠灵顿，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毛利文学领军人物之一。她具有三重身份：其一，她是新西兰毛利作家，在当今文坛边缘走向中心、成为中心的时代，其作品因代表非白人的声音而受到关注；
其二，她是女性作家，作品大多关注女性人物，在女性主义批评仍炙手可热的潮流中，吸引了众多目光；
其三，她是后殖民小说家，起步于新西兰后殖民文学形成大势的年代。格雷斯致力于通过讲述毛利人祖先的故事和神话，描写新西兰双元文化国度之中当代毛利人的生活，改变了“毛利人一直被欧洲作家或者他们的后裔所描写的被动状态”(刘树森 2011：8)。迄今为止，格雷斯虽然只创作了不到十部长篇小说，但其作品包容量大，串联了新西兰毛利人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回写历史创伤，考量当今处境，思考民族未来，因而备受学界的关注。

《失目宝贝》(BabyNo-Eyes)是格雷斯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出版于1998年，获2008年第二十届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the Neus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Literature)。小说由4名叙述者，通过4个不同的叙述视角，围绕一个双目被白人医生窃取的毛利早产婴儿的故事，呈现了一个毛利大家庭近百年的历史，探讨了毛利人与白人的冲突，揭示了殖民主义形式从殖民早期掠夺毛利人土地、禁止毛利人使用毛利语，到后殖民时期的盗取毛利人基因的演变。

加亚特里·斯皮瓦克认为，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旨在让被殖民的“属下阶层(the subaltern)”失去为自己发声的言说权力，并最终丢失文化认同的“认知暴力(epistemic violence)”(Spivak, 1988: 280)。为了反抗殖民主义压迫，为本民族争取言说的机会，后殖民作家的文学创作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颠覆的倾向，他们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挑战欧洲中心与边缘两极化的世界观，通过杂糅性的叙述模式，从被殖民者的视角，重写本民族历史，形成抵抗性文本(阿希克洛夫特，等，2014：29)。罗伯特·扬(Young, 2003: 20)认为后殖民作家作品中的抵抗性文本很多是“在长期的反殖民运动中被新近阐发出来的”。而后殖民作家运用杂糅叙述的技巧创建抵抗性文本的形式，则如理论家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中所言，包括语言的、文化的、政治的、种族的等等。巴巴认为文学文本中的杂糅叙述，在种族、文化和语言之间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消除了模式化的想象和疆界，产生了具有多元想象与对抗策略的第三空间，创建了抵抗性文本，颠覆了文化层面上的殖民控制，让冲突中的“他者”从幕后走到台前，从边缘走向中心，颠覆了被殖民者的“他者”和“失语者”形象(生安锋，2011：120)。

在《失目宝贝》中，格雷斯既运用毛利传统口述故事的手法来叙述故事，追求文本的差异性和个性化；
又借助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多角度叙述的手法打造出各种声音对话的文本。这两种形式的杂糅相辅相成，予文本丰富多元的含义，也为其作品打上鲜明的个人烙印。本文将聚焦格雷斯在《失目宝贝》中如何运用杂糅叙述的方式，结合毛利口述故事传统与西方后现代叙述手法，在英语中插入毛利语，营造毛利语和白人英语的对抗，描写毛利人与白人的冲突，展示其背后土著文化与白人殖民文化对抗的局面。通过杂糅叙述策略，格雷斯在《失目宝贝》中创建了抵抗性文本，以文本为媒介，传达毛利作家为争取夺回被白人掠夺的土地所有权、复兴毛利语言以及反抗白人利用医学科技盗取毛利人基因而做出的文学努力。

在欧洲文明到达之前，毛利人没有书写文字，口头语言是唯一传递复杂信息的方式。对毛利人而言，口述故事成为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通道。故事在讲述人和听众之间进行互动，得以创造性的保存、流传下来，历经一代代讲述人的不断增减，极大地丰富了故事承载的文化信息，成为了解毛利人思想和文化根源的最好载体(虞建华，2015：20)。19世纪30年代，英国传教士用英文字母以拼音方式为毛利人创编了一套书写文字。有了书写文字以后，殖民者为了传教和殖民统治的需要，开始对毛利口头文学进行整理，毛利口头文学作品逐渐开始被记录下来，得到整理和保存(McRae，1991：3)。时任新西兰总督的乔治·格雷出版了《新西兰人的神话与传统》(MythologyandTraditionsoftheNewZealander, 1851)和《波利尼西亚神话与新西兰种族的古代传统史》(PolynesianMythologyandAncientTraditionalHistoryoftheNewZealandRace, 1855)，并对毛利人的部落历史、神话传说等做了大量注解(刘略昌， 2015：80)。然而，这些记录和注解充满了对毛利人的偏见和误读，直到大约20世纪60年代，毛利作家开始创作关于毛利人的作品，毛利人才真正开始对书面表达形式产生兴趣。越来越多的毛利人认识到，毛利人与白人的共同生存并不意味着毛利文化与白人文化的自然合流，如果放弃自己的文化，毛利人最多只能变成棕色的“白人”，失去言论的自由，甚至没有呻吟的权利，他们的声音将遗失在历史的进程中。为了书写殖民抵抗文本，更多的毛利作家开始从寻找自己的文化入手，20世纪60年代的“毛利文艺复兴”即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虞建华， 2015：211)。

作为“毛利文艺复兴”的主要作家之一，格雷斯深受欧洲白人文化教育的长期浸染，谙熟欧洲文学流派的传统风格与创作手法，但她却一直极力推崇毛利口述故事传统，并将之作为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创作的故事与以往人们所接受的“客观的”历史不同，其故事内涵因各不相同的叙述场合和独特的叙述者而丰富多彩。正如格雷斯借助《失目宝贝》中女主人翁特·帕尼亚之口所指出的：

老人们都是这样讲故事的，他们最先讲述的并不是故事的开始，他们讲述的最后一句话也不是故事的尾声。故事从一个中心开始，逐渐一环一环地向外部扩散。不知何时你突然觉得豁然开朗，明白那已是一个新的中心，开始了另一个故事①。(Grace，1998：28)

格雷斯在《失目宝贝》中运用毛利人口述故事的方式关注人物事件，解读历史。在接受凯勒加(Calleja，2003：117)的访谈时，格雷斯说《失目宝贝》的故事发生在1991年，其原型是在新西兰一家医院里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一个毛利早产儿刚出世就死在医院，她的家人向医院要求带她的遗体回家安葬时，发现婴儿的双目不见了。《失目宝贝》的核心故事就是特·帕尼亚的早产婴儿——宝贝——的双目被窃事件，以及由此引出的这个家族几代人近百年的故事。除去前言和后记，全书共37章，其中库娜奶奶9章，塔沃拉8章，特·帕尼亚13章，马哈吉7章。作者用讲述者的名字作为每一章的标题，每一个讲述者讲述的故事通常都是由前一个讲述者的最后一句话引出，形成一个首尾相连，相互映照的完整故事。关于宝贝双目在医院被盗一事，读者听到了不同的叙述，每个人物讲述的故事都是围绕失去双目的宝贝展开，但每个人关注的重点却有所不同。在4位叙述者眼中，过去发生的事件不再像博物馆中的艺术品一样的客体存在着，过去经过毛利人的主观阐释，一并纳入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和记忆中。

作为统领全篇的主要情节，令人发指的婴儿双目失窃事件，前后有4位叙述者从各自的视角重复讲述婴儿眼睛失窃的故事，对这一事件进行不同的阐释和解读。最初提到宝贝的是塔沃拉，他向妈妈询问那个失去双目的姐姐的故事，引出了故事的标题人物——宝贝。在小说的前言里，尚未出生的塔沃拉在妈妈肚子里就察觉到，除了妈妈之外，还有一个人和他们在一起。等到小说的第二章，刚出世的塔沃拉是这么说的：“我出生了，被放到了妈妈的胸前。妈妈抱着我，边笑边说着什么(有人挤在我和妈妈之间。是谁呢？)”②(Grace, 1998：18)。从医院回到家后，妈妈告诉塔沃拉他不是自己唯一的孩子，因为他还有一个姐姐，比他大4岁零5天。塔沃拉看到了姐姐。在他眼中，姐姐就是一个4岁毛利女孩的样子，和别人的唯一不同之处就是没有眼睛。塔沃拉和姐姐像正常的姐弟一样，一起玩耍、打闹、上学。

而宝贝的母亲特·帕尼亚，由于发生了严重的车祸，并不知道发生在女儿身上的一切。直到第十章，特·帕尼亚才讲述了宝贝出现在她身边的具体过程：因车祸重伤回家休养的特·帕尼亚在听到库娜奶奶关于宝贝双目被白人医生窃取的讲述后，昏了过去。在昏迷中，她听到一个婴儿的声音：“你一定要帮我找回眼睛”(Grace, 1998：72)。苏醒后的特·帕尼亚看到已去世的婴儿出现在自己身边。从那时起，她就像抚养一个真正的婴儿一样照顾她，给她洗澡、穿衣，带她玩耍，给她讲故事。特·帕尼亚的家人也都接受了宝贝灵魂存在的现实：他们在饭桌边给她留出位置；
当塔沃拉受伤时，他们也会认为是作为姐姐的宝贝在欺负弟弟。特·帕尼亚讲述了年轻一代毛利人对老年毛利人代表的文化记忆的整理和就反抗毛利人器官/基因被盗而做的努力。

情感理论的发展使我们愈发认识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主动和被动的情感影响(梁福江，2021：71)。故事的另一个叙述者是库娜奶奶。作为家族中最年长的人，她受托去医院接宝贝的遗体回家安葬，却被告知婴儿的眼睛不见了。她用悲愤的语气叙述了失去双目的宝贝是如何像垃圾一样被白人医生“处理”的。当库娜奶奶从白人医生手里接过被随意装在塑料袋中的宝贝的双目时，她悲愤至极。沉默60年之后，库娜奶奶终于决定开口讲述自己的故事——毛利人是如何被夺去土地、剥夺语言的。

故事的第4个叙述者马哈吉是个律师，当库娜奶奶向医生要求带宝贝的遗体回家时，他也在场。看到宝贝的双目被医生装在塑料袋中递给库娜奶奶时，马哈吉愤怒不已，扬言要代表宝贝的家人起诉这家医院，因为他明白这不是简单的盗取器官案。在他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关于盗取毛利人器官的卷宗。作为宝贝双目被窃的另一位见证人，马哈吉从律师的视角判断宝贝双目被窃事件的严峻性，叙述的重点是毛利人和白人关于一块圣地的斗争，以及年轻一代毛利人为夺回土地而做的努力。正如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所指出的，有殖民的地方，就有剥削(Said, 1995：204)。在强垄断、高利润的基因专利的驱使下，某些跨国公司、科研机构利用生物技术合作的方式，盗取原住民族的生物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并进行专利抢注，进而将生命私有化、商品化和同质化，剥夺他们的健康权、食物权，将剥削的形式延伸到基因领域。

王丽亚(2014：97)在“后殖民叙事学：从叙事学角度观察后殖民小说研究”一文中指出，“后殖民小说家对于帝国文化条件下的文学陈规有着充分意识，并以此为参照用新的形式讲述自己的故事”。格雷斯在《失目宝贝》中书写抵抗性文本的努力就体现在对叙述视角的处理上。正如阿希克洛夫特(2014：30-31)等人所言，在后殖民思想中，“时间被扩展为空间”，进而摧毁欧洲的“历史”观和时间秩序，既有的历史书写视角被篡改、重写并重新整合，转换成“他者”的视角，杂糅性以空间的“多重性”取代了时间的“线性”。

格雷斯虽在白人学校接受高等教育，深受欧洲传统文化的熏陶，能够娴熟地运用英语创作作品，但她的叙述风格却与英国文学的传统不同(Panny, 1997：4)。对于习惯了西方传统的线性时间叙事的英语读者来说，格雷斯的作品植根于毛利文化的民族身份、个性与文化传统，在螺旋式的循环结构中重复不同叙述人对同一事件的见解，通过对口述故事传统技巧的再创造，改变了原有的叙事结构理念。非线性的口语叙事并不是从故事的开始到中间再到结尾，而是以螺旋式的方式，通过倒叙之前发生过的事提醒读者，把读者带离过去，抑或突然岔开话题，然后又回到叙述的主旨上。《失目宝贝》中，故事的叙述人在当下和过往之间、现实和虚幻之间循环，借助毛利传统叙述技巧，典型的刻画了毛利人的历史、当下的生活境况、思想和情感，成为后殖民文学文本中杂糅性的典型范例。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国际大奖，在新西兰文学界乃至世界文学范围内都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失目宝贝》的螺旋形叙述模式来自传统毛利人对时间的认知。与西方传统的线性叙述模式不同，毛利人认为空间与时间具有循环往复的性质。格雷斯在《失目宝贝》中让各种声音交汇，展现真相的多样性和多重解读的可能性，揭穿“既定”历史背后主流意识形态运作的本质。螺旋形的叙述结构拉近或拉远与所描述人物的视角，并在不同的章节中变换视角，讲述了四代人近百年的历史演变，着眼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将个体、家庭、氏族以及神话叙述融合在一起。

杂糅叙述的总体效果在于以不完整、碎片化的信息拼接出一个完整的知识图景，而单个叙述者分别从各自独特的视角传达并阐释信息。4位讲述者从不同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关于失目宝贝的故事，每一位讲述者决定故事细节的删减或增加，即便存在一定的细节差异，故事的整体风格和情节依然保持完整。不论讲述者的身份怎么转变，对毛利人身份危机与历史记忆的积极思考，对毛利人的民族自尊、自立、自强道路的不断探索与研究，是《失目宝贝》永远不变的主题。毛利人要想夺回被抢夺的土地，复兴毛利语言，反抗白人盗取毛利人的基因，就必须重构民族文化身份。

4位讲述者从各自的视角出发，让读者对每个故事片段进行拼贴，逐渐感受新西兰当代毛利人的生活境况。通过这种技巧，格雷斯让读者对每一位讲述者所讲述的故事片段进行拼接，发现故事背后的“事实”。从不同的视角叙述同一个事件可以展示这一事件的方方面面，而每一个人物对事件的理解又可以为事件本身的可靠性叙述提供更为完整的信息。将这些信息全部整合起来，就可以对整个婴儿双目失窃事件形成更全面的把握，并对当代毛利人的生存历史进行更宏观的了解。这些看似各自独立的叙述实际上是互为补充的，它们在尝试构建一个完整的、历时近一个世纪的毛利人生存历史大观，揭示了以格雷斯为代表的、身处新西兰后现代、后殖民社会现状中的毛利作家所意识到的毛利人生存困境。通过叙述视角杂糅，格雷斯将一个与传统时间概念相异的口述传统故事转变为一个充满抵抗性的故事文本，用杂糅叙述的技巧揭示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充实并丰富了以往被欧洲白人过度简单化、类型化的毛利人历史形象，审视了毛利人在生活中与白人相处时所遭遇的矛盾、冲突和危机，解构并重构了西方人眼中的毛利人历史。

众所周知，在后殖民文学中，文本语言的使用方式蕴含丰富的文化政治意义。在20世纪末新西兰后殖民语境中，格雷斯在《失目宝贝》中运用具有显著方言土语特点的毛利英语讲述毛利文化历史，让故事人物和叙述者的言语方式充满张力，凸显作为主流文本语言的白人英语与故事人物和叙事者语言之间的压迫与反抗关系，书写抵抗性文本，彰显文化冲突的意蕴。

毛利人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但在长期的同化政策下，他们大都融入了白人世界，并将英语作为自己的第一语言 (Keown，2007：164)。作为白人统治社会的毛利女性作家，英语也是格雷斯的第一语言，但在运用英语进行创作时，她有意识地在英语中插入毛利单词和短语，并运用毛利口述故事的传统赋予作品独特的毛利色彩 (Morrow, 1998：100)。将英语作为主要的创作语言使她的文本面向广大说英语的人士，不再局限于毛利读者；
同时又夹杂毛利语，让毛利语正式出现在文本中，反映了新西兰这个二元文化国家中毛利语与英语的融合，体现了新西兰的文化特色。格雷斯从毛利文化之源——家庭、社区、民族、文化等寻求个人身份、政治意识和创造性表述的源泉，将它们融入文本的叙述中，通过置换毛利人与白人的语言逻辑，实现主从角色的转换。这一点在她笔下的毛利老人身上体现最为明显。

这些毛利老人会说英语，但是他们的英语受毛利语影响较大，是毛利英语。在《失目宝贝》中，以库娜奶奶为代表的毛利老人从小接受白人学校教育，会说英语，但是他们总是有意地在英语中植入毛利语词汇，或者使用毛利语法，让两种语言交杂并以对立的姿态展开对话，呈现两种讲话习惯与两种语言风格，产生一种矛盾冲突的效果。在回忆60年前被迫到白人学校接受教育而死亡的表妹瑞瑞派蒂时，库娜奶奶用了一个毛利词语teina来代替英语的cousin(堂/表姐妹)。瑞瑞派蒂是库娜舅舅的女儿，是库娜的teina(妹妹)，而库娜是瑞瑞派蒂的tuakana(姐姐)。6岁的瑞瑞派蒂忘记了在校园内不能说毛利语的禁令而被老师频繁地体罚，变得越来越消瘦，不久就死了。

被学校杀死了。死于恐惧。我的心都碎了。我哭了。她是我的，是我，是我们大家。她死了，她的死影响了我们所有人。我们的耻辱经过这么多年终于变成了愤怒和疯狂。大人们将她托付给我，我的小妹妹，她是我的责任，是我该照顾的人。我该有多坏啊，居然让她死了。(Grace, 1998：38)。

8岁的库娜憎恨自己不能帮助妹妹，将这一切归咎于毛利语，因此开始讨厌毛利语。直到60年后，宝贝的父亲尚恩回家追问自己的姓名，返程时遭遇车祸去世，宝贝双目被窃，库娜才又重新开口用毛利语讲述过去的故事。但是当她向特·帕尼亚讲述自己将失去双目的宝贝从医生手中接过的情形时，她在毛利语中却使用了白人医生使用的英语单词“body”(尸体)代替了宝贝，后来出现的“arranged disposal, corpse, mislaid” (安排抛弃、尸体、错置)等英语单词更直接地体现了白人对待毛利人的态度：在白人医生眼中，宝贝就像垃圾一样是可以被“处理”的，而且他们在处理时还把这尸体放错了地方(Grace, 1998：71)。

库娜奶奶话语中毛利语和英语的杂糅使用策略，达到了弃用标准英语，并将毛利语挪用为文化话语的双重效果，既表现了毛利语中的人际关系与白人的不同，又鲜明地指出白人和毛利人对待宝贝遗体截然不同的态度。由宝贝双目被窃事件开始，库娜奶奶回忆了60年前表妹在学校被责罚至死的故事，点明老一代毛利人为了能在白人统治的社会生存下去，不得不隐藏自己的名字，像白人一样生活的困境。库娜运用毛利语-英语-毛利语的模式，回顾了从宝贝双目被窃，到毛利人语言被压制，再到土地被强占的人生经历，揭示了白人对毛利人的殖民形式从掠夺土地、剥夺语言、再到窃取器官，只是发生了形式上的变化，其殖民本质一直都在。

除了库娜奶奶，特·帕尼亚的爷爷和马哈吉的爷爷说起英语也都带着毛利语的特色，句子很短，喜欢断句。他们知道很多英文单词，但在日常交流中更愿意用毛利词语来代替。当提到宝贝的灵魂不愿离去时，特·帕尼亚的爷爷说：

当然。她要在这世上停留一段时间，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她是我们家的孙女(mokopuna)，不是垃圾，不是食物(kai)。(Grace, 1998：83)

在白人看来，那眼睛无足轻重，就像垃圾或食物一样，可以随便装进塑料袋中扔掉。作者通过老人之口控诉白人医生将宝贝的双目装在超市购物袋中递给库娜奶奶的行为，指出白人对毛利人生命价值的无视。

除了关于生命价值的追问，毛利人和白人关于土地的不同态度也通过两种语言彰显出来。《失目宝贝》中关于土地的追回主要是一块名为Anapuke的地块。根据《怀唐伊条约》，新西兰政府“购买”了那块土地，但一直没有使用。故事发生时，政府准备出售这块标号为165G10的土地。白人政府官员根本不知道它还有个毛利语名字Anapuke(sacred site圣山)，更别提它对毛利人的意义了。毛利人认为新西兰政府并没有付钱购买这块土地。几十年来，他们举行了无数次听证会议，商量追回这块属于祖先的土地，均未成功。在一次听证会议中，马哈吉的爷爷作为证人讲述了这块土地的历史，他用英语告诉来自市政厅的两位官员，那块土地很久以前就是他们埋葬祖先尸骨的地方：

有一个叫霍利的老人告诉了我关于圣山的事。那座山，我们很少提及。那是很久很久以前。那时候这里只有毛利人……我们从不谈论这座山，甚至不敢直视它……但是霍利告诉了我关于这座山……“山上全是山洞。所有的山洞里，都埋葬着尸骨。那是埋葬我们祖先的圣山”。(Grace, 1998: 151-152)

马哈吉的爷爷在讲述这段往事时，用的是英语，但是他说的英语却深受毛利语言习惯的影响。在毛利口语中，时态通常由上下文判断(Keown, 2007：167)。所以，虽然马哈吉爷爷讲述的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但是除了第一句中的动词是过去时态，后面所有的动词都是现在时态。后来，当着众人的面，老爷爷甚至忘记了使用英语，开始说毛利语。那两个官员听不懂毛利语，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便认为马哈吉的爷爷一定是老糊涂了，竟然在这种场合说毛利语。

对语言的控制是殖民时期帝国压迫的主要特征之一。英国殖民者将标准英语作为统治者的语言范式，其他所有的“变体语言(variants)”都被边缘化为不纯正的。语言成了权力等级架构得以永久化的媒介，社会秩序和真理通过语言得以确立。后殖民声音的出现有效地拒斥了这种权力。在《失目宝贝》中，格雷斯通过让人物使用毛利人的语言，从而获得了语言的主动权，把白人排除在话语场之外，重新定义了对话的主客体，将位于中心的白人与位于边缘的毛利人相互移动和替换。毛利人重获用语言逻辑定义自我的能力，拒绝了英语语言标准规范的优势地位，进而争取到心理上的主体性。毛利老人的毛利英语不仅与白人的“规范英语”在一些规则和表达方式方面有差异， 而且表达了毛利人与白人统治者在文化传统和政治态度上的对立。毛利英语具有潜在的颠覆性力量，因为英语是白人压迫者的语言，格雷斯在英语中加入毛利词汇，既不将其标注，也不提供英语注释或译文，让一直沉默无形的毛利人重新在这个宣称双语文化的国家找回了属于自己的声音；
同时也表明了她的态度：毛利语是新西兰官方语言之一，不是一种外语，不应被当作外语来对待。正如邓佛森(Deverson, 1991)所言，“在毛利人看来，‘毛利语的所有权’，和土地的所有权一样，也属于毛利人。毛利作家在作品中加入毛利语，意在制造一种陌生感，并提醒新西兰人，毛利语是属于毛利人的。毛利土地也是属于毛利人的”。

比尔·阿希克洛夫特等人在《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中援引W·H·纽斯在《言说与暴力的梦》中的论断，指出新西兰文学不是英国文学的分支，而是对英国文学的颠覆，不是原有帝国话语的延续表达，而是一种对抗性话语 (阿希克洛夫特，等，2014：16)。虽然白人英语由于帝国的强大意识形态在新西兰占据了语言标准规范的优势地位，但是毛利人在英语中夹杂使用方言口语的词汇，并运用独特的语法形式，保存了毛利口述故事传统，进而创建了属于毛利人的文学传统，抵制了白人英语所体现的意识形态。

在《失目宝贝》中，格雷斯将毛利口述故事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多重叙述技巧融为一体，将毛利语嵌入白人的英语文本之中，创建了抵抗性文本。《失目宝贝》中的杂糅叙述不是对视角和语言的简单混杂，而是将口述故事传统与多重叙述视角杂糅，在英语文本中加入毛利语以对抗英语，从而创建抵抗性文本，营造出一个生动的毛利语言与文化主体话语对抗的局面。这种叙述技巧既在结构上促成了杂糅性的文本特点，又以杂糅性的语言为媒介，通过关键词语使用毛利语、运用毛利语法规则以及英语与毛利语之间的切换等方式来颠覆英语作为殖民者统治工具的权威性，削弱其统治效果。由此，《失目宝贝》中的杂糅叙述成了格雷斯创建抵抗性文本，对抗白人殖民的抵抗手段。通过杂糅叙述，格雷斯将传统毛利口述故事元素融进现代西方主流英语的叙述模式之中，既保存了传统意义上的毛利文化身份，又通过参照毛利历史和口述文化，找到一种新的构建新西兰毛利人历史传统的方式。同时，在英语文本中插入毛利语讲述毛利人历史，格雷斯成功地从文本内部解构了新西兰白人殖民者的叙事方式和英语语言霸权，为毛利人赢得了话语权，使毛利民族走上了自我表达之路。

注释：

① 本文所引《失目宝贝》内容均由本文作者译自Patricia Grace: Baby No-Eyes, Auckland: Penguin Publishing House, 1998。

② 毛利人相信万物有灵，认为孩子可以看见去世亲人的魂灵。塔沃拉还在妈妈肚子里就和妈妈对话，出生后的塔沃拉可以看见姐姐的魂灵。小说最后，塔沃拉长大了，库娜奶奶去世，宝贝的灵魂和库娜奶奶一起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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