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向度*

汤 丽 芳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南京 211200)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最基本、最珍贵的是生命。因为，在人或长或短的一生中，属于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当生命个体完成了从出生到死亡的一个轮回之后，生命便悄然离去，永远不会回返。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人都应该倍加呵护和关爱我们自己的生命。人类生命的存在不仅仅局限于类似普通生物那样的纯粹天然式的存在方式，它更是一种包含丰富的社会属性的精神存在和意义存在。基于此，我们可以说，人类生命本体的存在是一种以生物性躯体为载体的价值性存在。而且，也正是这种建立在以人类对于意义和价值追问基础上的生命存在状态构成了人类生命存在的本质特征。因此，就人类存在的本质而言，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在内的所有的生命个体都应该确立起对于生命价值问题的正确态度，从而在追寻生命的意义与真谛的过程中，逐渐彰显自己生命的光彩。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就世界范围而言，随着工业文明时代市场经济建设的强力推进，实用主义、拜金主义以及功利主义思想在整个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日益泛滥，人类在片面追求物质利益和现实欲望满足的同时，却不知不觉地忘却了生命的珍贵，进而逐渐丧失了对于生命应该怀有的敬畏和尊重。就我国来说，在经济迅猛发展、科技飞速进步、改革开放加速推进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而在日益加重的生存压力和不可胜数的种种利益冲突中逐渐陷入以无休止的焦虑、困惑和迷茫为表现形式的生命困境之中。而这样的困境在受到新冠疫情的迎头痛击之后，促使人们重新去审视原有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但这种审视又是茫然和无所适从的，看到生命的无常，有的人选择醉生梦死，更加无节制地透支生命；
有的人则因为担心而谨小慎微，在恐慌和抑郁之间来回摇摆。对于人生经验尚少的青年大学生来说，这种焦虑与困惑表现得犹为明显。

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战略的向前推进，我们这代人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大历史使命，这就要求我们采取有效的措施，切实加强对于全体国民，尤其是以大学生为核心的青少年群体的生命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以大力提升其对于生命问题的关注程度，明晰生命的基本理念，增强其理解和感悟生命的积极性、自觉性和主动性，逐渐理解幸福生活所包含的真正内涵，进而提升其对于现实的幸福生活的感受能力，从而继续追求有意义的幸福生活和人生价值。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幸福是灵魂与美德相一致的一种实现活动，其他一切事物或是他所必需的附属品，或是其本质的一切手段和用途。”[1]543苏联教育家乌申斯基则更进一步提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获得幸福，毫无疑问，这种幸福不能为了任何无关的利益而牺牲。”[2]

因此，在这种时代条件下，自觉而主动地通过我们的教育工作，对以青少年为主体的全体社会公众来施行一种以人类生命为主要内容和基本出发点的教育实践—生命教育便显得极为重要。思想政治教育与生命教育在本质与目的上基本一致，在具体工作的开展中，前者又有着更灵活与便利的时空优势。因此，对构建以生命为基本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可行性非常之高。而在这个体系的构建中，对其基本价值向度的梳理与界定则又是其最为根本性的前提条件。

对于生命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来说，一方面，我们要切实尊重并严格按照贯穿于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始终的、印证受教育对象生命运动的内在逻辑的客观规律办事，以确保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科学与严谨；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深入分析、理解和牢牢把握影响和制约受教育对象生命本体的其他深层次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并且循序渐进地磨炼其生命进路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增强他们的生命意识，挖掘他们的生命潜能，从而在教育和引导我们的受教育主体自觉提升自身生命认知的基本水平的过程中，加深其对于生命问题的理解，并在追问生命个体存在的基本价值向度的历史进程中，真正有效地提高其生命存在的基本形态的质量和效益。

实现受教育对象对于生命自我的自觉认识，是生命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事业的最基本的向度。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视角来看，拥有鲜活的生命存在形式的现实的人的存在，是思想政治教育事业的基本历史前提，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体系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逻辑起点。我们之所以对于人的现实生命的客观存在形式在思想政治教育事业中的地位做出如此的界定，其根本的原因主要在于，就社会实践的层面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本质上是人的一种生存和活动方式，而这种活动能使人的思想道德得到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能够使人的思想道德得到发展，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点是真实的人的活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就其基本的存在属性以及内在的价值取向而言，生命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本身在最为根本的意义上便是一种针对人——这一受教育主体所进行的有关生命的思想教育实践活动。而在此情况下，我们对于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受教育主体—人的自我生命的全面解读与诠释便不仅显得非常有意义，而且也是一项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全力以赴加以完成的重要使命和迫切任务。

人类生命的存在是宇宙和自然界中的客观现象。正是因为有了人类生命的存在和发展，大自然因此才拥有了灵性，进而显得富有生机和活力，彰显出人性的光辉。就其现实存在的基本形式而言，人类生命往往是由一系列基本属性所组成的一个宏观的系统。一般来说，人类生命这个系统主要是由其自然性、社会性、道德性与理智性等属性所构成。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又告诉我们，在物质与意识、思维与存在的相互关系中，物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思维，因此，物质和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与意识是第二性的，这即是客观真理。就此而言，作为人类生命存在的基本载体—人类生命的自然属性便获得了最为基础性的地位，并进而成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人类生命其他属性的立足点。从教育的层面来看，我们应该通过教育，使人们明晰个体生命的“本根”所在，并逐渐学会以宏阔的视野去审视人类生命存在的根本价值与重要意义。

社会属性也是人类生命现实存在的核心特征，并且是其诸般属性中最为根本、最具重要价值的属性。正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之中，人类才最终获得了属于自己生命的一切特征，从而成为人本身。从生命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来看，我们应该充分整合包括学校、家庭、社会和自然等因素在内的一切教育力量，引导受教育对象去正确理解自身生命个体与集体、社会乃至家国之间的关系，从而能够最终将社会、国家和宇宙自然的生命存在和个体生命存在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此外，理智与道德属性也是人类生命存在的重要属性。其中，理智属性是决定人类生命区别于其他生物体生命的重要标志，正是在这种理智属性的引领下，人类才能不断地实现对于外在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而道德属性则产生于人类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它对于人类生命的现实存在与协调发展发挥着重要的规范和约束作用，并在人类生命的日常运行过程之中，维系着各种生命关系的存在及其良性互动。

从以人类生命为主要内容和基本出发点的一种教育实践—生命教育的维度来看，我们应该教育和引导作为受教育对象的个体生命在充分认识、理解并切实优化自我生命存在和发展的现实状态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去努力改善人与自然、社会等外在的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创造健康而有序的个体生命丰富和完善的客观生态，并在这种实践过程中循序渐进地提升自身的德性修养，塑造完美人生。简而言之，生命教育的最为基本的价值向度便是积极主动地教育和引导受教育对象以正确地认识和了解自我生命的存在状态，并在理解自我生命的基础上，进而做到悦纳自我和实现自我生命的追求。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个体生命在实现自我生命追求的过程中，不仅要注意完成其对于自我个体生命的价值实现，同时也要积极地推动受教育对象的生命个体的世界向自我以外的其他人的生命世界开放，从而能够在这种生命个体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生命本体生命境界的提升。

从教育哲学的视域来看，对于个体生命发展的这种理性的价值认知，也是中外不少学者和专家的基本思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教育应具有要认清基本的人生价值取向的功能，指出：“教育的使命是让学生认识到人类既具有多样性，同时也要让他们懂得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是相似和相互依存的。因此，从孩子开始，学校就应该抓住一切机会，开展这种双重教育。”[3]83我国已故教育学家鲁洁也认为，我们的生命教育应当“培养学生具有生存认同感，学会‘走向他人’；
学会与不同价值取向的人兼容，做到对他人的尊重、理解、宽容、关怀；
学会通过沟通与对话，来克服狭隘的文化、价值偏见，以达成追求人类发展与进步的目标，最终能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这种包含‘共容’和‘共同’的价值思维正在成为教育界的一种时代性思维”[4]。因此，生命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注重帮助受教育对象去有意识地实现对于自我生命存在状态的理解与把握，还需要引导其积极主动地将自我的生命感悟与他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生命存在有机地协调起来，并通过双方的有序互动与真诚对话以实现对于生命本真的价值追求。

就教育事业的孕育、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渊源来看，自从人类的教育实践活动产生以来，生命问题便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与此相应的是，对于生命本体的发展与完善问题，便也由此而逐渐成为人们不断追问和探求的基本价值向度之一。

就其基本的内容体系及其所包含的逻辑架构而言，在生命教育的实践活动中，人们对于生命的发展和完善的追问与探讨，首先是从人类生命本体的理想发展状态，即生命的自由发展问题开始的。所谓生命的自由发展，是指个体生命在认识到支配生命个体发生和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基础上，自觉地驾驭和运用这些规律去有效地突破阻碍生命发展的种种障碍，以最终实现生命预定发展目标的一种理想的发展态势。对于个体生命自由发展的问题，古往今来有很多思想家与理论家都曾经做过阐述。如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庄子就曾经在其传世名著《逍遥游》中以鲲鹏为喻，对人类生命的这种自由发展的理想状态做过淋漓尽致的描绘，从而给世人留下了了美好的念想。同样，在西方文明的长河中，关于生命之自由发展的问题的反思也具有悠长的历史。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把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作为个体生命自由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其政治学等著作中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中，西方思想家们的这种对于生命自由发展问题的探讨虽然历经像中世纪那样的黑暗年代的桎梏也始终没有断绝，以至于那些关注生命教育问题的学者和专业机构，能够在20世纪初期的“新教育”运动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中成功地将个体生命的自由发展作为“进步教育”的基本目标来加以提出，他们认为，“进步教育的目的是对人的生理、心理、社会以及精神的特点和需要进行科学研究，以促进个人最自由、最充分的发展”[5]270。这种对于生命个体自由发展的基本地位的界定为人们深化对于生命问题的理解奠定了基础。

当然，个体生命的发展与完善除了有着深度的规定以外，还应该拥有广度的考量，这种考量便是生命本体的全面发展的态势。从总体上来说，所谓生命的全面发展，指的是个体生命的体力和智力、生理和心理的全面发展，具体而言，就是指生命本体在品德、智慧、体质与审美等方面的协调而均衡的发展。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人们对于生命全面发展问题的分析与探讨，可以说从最早的教育活动产生的时候便开始了。回顾我国教育事业的基本历史，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具有规范意义的教育事业奠基人、教育家、思想家孔子在《论语》中是这样说的：“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意思就是如果具有臧武仲的智慧、孟公绰的克制、卞庄子的勇敢、冉求那样多才多艺，再用礼乐加以修饰，也就可以算是一个完人了。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这是人们对于个体生命全面发展最早的概括。而西方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也早在古希腊和罗马时期便提出了以德育、智育和体育三者统一为基本内容的实现人类生命全面发展的基本设想。到了近代，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人们对于个体生命全面发展的思考才进入了更高的境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之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对于个体生命之全面发展的基本状况，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认为“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6]330。这是他在对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交互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对于实现了个体生命全面发展后的基本状况进行的深刻阐释。显而易见，在现有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我们的生命教育还不可能达到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个体生命全面发展的理想的目标。但是，我们的每一次努力和每一个进步都毫无疑问地在向这个美好的目标靠近。

综上所述，在我们解读生命发展与完善的基本态势的过程中，对于个体生命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阐释无疑是最为核心的工作，这种致思维度在本质上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关于个体生命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本设计的，并在此基础上为我们进一步探讨个体生命的终身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前提与历史条件。

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从生命伦理学的视域来看，任何生命的客观存在本身均毫无例外地包含了生与死这样的两重向度。个体生命之发生与发展的基本历程肇始于“生”的实现，而终止于“死”的安息。大千世界，万事万物的生存与发展都无法摆脱这种由生而死的周期律的支配。不论是表征生命客观存在的“生”，还是宣告生命最终消亡的“死”都在人类生命长旅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基于此，我们认为，与对于生命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问题的关注一样，我们的生命教育也应该及时地将以“临终关怀”为主要内容的关于死亡的教育纳入关注和思考的视野之中。就其发展的基本历史而言，现代意义上的临终关怀运动于19世纪中叶，发轫于爱尔兰，但其影响力的真正发挥则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才开始凸显。由此可知，临终关怀教育是我们生命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深化对于生命问题理解的崭新方向。

就其基本的历史渊源来说，价值问题始终是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一个古老而又长青的话题。在教育领域，人们对于价值问题的探讨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对于生命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事业而言，我们对于生命教育的基本价值的探讨，也是建立在对于教育事业本身的价值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在人类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中，学者和专家们对于教育的价值问题探讨可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其中有关于理想目标与现实价值的辩论，有关于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的商榷，也有关于主观与客观价值、相对与绝对价值，以及内在与外在价值之间的博弈等等。但就总体而言，人们对于生命教育的基本价值问题的思考不外乎从两重维度展开，即生命教育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以及个体生命的价值与生命教育的价值的协调。

对于生命教育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探讨是生命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关注的首要问题。一般而言，所谓生命教育的个体价值，是指个体生命的感知、情感和意志等方面的发展和完善所能够从生命教育工作中得到的满足程度。对于如何实现生命教育中的个体价值问题，古今中外的教育家有着相当多的论述，如孔子在“成人”的论述中提出了“知、仁、勇、艺”的要求，而且要“文之以礼乐”；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提出，要使受教育者的身体、道德和智慧协调发展；
我国近代教育家蔡元培明确提出了德、智、体、美、世界观五种教育思想；
而我国目前的培养目标和教育方针，就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德、智、体、美，劳动全面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所谓生命教育的社会价值，一般是指生命教育的工作，在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进步、文化繁荣和思想统一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视域来看，生命教育中的个体生命价值作为生命教育的社会价值这样的一个大系统之中的一个基本要素，它与生命教育的社会价值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这是因为，个体生命不仅是生命教育所关注的基本对象，是生命教育工作的生机与活力之所在。而且，人类生命本体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而正是这种存在使得我们的生命教育工作获得了基本的依托，并进一步明晰了其基本的发展方向。对于生命教育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这种辩证统一关系，有学者就曾经以社会文化的发展与个体生命的价值实现之间的辩证关系为例来加以说明。该学者认为，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文化发展的需要，即是人类实现自己最高本质的需要。因为“在文化学的视野下，作为一种过程的文化，指的是人不断地摆脱‘野性’，追求自由的自觉活动，实现人的最高本质的过程。文化发展的需要，就是通过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来全面提高全民族素质”[7]6。

对于个体生命的价值与生命教育价值之间关系的探讨，也是生命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需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按照相关学者的界定，生命教育工作中的个体生命价值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般是指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和责任，也是社会对于个人的满足和尊重。因此，一方面，“对于个体而言，生命价值的实现需要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在正确认识和利用现实社会所提供的条件，不断提高个人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以及工作能力的同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把远大的理想目标和脚踏实地的奋斗精神紧密联系，积极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才能最终充分实现人的价值”[8]1164；
另一方面，所谓生命教育的基本价值，一般是指生命教育在具体实践中，在满足作为生命教育主体之一—个体生命的发展与完善，以及满足特定阶级、民族或者国家的客观需求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与此作用相对应的价值的体现。基于此，作为生命存在的基本价值的创造者与享用者，每个“生命个体”都要“使自己的生命具有崇高的价值，就必须完善自已，充分发挥自己潜在的创造力，积极为他人、集体和社会做出贡献”[9]2080。总的来说，生命教育的基本价值追求，其一是指生命教育在促进个体生命的完善，以及推动整个社会对于生命的本真认知过程中所彰显出来的内在价值；
其二是生命教育在促进个体生命与群体、国家，乃至民族与人类生命之间的相互协调与辩证统一中所体现出来的工具价值。从生命教育的基本价值与生命教育的个体生命价值的概念的界定过程来看，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协调关系。这种协调关系主要体现在生命教育中的个体生命价值是生命教育实践活动中最为本真的价值因素，而生命教育的基本价值的实现则是以作为生命教育主体之一—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和拓展。而且，生命教育过程中的个体生命的价值与生命教育的基本价值的协调，也正是在这种个体生命的基本价值不断实现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

综上所述，对于生命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事业来说，人类生命的存在、其现实的发展以及其意义的追寻始终是最为核心的话语。生命教育的基本出发点以及其最终的归宿都在于生命问题的探究。因此，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便应该做到始终将人类的生命本体放在其处理一切问题的核心位置，并在此基础上，将我们对于生命个体的尊重、关爱、呵护与教育、引导和提升有机结合起来。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类生命的世界同时便也是教育的世界。对于生命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而言，无论是对于其理论基础的建构、基本要素的明确，还是对于其基本价值向度的定位，都应该以我们对于个体生命的理性认知为基础。而且，这种对于生命本体的深刻认知，也同时为我们进一步实现对于生命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标与内容的建构与整合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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