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七大——团结胜利的大会

■ 胡湘君

在党的历史上，与上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相距时间最长的是党的七大。1928年6月党的六大召开之后，到1945年4月才召开党的七大，相距了17年，跨越了差不多整个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两个时期。那么，为何六大与七大之间召开时间相距如此之久？为何七大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被载入史册？笔者就此进行了简单的梳理。

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都强调了召开七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当时并不具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

党的六大召开后不长的时间，中共中央就打算召开七大。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曾作出将召开七大的决定，全会通过的决议案中，把召开七大，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和其他文件，视为“最不可迟疑的任务”。然而，当时蒋介石利用各种手段加强白色恐怖，导致党在国统区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蒋介石又发动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二次大“围剿”，同时也加强对其他根据地的“围剿”。在这样的情形下，自然无法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此后，党又多次提出要召开七大，并且做了几次准备，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期进行。1936年10月，三支主力红军实现会师，长征宣告结束。随后，发生了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才具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

为使全党正确认识当时的革命形势、任务以及方针政策，做好迎接从国内战争转变为民族战争的准备，1937年5月至6月，中共先后在延安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后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做好了政治上、组织上的重要准备。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随后红军被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在国内斗争最困难的时候，一直在莫斯科工作的王明带着共产国际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指示，于11月到达延安。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王明关于共产国际对统一战线精神的传达。1938年2月底至3月初，根据王明和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研究和讨论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问题。这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都提出了要召开七大，以解决党在抗战中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在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和党的工作，均有最严重的意义”。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增补王明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秘书处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五人组成。

1938年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提出应“立即进行具体准备”召开七大，而且还发表了召开七大告全党同志书和告全国同胞书，给各地方党组织发出了关于七大准备工作的指示，成立了各主要议程的报告起草委员会，责成政治局及中央负责同志起草报告提纲。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七大召开的时间和地点要看战争的形势来决定，人数决定于党的发展，代表人数暂定500人。会后，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革命和中国党的情况，并说明中共中央将在半年内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希望共产国际派人指导。

虽然这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都强调了召开七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当时并不具备召开的条件。在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系统地提出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等右倾错误主张，同时敌视敌后游击战的重要作用。在坚持抗战、如何处理抗战中的国共关系等重大问题上，毛泽东、张闻天与王明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王明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负责长江局期间，王明不尊重党中央的领导，在重大问题上自作主张，与党中央闹独立性。加之当时由于全民族抗战刚开始不久，党中央须集中精力指导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大量的干部被派往前线。因此，召开七大的条件实际上并不成熟，12月会议成立的七大筹备委员会并未开展实际工作。

整风运动取得重要成就，前后讲了十几年的七大终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次会议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中共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全会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维护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解决了王明回国后在对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党内纷争，统一了全党思想。应该说，它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创造了条件。因此，召开七大又一次被提到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这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召集七大的决议，提出“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七大。会议还对代表的名额分配、选举办法，作出了若干具体规定。

1939年6月14日和7月21日，中共中央两次向各地党组织发出如何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并要求9月1日前选出代表待命。同年6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还致电共产国际，提出党的七大代表的选举工作不会早于8月1日结束，七大将在10月召开。

此时，国共关系却发生了逆转。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内的汪精卫集团对抗战悲观失望。不久，汪精卫公开走上投敌的道路，成为可耻的汉奸。蒋介石集团虽然仍留在抗日阵营中，但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于1939年冬至1940年春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并在1941年春发动了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加之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将半数以上的兵力和差不多全部伪军投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中共一方面要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一方面要粉碎日军的“扫荡”、封锁，只得将召开七大之事暂时搁置下来。

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后，1941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再次决定抓紧召开七大，要求准备工作要在“五一”前完成，初步议定5月1日开会。会议决定，七大的议程只作三个报告，即毛泽东的政治报告、朱德的军事报告、周恩来的组织报告。原定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入政治报告，不再另作职工报告。这次会议还审查了代表情况，重新指定了个别代表，确定了大会秘书处等会议机构，宣布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王若飞、李富春为副秘书长。同年9月3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即将开始的整风运动做准备。会后，中共中央曾打算在1942年上半年召开七大。这两次会议后，一部分代表陆续到达延安。

各地到延安路途遥远，交通困难，这是七大会期一再推迟的重要原因。当时，各根据地均处在日军的分割包围之中，代表们到延安殊非易事。时为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1942年1月13日接到中共中央要其回延安参加七大的电报，于3月19日开始动身，穿过日伪严密封锁的陇海铁路，于月底到达山东，受中共中央委托顺道解决山东根据地领导人之间的团结问题。7月下旬从山东出发，前往延安，于12月30日抵达。刘少奇等人此次长途跋涉，历时9个多月，穿越敌人封锁线103道，行程1500余公里。

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时，中央领导层对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的路线是非问题存在不同的意见，在涉及评价六届四中全会时，认识差距较大。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先开展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思想认识，在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再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样才能够把七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因此，七大未能如期举行，一部分代表到延安后便留了下来，参加延安整风。

1943年夏，整风运动已由高级干部发展到全党，全党上下形成了一个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历史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高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日趋成熟，中共中央又一次决定召开七大。7月17日，中央书记处向政治局提议，在八九个月内召开七大，并指定各主要抗日根据地的一些负责人到延安参加七大。8月1日，中央政治局发出指示，将七大定在年底召开，要求各地代表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起程。

可是，七大还是未能如期召开。因为这个指示发出后，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讨论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和全国抗战初期的“左”倾、右倾错误，而王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拒不接受批评，甚至称病不出席政治局会议。不解决王明路线问题，就难以达到全党思想上的统一。中共中央决定整风运动继续进行，重点学习党的历史，各地代表到延安后也立即转入学习和整风运动，七大再次延期。

进入1944年春，整风运动已取得重要成就，特别是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危害有了深刻的认识，整风进入总结阶段。同时，抗日战争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阶段，开始局部反攻。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七大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1944年5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立即进行七大的准备工作。这样，前后讲了十几年的七大终于被提上了日程。

1944年5月21日下午2时，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直到1945年4月20日才结束，历时11个月。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列席会议的有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负责人12人。会议通过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五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会议决定，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

会议确定了七大议程，除拟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刘少奇作组织与党章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周恩来作统一战线工作报告、任弼时作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历史报告外，还安排高岗、彭德怀、陈毅分别作陕甘宁、华北、华中三个地区工作的讲演。

在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简短的工作报告。他指出：“从六大到现在有十六年，中央主要负责人换了几次，这个详细报告也很难作，对于过去工作的检查，准备放到历史总结中去。过去联共中央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实际上也就是政治报告。我们只准备对七大作政治报告，不另作工作报告，工作的总结也可以在这个报告中提到，只解决已经成熟了的中心问题。”

6月5日，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中心议题是城市工作。会上，毛泽东提出，要靠国民党来收复大城市是不可能的。将来可能出现三股力量，罗斯福的美军、蒋介石和共产党，看谁先进城。共产党要有夺取大城市的准备，担负起解放中国的责任。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陈云等14人组成，彭真为主任，并建议七大议程中增加城市工作一项。

1945年3月31日，六届七中全会再次举行全体会议，讨论为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案和修改党的章程的草案。七大上，毛泽东将代表中共中央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对报告的内容作了说明。

在这天的会议上，毛泽东讲了关于联合政府的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情况是坏的，即要共产党交出军队而去做官。军队当然是不交的，但政府还是独裁的，官做不做呢？毛泽东说，不要宣传做，也不要拒绝，要准备这种可能性，其坏处是在独裁政府做官，这是可以向群众解释的；
但也有好处，可以做宣传工作。第二种可能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的，承认解放区，实质蒋介石的政府仍是独裁的。第三种可能是以共产党为中心，在共产党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一亿五千万人民时，要蒋介石更加缩小、削弱，无联合可能时，就要这样做，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共产党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在这天的会议上，刘少奇对修改党章的报告作了说明。党章草案中曾提到，党员有在一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对于这一条，刘少奇说，他动摇了几回，“任何”二字写了又圈掉，圈了又写上。但还是倾向于给党员这个权利，这样会出一些乱子，但没有这一条，乱子会更多。在讨论中，对“任何”二字是否要写上有不同意见。周恩来根据亲身经历说，过去就是吃了没有下级批评的亏，如果路线错误早有人说，至少好一点，写上“任何”二字，是整风经验的总结，实践起来，利多害少。毛泽东也表示，应该信任群众，绝大多数群众是为党好的。会议最后决定保留“任何”二字。

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朱德将在七大作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与此同时，随着延安整风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本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精神，许多高级干部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进入中央领导层的同志，诚恳地检讨了自己以前所犯的错误。1943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主要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和全国抗战初期的路线错误。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指出：王明是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是执行者与发挥者。

为了更好地总结党的历史，让全党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对遵义会议前党内路线是非有正确的认识，1944年5月，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组织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员有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几天后又增加了博古）。任弼时负责召集。随后，任弼时写出了题为《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并分送中央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当时任弼时担任中央秘书长，工作很忙。中共中央指定张闻天对任弼时写成的草稿进行修改。张闻天参考以前的草稿，重新构思，提出了新的修改稿。在张闻天稿子的基础上，毛泽东又作了多次修改，并将题目改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分送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刘少奇、任弼时和其他40多位领导干部征求意见。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毛泽东根据大家的意见对稿子进行修改。《决议》原准备提交党的七大讨论通过，后来征得准备参加七大的各代表团的同意，改在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主要是为了使七大能集中精力讨论抗战后建国方针问题。

《决议》阐明了党在历史上所犯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方针，强调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认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指出全党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重大意义。

《决议》的通过，使得党的历史上许多重大问题有了令人信服的结论，促进了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巩固了党的团结，为七大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举行预备会议。755名代表（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除有病、有事请假者均出席了会议。

预备会上，任弼时首先报告了大会的筹备经过。他说：七大早应举行，但因战争关系，交通分割，迟至今天才召开。这固属缺点，但也有其积极方面。因为在延期中，首先是充分发展了我们的力量。现在党员有120万，党领导的军队有100万，解放区人口有近1亿。经过锻炼，党已成为全国政治的决定力量。其次是党的思想更加一致。经过整风、路线学习和审查干部，党内思想一致，组织上更加纯洁。

毛泽东就七大的工作方针作了报告。他说：这次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在讲到如何看待犯错误时，说：“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有过错误。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这段话，赢得了与会代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预备会议通过了六届七中全会提议的由毛泽东等15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任主席团常委，任弼时、李富春为大会正、副秘书长，以彭真等22人组成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预备会议确定了七大的议程：一、毛泽东作政治报告；
二、朱德作军事报告；
三、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四、选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4月23日，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显得格外庄严肃穆。主席台的正上方，悬挂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巨幅标语。主席台上的摆设十分简朴，仅几张铺有白色台布的长条桌和十来把木椅。台下的会场里，摆放着一排排简陋的长条木靠背椅。

下午5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主席团成员出现在主席台上，先入会场的代表们立即全体起立，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庄严的《国际歌》乐曲结束后，大会秘书长任弼时作开幕讲话。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致大会开幕词。他说：“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们应该讲，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
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提到的“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指的是1943年由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在这本书中，蒋介石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者，暗示在两年内要消灭共产党和一切革命力量。“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则是指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在开幕词中，毛泽东明确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立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他说，这就是这次大会的任务，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

毛泽东致辞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和在延安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也相继在开幕式上作了讲话。

在开幕式上，彭真作了关于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并被大会一致通过。

4月2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会前，他写了一个书面报告，即《论联合政府》。书面报告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抗战中的两条路线斗争，阐明了中共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并指出中国人民应该争取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前途。

书面报告中提出了中共在当时的最低纲领，这就是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党的最高纲领则是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报告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党的三大作风的概念。他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他还说：“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在4月24日的大会上，毛泽东就书面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了口头报告。这个报告在档案文献里也叫“政治报告”。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路线问题。第二，关于政策和准备转变。第三，关于党内问题，实际上是党的建设问题。

毛泽东还讲到要十分重视干部团结问题，提出要肃清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这样，才能很好地团结，走向胜利。他号召全党要讲真话。他说：“我们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今天再说这样一点，就是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猪鼻子里插葱——装象’，吹就是吹牛皮。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

4月25日，朱德向大会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大会在听取毛泽东和朱德的报告后，进行讨论。七大原定的时间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会期。中共中央接受了代表们的建议。这样一来，大会发言的人数也大大增多。从4月30日到5月23日，除刘少奇作了两天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外，其余时间主要是大会发言和讨论。

5月14日和15日，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的文字很长，他讲了两天的时间。他在报告中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了高度评价，指出：“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党的七大明确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在报告中说，“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

大会在听取三个报告并进行几天讨论后，进入第二阶段议程，一方面对三个报告的讨论作总结，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转入酝酿中央委员会的选举。胡乔木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说：“这是与会代表普遍关心，议论最多的一个问题。选举标准是什么？犯过错误的同志要不要选？各个方面包括‘山头’要不要照顾？是不是主要看能力强，有各方面知识和经验的同志才能选？等等。对许多问题，人们不甚清楚。”

为此，大会主席团交换过几次意见，决定了一个基本方针。在5月17日的主席团常委与各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上，就中央委员名额的多少进行了讨论，决定由任弼时、刘少奇、彭真、李富春等组成一个非正式的委员会，与各代表团主任商量提出初步候选人名单和选举办法，然后由主席团将初步候选人名单提出交各代表团讨论。

5月23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听取对选举问题讨论情况的汇报。各代表团讨论中，提出中央委员会要少而精，有人提出不要照顾山头、陈绍禹（王明）是否要列入中央委员会候选名单等意见。毛泽东在听汇报后指出：少而精的思想是好的，但这是理想。山头是要照顾的。中央委员会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各方面的知识。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过去八七会议不要陈独秀出席，后来又不选他，过去还有人主张所有犯错误的人都不要，这些都是不对的。现在拟的名单，形式上看很庞杂，实际上大不同。现在世界形势变了，党有了三个时期的经验，整风以来25个中央委员中起了很大变化。少而精只是一方面的真理，少不见得就很精，多一点也不见得就不精。就是说要照顾到山头，要照顾到犯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次就精得不得了，太精了就会脱离群众。

5月24日，大会举行第17次会议，听取毛泽东代表主席团作关于选举工作的报告。报告中，他对代表们普遍关心的几个有关选举的问题作了回答。

第一，要不要选举犯过错误的人？经过延安整风，全党认识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有代表提出，像王明这样的人就不要选进中央委员会了。毛泽东说：犯过错误的不选，只是一种好的理想。但是，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与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地存在着的。六大没选陈独秀，（六届）四中全会没选李立三，这都不好，也没有保证我们党不犯错误，甚至犯更大的错误。原因是政治路线问题没有解决。因此，我们选举的原则应当是：犯过路线错误，已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可以选。这是现实主义的方针。鉴于历史，为着将来，为着全国人民，为着全党，我们要采取这样的方针。

第二，要不要照顾各个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在农村进行革命，创建了若干块互不相连、互不统属的根据地，客观上存在着若干的山头，在七大选举时要不要照顾这些山头？毛泽东回答说：主席团认为，要照顾才好。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即有许多根据地，白区也有许多块，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有山头不是坏事，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消灭山头主义，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法。没有全国产业的发展、交通的方便，要彻底消灭山头主义是不可能的，过去的老中央委员会，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是有缺点的。这次选举要注意这个问题。

第三，中央委员是不是要通晓各方面的知识的人？毛泽东说：每一个中央委员应当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是一个很好的理想。但事实上，任何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我们的新的中央应该包罗各种人才，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山头，知识也是一样，要尽可能地通晓的方面多一点。如果我们的中央有各方面的人，每一个都通晓一方面或者有比较多的专长，那么这个中央就会比较完全。我们要从集体中求完全，不是从个人求完全。现在比较完全，但过几年可能又不完全，这就要从对现实的学习中来求完全，选有学习精神的人进中央委员会。

5月27日，大会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提出了94人的预选名单，决定中央委员会由正式中央委员45人和候补中央委员25人组成。在中央委员会组成人数问题上，在大会讨论中曾有三个方案，即30人左右、70人左右和100人左右。毛泽东认为三四十人太少，因为党员人数已经超过100万，今后党还会大发展，太少了不能反映党的现状和发展，100个左右又太多了，所以还是70人左右比较好。大会最终选出的中央委员有44人，候补中央委员有33人。

5月31日，毛泽东向大会作政治报告讨论的总结报告。他作完总结报告后，七大的议程就只剩下选举中央委员会。大会在休会几天后，于6月9日正式进行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毛泽东对过去犯过严重错误的人能否选进中央委员会十分关心。代表投票后，在唱票过程中可以自由活动。他坐在主席台上没有动，一直等到唱票快要结束，看到王明的票数过半后，才放心离去。后来，毛泽东说，如果王明选不上，人家心里都会不安的。一人向隅，举座不欢。

10日，选举结果公布。毛泽东、朱德等44人当选为中央委员。

七大期间，王稼祥由于生病，未能出席大会。他曾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检讨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表示坚决拥护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可是，会上有人认为他写的检讨过于简单，产生了看法。在选举中央委员时，他只得了204票，没有超过半数而落选。毛泽东得知后，很是不安。

6月10日，进行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选举前，毛泽东特地作了《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专门讲了王稼祥的问题。毛泽东说：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他参加了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赞助过正确意见；
从长征一开始，他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
在遵义会议和六中全会这两个关键的会议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一直在中央工作也做了很多好事。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在昨天的选举中，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

毛泽东报告后，大会进行了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投票。6月11日，举行闭幕式。大会宣布了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结果，廖承志、王稼祥等33人当选。

在闭幕式上，朱德、吴玉章和徐特立发表演讲后，毛泽东致闭幕词。毛泽东对七大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
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
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他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

七大之后，大多数代表离开延安，回到原来的地方和部门，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则留下来，召开七届一中全会。

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在杨家岭召开，出席全会的有正式中央委员27人，候补中央委员17人，还有33人未能与会。这些未参加七届一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多数是留在根据地坚持敌后斗争未能出席七大，如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罗荣桓等。也有少数因特殊情况未能与会，如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在4月至6月参加联合国大会，未参加七大。在七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中，有一人其实在七大召开前已经牺牲，这就是参加过一大的陈潭秋。他于1939年5月从苏联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2年夏，当时统治新疆的军阀盛世才公开反共，陈潭秋被捕，在监狱中受尽酷刑而坚贞不屈，1943年9月被盛世才秘密杀害于狱中，而七大召开时党中央并不知晓陈潭秋已经牺牲。

七届一中全会由任弼时主持。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等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同时，选举任弼时、李富春为中央正、副秘书长。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历史证明，七大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七大的胜利召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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