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与小农困境——小农现代命运的三种争论
时间：2023-02-22 11:50: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姚再明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在大多数现代化理论中，工业化和城市化表现的社会大生产一直被视为现代化的核心，而与之相对的小农的地位问题就自然成为一个经典议题，这一问题对中国而言尤其具有实际意义，因为中国有着深厚的农业传统，小农问题既是现代化的基础，又是现代化的挑战，复杂的国情与深刻的现代转型吸引大批学者产生了极高的研究热情和兴趣，他们围绕现代化过程中的小农命运问题，产生了“小农衰亡论”“小农合理论”和“小农改造论”三种不同的理论倾向。本文从问题出发，对这三种认识进行系统分析和比较，理解观点及其现实依据，以全面总结学术界目前对现代化与小农命运的研究成果，探索新时期中国小农的现实出路。
在现代化与小农命运的问题上，自由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大传统都持“小农衰亡论”的立场。
(一)西方经典经济学理论的解释
自由主义传统从自由市场竞争的角度出发，认为在市场经济这双“看不见的手”的调控下，自由的市场竞争和个人理性经济行为会导致社会分工、生产的专业化和市场的扩张，并最终推动经济的增长[1]。而竞争意味着生产要素的优胜劣汰和集中，“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会导致资本改进和规模经济”[2]2。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小农经济由于其结构简单、生产分散、效率低下等弊端，必将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集中和规模化的道路将会是明显的趋势，分散的小农将会被资本主义的大农场所取代。
马克思主义传统则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将小农生产视为落后生产力的代表，认为小农的分散性与社会化大生产不相匹配，不符合资本主义社会替代封建社会的历史趋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小农生产方式“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累，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分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3]。因此，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4]。“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在工业中，就是在农业中也是大生产排挤小生产”[5]。
上述观点为理解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小农命运至少提供了三点认识：第一，市场化和社会化大生产是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因此传统的小农生产与现代化之间是一种矛盾关系。第二，传统小农在与现代化要素竞争时处于落后和被动的地位，它是现代生产力革命改造的对象，必将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衰亡。第三，可以合理地推断，小农的衰亡无外乎以下几种可能：农业规模化、小农雇工化、非农化和向城市的转移。
(二)国内理论的分析路径
中国正处在深刻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飞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对传统的乡土中国和农业中国造成深刻的影响，因此“小农衰亡论”在国内形成了两种分析路径。
一种是立足农业内部，认为小农缺乏生命力在于其天然的劣势：“小农经济是集体制农业衰败的产物，只能导致中国经济的古代化，而不能导致中国经济的现代化”[6]；
“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农民的非农收入增加，小农经营模式的积极功效已日益弱化”[7]；
“耕地细碎化和规模细小化的小农户在现有生产和组织条件下无法发展出最适规模，现代化机械技术无法在分散经营的小规模土地上得到充分利用，从而导致农产品生产成本过高和经济效率低下”[8]106；
所以“大农场排挤小农场是不可逆转的规律”[9]。有学者甚至认为，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小农经济，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消灭小农经济，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应不应当消灭小农经济，而是应该怎样消灭小农经济[10]。
另一种是基于“二元经济”的思想，分析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的影响。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间，工业化和城市化一直是主要的发展战略。中国连续30余年的高GDP增长率主要得益于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而农村的发展则明显滞后，成为需要城市和工业进行反哺和支持的对象[11]45。飞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的结果是严重的城乡差距和二元结构，传统农业和乡村社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市场的开放和城市的快速扩张已经对村庄造成了两大冲击：一是村庄的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和工厂；
二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占用村庄的土地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12]。前者使乡村面临着“过疏化”和“空心化”的危机，而后者则使大量的村落消失。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使大量的土地和乡村资源得到空闲，从而为城市工商业资本盘整乡村资源，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提供条件，学者们将这一过程称为“农民进城”和“资本下乡”，他们认为这样的互动为实现城乡一体和工农协调提供了契机，而传统的小农群体和小农生产模式将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彻底改造而走向“终结”。
“小农衰亡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社会现代化转型经验的理论推演，只是预示着一种发展趋势和可能，不可避免地会带有简单化和宿命论的基调，历史和现实发展经验表明，小农并没有像“小农衰亡论”期望的那样完全走向消亡，而是展现了远比理论推演更为复杂的面貌。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到20世纪60年代的“绿色革命”，一直到今天，尽管小农的生产和生活不断遭受工业和资本扩张的挤压，小农依旧顽强地存在着[13]20-21。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大多数拥有深厚小农传统的非西方社会，甚至在美国、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现实可查的依据。在中国，截至目前，全国仍有2.6亿农户、6亿多人生活在农村，其中2.3亿是承包农户[14]。从人均土地占有量上讲，多年以来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一直围绕在1亩(约666.67平方米)左右，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长期不变为这种情况提供了稳定的制度基础[15]。即使2050年城市化率达到70%的最优情况下，按人口达到15.34亿的最高值计算，农村也有将近4.6亿人，农村劳动力有1亿人，若耕地按照18亿亩耕地安全线计算，届时每户也只有18亩左右耕地[16]。
上述事实说明，无论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小农问题上都出现了解释困境和范式危机，他们分析了小农生产的落后性，却难以解释小农顽强的生命力。对这一矛盾，早期的农户经济理论试图从小农自身独特的行为模式中找寻答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形式主义小农理论家西奥多·舒尔茨和实体主义小农理论的集大成者恰亚诺夫。
(一)对小农顽强生命力的经典解释：“理性小农”与“生存小农”
舒尔茨坚持西方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将农民视为精于算计的经济主体。他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提出了“贫穷而有效率”的著名概念，认为农民并不是愚昧落后、不思进取的，而是和资本主义企业家一样具有经济理性，会根据合理判断尽量做出最优选择，趋利的动机会使农民充分调动一切有利的要素，而不会让它们闲置。他批评传统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和存在大量隐性失业人口的判断，认为“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17]29。农民将会用尽自己所支配的技术状态的有利的生产可能性来实现他们能达到的最大生产力，而这种情况显然有利于传统农业的生存。
恰亚诺夫则反对形式主义学派“理性小农”的预设，认为农户经济行为遵循的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行为逻辑。在《农民经济组织》一书中，恰亚诺夫指出，小农农场基本上是一种家庭农场，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小农生产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以家庭劳动收入最大为经营目标，劳动力的使用并不遵循资本主义的成本核算和工资理论，而是“劳动-消费均衡”模型，而劳动消耗的评价取决于需求满足程度和劳动辛苦程度之间的基本均衡状况[18]60。也就是说，家庭需求对小农发展而言既是约束，又是一种刺激，当满足家庭需求的压力过大时，即使是忍受很低的单位劳动报酬和边际劳动报酬，农民也会加大劳动力数量和强度，这使他们即使在恶劣的条件下也能够生存，这样的特点显然是采用工资核算的雇工农场难以具备的。
可以看到，虽然存在明显分歧，但舒尔茨和恰亚诺夫都在试图说明一点，即小农生产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但也拥有独特的优势，这种从小农独特性思考其合理性的视角也被许多“小农合理论”者采用。他们认为，农业是一个非常产业，它体现着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的交织，家庭经营可以较好地适应农业生产过程，它在多风险环境下产生的自组织结构一般具有较强的自我保护功能，可以较好地抵抗外来经济行为的侵袭[8]107；
小规模农业或小农的存在对社会保障、社会稳定、环境生态可持续、粮食安全、乡村复兴和文化保护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意义[13]20。
上述讨论也存在缺陷。一是，他们对小农特性的分析是一种局限于传统农业的静态视角，对更复杂的历史过程关注不够；
二是，他们的分析局限于农业系统内部，较少考虑非农工业系统的影响；
三是，他们对小农优势的强调可以解释小农在传统社会长期存在，却不足以回答小农为什么在现代条件下还能生存。换言之，“小农合理论”要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必须将小农放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加以考察。对此，国内学者徐勇提出了“社会化小农”的概念，认为尽管当今中国的农户经营规模较小，但他们已越来越深地进入或者被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分工的社会体系中来，与传统封闭的小农经济渐行渐远，进入到社会化小农阶段[19]。小农的社会化大大地提高了农户适应现代社会的能力，为其融入现代化转型过程提供了可能。
(二)小农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独特价值：“稳定器”和“蓄水池”
“社会化小农”是对舒尔茨“理性小农”和恰亚诺夫“生存小农”的超越，这一概念表明，如今的小农家庭已经转变为发展型小农家庭，家庭的“发展伦理”逐步凸显并替代“生存伦理”，成为农民家庭赖以转型的主导性经济伦理[20]。在市场化和城乡结构的背景下，这种经济伦理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中国的农民家庭已由依靠农业经营转变为基于代际分工的“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即年轻子女进城务工，年老父母在家务农，因此达到工农相辅，共同支撑家庭发展。“半工”结构提供的非农业收入是农村家庭进入城市和向上流动的潜在资源，“半耕”结构带来务工收入之外的农业和生活补偿，是家庭退养的保障。这种情况显然极大地挑战了小农与现代化矛盾的传统认识，为保持小农的合理存在提供了新的依据。贺雪峰等人因此将小农经济视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11]50，而温铁军认为，中国遭遇多次危机却能够成功实现软着陆的原因就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和小农经济的存在[21]。姚洋则引用南非学者吉莉安·哈特的“无剥夺的积累”的概念，说明小农经济的优势及其对现代化的有利因素，认为中国小农经济和农村土地的存在，一方面使农民对工资的要求较低，从而降低了工业化成本，另一方面还为农民提供了生存保障，没有让他们流离失所，城市贫民，从而保证了社会稳定[22]。
这些认识极大地丰富了“小农合理论”者的论据，但客观而言仍然存在问题，就如同“小农衰亡论”是取自西方经验，“小农合理论”的分析更多是来自中国等有着深厚农业传统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这使他们都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度。相较于此，黄宗智的认识更加全面，他认为农业现代化存在地多人少和人多地少两大模式，前者的典型是美国，而后者的代表则如中国，“大而粗”的企业型农场适合美国，则中国则应该坚持“小而精”的家庭经营道路[23]。同样是基于人地关系，丁长发则认为，农业现代化过程主要有三种模式：一种是以人地比率丰富的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为代表的新大陆模式；
一种是以人地比率高度紧张的中国和日本等为代表的亚洲模式；
第三种是人地比率介于上述两种之间的欧洲模式[24]。而对于人地紧张中国等亚洲国家而言，必须发挥小农的价值。这种看法意味着农业领域现代化不是只有一种经验、一条道路、一种标准，从而小农的命运也不是只有一种可能，其实质上体现的是一种多元现代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小农衰亡论”和“小农合理论”的对立，无疑是对小农地位更深刻的认识。
“小农改造论”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小农衰亡论”和“小农合理论”的超越，但就其思想基础而言，与“小农合理论”更为接近，他们在是否应该保持小农的问题上存在共识，但是分歧在于应该保持怎样的小农以及怎样保持小农。“小农改造论”者既不认为小农会趋于衰亡，也不认为应该保持传统和原状，而是应该对其进行现代改造。
(一)舒尔茨的技术改造论
对这种思想最精到的论述来自前述提到的形式主义小农理论家西奥多·舒尔茨。他对小农理性行为的分析只是其理论的基础，而真正的落脚点在于对小农的改造，他提出的“贫穷而有效率”的概念也不仅是为了表达小农的长处，而是暗含着更深的思考：小农既然是有效率的，又为何还会贫穷呢？舒尔茨的解释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传统农民的主观因素，而在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传统农业能达致效率是因为生产要素的配置已经达到最大限度的均衡状态，其停滞不前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生产要素和技术条件的落后和长期不变，另一方面是因为农民没有足够的储蓄用于投资，且在原有生产要素下增加投资的成本较高但收益较低，限制了他们改变传统生产条件的动力。因此，对待传统农业的正确途径并不是要消灭小农，而是要引入更加廉价高效的现代生产要素。而且，由于人力资本在资本构成中的重要性，由于技术说到底关乎人的素质，农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也就变成主要向农民进行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使他们获得新技能新知识[25]。
(二)小农市场化
舒尔茨之外，黄宗智从农业种植结构的角度提供了小农改造的另一种方向。他认为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条件下，中国目前正经历着一场“隐性农业革命”，农业生产结构正在从低值的谷物生产转向越来越多的高值的肉禽鱼、蛋奶和蔬菜与水果的生产[26]。从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看，高附加值农业的生产一般会导致农业的规模化、企业化和雇工化，资本的投入会使土地愈趋集中，出现大量的农业无产阶级，但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并未出现，农业种植结构的变化虽然使中国单位土地的资本投入呈增加趋势，但同时，又保持着小农家庭经营的基本态势。黄宗智将这种现象称为“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27]，它既保持了小农的存在，又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而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劳动资本双密集化，即以市场化的种植-养殖小规模家庭农场为主的高收入农业和绿色农业[28]。
(三)小农组织化
应当肯定，舒尔茨的技术改造论和黄宗智的发展高附加值小农产业的建议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是实现小农现代化的有益方向。但是，他们的认识仍然存在局限性，改进生产要素和调整生产结构虽然有利于提高农业收入，但是难以改变小农生产小而分散、竞争力弱的天然劣势，无法从根本上缓解小农在工业化、市场化过程中的弱势地位和面临的压力。针对这种情况，一些学者吸取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的农业互助合作的经验，提出小农组织化的观点。小农组织化并不是土地资本高度集中的规模化，而是保持小农户的独立性，以市场为导向，以合作制为基础，以利益机制为纽带，以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进行有效整合[29]，把分散的农户集中起来，在生产和生活中开展有效的互助和共享，以应对自然和市场风险[30]。同时，小农的组织化也不意味着回到封闭僵化的人民公社体制，而是农民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自主的联合，通过组织化的协作产生规模效益，在市场条件和政治谈判中增强议价的力量。就农业生产领域而言，小农组织化最具代表的是各种市场化运作的专业合作社。
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小农组织化虽然能够增强竞争力，但是农民毕竟不是成熟专业的市场主体，仅仅依靠农民的自主联合不能完全对市场变化作出反应，容易出现盲目性的问题。对此，他们建议应该加强小农与资本力量的联姻，将小规模生产与大市场结合起来，这种思路在实践中最有代表性便是“公司+农户”产销一体化的订单农业。农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公司(龙头企业)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产销合同，由此来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农户根据合同组织生产，公司按合同收购农户生产的农产品[31]。在这种模式中，公司能够发挥市场优势，并且还能降低生产管理的成本，农户则能够依靠与公司的合作缓解市场竞争的压力，获得稳定的收入。同时，由于土地经营权仍然保留在农户手中，使农户更有安全感[32]。
然而，“公司+农户”的模式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农业产业化带来的农产品增值效益大部分被龙头企业截留，难以保障广大农民的收益[33]；
公司和农户实力差距悬殊，地位不平等，农业企业占据绝对性的支配地位，农户对公司和资本表现极大的依附性[34]；
在运作过程中履约率低，相互违约、欺诈等事件的不断发生，使订单农业面临着农户利益受损、公司经营风险增大、规模化经济难以实现等困境[35]。因此，更理性的做法是，小农发展不能完全放任于市场，还需要发挥政府作用和社会的力量，为小农提供更多的利益保障。实际上，改造传统小农是一个复杂全面的过程，需要极大的投入，无论是从技术和生产要素革新的角度，还是从培育现代农业产业的角度，政府力量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我国目前各种三农政策对农业的大力扶持正是这种作用的体现。
小农的现代命运之所以成为问题，源自将社会化大生产视为现代化核心的认识，而对这一问题之所以存在争论，则是因为现实发展与传统理论想象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这背后反映的不只是对小农地位认识的不同，更是对传统现代化道路的反思。“小农衰亡论”在小农的地位问题上只承认一种可能，是一种明显的一元现代化思想，将复杂的现代化过程做了简单化的处理，这是它受到批判的主要原因。而“小农合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则可以视为对传统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和修正，他们最主要的贡献在于突破了将小农和现代化彼此对立的认识取向，意识到了小农对现代化转型可能具有的支撑作用。
但是，他们的认识还是存在一个明显的取向，即在小农与现代化二者的关系上明显偏向后者，而将前者置于依附性的地位，分析小农合理性的最终目的在于发挥其对现代化的稳定作用，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小农本身也是需要现代化转型的，他们希望维持小农的存在，却较少考虑小农的发展问题，暗含着牺牲小农为现代化服务的思想。相较而言，“小农改造论”更有全局性的眼光，不仅认识到了小农与现代化统一的可能，而且还在如何实现这种可能的问题上有了更深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小农衰亡论”和“小农合理论”更多的是停留在学理层面的争辩，而“小农改造论”则更具实践指导价值，虽然其规划的种种建议也存在问题，但是至少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方向。
这种判断对中国而言尤其重要。我国有着悠久的小农传统，至今仍然是世界上农业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同时我国国内地理条件和自然状况复杂，即便在当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日趋明显的情况下，人多地少的矛盾依然明显。所谓的“小农衰亡论”并不适合中国，规模化大农场的构想也很难实现，小农生产依然会是中国农村的主流，因此仍然需要保持小农的合理存在。但是，保持小农并不是仅仅发挥其现代化“蓄水池”和“稳定器”的作用，而任由其低水平徘徊，应当对其进行必要的现代投资和改造，增强其发展能力。
就中国的实际国情而言，小农现代转型主要面临两大挑战：其一是小农生产的天然劣势造成的其缺乏市场竞争力的问题；
其二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外流造成的农业空心化和生产荒废问题。因此，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大背景下，小农发展也应坚持两种思维：一方面，应当继续积极有序推动农村人口的城市化，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另一方面，应当顺应历史趋势，在确保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基础不变的情况下，走集约化和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道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
在目前的实践中，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和土地有序流转的新型农业经营模式；
另一种是在土地不流转的基础上，开展“农业生产托管”，将农业生产委托给第三方专业服务组织。第二种方式既保留了农户的土地经营权和承包权，又能提升农业技术和专业化水平，同时还适应了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现实情况，在促进农业现代化、形成规模经营、促进农业节本增效、维护农户利益、保护国家农业安全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由于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还是传统小农户，农村土地经营权没有发生变化，它在促进现代农业转型的同时，又避免了对传统小农结构造成严重冲击，不失为一条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良性道路。
——评《中国现代化论》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2期)2020-02-18农户如何称取和配制小用量固体农药人间(2015年11期)2016-01-09 相关热词搜索：小农，三种，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