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与张居正之关系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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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频
(监利市人大常委会，湖北 荆州 430070)
“宰相之杰”张居正是明代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也是一位思想家。王世贞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文艺理论家与历史学家。他们在中国文化史上都有着独特地位和影响，但其家庭出身则截然不同，张居正出身于贫寒军人之家，王世贞则出身于簪缨世家，虽然两人都在幼年时有“神童”之称，青年时为同年进士，但成年后不同的生命选择决定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历程。时代、家世与个性将二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本文试为之论，以求教于方家。
王世贞与张居正的结识，要从嘉靖二十六年(1547)说起，两人都是首次会试进士落第之人，而在这一年，王世贞与张居正参加会试，双双进士及第，成为同年进士。虽然王世贞为二甲第八十名，张居正为二甲第九名，但由同年进士的身份而结识，也就注定了他们纠结在一起的命运之途。但由于两人不同的家世出身，决定了两人的个性差异。而两人的个性差异，又决定了不同的人生道路选择。
王世贞自称其家世：“世世贵显……皇祖考讳倬，历官至南都少司马，以政术行宜为弘治、正德间名臣，赐祭予葬。皇考讳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历督抚蓟辽诸军，更六大镇，为嘉靖名臣。”[1](P47～48)可见王世贞对自己出身于簪缨世家是非常骄傲自得的。而张居正则出身于一个世代隶属军籍的不第秀才之家，他的远祖追随朱元璋起兵，后定居湖北荆州，其祖父和父亲社会地位均不高。其父张文明在每三年一次的乡试中连续七次均告失败，最后只是一个穷秀才。所以张居正自言道：“弟家世贫贱，为童子时，遇先刑部尚书东桥顾公，其抚楚时，拔正于毁齿之时，称为神童。”[2](P1205)他曾在给王世贞的信中说：“仆先世单寒，非阀阅衣冠之旧。老父不揣，妄干笔名，是何等人地，而辱王、谢大家之垂盼乎？”[2](P1235)居正所言，既体现了他的谦逊与客套，也表明了他自幼即有改变家庭命运的志向选择。
王世贞进士及第后，因为“耻从柄臣道地”[3](P228)，而不谒试馆，这也是遵照其父不进入官场的教诲行事的。嘉靖二十六年(1547)四月，王世贞以进士身分进入大理院，第二年成为刑部郎，随即参加了王宗沐等人组织的诗社。由于诗文皆好，声名鹊起，名夺公卿。据《明史》记载：
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4](P804)
如果说作为新科进士之时，是少年气盛，意气风发，那么，到后来因声名鹊起，则是得意自负，“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时无人。”[4](P804)有时“多使酒骂坐，抵掌谈说世事”[1](P4751)。文人的傲气由此可见。自负与自傲，必然与其仕途不相融，故王世贞自嘲道：“然余往者则已有一时名，既名日以削，而宦日以薄，守尚书郎满九岁仅得迁为按察，治青齐兵，此其意将困余以所不习故，呜呼！即令余未见嫉，司命削其官，与田父、猎徒角寸阴于南山之下，又不可而使之御魑魅、咏山鬼亦有以自乐也，乌在其为困哉！”[5](P3417～3418)
而张居正的生命选择则绝然不同于王世贞。嘉靖之丁未、戊申间，“士多谈诗为古文，以西京、开元相砥砺，而居正独夷然不屑也，与人多墨墨(默默)潜求国家典故与政务之要切者”。(1)参见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七，《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影印单行本，第1页。正因此，得到徐阶等人的赏识：“日讨求国家典故，徐阶辈皆器重之……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4](P602)在他初入仕途之时，就志在公辅，故对“户口、扼塞、山川形势、地利平险、人民强弱，一一札而记之”[2](P528)，十分用心。
张居正进入官场后，表现出韬光养晦的内敛个性，隐忍等待时机。嘉靖三十三年(1554)，严嵩父子当权之时，朝政昏暗，张居正深感平生抱负在当时难以实现，于是，借告病请假回到故乡荆州，开始了他三年的乐志园生活。而王世贞性格孤傲，性情外露。嘉靖三十二年(1553)，同榜进士杨继盛草拟奏章《请诛贼臣疏》弹劾严嵩，历数严嵩“五奸十大罪”，被嘉靖皇帝下令关押起来，后严嵩将杨继盛处以斩刑。杨继盛问斩以后，王世贞亲自祭奠，痛哭流涕。不久，吏部两次拟定王世贞离开京城出任提学使，都被严嵩恶意否决。嘉靖三十八年(1559)，王世贞的父亲王忬因为在一场战役中失利，被追责而遭逮捕入狱。王世贞当即辞官，奔赴京城，和弟弟世懋跪倒在严嵩门前，痛哭流涕，请求严嵩宽恕。王世贞多次解救未果，结果父亲被处死。王世贞扶柩归乡，从此归隐不出。这件事对王世贞的打击非常大，自此王世贞便厌弃官场，闲居于家。这样的状态一直维持到隆庆时期。十多年以后，严嵩、严世藩父子倒。在严世蕃被处决的那天，王世贞和他的弟弟王世懋赶到刑场，私下花钱买通了刽子手。等刽子手处决严世蕃之后，王氏兄弟拿到了严世蕃一条血淋淋的大腿，带回家将其煮熟，以之祭拜于父亲王忬灵位之前。
继严嵩之后，徐阶任首辅，张居正亦随徐阶入阁。当时赋闲太仓老家的王世贞听说张居正已入阁，曾对好友戚继光称赞张居正今日作相，乃国家之幸、万民之福。王世贞始终未忘父亲冤死之事，曾亲笔写信给徐阶、张居正，要求内阁诸老为自己的父亲平冤。徐阶答应了此事，但高拱持反对意见。高拱与王忬、王世贞从未结过冤仇，不过是借此事作为政治斗争的筹码，与政敌徐阶故意作对。好在王抒还是被平反昭雪，王世贞对首辅徐阶感激不尽。后来王世贞在写《嘉靖以来首辅传》时，不惜抹黑高拱，也是为了报仇雪恨。(2)参见岳天雷《丑诋与厚诬：高拱“报复”问题辨析——以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高拱传为中心》，《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3期。隆庆元年(1567)，张居正入阁，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当王世贞得知张居正入阁后，请求张居正能为自己的父亲平反伸冤。隆庆元年八月，朝廷诏复王忬原官，为其平反。次年王世贞被起用为河南按察副使，后改为山西提刑按察使。随着张居正入阁，王世贞的地位也越来越高，相互之间的交往也自然频繁起来，然而，两人的个性差异决定着不同的生命选择，张居正对王世贞从器重到疏远，再从龃龌到交恶，两人关系逐渐恶化。
隆庆六年(1572)，隆庆皇帝驾崩，高拱下台，张居正得到了李太后与冯保的的大力支持，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将要实施自己的政治抱负，自然需要物色一批人才为之效力，其中特别欣赏的就有王世贞。张居正欣赏王世贞的才气，加上王世贞和自己是同榜考中者，颇有意提携之，但从平时交往中，觉察到王世贞性格外显，逞才使气，便多次写信劝王世贞应该韬光养晦，不要过分张扬：
才人见忌，自古已然。春首浮议之兴，良亦繇此，公论在人，其可泯乎？仆虽不肖，窃敢自附于祁奚之谊，乃汪伯玉遂以告公，若将有移德于人者，非仆本指也。吴干、越钩，轻用必折；
匣而韬之，其精乃全。公读礼之余，阖扉养重，亦天所以韬其光而厚其蓄也，愿公自重，毋忽。[2](P1225)
此信写于隆庆五年(1571)初，当时，王世贞在家守母丧，因为此前王世贞父冤已伸，但因复官引起此议论。张居正劝他“读礼之余，阖扉养重，亦天所以韬其光而厚其蓄也”，真诚如此，其情可知也。后在隆庆六年(1572)，又给王世贞写信予以劝慰，信中表达了对王世贞才华的赏识，并勉励他“纾先世之积愤，展平生之所怀，在此时矣”[2](P1223)，清楚地表明将对他予以重任的器重之心。
万历元年(1573)二月，王世贞接到了湖广按察使的任命。这既是张居正对王世贞的一种考验，又是对他重用的一种过渡性准备。但王世贞得知这一任命后并不高兴，因为他的生平之志是修撰国史，希望进入翰林院，现在却被调到偏远的湖广，与自己的兴趣相去甚远，因此迟迟不去赴任。张居正很清楚王世贞的思想情绪，于是专门给他写信，说明缘由，而且说明这个职位只是过渡性的，千万别意气用事。张居正的信中所表达的一番苦心，确实令王世贞难以违拗，不得已于六月起程。但王世贞还是牢骚满腹，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此行殊不得已，苦当路聊萧之不置，且无辞以对耳。六月触暑就途，公私追饯，十日内遂无顷刻休。”[5](P5627～5628)并有诗以表不快：“晋楚吾何择？山公意不轻。虎须惊往路，鸡肋叹浮名。”王世贞虽无辞以对，但秉性不改，不能看清当时的政治格局。凭张居正识人的能力，当然知道王世贞的个性，故在其上任不久旋即写信以使之释怀，张居正明知其“雅不乐行”，而信中还是明确告知“旦夕便可为内转之阶”[2](P1230)。行动上，张居正对王世贞的器重也非常明显：当年九月，将王世贞升为广西布政使，从二品；
万历二年(1574)二月，将其转任太仆寺卿；
九月，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抚郧阳，正三品。这是张居正在为王世贞将来升迁尚书和内阁大学士铺垫道路。两人交往期间，王世贞肯定给张居正写过很多封信，但是，在王世贞的文集中却没有保留，有人认为：可能张居正死后被抄家，王世贞为了避免有所牵连，都予以销毁。而张居正文集中却完整地保存了给王世贞的十五封信，这期间他们关系应该是相当密切的。(3)参见孙卫国《十六世纪两士大夫代表：文人王世贞与相臣张居正》，《中国社会史评论》2005年第6期。这也充分表明了张居正在其《西陵何氏族谱序》中明确表示的人才观：
至我国家，立贤无方，惟才是用。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王、谢子弟，或杂在庸流，而韦布闾巷之士，化为望族。[6](P512)
故谈迁说：“江陵当国，号能用人，一时才臣，无不乐为之用，用必尽其才，或推毂至通显。”[7](P4373)敏感之如王世贞，不能不知道张居正的良苦用心。因此，他在万历元年(1573)与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的父母七十岁生日之时，分别作寿序以贺之，对此张居正是心存感激的。接着，他又作了《世德庆源祠记》，把张居正的几代先祖颂扬了一番。
万历元年(1573)九月，王世贞接到改任广西右布政使的任命。十月，王世贞监试湖广武举乡试。张居正安排王世贞担任乡试第一主考官，还说：“今岁乡试，诚顾得公大雅之作，以为程式。”[2](P1227)他还向湖广巡抚舒念庭介绍王世贞：“新任王廉宪凤洲，娴于文词，委以程试之作，必能代劳，有裨盛典。”[2](P1229)这说明张居正是真心想重用王世贞，希望培养出一个得力的助手，来协助自己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王世贞不理解张居正的这番用意，他还在当年乡试所做的《湖广策问·国史策》中，重复说自己只愿意修史，不愿意在外做官。
万历二年(1574)三月，王世贞抵达京城。同年九月，被任命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督抚郧阳。万历三年(1575)正月十五日，王世贞到达郧阳。而张居正将王世贞安排在这个重要的职位上，还是费了一番心思的。但王世贞在郧阳任巡抚期间，我行我素，刻成了一百八十卷的《弇州山人四部稿》，大部分时间用来游山玩水，政事上毫无建树。从他在抚郧期间所作诗文来看，有学者认为最为突出的特色可用“迂直”来概括[8](P15)，但笔者觉得他学人之迂有余，史家之直则不当。姑且存其一说吧！其抚郧其间之所为，令张居正深感失望，其间处理张居正妻弟王生之事与所上《地震疏》两件事情，以至于使张居正对其逐渐疏远，甚至由此龃龌而交恶。
张居正与王世贞产生龃龌以至于交恶，主要体现在两件事情上。一是湖广地区产生地震，王世贞立刻呈《地震疏》攻击张居正；
二是张居正妻弟王生欺辱江陵知县，王世贞将矛头直指张居正。
万历三年(1575)五月初，湖广地区包括均州、郧阳、枣阳、宜城、光化、谷城、南漳，等地先后发生地震。王世贞迫不及待地上《地震疏》说：
窃念臣知识浅易，不能通于天下之微，又不晓习占候风角，第闻之史：李固曰：地阴也，法当安静，今乃越阴之职，故动。《京房传》曰：阴背阳，占为夷羌背去。又《易·飞候》曰：震以四月，五谷不熟，人民饥。今者为五月矣，阳盛之极，伏阴萌焉，宜静而动，尤非所宜，即今年岁顺成，夷夏敉辑，是天下未有灾之形，而皇上修德勤政，大法小廉，又未有灾之实……伏乞皇上笃承仁爱，益懋敬德，内而养志，以坤道宁静为教；
外而饬备，以阴谋险伏为虞。诚孝可以回天，节惠可以待岁。[5](P4999～5001)
当时正是张居当政秉国、锐意改革之时，而自己悉心培养的有同年之谊的王世贞竟然援引西汉人京房的卜辞，说地震是因为臣权过重，致使大地不安，所谓“外而饬备，以阴谋险伏为虞”，攻击之语，极其恶毒。此举令张居正非常意外，不满之情自然而生。故《明史·王世贞传》记载：
张居正枋国，以世贞同年生，有意引之，世贞不甚亲附。所部荆州地震，引京房占，谓臣道太盛，坤维不宁，用以讽居正。[4](P804)
万历四年(1576)五月，出现了据说是张居正妻弟王生欺辱江陵知县之事。事件始于万历三年(1575)，江陵有蠲租之诏，当时的江陵知县李应辰派张现负责丈勘田亩。第二年，府学学生许仕彦认为张现对他的田产上报的亩数超过了实际数，于是向李知县陈诉。李知县又派人去复查，发现许仕彦所言不实，而许仕彦不服，召集二十余人闹事，数百人掺和。后来闹事的一些生员在路上遇见李知县，提出无理要求，李知县不准，生员便凌辱李知县。王世贞在得到李知县情况汇报后，断定闹事生员中，“虽始祸者许仕彦，倡恶者萧九成，而生员王化实为之主，文训导刘璠为之党，助教授曾贵成自监利署印归而为之从臾者也”[9](P54～55)。他认为诸生鼓噪闹事，目无法纪，应当重处，主张将许仕彦、王化等人“从重遣发斥革”。[5](P5028～5037)
其实，此仅地方小事而已。闹事生员中的王化是否为张居正妻弟，还难以考证。张居正虽然要求依法严惩，但希望王世贞不必将事态扩大。而王世贞对这次涉事诸人的处理，事前不调查，事后不报告不商量，直接把处理意见撰成公文呈报朝廷，显然违背了处理事件的基本原则。[8](P14)张居正毕竟是大政治家，不处理王世贞，是因为他了解文人本性，但从王世贞对这两件事情的处理来看，二人之间的龃龌也就不可避免了。
万历四年(1576)五月，王世贞以“荐举涉滥”被吏部纠察而夺俸。六月，迁王世贞为南京大理寺卿。虽然正三品的品级没有变化，但只是一个闲职。十月，南京刑部都给事中杨节弹劾他“大节已亏”，竟被处以回籍，听候别用。王世贞素来书生意气，一意孤行，从不考虑各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结果不得不离开政坛，其主要原因显然在他自己。对此，明代陈继儒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评价：
公益自负，强项如故，而又性不能曲事权贵人，往往肮脏守法，故言者多附影而起……荆州地震，公引李固京房占：臣道太盛，坤维不宁。又有哗辱邑令者王生，江陵妇弟也，公论奏不少贷。又贻宗人书：相公浸淫耳目之好，非社稷福。其人泄之江陵，江陵积不能堪，虽稍迁廷尉京兆，以貌示用公，而竟以浮言嗾公去。[3](P240～242)
此论较为切合实际。
关于王世贞与张居正构隙，还必须提到一个人，即王锡爵。据《明史·王锡爵传》记载：
张居正夺情，将廷杖吴中行、赵用贤等。锡爵要同馆十余人诣居正求解，居正不纳。锡爵独造丧次，切言之，居正径入不顾。中行等既受杖，锡爵持之大恸。明年，进礼部右侍郎。居正甫归治丧，九卿急请召还，锡爵独不署名。旋乞省亲去。居正以锡爵形己短，益衔之，锡爵遂不出。[4](P804)
这是众所周知的张居正“夺情”事件，王锡爵以夺情对抗江陵，而王世贞又与之交相倚重，交往深厚，自称“兄弟不若也”。万历八年(1580)，王世贞拜王锡爵次女昙阳子为师，与王锡爵同入恬淡观。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世贞与锡爵同乡，锡爵家尝妄言其女得道仙去，世贞据为作传，当时劾锡爵者，或并及世贞。世贞作此书(笔者按：指《嘉靖以来首辅传》)时仍载入昙阳子事，不免文过遂非。”[10](P524)由此可知，王世贞与王锡爵友善，势必为张居正所恶，助推了张居正与王世贞由龃龌而交恶的过程。
王世贞一生的志愿是想写一部纪传体国史，在他弱冠之年即有此愿，正如其所言：“愚故欲效法司马氏……有能删节其凡例，自羲皇而下迨于今为一家之言，以藏之名山大川，愚且愿为之执鞭，而终其身也。”[11](P654)但是他的双重性格决定了他一方面无法摆脱达官显贵荣华富贵对他的诱惑；
另一方面又保持着文人个性张扬、我行我素的特性，因此时常感情冲动，口无遮拦。张居正去世后，王世贞转换了另一种表达方式，这就是他晚年所作的《嘉靖以来首辅传》。张居正死后，神宗下令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追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家属或被饿死，或被流放，后万历皇帝在强大舆论的压力下才中止了进一步的迫害。此时的王世贞开始了他蓄谋已久的恶意报复，从他写的《张居正传》中，不难看出他出身于簪缨世家的傲慢、嫉妒与狭隘的文人心态。
有人称《嘉靖以来首辅传》为奇书，其实这部书并不是王世贞要记录的真正历史。这部书前半部分可以算得上是史书，里面选用了众多的史料，包括大量的明代官方的实录、朝堂奏章、朝臣的朝堂对话等官方史料，而后半部分从徐阶开始，只能算是纪闻。他在《张居正传》中借纪闻对张居正进行竭力诋毁，充分展示出最卑劣的一面。虽然文中也有对张居正的称誉之词，如提到他知人善任，任用戚继光、李成梁这样的名将；
考成法朝下而夕奉行，行如疾雷迅风，其势所向披靡。可是笔锋一转，重点指斥张居正“颇以骄于公卿间”，虚伪矫饰、器小易盈而“天资刻薄”，公开造谣言戚继光“时时搆千金姬进居正”，虚构所谓“居正所坐步舆，则真定守钱普所创以供奉者。前为重轩，后为寝室，以便偃息。傍翼两庑，庑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为挥箑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4)参见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八，《钦定四库全书》史部七，影印单行本，第4页。青年学者齐悦特为之辨正，撰《关于张居正乘坐32人抬大轿的谣言》一文，载《文史杂志》2018年第6期。。而且他自己也无所顾忌，毫不隐瞒他和张居正个人之间的恩怨情仇。其中对张居正的人品修养大肆造谣污蔑：
居正申商之余习也，尚能以法制持天下，器满而骄，群小激之……虎负不可下，鱼烂不复顾，寒暑移易，日月亏蔽，没身之后，名秽家灭。善乎夫子之言，虽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5)参见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八，《钦定四库全书》史部七，影印单行本，第31～33页。
他还诋毁张居正自满而骄傲，说他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乃咎由自取，完全置张居正十年内海内肃清、四夷臣服、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的政绩而不顾。王世贞根本不可能理解张居正富国强兵的执政理念、洞察世事的政治眼光、正确的政策策略、刚毅果决的行政作风、量才适用的人才观，尤其是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拒贿防腐的道德操守、英雄豪杰的壮志情怀等内在的文化品格。(6)参见孟修祥《张居正与荆州》前言部分，武汉出版社2019年版，第6页。因此，王世贞之所为令后世许多有识之士感慨唏嘘、愤慨不已。
因王世贞毕竟是明代的大文学家、史学家，《嘉靖以来首辅传》又是其晚年的自鸣得意之作，所以自晚明以来，上至官修史书，下到野闻笔记，各种版本的张居正传记都或多或少受到此书影响。现在还可以在《明史窃》(名曰《史窃》)《明史稿》及《明史》的列传中发现清晰的痕迹。一些人谩骂张居正贪婪好色，滥用春药，所谓32人抬轿子回老家葬父等一系列违背常理之说，都是由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恶毒诋毁之语而来。
《嘉靖以来首辅传》尽管流传广泛、影响深远，但王世贞如此 “爱憎分明”，任肆褒贬的“史德”也遭到有识之士的批评。吏部尚书孙鑛就曾告诫朋友：“足下甚推服弇州，第此公文字，虽俊劲有神，然所可议者，只是不确。不论何事，出弇州手，便令人疑其非真，此岂足当钜家！”[12](P2265)黄云眉也说：“当谀王风盛时，鑛独于王多所贬损，要足备异说；
其‘不真’‘不确’之语，尤为王文之药石欤！”[12](P2266)明末清初的青年学者吴炎与另一位史学大家钱谦益也讨论过王世贞，批评他眼高手低，以己度人，不择手段攻击别人。譬如这部《嘉靖以来首辅传》对华亭、江陵二公的溢美溢恶，就不足为信。连清初参与撰修《明史》的学者汪由敦都看不惯别人过分推崇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的做法：
《江陵传》自是神宗朝第一大传，而王稿(笔者按：指王鸿绪《明史稿·张居正传》)竟就《史料·首辅传》删节成文，其中描写热闹处皆弇州笔。弇州逞才使气，抑扬轩轾之间，往往过情，平心之自见。且私书不妨装点，而乃据为信史，即使令弇州知之，恐亦未免失笑。[13](P763)
不可否认，王世贞的主要成就在文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自世贞之集出，学者遂剽窃世贞。故艾南英《天佣子集》有曰：‘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骤读之无不浓丽鲜华、绚烂夺目，细案之一腐套耳’云云。其指陈流弊，可谓切矣。”[14](P1508)然以史学家而论，他格局太小，缺少史学家秉笔直书的基本道德感和责任感。王世贞将史书当成了他发泄私愤的工具，肆意诋毁张居正形象，有失忠厚，不能不令人惋惜。其中原因很多，既有出身簪缨世家子弟的傲慢，也有逞才使气、张扬个性的文人习气。还有一点恐怕是张居正在对他失望之后的冷漠。虽然他绞尽脑汁为居正父母写文采飞扬的寿文，赠送了自己收藏多年的名贵字画，但改变不了张居正认为他作为文人不堪重用的看法。而这种漠视对极其自负的王世贞而言，比当面羞辱更为不堪，从而将这种内心的愤恨转为《嘉靖以来首辅传》中对张居正恶意诋毁的笔墨。
“《嘉靖以来首辅传》中首辅的情感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处于权力高端的首辅不仅需要高智商，而且需要高情商。从科举考试脱颖而出且经过翰林院多年训练的内阁首辅事理练达，通晓人情，能够以高情商来处理和应对各种政务。”[14]用林潞的话说：“宰相为天子统百官，如裘之有领，门之有闑，舟之有舵。宰相重，则朝廷尊，百务举；
宰相轻，则朝廷卑，事权杂。自江陵殁后，而诋江陵者，非惟自轻，而足以误国。”[2](P530)而王世贞不具备宰相之能，他内心也应该是十分清楚的。作为救时之相的“宰相之杰”张居正，令“委琐龌龊者畏之，有才无胆者妬之，清正拘牵者非之，畏难者怨之，迎合者惮之，深文排诋者疑之。蜚语喧腾，而欲虚心衡断其功罪也，胡可得哉？”[2](P529)诚哉斯言！全面了解王世贞与张居正的关系之后，王世贞之人格、史德可知矣！而张居正乃“楚风之雄长也。远不具论，即如张文忠公雄才伟略，捧日擎天，相业之鸿，超于姚、宋。迄于今墓木拱矣，而徘徊其故宅，流连其碑版者，尚穆然有太平宰相之思焉”[15](P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