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合莲》中的空间建构

●袁 循

《双合莲》是流传于湖北崇阳的汉族长篇叙事诗，以清末青年男女胡三保与郑秀英的爱情悲剧为内容，表现了广大群众的抗争精神与自由意志。《双合莲》自20世纪50 年代被整理出版以来，得到高度赞誉，被称为“近代汉族民间叙事诗的代表作”①刘守华：《论湖北的两部民间叙事诗》，《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被认为“反映出是楚地区坚韧不拔的文化精神的自主自的价值认同”②甘小盼：《崇阳〈双合莲〉的自由抗争与诗性传统》，《歌海》2020年第4期。。《双合莲》线索清晰，情节连贯，读来令人震撼，发人深思，除故事内容以外，同讲述者对故事的处理有着很大的关系。

“‘地理叙事’是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的重要概念，是指文学作品特别是叙事性长篇文学作品中存在的一种艺术现象，作家所选择的叙事内容与所采用的叙事方式，总是与地理环境、地理空间、地理意象、地理基因等密切相关。”③邹建军：《真实可靠的地理叙事及其审美意义——对电视连续剧〈亮剑〉的一种再探讨》，《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长诗的主题与叙事走向，无不与故事所发生的特殊年代的特定地理环境、地理空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

长诗所涉及的特定的地理空间有三：一是崇阳西边的桂树泉，是胡三保成长生活之处；
二是三源港郑家湾，是郑秀英与胡三保私定终身、同居半年、郑被毒打虐待并强嫁之处；
三是三源港二十里开外的刘家庄，是郑被转卖、最终悬梁自尽，刘宇卿嫁祸胡三保的地方。故事主要发生在后两个地方，即郑秀英的悲惨遭遇构成长诗叙事的主体，又以郑家湾作为叙事中心和矛盾的集中地。

首先是封闭的郑家湾。“四月天气好发滩，手拿钓竿出门外，三源港下来把钓，花水鱼儿浪翻翻，轻轻放下钓竿来。”①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6-7页、5页、7页。这是胡三保与郑秀英相识之处。长诗着意将此处渲染成一处世外桃源。而“四月”“花水鱼儿”“浪翻翻”等意象对丧妻半年之久而无心学业，又正值青春的胡三保来说，显然又是“致命”和“难耐”的，预示着两人的情爱必然要冲破禁锢而走向自由结合。

其次是桂树泉。根据长诗“西乡有一桂树泉，一港清水洇良田。青山绿水谁不爱，胡姓一门百十烟，两堂经馆读圣贤”②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6-7页、5页、7页。的描述，此处显然是与郑家湾相似的世外桃源。无论是郑家湾还是桂树泉，都相当封闭，共同构成一个整体的独立空间。长诗中反复出现的“一港清水”，特别引人关注。所谓“港”，在同为鄂东文化圈的笔者老家，是指连缀诸多自然村落的狭小河流，是由鄂东丘陵环抱、水系纵横的自然地理特征所决定的。郑秀英所生活的“下源村”及与之相关的“源头山”“上源村”，其命名均与水系相关，这里四面环山，中间地势较低，自然村落自西而东，由高到低依次排列，“一港清水”穿流而过。崇阳港发源于崇阳三山源上源村，于三眼桥注入隽水，全长近30.5 公里，河道迂回曲折。相传有仙人数崇阳港的河湾，数来数去，总是只有九十九道弯，原来他忘了数自己脚下的那个弯。崇阳港两岸竹木葱茏，山上古树参天，沿港村庄古朴，土屋茅舍，小桥流水，一派世外桃源景象；
自西向东汇入隽水，再由隽水汇入陆水，最后经陆水，自南向北，通往长江，弯弯曲曲，真可谓“九曲回肠”。“崇阳多山，清末前，只有一条隽水通往长江，造成了社会闭塞、文化落后的形态。”③甘小盼：《崇阳〈双合莲〉的自由抗争与诗性传统》，《歌海》2020年第4期。可见，这是一个无论在自然地理上，还是在精神世界上，都相当封闭而保守的独立空间。

“埠头”这一地理意象也值得注意。胡三保与郑秀英相识之时，郑“担水埠头好清水，左一洗来又一翻，看见人来面惭惭”④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6-7页、5页、7页。。这里的“埠头”即指位于郑家湾的一个小码头，它几乎成为这封闭落后的地理空间中唯一一个连接外部世界的起点和枢纽，具备对外敞开的可能，只是这种敞开面向的不是现代精神，而是“古久”先生。郑家湾所对应敞开的恰恰就是虐杀强嫁郑秀英的族长郑楚方所居住的“城内十字街”、置郑秀英于死地的刘宇卿所居住的郑家湾二十里开外的刘家庄。从地名来看，它们本身就与郑家湾这样依水而居的自然村落构成对应关系。尽管“十字街”仅仅出现过一次，“楚方老爷有钱财，住在城内十字街。县官同坐称兄弟，大小是非解得开，还得请他做主来。合屋男女一般腔，抬轿去接郑楚方”①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35-36页、53页、55页、5页、6页、5页、19页、77页。。寥寥几笔便将这里渲染成一个官民勾结、等级森严的封建宗法与封建礼教结合的神秘所在。刘家庄同样如此，媒人眼中“耕读二字好时光，果然是个好儿郎”②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35-36页、53页、55页、5页、6页、5页、19页、77页。的看似温和的刘宇卿，实际上不过是一个优柔寡断、任人唆使、死要面子，但维护“夫纲”异常心狠手辣的刽子手。“堂前狗子叫几声，宇卿方才出门来”③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35-36页、53页、55页、5页、6页、5页、19页、77页。，这是具有隐喻性的描述“刘家庄同样不过是封建礼教的一座卡夫卡式的“城堡”。

长诗以郑家湾为中心，构建起一个十足封闭而又相对敞开的空间，与外部世界构成一种既融合又对抗的紧张关系。

长诗关于胡三保的三段描述，尤其值得注意：一是“西乡有一桂树泉，一港清水洇良田。青山绿水谁不爱，胡姓一门百十烟，两堂经馆读圣贤”④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35-36页、53页、55页、5页、6页、5页、19页、77页。。二是“妻子死了大半年，并不嫖赌戏银钱。家有良田数十亩，多少媒人把线牵，处处婚姻不团圆”⑤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35-36页、53页、55页、5页、6页、5页、19页、77页。。三是“三保读书果有才，可惜人乖命不乖。不幸妻子亡故了，朝思暮想丢不开，从此不进学堂来”⑥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35-36页、53页、55页、5页、6页、5页、19页、77页。。从这样“中性”略带褒扬的叙事语调至少可以看出：第一，尽管故事发生在清末，讲述者处于民国时期，长诗并没有显示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学中常出现的反对科举制度、寻求人生新路的主题，相反对其采取认可的态度。第二，长诗多次以赞扬的口吻强调胡三保“家有良田数十亩”，但对颇有钱财、勾结县官的郑氏族长、刘宇卿、刘氏族长又深恶痛绝，因此又表现出朴素的自给自足意识以及对恶势力的憎恶。第三，胡三保之所以放弃读书，是因为妻子亡故而难以释怀，着重突出他重情重义、缱绻情深、满足“一亩三分地”以求安稳度日的“闲适恬淡”形象。近代以来反对旧道德、旧礼教的时代精神，在胡三保身上并没有显现出来，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胡三保之所以对郑秀英念念不忘，除了郑的美貌、情爱与身体的主动，还因为郑是一个“女贤才”，“三从四德都明白，四书五经解得开”⑦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35-36页、53页、55页、5页、6页、5页、19页、77页。。胡尽管在郑秀英经历悲惨遭遇时，采取了化装为丁四元“巧买”的措施，也因为郑的死亡而“口吐鲜血不能言”⑧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35-36页、53页、55页、5页、6页、5页、19页、77页。，更因冤屈身陷牢狱而至奄奄一息，但始终没有发生多少令读者期待的“醒悟”，最终在万念俱灰中，不断回想的竟是“妲己—纣王”“褒姒—周幽王”“貂蝉—吕布”“贵妃—唐明皇”“阎婆惜—宋江”等所谓“美女毁灭英雄”“淫欲摧毁国家”而招致遗臭万年的老调重弹，读来令人厌弃不已。这样看来，郑秀英对胡三保的坚韧如丝，至死不渝，终究是“错付”了吗？从胡这样一个明显具备自给自足意识又一定程度受到封建礼教的影响，而在讲述者口吻中带有一定“中性色彩”乃至于褒扬同情色彩的形象上，读者大致可以看出长诗主题指向和思想意识的含混。长诗明确而全面地把批判矛头指向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了吗，似乎还不能下一个明确的结论——这恰恰显示的是在那样一个特定时代，民间的真实的精神形态——某种意义上，这恰是长诗价值所在——极具历史“活化石”的意义。这种精神形态上的含混，是与郑家湾封闭的地理环境分不开的。郑家湾所处的封闭空间，几乎不可能产生现代民主与科学精神以及彻底反封建的思想意识。尽管郑秀英对封建婚姻做出了激烈的反抗，但是反抗的行为一定就意味着思想的自觉和解放吗？以郑家湾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封闭而相对敞开的空间，形成了人们精神世界的含混而矛盾的多个面向。

一是朴素的自主意识和狭隘保守心态。一方面是“一亩三分地”似的求自足、求安稳、求现世的心态“突出了本地（崇阳）注重现世幸福的生活态度”。①甘小盼：《在变中产生地方文学——〈双合莲〉产生与表现》，《歌海》2021年第3期。这一点在父兄早亡、未能接受所谓礼教“教化”的郑秀英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尽管踩着“三寸金莲”，郑在初次遇上胡三保的时候，便道出“相公莫把丑人夸，男女不配是冤家。按倒鸡婆难抱崽，烂泥田里怎栽花”②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11页、12页、48页、11页、9页。的男女婚配必须自主选择、情投意合的朴素人生信条，形象地指出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与此同时，她还始终坚持“一又不拣官家子，二又不想万担庄，男女相配得久长”③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11页、12页、48页、11页、9页。的爱情婚姻的“基本原则”，可以看出郑秀英身世悲苦、家境贫寒而甘于悲苦、甘于贫寒。长诗反复强调令胡三保引以满足的“家有良田数十亩”，这正是郑母周氏甘冒巨大风险而包庇胡郑二人结合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周氏在胡郑事发以后还坚信胡三保“困龙自有上天日”④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11页、12页、48页、11页、9页。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则是排斥“异类”的狭隘意识。尽管郑秀英坚持婚配自由，但对官家子和万担庄天然地“一棒子”打死，加以全面排斥，应当说又是狭隘的，也是隐伏在封建等级制度下，居于底层、为求安稳、自我隔绝、自我疏离的封闭意识。因此，她除了对“六根有些不周全”⑤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11页、12页、48页、11页、9页。的婚配对象——富家子夏春福天然排斥，对起初不算恶劣又对其无可奈何的富家子刘宇卿同样也拒绝，对“父母双双早归天”⑥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11页、12页、48页、11页、9页。，妻子亡故，自称“苦命人”的胡三保，则抱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似的天然好感，并誓死跟随。总而言之，郑秀英对自由情爱的追求，既是自主自发的，又多多少少是封闭狭隘的。

尽管郑秀英追求婚配自由，但其精神世界中还保留着诸多封建意识的糟粕。和刘宇卿的对抗中，她提出“烈女不嫁二夫君，不爱刘家富和贵，不爱宇卿好相公，宁死不做刘家人”①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60页、13页、37页、45页、37页、77页。，体现的是“从一而终”的封建贞洁意识。她规劝胡三保“姐叫相公莫轻身，男子身价值千金”②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60页、13页、37页、45页、37页、77页。，要他效仿不爱美色的狄仁杰、见花不采的赵玄郎，不要效仿跳粉墙的张君瑞，显然又是一种自觉一男尊女卑意识。胡三保的精神世界同样如此，对郑秀英的“三寸金莲”是尤其欢喜的，他对郑秀英的“女贤才”及明晓“三从四德”的品性是尤为欣赏的。这样看来，郑秀英也好、胡三保也好，其思想意识几乎是自发的，精神世界几乎是含混的。这种自发而含混的精神形态的形成，同郑家湾自足而又封闭的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一方面是朴素的自主意识，催生出对情爱的朴素追求；
另一方面又是封闭的空间中，新的思想与追求不可能产生，全面彻底反抗封建宗法与礼教的自觉意识也就很难产生，封建思想糟粕在胡郑精神世界中就必然顽固地存在。

二是对压迫的恐惧依赖和对异端的疯狂排斥。部分拥有能力走出闭塞而接受外部世界所谓教化的“豪强“，反过来又对这个封闭空间加以干涉和统治。长诗中与县官勾结、手段毒辣的郑氏族长就成为好似一品官的地方太上皇，令村里人深感恐惧。村民一方面对族长毕恭毕敬，噤若寒蝉，“男女老少两边分，都来迎接族长公”③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60页、13页、37页、45页、37页、77页。，“一更过后二更天，堂前吵得乱糟糟。族长老爷当堂坐，男女老少站两边，众人不敢乱开言”④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60页、13页、37页、45页、37页、77页。，另一方面，又对族长无比欢喜，奉若神明，“族长好似一品官，合屋老少都喜欢”⑤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60页、13页、37页、45页、37页、77页。，这是怎样的矛盾和悲哀！恐惧是因为族长掌握着生杀大权，是高高在上、悬于头顶的礼法的象征。依赖是因为失去族长，失去“礼法”、失去“门风”，他们将恐惧郑家湾在这么一个封闭的空间中何以自处、何以婚嫁，自身在郑家湾中又何以自处，将变成“孤魂野鬼”，遭遇孤立和放逐。可见，封建礼法织就了怎样一张严密而厚实的网，这张网是如何转化成村民的集体无意识。而在这种恐惧和依赖之下，村民又自觉形成对异端的疯狂排斥，对弱小者的隔岸观火、落井下石的扭曲心态，自觉而疯狂地充当虐杀郑秀英的马前卒。他们痛骂郑氏母女“贱人”“猪狗”“草狗婆”“残饭潲水”“辱没门风”，甚至胡三保的族人亦将因胡而亡的郑秀英污为“扫帚星”“实在不该到凡间”⑥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36页、52页、53页、64页、66页、48页、72页。，着实令人震惊。应当说，对村民精神世界的描写，是长诗极为精彩而极容易受到忽视的地方。

三是外在的道貌岸然与骨子里的杀人嗜血。胡郑同居事件告发者“走进堂前施一礼，二人来得正相当，楚方老爷在书房”①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36页、52页、53页、64页、66页、48页、72页。，“堂前施礼”“楚方老爷在书房”两个细节尤其值得注意：郑家繁文缛节，进入老爷隐秘私人空间——书房，需层层报告的等级森严，呼之欲出；
颇具钱财，在崇阳县城有商号的郑楚方，刻意将自己打扮成“诗书环绕”“满嘴礼义”的封建读书人，满腹坏水的虚伪的卫道士形象呼之欲出。就是这样一个满口仁义道德的“读书人”，对郑秀英的虐杀是“郑家门风要得紧，把这贱人卖了罢，一掌胭脂满面涂”②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36页、52页、53页、64页、66页、48页、72页。，毫无“仁义”可言。同样的所谓“耕读二字过时光，果然是个好儿郎”③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36页、52页、53页、64页、66页、48页、72页。3的刘宇卿，在搜出胡郑的私定合约后，暗自庆幸“不怕生庚为凭据，凭据在我手中央”，决意“要卖贱人到远方”④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36页、52页、53页、64页、66页、48页、72页。，并且“百两银子要还原，卖与别人我不管，不能卖与胡道先，万两银子都不卖”⑤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36页、52页、53页、64页、66页、48页、72页。。可见，所谓的“读书人”刘宇卿，“夫纲”意识是如何的深入骨髓，内心是何等的毒辣和扭曲，这与他表面的“好儿郎”形象形成何其巨大的反差。长诗鲜明地展示了在以郑家湾为中心的封闭而又相对敞开的地理空间中，人们精神世界的多个含混而矛盾的面向。

以郑家湾为中心的封闭而又相对敞开的地理空间中，人们精神世界的多个面向构成长诗的多个叙事走向。

一是倔强的追求与无望的等待。朴素的人生信条以及求现世、求安稳的心态，促成郑秀英对朴素情爱自发而又倔强的追求、对外部干预和压迫的反抗。长诗以浓墨重彩的笔调集中展示了在封建礼教几乎无孔不入，对人性的桎梏已近极端的清末，一个原始而封闭的村落中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自主追求情爱的“重大事件”与“狂逆行为”。胡郑不仅自主结合，还未婚同居长达半年，甚至在事发以后，郑遣胡归以求逃命的途中依然吃酒、云雨，着实令人瞠目，在先后两次被卖掉，遭遇毒打、污蔑、践踏等肉体与精神双重摧残以后，郑依然痴心不改，着实令人感叹。这种对情爱的自主追求和对封建婚姻的大胆、激烈而固执的对抗，在当时无疑是惊天动地的，是长诗思想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可悲的是，郑秀英的执著终究是“错付”了。在她一次次历经悲惨遭遇，又一次次地呼喊胡三保中，郑母所期待的“困龙自有上天日……三源港下一扫平”⑥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36页、52页、53页、64页、66页、48页、72页。的“英雄归来”景象始终没有出现。相反，在“巧买”事件败露后，胡三保竟然“丢下轿子远处逃”⑦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36页、52页、53页、64页、66页、48页、72页。，着实令人大跌眼镜。直至郑秀英死后，胡三保还是感叹自己前生作了恶行，一生都是命数安排，一身罪恶自己担承，着实可笑。郑秀英悬梁之前，产生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梦境，“四更四点泪濛濛，忽梦三保到房中。一头扑在哥怀里，抱住亲哥不放松，醒来原是一场空”①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75页、53页、72页、54页、46页。，暗示了郑秀英心死绝望。由此看来，郑秀英的悲惨结局，除了郑、刘两族的压迫，难道和胡三保由思想深处的保守、含混而生出的怯懦、庸俗没有深刻的关联吗？

二是无声的恐惧与震天的欺凌。在这样一个封闭空间中，与郑楚方作为卫道士相较，真正充当告密者、马前卒、杀人嗜血者的恰恰是郑氏、刘氏等村民。长诗也以少量而精湛的笔墨，集中展示了村民在虐杀郑秀英事件中，如何排斥异端、欺凌弱小，如何扮演急先锋与刽子手。他们高举“礼法”的大旗，痛骂郑秀英伤风败俗、辱门败户，要将郑这样的“一堆狗粪快扫开”，令其“永世莫回郑家来”②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75页、53页、72页、54页、46页。。面对郑父兄早亡，母弱女孤，他们奔走告密、专事中伤，生怕引火烧到自身；
他们怒目切齿，“都拿铁尺并钢刀……喊声震天杀气高”③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75页、53页、72页、54页、46页。，唯愿将郑剥皮，除之而后快。与此同时，在淫威之下，他们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无边的恐惧与猥琐的卑怯。在族长面前，他们面对郑秀英母女时的怒目、杀气，统统消失不见，自觉井然有序，大气不敢出。这是怎样的怕强凌弱！其实，除村民欺软怕硬，长诗还涉及诸多家族与家族、村落与村落之间的斗争，也无外乎恃强凌弱。

三是虚伪的“礼义”与毒辣的虐杀。长诗以一定的笔墨展示了封建时代所谓“礼义”的虚伪和本质上的毒辣。在由郑秀英从最开始的定亲到两次被卖所串联起来的郑家、夏家、刘家的姻亲关系中，表面上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和气气，有礼有节，实际上不过是一次次肮脏的利益交换。夏春福自觉受辱而退婚，收到郑家贱卖郑秀英而得的百两银子后，竟然称赞郑家是“恩人”；
郑楚方贱卖郑秀英，选择刘家的唯一理由是刘家庄“三门族户几十烟，家家户户有良田”④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75页、53页、72页、54页、46页。，有钱有势，嫁妆丰厚，他还自惭郑姓只有一门几十烟；
刘宇卿贱卖郑秀英，提出的要求竟然是迎娶郑的百两银子必须拿回来，恼恨自己人财两空，作为虐杀郑秀英的刽子手，竟然还认为自己失了“夫纲”，身背血仇大恨。可见，在这样一个封闭空间中，封建礼教观念在利益面前显得多么不堪一击，又让这些所谓“读书人”是怎样的迷失心智，是非不分，凶狠毒辣。此外，在郑家母女送走胡三保，郑氏家族捉奸不成的情况下，“族长一听大咬牙，无情家法手中拿。先打周氏老不正，养女不教是你差，不可教化别人家”①饶学刚校注：《汉族民间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46页。，拿起长鞭将周氏打得血淋淋，又将郑秀英打得皮破血流。可见，郑楚方与其说是族长，不如说是专制的暴君，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封闭空间里，享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甚至直接决定生杀，何其触目惊心！可见封建宗法礼教在郑家湾杀人嗜血的本质。

按照文学地理学环境制约论的观点，每一个人都是环境的产物，因为“人是不可能离开地理而存在和发展的，所以人类自始至终受到环境的制约……”②邹建军：《“地理环境制约论”的提出与文学地理学研究——以中国民间文学作品的产生为例》，《歌海》2021年第3期。黑格尔对古希腊地理气候形成古希腊民族性格特征与民族精神，古罗马地理气候形成古罗马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的分析，就证明了这一观点的合理。如果不把古希腊人放在古希腊四面环海、岛屿密布、资源匮乏的特殊地理环境中，也许就很难理解他们活泼、好动、个人本位、崇尚英雄和战争的民族性格特征；
如果不把俄罗斯人放在气候苦寒、自然现象变幻莫测的特殊地理环境中，也许很难理解俄罗斯作家身上所体现出的忧郁深沉、苦难深重的精神气质。同样，如果不把楚人放在水系纵横、群山环绕，漫天风雨时云锁雾绕如登仙境，晴空丽日时郁郁葱葱光影流动的地理环境中，也许就很难理解他们身上波诡云谲的想象和激进浪漫的气质；
如果不把北方人放在平坦广阔、土厚根深、物产富饶的地理环境中，也许就很难理解他们身上沉稳厚重的气质。地理环境对民族和地方的精神气质与性格特征起着制约性的作用。即便小到个人，同样要受到环境的制约，因为人生活在天地之间，离不开阳光、空气和水，出门就见到山与水，关门就会见到自己的居住环境。由此出发，这就决定了文学不能不和特定的地理环境发生密切的关联，因为文学所要表现的主体终究还是人和人的行动。这就如同没有“人”，就难以形成文学，没有地理环境又难以形成人的个性一样。因此，地理环境的制约性作用，构成了文学写作的一个基本先在性条件。也就是说，如果不把特定精神气质与性格特征的群体或个人，放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那么如何去构建文学的一种最基本的真实性呢？

如果没有“一港清水”穿流而过，没有郑家湾那个“滩头”通向“远方”，没有这样一种封闭而又相对敞开的独特地理环境，就很难在这其中产生朴素自主意识和狭隘保守心态、对压迫的恐惧依赖和对异端的疯狂排斥、外在的道貌岸然与骨子里的杀人嗜血等多个含混而矛盾的精神面向，也就很难形成长诗中所展现的，倔强的追求与无望的等待、无声的恐惧与震天的欺凌、虚伪的“礼义”与毒辣的虐杀等同样含糊而矛盾的多个故事指向。“作为精神创造的文学也是环境的产物”①邹建军：《“地理环境制约论”的提出与文学地理学研究——以中国民间文学作品的产生为例》，《歌海》2021年第3期。，“只是由于人类文学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比人类自身更加曲折与复杂，所以我们说它受到了环境的制约，也就是总体上的影响”②邹建军：《“地理环境制约论”的提出与文学地理学研究——以中国民间文学作品的产生为例》，《歌海》2021年第3期。。“地理环境对于文学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是通过‘人’的中介而实现的，而这个我们所说的‘人’，就是作家或艺术家（包括了所有的以文字和语言进行表达的人们）。”③邹建军：《“地理环境制约论”的提出与文学地理学研究——以中国民间文学作品的产生为例》，《歌海》2021年第3期。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制约性影响，是通过作家对地理环境的感知并进而在文学创作中，以特定地理空间的建构与空间中人和事的呈现来实现的。

《双合莲》作为清末民间作家创作于鄂东地区的汉族长篇叙事诗，涉及大量的当地诸如婚嫁、丧葬等民俗风情，提到“一港清水”“一条源”“桂树泉”“三源港”“发滩”“埠头”“烟”“桂花满山坡”“凉亭”“竹林湾”“坳背塘”等诸多的地方自然地理因素，“大屋”“上屋”“下屋”“合屋”“十字街”（小镇）“石叽桥”“橘林园”“石井泉”“三门族户”“歇房”“外厢”“二堂”等地方人文地理因素，出现“夏家茶”“草狗”“娇莲”“三门族户”“头人”“爷”“屋人”“人魁”“哇”“清堂”“包管”“过了身”“做声”“一肩”“包圆”“吃穿屙睡”“出天方”“散精神”“几十烟”“新文”“风信”等方言因素。由此可见，故事讲述者对故事所发生的特殊地理环境十分熟悉，对当地风俗耳熟能详，对当地方言信手拈来。虽然我们不能肯定故事讲述者有着明确的地理意识，形成了环境制约论的认识高度，自觉采用了地理叙事的手法，但在长诗中所展现的上述事实，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到，讲述者有着一定的自觉意识，总是要把故事放在这样一个他们熟悉的特定空间中进行呈现，在此基础上，展现这一空间中人们精神世界的多个面向，形成多个故事走向，并最终形成人物塑造的真实可感，叙事的合情合理。

因此，对于《双合莲》，我们不能仅仅看到长诗中追求情爱自由，激烈反抗封建礼教的一面，也不能仅仅看到长诗中反映封建势力的压迫和虚伪毒辣一面，更不应指责长诗中所出现的人物思想的含混矛盾、人物形象的含混矛盾。事实上，这恰恰形成长诗的价值所在与意义的丰富性所在：通过地理空间建构，全面而真实地反映出特定环境中，人们的精神世界的真实形态与人生行动的真实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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