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对华认知的变化轨迹——基于复交以来印尼主流媒体的实证分析

李启辉，孙建党

(福建师范大学 印度尼西亚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 350007)

中国与印尼的关系源远流长。印尼独立后，两国在争取民族发展和维护第三世界国家权益的过程中建立了友好伙伴关系，曾一度被外界喻为“北京—雅加达轴心”。1990年8月，两国在经历了一段波折之后恢复了邦交。回顾两国关系所经历的诸多波折，民众乃至决策者对彼此认知的错位是一个重要的内因。认知因素在国际战略决策中具有重要基础性地位，根据认知心理学理论，决定人们行为的不是世界是什么，而是人们认为世界是什么；
决策者的行动不是基于对客观事实的反映，而是存在错误知觉的可能。媒体作为向社会大众传递信息的专门机构，兼具政治与传播的双重属性，它对一个国家的报道态度影响着民众对他国的认知，依此形成的公共舆论将会影响决策者的外交战略，从而影响国家间的关系。印尼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研究其主流社会对华认知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自冷战结束以来印尼对华认知是从负面向正面方向演变；
国外学者的看法较为多元，且更多聚焦于分歧和威胁，但总体认为对华认知日趋成熟与理性。由于印尼新闻档案资料相对零散，现有的对华认知研究，多是基于人物访谈和主观分析，或仅限于个别报纸新近年份的文章，研究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本文主要文献来源于1991年至2017年印尼主流报纸关于中国问题的主要报道(1)印尼媒体资料保存不完整，收集难度大。本文所依据的核心资料是印尼智库CSIS人工收集整理的报纸剪报约1542篇(略去采集篇数少于20篇的报纸)，年份包括1991年以及2007—2017年，主要集中在《雅加达邮报》等10种报纸。所缺失的1992—2006年信息，则通过道琼斯新闻数据库以及罗盘报信息服务中心，收集补充《雅加达邮报》《罗盘报》《革新之声》的内容进行填补。总篇数达2600以上。(以剪报形式保存)，加上课题组自主收集的新闻信息，包括社论、评论等共计2600余篇。其中报道主要来自《雅加达邮报》(TheJakartaPost)、《罗盘报》(Kompas)、《印尼商报》(BisnisIndonesia)、《共和国报》(Republika)、《专业之声报》(SuaraKarya)、《时代报》(KoranTempo)、《印尼媒体报》(MediaIndonesia)、《革新之声》(SuaraPembaruan)、《商业新闻》(BusinessNews)、《印尼周边报》(SeputarIndonesia)等11家报纸(见表1)，除了《雅加达邮报》是英文报之外，其他全部是印尼文媒体，能够较全面地代表主流媒体的态度和观点。本文在对上述涉华报道进行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试图勾勒出过去30年印尼主流社会对中国形象认知的变化脉络，以期为两国构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供一种历史借鉴。

表1 1991—2017年印尼主流报纸关于中国问题报道的数量

中印尼两国在冷战背景下建交，复杂的国内政治背景与国际环境交织影响，使得印尼对华政策充满着矛盾与变数。两国建交初期，外交关系一直处在不稳定状态。20世纪50年代中期，两国关系随着中国参加亚非会议而升温。1965年，印尼发生“九·三○事件”，此后两国关系急转直下，1967年10月，两国外交关系冻结。80年代，两国关系开始出现松动，1985年恢复直接贸易。1990年8月8日，李鹏总理应邀出访印尼期间，双方正式恢复外交关系。

(一)源于历史记忆与意识形态的对华负面认知

客观地认识到不同国家对历史存在着不同记忆与解读，是我们理解他国对华认知的必要条件。在印尼看来，19世纪初欧洲殖民者到达努山塔拉(Nusantara,今印尼)群岛之前，中国一直是这一带的“霸主”，是一个“有着开疆扩土野心的国家”，并且曾经试图征服印尼，使其成为附庸。[1]卡尔·泰勒(Carl Taylor)在分析上世纪60年代印尼国内历史教科书之后发现，印尼把中国历史描绘为奉行类似于欧洲列强所实行的殖民政策。[2]元朝时期的两国短暂交战，构成了印尼人将传统中国作为扩张主义强国认知的基本要素。在现代两国关系中，尽管中国一再否认参与了1965年的“九·三○事件”，但印尼坚持认为中国通过资金积极支持了印尼共产党，并通过印尼华人实施其影响力，以及有意武装印尼“第五纵队”。[3]这些“消极”的中国历史形象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两国关系。两国邦交冻结后，新秩序政府对中国的刻意丑化使印尼对华负面认知社会化，“三角威胁”(2)“三角威胁”指的是苏哈托执政时期认定的印尼共产党、印尼华人和中国三大因素对印尼的威胁。认知成为新秩序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这种威胁逻辑阻断双方外交关系将近23年，即便是外交关系正常化之后，“三角威胁”的观念也难消除。新秩序政府这种“逢华必反”的态度，被学者形象地称之为“病理性恐华症”(Pathological Sinophobia)。[4]1991年，中国驻印尼大使钱永年接受《罗盘报》记者采访时说，印尼社会缺乏对中国的了解，“他们的观点仍然固定在六十年代”。[5]

华人问题始终是影响印尼主流社会对华认知的重要因素。质疑华人对国家的忠诚度是印尼社会经常炒作的噱头。苏哈托政府对本国华裔实施了近乎国家种族歧视的一系列政策，使得对华人的偏见固化为社会的顽疾，也直接影响到印尼对华认知。新秩序时期，媒体上几乎看不到华人的正面新闻，而负面的个案则会被放大报道，同时还流行一种顽固的说法，即印尼的华人只占人口的3%，却控制着三分之二甚至更大比例的国民经济。[6]这个时期华人声誉也因腐败的“阿里巴巴”伙伴关系而臭名昭著，原住民官员阿里(Ali)和华裔商人巴巴(Baba)之间的不良关系导致的恶劣影响，很少归咎于为伙伴关系带来政治掩饰的阿里，而总是怪罪于风头浪尖上的巴巴，[7]进而殃及华裔中产阶级和底层普通的民众。祖祖辈辈生活在印尼的普通华人，实际上和印尼原住民没有什么差别，但主流社会习惯于把华人等同于富人，在社会问题激发时经常将华人作为当局转移矛盾的替罪羊。这种情绪在“九·三○事件”后就更加明显了，尤其是那些认为华裔在种族和宗教上都与众不同的城市穆斯林群体。[8]《罗盘报》描写一个立志从事教师职业的年轻人时，不经意间反映出多数民众的心态。文章作者在对这位甘愿忍受清贫的年轻教师大为赞赏之时，却将华人作为一个负面参照，“您应该感到骄傲和幸福，因为印尼民族‘理想’后代的儿女将免于被指责成像华人那样只是忙着赚钱，因为他们的‘宗教’只是在交易自己而已”。[9]

(二)对未来的期待催生理性认知

两国复交后最初几年，印尼报纸关于中国的内容多为对政治体制、社会形态有明显偏见或者是负面评价的新闻。两国外交关系的恢复却并不意味着外交关系完全脱离了旧有的模式，在最初几年中，怀疑和敏感性是印尼对华认知的主要特征。在东京传来两国复交的新闻后，印尼媒体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像《罗盘报》和《革新之声》这样的非官方报纸称赞这一决定符合印尼的国家利益。《罗盘报》在社论中表示，正常化将为印尼带来更大利益，因为它将为该国提供更多执行其外交政策的自由。[10]许多媒体上的评论和采访都对关系正常化表示质疑。专业集团的报纸《专业之声》评论说，关于关系正常化仍有许多问题需要回答。《独立报》在社论中甚至直呼中国自从忽必烈汗时代以来，一直在“伤害”印尼，中国“不可信赖”[11]。还有一种疑虑似乎挥之不去，即两国之间正常关系的发展，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提高印尼华裔的作用。[12]

新秩序政府后期对华的敌对认知开始淡化，主流媒体也逐步撇开意识形态的认知陷阱，开始以相对理性和客观的姿态认识中国。1991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在复交后对印尼的首次访问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专业之声》评论说，印尼和中国分别选择了不同的国家制度，两国除了采取务实的态度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外，确实别无选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两个太平洋国家都必须携手合作来欢迎“太平洋时代”。[13]复交的最初两年，两国高级官员来往达到高潮，钱永年大使说，在雅加达有一位其他国家的大使向他抱怨，自从他提交国书后就再也没有机会见过苏哈托总统，而中国大使每月至少可以与总统会晤一次。[14]《罗盘报》钦佩中国在经济困难时期仍坚持发展核武器和火箭技术，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深知自己的大国地位。[15]该报在对中美关系正常化20年进行点评时，尽管仍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但总体上认可中国处理中美关系和改革开放的政策，并引用毛泽东的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赞赏中国改革的务实态度。[16]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造成重创，中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向多个东南亚国家提供了援助方案和低息贷款。这些行动不仅在该地区受到赞赏，而且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债权人所采取的姿态形成鲜明对比，“戳穿了该地区的中国超然或霸权形象，并开始以一个负责任的中国形象来代替”。[17]1998年印尼发生排华骚乱，主流社会对华认知也出现振荡与调整，特别是对本国华裔群体的认知。中国政府的谨慎反应避免了反华、反印尼情绪的过度爆发，这也为两国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关系铺平了道路。骚乱发生以后，主流媒体对华裔受伤害的情况进行了大量的报道，《雅加达邮报》连续几个月以刊登读者来信形式，集中讨论华人受歧视问题，大多数文章都纷纷谴责这种严重伤害华人权益的野蛮行径，批评政府未能有效保护民众和社会稳定，敦促当局进行彻底调查。舆论普遍认为，无论出于何种理由，野蛮行为都是没有道理的。穆罕默迪亚协会主席艾米安·赖斯(Amien Rais)表示，“《古兰经》中没有一句经文可以证明抢劫华裔房屋是被允许的”。[18]时任印尼伊斯兰教士联合会主席瓦希德指出，华裔企业家是该国商业领域的骨干力量，如果没有他们，将很难振兴国民经济。他讽刺那些认为华裔的离开是原住民接手商业良机的人是“白日做梦”。[19]

随着苏哈托的下台，印尼进入民主改革时期，其对华认知逐渐开始转向，并在历届政府的政策举措上得到明显的体现。哈比比总统在任时对旧有政策进行了大幅调整；
瓦希德总统与中国共同建立睦邻互信的全面合作关系，并对国内华人争取合理权益给予了巨大的支持；
梅加瓦蒂总统大力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在国内则继续推动多元文化互相包容。这一时期，尽管还不时出现一些带有严重意识形态偏见的言论，但是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政治评价逐步趋于客观。中共十六大后，《雅加达邮报》对中国给予积极的评价，表示印尼希望新的中国领导人能延续他们前辈建立强大、繁荣和友好国家的足迹。[20]对中国改革成果，印尼媒体总体呈认可与学习的态度，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改革经历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的渐进战略(经济改革先于政治变革)取得了成功，甚至超出了80年代初期最乐观的预测；
[21]在利用外国资本发展方面，中国于1997年就在发展中国家中名列第一。[22]因而印尼要向中国学习如何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如何吸引外国投资者将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

(三)中国—东盟区域合作促进伙伴认知的形成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被普遍认为是最成功的国际组织之一。印尼作为东盟的创始国，一直将其视为外交政策的基石，若将印尼外交政策重点描述为同心圆，东盟就位于核心圈。将中国纳入区域秩序，进而“规范”中国，一直是东盟持续的目标。在印尼看来，20世纪70年代后期，东盟为中国“摆脱孤立”、进入国际社会提供了跳板，中国也认识到与东盟合作可以限制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23]区域合作逐渐催生印尼对华建设性合作伙伴认知。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签订，这是中国与东盟签署的第一份有关南海问题的政治文件。《雅加达邮报》称中国已成为一个审慎的区域大国，是一个赞成现状的大国，尽管有时仍然对自己的利益过于敏感，但与几年前相比，已经好多了。对于印尼乃至东南亚，一个稳定和现代化的中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并将为该地区提供共同发展的机会。[24]

1998年金融危机过后，包括印尼在内的东南亚国家，都把与中国贸易作为经济遭受重创后复苏的引擎。印尼既对中国市场寄予厚望，又对中国经济崛起表现出担忧，媒体的态度也显现出“互补性”和“竞争性”之争，焦点集中在2002年签订《东盟与中国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启动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ACFTA)进程。媒体质疑政府是否已充分考虑成本和收益？协议是否经过严格的经济推理？甚至有专家形容说，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闯入”世界贸易舞台，中国成为经济强国的崛起可能对东南亚尤其是印尼造成极大破坏。[25]协议签署时印尼在两国贸易中还处于顺差地位，媒体上也不乏有对中国市场寄予厚望的乐观，印尼官方就认为，东盟—中国自贸区将使印尼获得比中国更大的收益，因为这将使印尼增加在中国市场上的出口，特别是农产品和水产品方面。[26]

2004年海啸灾难发生后，中国的救援外交再次展示积极形象，中国作为负责任和仁慈的大国形象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罗盘报》社论感慨到，在威胁人类生存的灾难面前，所有的障碍，例如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和背景差异，都被抛在了一边，置于中间的是团结、友谊和关怀。[27]海啸后的经济重建需求，也有助于印尼改善对华认知。根据投资协调局的记录，2004年，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就达到130亿美元，相当于印尼与美国的贸易总值，2005年又增长到150亿美元，所有人都希望，这种相互依存的经济利益将结束历史上被太多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所笼罩的两国关系。[28]

2005年4月，印尼与中国签署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这是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尽管印尼与美、澳等国也有类似的协议，但与中国的协议最早签署，彰显了印尼对华关系的日益协调，主流社会对华认知也开始放下陈旧的偏见，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调整。

(一)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推动伙伴认知的深化

民主改革初期的印尼，总统频繁更迭，曾在6年内换了5位总统及多次内阁轮替。苏西洛是印尼第一位全民直选的总统并且成功连任，任期内政局相对平稳，中印尼双边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不能否认，中国的崛起在东南亚乃至全球范围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促使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万隆帕拉扬安天主教大学(Parahyangan Catholic University)的佩尔维塔(Anak Agung Banyu Perwita)教授分析认为，亚太地区要建立的平衡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力量平衡，而是合法利益的平衡。[29]印尼外交部东亚和太平洋司司长尤里·坦林(Yuri O.Thamrin)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两国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不同于苏加诺时代的“雅加达—北京”轴心。当前世界面临的重要问题不能通过组建轴心，而是要通过共同努力来解决。[30]2007年，奥运圣火在全球进行巡回传递。印尼媒体认为，中国作为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方，不会忘记印尼这位好朋友。奥运火炬专门访问了雅加达，向世界证明了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31]

在国内，印尼族群间的平等与融合成为社会认知的主流。2006年，苏西洛政府出台第12/2006号法律，颁布新《国籍法》，推动华人观的改变。该法令承认华裔印尼人是该国原住民的一部分，从而使广受诟病的“印尼共和国公民证书”(SBKRI)的无效。苏哈托时代颁布的关于印尼共和国公民身份的第62/1958号法律是典型的针对华人的歧视政策，该法律要求华人必须拥有的额外的身份证明——“印尼共和国公民证书”，包括护照、营业执照、信贷申请甚至大学入学都需要使用该证书。媒体披露，至少有11个官僚机构(3)这些机构包括社区单位、街道办事处、区办事处、市长办公室、州长办公室、警察分局、警察局、市警察总部、检察官办公室、地区法院，以及司法和人权部。参与了公民证书的发行过程，因而该证书成为许多公务员的金矿。[32]《印尼周边报》评论说，“在文化、人际关系中的歧视实际上是一种在世界各地时有发生的现象，但是，当政府根据法律对其本国公民实施歧视时，这就变得不寻常了，而这正是在印尼发生的事情”。[33]尽管华人观的改变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种族歧视的观念已逐渐为大多数人所抛弃。2008年，苏西洛在农历新年纪念活动的讲话中说，“我们确实有一段令人不愉快的历史，当时种族之间存在冲突，对某些群体存在歧视，但现在已经过去了”，印尼华人作为公民，有权享有与所有印尼人相同的政府服务。[34]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提到，要加强教育合作，积极开展培训交流，鼓励相互教学对方语言。尽管不时仍有不满和“警告”出现在媒体上，但是，这一时期印尼国内华文环境日趋宽松，孔子学院的建立就是印尼社会对中华文化艰难包容的最好例证，毕竟单是“孔子学院”名称就会触及印尼在新秩序时期遗留下的敏感神经。2010年11月，印尼教育部与中国国家汉办合作建设的首家孔子学院——阿拉扎大学孔子学院揭牌，孔子学院开始走向两国人文交流的舞台。越来越多的人出于兴趣或者其他实用主义动机开始学习汉语，到中国进修语言课程的印尼人数量也大幅增加。印尼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研究员陈姝玲(Christine Susanna Tjhin)认为，尽管还不时被提醒警惕“三角威胁”，但年轻一代已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对中国持有明显偏见，现在并不是要在印尼社会创造一个对中国“有利”的看法，而是需要一个更具建设性和广博性的中国观，我们不能“只看到大洋彼岸的蚂蚁，却看不到眼皮上的熊猫”。[35]

(二)经济领域和区域安全的威胁认知显现

首先是伴随两国高速经贸合作而产生的经济领域威胁认知开始呈现，经贸往来中，印尼既追求利益分享又视中国为经济“殖民”者。在这一期间，中国很少被描绘成军事或政治威胁。“真正的威胁”可能来自经济领域，因为中国产品大量涌入印尼市场，给本地产品施加压力。[36]2008年2月，《雅加达邮报》引用印尼中央统计局的数据指出，非油气部门与中国的贸易逆差猛增了3500%以上，从2006年的3500万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12.8亿美元。众议院负责贸易和投资的委员会主席迪迪克·拉赫比尼(Didik J. Rachbini)批评时说，“非石油和天然气部门的巨大贸易赤字清楚地反映了中国产品如何在没有任何保护性战略的情况下自由进入这里并自由流动。”[37]印尼大学斯瓦索诺(Sri Edi Swasono)教授在《罗盘报》撰文说，“印尼的贸易平衡赤字不仅是贸易不平衡，而且是中国工业对印尼工业的取代”。[38]也有媒体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强者就必须主动采取行动，更占据优势的中国此时必须真诚地伸出援手。[39]

其次是南海争端刺激区域安全威胁认知的抬头。由于《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未能阻止南海争端的升温，印尼呼吁推动《南海行为准则》(COC)的进程。2011年11月，苏西洛总统在第18届东盟首脑会议结束后说，“我们需要一个行为准则。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想加快这一进程”。与会领导人发表的声明也强调，“我们认识到，领土和管辖权争端最好由有关各方以双边方式来解决”。[40]但是，拉拢域外国家介入以制衡中国的声音时有出现。前国防部长苏达尔索诺(Juwono Sudarsono)说，“(在南海问题上)希望发挥所有其他国家，日本和印度，包括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所担负的全球文明作用。”[41]2012年第45届东盟外长会议由于菲律宾所提的南海问题议案未获得认可，而最终成为45年来首次在闭幕时没有发表联合声明的东盟外长会议(4)本次会议后，印尼外长马蒂(Marty Natalegawa)主动拜访了菲律宾、越南、柬埔寨和新加坡的同行，在为期两天的“穿梭外交”的努力下，最终于2012年7月20日促成了东盟在南海问题上六点原则的发布。，这也引起印尼国内舆论的哗然。媒体认为外长会议未能发表例行性声明，突显了东盟内部的深刻分歧，并指责柬埔寨在会议上跟随北京的路线。[42]会场的一些技术故障也被媒体放大、炒作。《雅加达邮报》援引路透社的报道称，“在这次会议上，菲律宾外交部长德尔罗萨里奥(Albert del Rosario)一开始提出南海的敏感问题时，他的麦克风就出故障”。该报还援引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卡莱尔·塞耶(Carlyle Thayer)的看法，认为这一失败触及了东盟长期以来的担忧，即缺乏团结将导致外国势力利用其分歧。他说“这是中国首次打破区域自治堤防”，“中国已经进入东盟内部，并在东盟内部发挥了作用”。[43]

(三)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干扰印尼对华认知

2009年7月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ARF)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首次提出“重返亚太”，次年的东盟地区论坛又再提此事。《罗盘报》对此评论说，希拉里的声明不仅唤醒沉睡中的巨人，而且还同时将问题从冰箱甚至“潘多拉盒子”中取出。[44]有趣的是，印尼并不惧怕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和世界大国的崛起，认为在美国实力下降之后，中国更多是一个机遇，而不是威胁。[45]印尼的态度，可以称之为在中美两个珊瑚礁之间划船。

印尼独立初期就提出“在两块礁石之间划船”(Mendajung Antara Dua Karang)，即“自由积极”(Bebas-Aktif)的外交政策原则。保持良好的平衡对印尼来说，就像是一条绳索的一头必须联系着美国，另一头也要与毗邻的超级大国——中国紧密合作。[46]苏西洛使用“在动荡的海洋中航行”来进一步形容印尼在当前国际环境下的外交政策[47]，即处理与大国关系时，最好的方法是让大国彼此竞争，自己保持中立。《罗盘报》认为，印尼应当避免“两头大象打架，通常只会牺牲夹在中间的兔子”的情况，“印尼必须努力创造‘第三空间’，并向中美传递一个清晰的信息，即印尼不希望陷入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48]尽管印尼视中国为意识形态威胁的顾虑不断减少，但主流社会特别是政治精英对中国的猜疑还是普遍存在着。印尼不太相信或不确定中国将成为亚洲的领导者，这些猜忌有时让印尼更愿意与中国保持距离，而如果感受到威胁，则使印尼更愿意寻求美国的存在与保护。《雅加达邮报》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尽管其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而盛气凌人，却为国际社会提供了许多基本的公共产品，这有助于维持国际政治秩序”，美国在此地区的存在“是重要的，因为这样可确保在中国崛起的时代，东盟小国的利益受到保护”。[49]

一方面，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与苏西洛总统在雅加达签署协议，宣布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习主席在印尼国会演讲时首次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2014年10月佐科接任总统，成为继苏西洛之后印尼第二位全民直选的总统，2019年又成功连任，进一步推动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从之前以经贸合作为主，朝着能源、交通、金融、旅游、文化教育等方向全面地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美国在亚太方向对华战略压制态势的日趋明显，中国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所采取的必要反制措施产生“溢出效应”，印尼对华认知呈现出以尊重和平衡为代表的多元化特点，并在局部出现负面认知的升级。但是，两国彼此的深入合作与相互了解，制约着印尼对华认知中非理性因素的发酵，使得社会主体认知保持在健康、稳健的轨道上，并日趋成熟。

(一)国家战略的对接推动理性与正向认知占据主流

印尼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首倡之地，但是苏西洛政府最初对“一带一路”倡议持观望态度。据资深华文媒体人士李卓辉记录，2013年习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首次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时，692名印尼国会和地方人民代表理事会议员只有不到1/5出席聆听这一历史性演说，次日，主要媒体也没有突出报道。[50]2014年佐科竞选总统期间，提出了“全球海洋支点”构想，并逐渐形成包括政治、经济、贸易、军事、安全和社会文化目标在内的海洋强国战略。两国政府一致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和“全球海洋支点”战略构想高度契合，双方同意携手打造海洋发展伙伴。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印尼越来越倾向于寻求与中国合作，而不是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雅万高铁的合作就是两国战略对接的标志性项目。早期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也招致一些批评，最常见的是指责中国利用债务和市场陷阱，通过建立伙伴国对其依赖来重塑有利于自己的国际关系。[51]然而，如今“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可，参与共建或与本国发展战略对接，正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雅加达中国研究中心基金会主席勒内·帕蒂拉德贾瓦内(René L. Pattiradjawane)比较了中印尼两国的发展愿景，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更具战略性、影响范围更广，中国提出这一倡议，其目的是将东南亚国家之间潜在的主权重叠冲突转变为海上外交的新时代，努力创造一种新的经济、贸易和政治发展模式。[52]穆斯林温和派媒体《共和国报》把中国发展归功于思想解放，认为中国用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西方国家几代人才能取得的巨大成就，曾经的“竹帘”国家已经变成了充满进步的“开放窗口”。[53]《印尼商报》在分析了美国和欧盟大幅减少对外援助资金预算的趋势之后毫不讳言地指出：“世界需要新领导者，而中国必须承担这一角色。”[54]

两国关系的深度融合是对华理性认知的压舱石。随着中国在世界各经济体中的排名不断上升，一方面，印尼媒体表现出希望搭上中国经济快车、分享中国发展红利的迫切心理。2014年，《雅加达邮报》认为两国的双边贸易在三年内虽然增长了两倍，但是仍落后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流露出对现有成绩仍不满意的遗憾。[55]另一方面，印尼媒体又认识到经过30年的发展，两国经贸关系已深度融合，利益交织，中印尼逐渐融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媒体也清醒意识到，经贸关系中本国对中国的依赖更显突出，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对印尼会产生重大影响。2010年以来，中国的GDP增幅逐年放缓导致印尼出口的疲软。有媒体形容为印尼被中国经济放缓所挟持，并警告说，印尼是5个最容易遭受中国经济“硬着陆”影响的亚太经济体之一。[56]媒体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评估，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减缓1%将会导致印尼经济降速0.5%。[57]

(二)南中国海争端中对华安全认知出现转型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印尼自建国以来就十分珍视其海洋权益，也非常清楚南海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南海争端中，印尼素以“调停者”自居。2017年，新加坡尤索夫·伊萨克东南亚研究院(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进行的调查显示，关于南中国海，37.7%的受访者认为印尼不是声索国，不应该加入争端，只有10.2%的人认为印尼应该站在东南亚声索国的一边，支持或领导它们与中国进行谈判。[58]印尼扮演“调停者”角色，虽有在抢占道义制高点的同时夹带自己私利的嫌疑，但事实上也为南海争端的政治解决提供了缓冲。近年来，随着纳土纳群岛海域经济纠纷的复杂化，印尼国内民族主义意识抬头，对华安全认知出现转型，开始从南海争端“调停者”逐步转向利益相关的“参与者”。

2015年，印尼政府选择在“国家觉醒日”这一天炸沉41艘被控在印尼海域“非法捕鱼”的外国渔船，其中包括一艘中国广西渔船，其用意显而易见。[59]之后又发生了多起追逐、查扣中国渔船，甚至枪击中国渔民的恶性事件。《印尼商报》将政府的炸船行为形容为“胆小鬼博弈”(chicken game)，认为中国不会以激进的军事措施对印尼做出轻率的回应，这是佐科政府一种预防性外交，属公共外交和软实力外交的高级阶段。[60]印尼国内也有一些人士对此提出批评。由印尼大学政治学专家牵头组成的一个小组认为，政府不应该试图提高赌注。专家组敦促总统缓解与中国因海上争端而产生的紧张关系，并呼吁其他政府成员不要采取任何情绪化举动。[61]然而，强硬的声音显得更多。《罗盘报》的文章写到，中国确实是一个大国，印尼与中国经济的关系也很好，但是为主权而战时，印尼应该毫不犹豫。[62]也有媒体警告说，中国在纳土纳水域与印尼对抗的外交代价将是巨大的，有可能将印尼从在南中国海争端中诚实的调停者和非声索国的角色，转变为卷入其中的角色。[63]中国的南海造岛行为也引起印尼国内普遍的指责。人们担心，将来中国不仅会宣称自己拥有该地区，还会在此基础上发表有争议的政策。例如，在与日本的东海争端中，中国于2013年发布了防空识别区(ADIZ)。[64]中国的“野心”并不止于九段线，中国的最终目标是与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抗衡。[65]

(三)对华认知日渐成熟并呈多元化趋势

世界各国在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时，往往在初期总是尽力去扩大规模，但当对华贸易在本国对外贸易中占据重要比例时，又担心经济受制于中国而进行限制。印尼也抱有类似心态，其媒体抱怨中国把印尼当作低端廉价产品的倾销地，造成印尼对中国中低端产品的依赖，进而使其工业化水平出现倒退。经贸往来中的利益纠纷难免产生种种抱怨，加上美国“印太战略”的挑拨和南海争端的炒作，印尼媒体言论显现出对华认知阴谋化的抬头，对华防范心理加重，功利主义心态明显。

2017年，《雅加达邮报》的一篇文章写道“在经济上我们可以保持友好关系，尽管在政治上我们彼此给对方冷落的肩膀”，以此形容两国政治关系的微妙。作者写道，尽管在北京“一带一路”会议上，中国将佐科的位置安排在习近平旁边，然而，佐科回国后仅三天就飞往纳土纳，观摩有5,900名军人参加的军事演习。在与佐科政府打交道上，中国显然采用了和往届政府打交道所使用的套路，这是对佐科执政愿景的误解。[66]该报还刊登了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研究员阿伦·康纳利(Aaron L. Connelly)的文章，认为现在应该是印尼更广泛地定义其在南中国海权益的时候了，印尼的基本外交政策是“在两块礁石之间划船”，但如果其中一个大国在其前面建造人造礁石，印尼也必须准备调整其路线，以求确保印尼的领土完整和地区稳定。[67]哈比比中心研究员史蒂文·尤汉斯(Steven Yohanes)提醒，印尼的外交政策应特别注意中国的“征服政治”。他说，中国进行的领土合并不仅采用将有争议的领土军事化的硬实力方法，还通过为有领土争议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软实力方法。[68]更有甚者以所谓南中国海地区的“海洋殖民主义”来评论中国，称这是对殖民主义基本概念的全面重新设计。[69]彭比纳印尼海事研究所(IIMS)罗西汉·阿西亚德(Rosihan Arsyad)建议印尼要做好准备以应对突发事件。除了建立具有海上封锁能力的海军和空军外，还需要开展军事合作，与拥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如澳大利亚)签订国防协定。[70]上文提到新加坡尤索夫·伊萨克东南亚研究院进行的调查也显示，在询问受访者是否钦佩某些国家时，只有76.7%受访者的多项选择中包括中国，比例低于美国(79.3%)、澳大利亚(79.5%)和日本(81.8%)。[71]

南海声索国主权主张的重叠问题和日益严重的局势，均与中美竞争的加剧有关。无论是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还是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都企图在更大的范围内遏制和阻滞中国发展的势头，不同之处在于，“印太战略”明确将中国作为针对对象，且做法更为粗暴大胆。[72]在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背景下，印尼媒体对中国“霸权”的攻击也开始增多。《罗盘报》的评论将矛头指向中国建设“人工岛”，认为这是在为《南海行为准则》谈判争取时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并不需要伴随着“中国治下的和平”(Pax-Sinica)的自大。[73]在东盟区域合作上，印尼把东盟缺乏凝聚力归咎于所谓中国“分而治之”的战略。作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尽管印尼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迫切需要亚投行的资金投入，一些媒体却将此妖魔化为“一条微笑的巨龙在经济轨道上抛出与亚投行相关的基础设施融资，同时它在南海争端上挥舞着一条令人讨厌的尾巴”，甚至提出有必要重新命名南中国海，改称其为“东南亚海”。[74]面对中美两国贸易战日益激烈，印尼也担心深受牵连，印尼外交政策专家呼吁寻找为大国战略竞争关系所导致的“热和平”(5)“热和平”(hot peace)，此处指在21世纪国家之间秉持零和博弈思维进行的地缘战略竞争，特指中美两国之间正在进行的竞争。降温的灵丹妙药，认为印尼应积极劝阻战略性零和竞争，并谨慎地保持平衡与公正，维持与主要大国的良好关系。[75]

纵观复交30年来印尼对华认知的演变，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国内政局和外交政策相对稳定且具有连贯性，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长也在建构印尼对华新的认知。但是，影响印尼对华认知最大的变量仍是印尼自身的变化，并且呈现为不同时期执政者因理念差异而使用不同的透镜看待中国，进而影响社会的认知。总体而言，在印尼民众心目中曾经的“竹幕”国家现已成为一个开放的榜样[76]，媒体也引用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要求知，到中国去”来鼓励向中国学习。印尼媒体的对华认知具体表现为：政治上，尊重彼此选择的制度，印尼主流社会从以往对中国的不信任和政治猜忌，逐渐转变为认可中国为区域乃至全球的核心大国；
经济上，随着两国实力的“此消彼长”，曾经在经济上“漠视”中国的印尼现在是希望搭上中国的“经济快车”以求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
文化上，阻碍民心交流的藩篱被打破，印尼对中国文化从先前的封锁与抑制逐步调整为学习和谨慎地欢迎；
对本国华裔社群，则逐渐摒弃以往与政治相捆绑而形成的“华人即中国”的观念以及对华人“污名化”的做法，仇华势力存在的根基趋于萎缩，社会普遍认同华人为印尼民族的组成部分，华人事务为本国内部事务。

在印尼对华认知的演变轨迹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动因。中印尼复交初期，随着冷战结束，意识形态的差异逐渐淡化。中印尼两国在冷战后国际秩序调整中互有需求、相互支持，两国也更多地将视野投射到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在经贸合作的推动下，带着深刻冷战烙印的对华敌对认知开始消融。在金融危机和海啸灾难中更是“患难见真情”，印尼社会逐步视中国为朋友，伙伴认知开始形成。2005年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印尼对华认知以此为“加油站”朝着更加积极和理性的方向再出发。中国奉行的“睦邻、安邻、富邻”周边外交政策以及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不断建构印尼对华新认知。印尼也将中国作为平衡和缓解来自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体系压力的合作伙伴，对华好感快速提升。[77]“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大国博弈、战略对接、利益共同体成为这一阶段的关键词。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构想的落地及其“中等强国”抱负的实现，都要求其对内不断完善民主改革，对外继续保持温和、不结盟的穆斯林国家形象，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使得印尼对华认知呈现出正面为主、复杂多元的特点，更多地将对华关系视为一种机遇。

追溯两国关系的演变轨迹，可见中印尼没有根本性的利益冲突。即使在两国关系的最低点，印尼也始终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也支持印尼打击国内的分裂主义。如果说两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芥蒂，则主要表现为中国民众对印尼政府历次排华和迫害华人怀有强烈不满，以及印尼对中国曾经在国际交往上的意识形态倾向抱有警惕之心。过往的经历提醒我们，这种基于“历史包袱”而产生的不信任带有明显的消极性，它使得民众和决策者更愿意保持旧有认知的趋向，由此导致的行为又进一步加剧彼此的不信任，形成一种螺旋发展的恶性循环怪圈，彼此相互的威胁认知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累积，其结果往往是将对方视为具有战略冲突意向的对手，产生错误知觉。两国关系所经历的曲折，某种意义上说主要障碍在于彼此的战略不信任，或者说是“想象的隔阂”“想象中的对抗”。中印尼两国已签订全面合作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复交以来印尼主流社会的对华认知变迁和中国形象的塑造，也展现了这种伙伴关系的民意基础。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绝非一时的权宜之计，因而需要两国决策者展现外交智慧，大力推进人文交流，有效管控分歧，增进长期战略互信，共同筑牢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基石。

注释：

[1] Ginandjar Kartasasmita, “Tenaga Kerja Tiongkok”,Kompas, 2016-05-12.

[2]Carl Taylor, “Indonesian Views of China”,AsianSurvey, Vol. 3, No. 3 (1963), pp. 165-172.

[3][4]Greta Nabbs-Keller, “Growing Convergence, Greater Consequence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Closer Indonesia-China Relations”,SecurityChallenges, Vol. 7, No. 3 (2011), pp. 23-41.

[5]Sk/Rlp, “RI-RRC Perlu Mendorong Maju Saling Pengertian dan Pengenalan”,Kompas, 1991-06-05.

[6]J. Thomas Lindblad, “Indonesia and China Today: New Challenges with a Long History”,JournalofDevelopingSocieties, Vol. 23 (2007), p. 369, DOI: 10.1177/0169796X0702300304.

[7]Ray Hervandi, “Reimaging Chinese Indonesians in Democratic Indonesia”,AsiaPacificBulletin, 2011, p. 109.

[8]Frans H. Winarta, “Much Work Needed to End Ethnic Discrimination”,TheJakartaPost, 2002-02-13.

[9]Leila Ch. Budiman,“Konsultasi: Dagang Atau Dosen”,Kompas, 1992-03-01.

[10]“Tajuk Rencana: RI Dan RRC Sepakat Mengambil Langkah Normalisasi Hubungan”,Kompas, 1989-02-25.

[11]Leo Suryadinata, “Indonesia-China Relations: A Recent Breakthrough”,AsianSurvey, Vol. 30, No. 7 (1990), pp. 682-696.

[12]“Our China Ties”,TheJakartaPost, 1991-08-13.

[13]JP, “Kunjungan Presiden RRC”,SuaraKarya, 1991-06-06.

[14][15]Sk/Rlp, “Kunjungan Presiden Yang Shangkun Mengeratkan Hubungan RI-RRC”,Kompas, 1991-06-05.

[16]René L. Pattirajawane, “20 Tahun Hubungan RRC-AS: Revolusi Bukan Jamuan Makan Malam”,Kompas, 1992-02-20.

[17]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InternationalSecurity, Vol. 29, No. 3 (Winter 2004/2005), p. 68.

[18]Team, “Influential Public Figures, Residents Deplore Lootings”,TheJakartaPost, 1998-05-16.

[19]JP. “Ethnic Chinese Who Fled Urged to Return Home”,TheJakartaPost, 1998-06-23.

[20]“Jiang Zemin’s Legacy”,TheJakartaPost, 2002-11-16.

[21]Rizal Ramli, “China-ASEAN Free Trade-Lessons for Indonesia”,TheJakartaPost, 2002-01-12.

[22]Bahtiar Arif, “Attracting Investment, Lessons from China”,TheJakartaPost, 2002-09-24.

[23]Meidi Kosandi, “Shifting Paradigms and Dynamics of Indonesia-China Relations: Toward the Best Use of Theoretical Eclecticism”,AsianPolitics&Policy, Vol. 5, No. 2 (2013), pp. 183-210.

[24]Jusuf Wanandi, “China after the Communist Party’s 16th Congress”,TheJakartaPost, 2002-11-21.

[25]Hans W. Vriens, “China and the WTO-Teaching RI Some Lessons”,TheJakartaPost, 2002-02-24.

[26]Debbie A. Lubis, “FTA to Benefit RI More Than China-Official”,TheJakartaPost, 2002-11-11.

[27]“Tajuk Rencana: Solidaritas Global atas Korban Tsunami Asia”,Kompas, 2005-01-04.

[28]A. Dahana, “Bulan Madu Jakarta-Beijing”,SeputarIndonesia, 2007-03-11.

[29]Anak Agung Banyu Perwita, “Rising China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SE Asia”,TheJakartaPost, 2008-02-04.

[30]Sendangastoro and A.Yani，“Merajut Hubungan yang Saling Menguntungkan”,SeputarIndonesia, 2007-03-11.

[31]Ami Herman, “Obor Olimpiade 2008 Akan Singgahi Jakarta”,SuaraKarya, 2007-06-30

[32]Muninggar Sri Saraswati, “Chinese-Indonesians still Discriminated Against”,TheJakartaPost, 2002-05-21.

[33]Amar Hamsyah, Sunu Hastoro and A.Yani “Mimpi Menjadi Orang Indonesia”,SeputarIndonesia, 2007-03-11.

[34]Desy Nurhayati, “No Mor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Chinese-Indonesians: President”,TheJakartaPost, 2008-02-18.

[35]Christine Susanna Tjhin, “The Panda on Our Eyelids”,TheJakartaPost, 2011-08-13.

[36]“China Tidak Lagi Jadi Ancaman Ideologis Indonesia”,Antara, 2008-12-23.

[37]Andi Haswidi,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Blows Out”,TheJakartaPost, 2008-02-04.

[38]Sri-Edi Swasono, “Makna Kunjungan Wen Jiabao”,Kompas, 2011-05-05.

[39]“Kemitraan Strategis RI-RRC”,Kompas, 2010-04-06.

[40]Dina Indrasafitri and Adianto P. Simamora, “ASEAN wants faster process on COC”,TheJakartaPost, 2011-05-09.

[41]Mustaqim Adamrah, “S.China Sea pressures ASEAN”,TheJakartaPost, 2011-06-01.

[42]Sopheng Cheang, “ASEAN Divided on South China Sea Conflict”,TheJakartaPost, 2012-07-14.

[43]Manuel Mogato and Stuart Grudgings, “‘ASEAN Way’ Founders in South China Sea Storm”,TheJakartaPost, 2012-07-18.

[44]“Isu Lama yang Masih Aktual”,Kompas, 2011-06-03.

[45][47] Meidi Kosandi, “Shifting Paradigms and Dynamics of Indonesia-China Relations: Toward the Best Use of Theoretical Eclecticism”,AsianPolitics&Policy, Vol. 5, No. 2 (2013), pp. 183-210.

[46]Rahul Mishra and Irfa Puspita Sari, “Indonesia-China Relation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IDSAIssueBrief, Vol. 22 (2010), p. 1.

[48][49]Jarno S. Lang,ForeignPolicyandtheMedia,TheUSintheEyesoftheIndonesianPres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 147, 132-133.

[50]李卓辉：《一带一路建设与华文媒体新发展》，见李卓辉编：《新时代 新思路 新挑战》，雅加达：印华日报出版社，2017年，第29—36页。

[51]Terry Moble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trategicStudiesQuarterly, Vol. 13, No. 3 (2019), pp. 52-72.

[52]René L. Pattiradjawan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Sovereignty and Indonesian Foreign Policy”,TheJakartaPost, 2015-05-20.

[53]Boy Anugerah, “Cina-RI dalam Perspektif Perubahan Sosial”,Republika, 2016-07-20.

[54]Kris Hartley, “Model Bantuan Luar Negeri China”,BisnisIndonesia, 2017-10-24.

[55]René L. Pattiradjawane, “Refleksi Kemitraan Diplomasi RI”,Kompas, 2013-09-24.

[56][57]Satria Sambijantoro, “RI Held Hostage by China’s Slowdown”,TheJakartaPost, 2014-04-21.

[58]Johannes Herlijanto, “Public Perceptions of China in Indonesia: The Indonesia National Survey”,ISEASPerspective, Singapore, 2017-12-04.

[59]Tama Salim, Fadli and Apriadi Gunawan, “Nation Marks Awakening Day, Sinks Big Chinese Boat”,TheJakartaPost, 2015-05-21.

[60]Arys Aditya, Muhammad Khadafi, “Gunboat Diplomacy Jokowi di Natuna”,BisnisIndonesia, 2016-06-24.

[61]Haeril Halim, “Jokowi Urged to Ease Tensions over Natuna”,TheJakartaPost, 2016-03-29.

[62]Arif Satria, “Ekologi-Politik Natuna”,Kompas, 2016-07-20.

[63][66]Diana Liudin and Satria Sambijantoro, “Natuna: Troubled Waters for RI-Chinese Relations?”,TheJakartaPost, 2017-07-10.

[64]Ap Reuters Dwa, “Artileri Tiongok di Pulau Baru”,Kompas, 2015-05-30.

[65]David Tweed, “China Seeks Great Power Status after Sea Retreat”,TheJakartaPost, 2014-07-06.

[67]Aaron L. Connelly, “Ri Must Lead for Sake of Its Interest in S.China Sea”,TheJakartaPost, 2017-04-05.

[68]Steven Yohanes Polhaupesy, “Politik Penaklukan Teritorial Tiongkok”,Kompas, 2016-03-12.

[69]“Penjajahan Dunia Kolonialisme Maritim”,Kompas, 2016-03-16.

[70]Rosihan Arsyad, “RI dan Laut Cina Selatan”,Republika, 2016-08-01.

[71]Diego Fossati, Hui Yew-Foong, Siwage Dharma Negara, “The Indonesia National Survey Project: Economy, Society and Politics”,TrendsinSoutheastAsia, Vol. 10 (2017), p. 40.

[72]胡波：《美国“印太战略”趋势与前景》，《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10期，第24页。

[73]René L. Pattirajawane, “Hindari Arogansi Kebesaran Pax-Sinica”,Kompas, 2017-02-27.

[74]Yang Razali Kassim, “South China Sea: Time to Change the Name”,TheJakartaPost, 2015-05-05.

[75]Tjs, “Hot Peace’ Challenges Indonesian Diplomacy”,TheJakartaPost, 2019-12-02.

[76]许利平：《当代印度尼西亚的中国观演变》，《南洋问题研究》2013年第2期，第12—13页。

[77]薛松：《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关系70年：互动与变迁》，《南洋问题研究》2020年第1期，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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