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困境与救赎——卡尔·桑德堡《芝加哥诗集》的城市书写
时间：2023-02-26 10:40: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郭靓晴
(广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1868-1976)是20世纪一位极具影响力的美国诗人，他见证了美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转型，见证了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发展，并用自己的诗歌记录了他的眼中所见、心中所思。“城市”是桑德堡诗歌创作的焦点，而诗人这种风格和特点最集中的体现便是1916年出版的《芝加哥诗集》(Chicago Poems)，其中，诗人把对芝加哥这座工业城市的深切关怀和独特看法贯穿始终。
学界已经关注到桑德堡的“城市情结”和“芝加哥情结”，然而大多研究者都仅落脚于诗人对美国城市又爱又恨的矛盾情感上。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桑德堡诗歌主题研究的终点，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诗人的这种矛盾情感从何而来并如何共存。在《芝加哥诗集》中，诗人试图从城市困境中找出切实的希望，在黑暗现实中找到创造光明未来的方法，从而对工业城市救赎之路进行大胆探索。
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至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工业革命和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美国的工业城市书写可以根据作家的叙述内容与倾向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以浪漫主义的表征极尽对城市的赞美；
另一派则描写城市生活的黑暗面，揭露社会问题[1]。城市的赞美派以沃尔特·惠特曼为代表，他在诗歌中赞美他所钟爱的纽约。在《过布鲁克林渡口》一诗中，诗人说：“繁荣吧，城市——宽广浩荡的河流，携带你们的货物，携带你们的姿色，/扩张吧，没有什么比你们更加崇高，/各守其位吧，没有什么比你们更加恒久。”[2]城市问题揭露派的笔触和表达则与之对立，代表作家包括西奥多·德莱赛、舍伍德·安德森等。他们描绘了工业化时期美国的城镇生活，反映了这一时期城市发展对人造成的深刻影响，揭露了城市中个人的身份危机与精神危机。
而卡尔·桑德堡的书写则别具一格，他笔下的芝加哥可谓兼容了以上两个派别的城市描写特点，同时具备了“光”与“暗”的两面——既在工业发展之下极富活力、充满希望，又因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而充斥着黑暗，饱含着忧伤。
《芝加哥诗集》的开篇之作，便是一首充满激情和力量的《芝加哥》。诗人用夸张而有力的方式赞美这座城市，把这座城市拟人化，用劳动人民来代表城市形象。“给全世界宰猪的、/造工具的、垛麦子的、/跑铁路的、搞全国船运的人，/粗暴，强壮，吵闹，/宽肩膀的城市。”[3]诗歌开头便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热闹的城市，它蕴含着巨大的生产力，生产着各种生活资料，是人们生活的中心。诗中正在建设着的工业城市明显与未被开发的荒野对立，芝加哥“狡猾得像个麻脸的野人，和荒野对抗”[3]。在这场人类工业文明与荒野自然的对抗中，诗人站在了工业文明的一边。很多文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带来现代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道德丢失、人性异化等问题。因此，他们开始呼吁用回归自然的方式抵御现代性和城市化。而桑德堡则不然，他并不敌视工业文明，而是热情讴歌这座工业城市的活力和潜力：“他满嘴灰尘，敞着白牙大笑，/在命运的重压下，他笑得像个年青人，/笑得简直像个从没吃过败仗的天真战士……”[3]城市对诗人来说就是年轻的生命，他赞美机器和工具，赞美城市有力的心跳。
另一方面，桑德堡并不盲目地对城市的一切大加赞扬，也不对城市问题视而不见，这本乐观基调的诗集同样隐藏着城市的黑暗面。诗集中还有很多作品展现了城市中穷人痛苦的生活。《港口》一诗描绘了芝加哥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一边是开阔自由的港口，另一边是阴暗狭窄、充斥着穷困的城市内部。在饥饿的城市里，在窄小墙壁之间，女人们“极度饥渴的眼睛向外张望，/那些饥渴的手的影子像有鬼出没”[3]。《他们会说》中，城市的墙还包围着将要因工地的灰尘而窒息的童工：“他们在墙中间/工作，被摧毁和窒息，为了面包和工资，/他们把灰尘吃进喉咙里，然后内心空空地死去/只为了几个周六晚上的一点点薪水。”[4]这首诗更加尖锐地展示了城市里的贫困现象和不健康的工作环境，以及令人痛心的童工问题。在紧接着的《工厂的门》这首诗中，诗人表露出对底层劳动者更多的同情：那些为了微薄的工资而进入工厂的人，他们的血一滴一滴地被抽干，“还没有年青就变老了”“永远不会回来了”[3]。
在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桑德堡面对城市黑暗面时的痛苦和悲伤，诗歌对这座城市最热烈的欢呼突然间变成了对城市穷人生活状况的深刻反思。在底层民众中间成长，又从他们那里汲取了灵感的桑德堡，对于过着苦难生活的人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同情。美国学者威廉·亚历山大认为桑德堡的这类书写与他的城市意识是分离的，这是他强调的另一种意识——“穷人的意识”[5]。但是，城市与人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城市由人创造并给人提供生活和居住的空间。而且，在桑德堡眼中城市本身就是一个人，一个肩膀宽阔的巨人。因此对穷人苦难的沉思并不与为城市骄傲的情感截然分离，只是桑德堡也像华莱士·史蒂文斯和T·S·艾略特等诗人一样，在城市和人类景观中，发现了贫瘠的地方。
在面对工业城市的这种贫瘠和黑暗时，一些作家如史蒂文斯退回到了诗歌本身，退回到了想象力和美学的世界，试图用艺术的秩序拯救世界的无秩序。另一些人如T·S·艾略特，转向了精神更为丰富的时代和光辉传统。弗罗斯特则转向了自然和田园生活，想要以此来解救城市中焦虑的人。而面对这样的时代和城市，桑德堡选择了直面问题，积极寻找新的救赎之路。
要想拯救工业城市，将人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首先要探索造成这种困境的深层原因。而对于城市中人们苦难境况的根源是什么，桑德堡在诗中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他们会说》中，除了对劳动人民糟糕的工作和生活境况的揭露，诗人更多的是在进行一种控诉，对不平等的社会经济体制的控诉。穷人的孩子不到成年就要为了生存而去从事繁重的工作，并且只能拿到微薄的薪水，最终他们会在饥饿和劳动的重压下死去。而控制着工业生产和工资分配的资本家们只贪图利润，根本不考虑工人的生活和健康问题。他们只把劳动者当成生产工具，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底层人民用汗水甚至生命换来的物质财富。在《罗马人的后代》这首诗中，桑德堡将这两类人放在一起对比，使他们的生活差距明显地被展示出来。诗人的镜头在两个场景之间交叠转换——第一个场景下，护路工人“坐在铁轨上/吃有干面包和腊肠的午餐”，喝一点长柄勺里的水，然后继续工作；
另一个场景中，乘火车旅行的富人们正“享用淌着棕色肉汁的牛排，/草莓和奶油，点心和咖啡”，餐桌上还“摆着新鲜的红玫瑰和黄色水仙花。”[3]工人用自己的劳动、时间、生命供给着资产阶级舒适、体面、奢华的生活，而自己的生活却几乎难以为继。桑德堡就用这种鲜明的对比，揭露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严厉抨击资产阶级的寄生性和压迫性。
由此可见，桑德堡诗歌的批判矛头指向的是社会上层的富人和权贵，他用诗歌讽刺律师、企业家、银行家、虚伪的政客等高高在上的人们，认为是他们夺走了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财富，却并没有将城市中人们生活的贫瘠归咎于工业、技术或是城市本身。在桑德堡眼中，工业城市本身并不是负面的，造成劳动人民生活贫瘠的是控制这种工业社会的资产阶级，及其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于是，“基本的经济不平等，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特权、法律权利和政治权力的不平等，成为了《芝加哥诗集》的重要主题”[6]。桑德堡用诗歌这种艺术形式传达着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态度，为底层人民发声，并探索治愈工业城市乃至整个社会疾病的方法。
由于父母是瑞典移民，家境贫寒，桑德堡在幼年时期就做过很多工作来贴补家用。他的移民家庭出身和早年社会底层的工作，使他时刻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与情感，并从中汲取诗歌创作的养分，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诗人”。他之所以认为城市的希望还在，正是在对普通人的观察中看到了人的力量。这种力量既包括每个主体“人性”的力量，也包括作为政治群体的人民的力量。
(一)对抗物化的“人性”之力
进入20世纪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革新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人类的生存境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人的创造性的发挥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社会总体的物质匮乏;但另一方面，人类又被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为支撑的异化力量所压迫和统治。根据马克思·韦伯和卢卡奇·格奥尔格等人的理论，机器工业中“非人性的、标准化的分工”，使劳动“成为一种无主体性的例行公事”，而进行劳动合作的工人，则被“片面化和抽象化”，变成了机器工业的典型附属物[7]。工人的工作是对机器的补充，而不是对机器的利用。相反，是机器在利用工人。在这种背景下，劳动人民在资本家眼中就只是单纯的工具，他们变成了被异化的物、被对象化的客体，其个人生活、精神世界遭到忽略甚至贬低，于是便陷入了生命的困境。
为了应对工业城市中日益严重的物化现象，面对因标准化和程序化而变得死气沉沉的城市，桑德堡试图引导人们走向一种精神资源，走向对“人性”的彰显。这里的“人性”与工具的“物性”相对立，是一种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生命力，它肯定个体的特殊性，以及他们的价值与情感。在桑德堡的诗中，个体精神的活力首先来自多样的民族或种族团体。这些少数族裔用自己的文化和艺术，弥补城市所缺少的色彩、性格和情感。《叫卖鱼的》中的犹太鱼贩子“洋溢着一种和巴甫洛娃跳舞时一样的快乐”[3]。在《幸福》一诗中，叙述者与一群活跃的匈牙利人在迪斯普雷尼斯河畔的树下邂逅，他们带着“他们的老婆孩子”，“喝一小桶啤酒，拉着一架手风琴”[3]。这些诗歌中，带着不同文化活力的民族音乐，为诗集提供了最纯粹的快乐时刻，也是人的个性绽放光辉的时刻。
诗集中还出现了其他更多在物质匮乏的状态下依然热爱生活的劳动人民——挖泥工、掘墓人、运冰人等等，每一个都以不同的方式呈现着桑德堡意义上的个性。他们意识到了自己所处世界的贫瘠，却仍在努力生存并用自己独特的精神力量与所处的困境抗争。这是对人类多样性的一种认可，是对无数值得讲述的故事的认可。这些故事中展现出的强烈个性，就是“人性”的解放与自由的表达。它足以与冰冷的物化现象相抗衡；
它使底层人物面对城市的贫瘠和机械工作的单调时，仍能充满活力地生活。
《摩天大楼》则更完美地表达了桑德堡对“人性”的肯定：是无数的人“给了大楼灵魂、梦、思想和记忆”[3]。每一个参与建筑这些大楼的工人，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都进入了大楼的灵魂。每一个在这些楼里工作的人，不管是什么职业，也都成为了大楼灵魂的一部分。桑德堡眼中，人类并不是工业城市的附属物，不是被利用的工具。冰冷的建筑也可以被注入人的精神。“人性”在对抗着物化，灵魂便在工业社会里有了栖息之地。于是，代表人类灵魂的“摩天大楼”，成为了芝加哥的终极象征。诗人用这个象征向读者展示的是人类的无畏、“人性”的力量，而这正是工业城市的希望所在。
(二)创造未来的人民之力
除了寄希望于“人性”，桑德堡还试图从城市病症的根源着手，探寻另一种救赎力量。前文已述及,诗人把劳动人民的苦难境况归因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桑德堡这种对工业社会问题根源的体察，与当时西方的思想潮流是不同的。在那个时代，“由于资本家追求更大的相对剩余价值，使用机器和技术的改进来对付工人的反抗。机器的出现，机器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其实让机器成为了工人的对立面”[8]，这就在表面上掩盖了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也使无产阶级与资本家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偏转，变成了人民与工业生产及城市化的斗争。于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左翼知识分子中，反对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物质的进步，成为了20世纪初期的一种共识。在这种思想潮流下，桑德堡却清醒地看到了在人与技术和城市对立的表象下，资本主义制度缺陷才是城市问题的根源。所以，他去拥抱正在崛起的城市，拥抱发展的速度，并且从人民身上看到了改善城市现状的可能性。
开篇的《芝加哥》就蕴含着这种可能性。人民没有在命运的重压下垮掉，而是在为自己的劳动而骄傲，为自己建起的这座“活跃、粗犷、机灵、健壮”的城市而骄傲。在这首诗里，我们能看到桑德堡对人民的信心，因为人民给了城市跳动的脉搏，人民的参与给了这个“宽肩膀的城市”无限的力量。在他们的劳动中，无数的产品被生产，无数的大楼被建起，他们的城市给人类提供了生活的资源和园地。
如果说《芝加哥》是诗人对人民的物质生产能力的歌颂，那么《我是人民，是草根》这首诗，则更多地展现了人民改变现有体制的政治潜力。桑德堡自信地跨入诗歌的政治舞台，以骄傲的语气代表人民向世界宣布：“我是劳动者，发明者，生产了全世界的吃的和穿的。”[3]同时叙述者也是一个自觉关注人民困境的观察者，注意到人民忘记了自己的力量，因此很容易受到剥削：“我忘了。我最好的东西被吸干浪费。我忘了。给我的没有别的，只有死亡，我被支使去干活，交出我的一切。我都忘了”[3]。这是对自身困境的清醒认识和对不公正的体制与资本家残酷压迫的强烈控诉。诗歌的结尾是一段告诫和宣言：“当我，人民，学会记住，当我，人民，用昨天的教训，不再忘记是谁在去年掠夺了我，是谁把我当傻瓜耍弄——那时候全世界就不会有哪个人说到‘人民’这个名字时，敢带半点轻蔑的口气和嘲笑的神情。/那时候，草根——百姓——大众——就会得胜”[3]。诗人一方面告诫人民不要忘记自己的力量，鼓励他们做出行动，另一方面也向轻视人民、愚弄人民的特权阶级发出警告，告诉他们人民完全有能力改变现状、创造未来。在这里，诗人显然在暗示工人能够通过革命推翻不公的资本主义体制，建立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政权。在这首诗中，桑德堡勇敢地“站在了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他洞察并宣扬人民的精神和力量”[6]，动员群众为自己的城市、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与对“人性”的赞颂相比，桑德堡对人民力量的强调具有更强的政治意义。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也表示，“这本书的读者应该是政治进步人士，甚至是社会主义者，而不是更受传统束缚的读者”[6]。人民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他们是作为城市建设者的建设力量，还因为他们是反抗社会不公的破坏力量和推动人类历史的驱动力量，这就使他们能从根源上治疗城市的疾病。将自己的政治立场融入诗歌来启发人民，是桑德堡为救赎城市做出的另一种尝试。
城市是桑德堡诗歌的灵魂。在《芝加哥诗集》中，诗人表达了自己对芝加哥这个有争议的工业化城市的独特态度：既没有转向自然和怀旧，也不落入幻灭和虚无，更没有对城市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盲目乐观。桑德堡的城市虽然并不完美，但却充满了强大的生命力。
20世纪初芝加哥所面临的问题，在当今美国以及整个人类社会中都还存在，桑德堡对于现代性城市问题的思考与智慧值得我们深思。在桑德堡看来，工业化并不是城市的毒瘤，它反而为城市提供了生产更丰富物质资源的可能性。为了解决城市的问题，真正要做的，是把希望放在人的身上，因为“人性”是对抗城市中物化症状的强大力量，同时人民身上也存在着推翻资本主义压迫体制的潜力。桑德堡用诗歌这种艺术形式为人民发声，并自信地站出来激发和解放读者，告诉他们最终决定城市命运和他们自身命运的是人民，特别是那些勇敢面对生活、努力为这个世界工作的人们，他们是工业城市的救赎之力，他们将引领城市度过黑暗，进入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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