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解额制运行期广西科举专经变化研究——以天一阁记载为中心

庞 琳

（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0）

地域专经伴随着明代科举以一经取仕而出现。①（明）黄光昇撰：《昭代典则28卷》，卷6《太祖》，万历二十八年刻本，第56页。“今朕统一天下，复我先王之治，宜大振华风以兴治教。今虽内设国子监，恐不足以尽延天下之俊秀。其令天下郡县并建学校以作养士类。其府学设教授一员，秩从九品，训导四员、生员四十人。州学设学正一员、训导三员、生员三十人。县学设教谕一员、训导二员、生员二十人……学者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顽不率者黜之”。（明）陈迪编：《明建文二年庚辰科会试录殿试录》1卷，明抄本，第88页。“陛下诚能诏天下郡县自令选择居乡有孝悌或资性淳厚者入学教养，倣胡瑗之法，设经义治事之齊。经义者各治一经，治事者各治一事，各有成傚”。（明）彭华编：《成化二十年甲辰科会试录》，《会试录序》，明成化刻本，第4-6页。“天下自国都及郡县，莫不设学，以居俊秀之子弟而学焉者，专之以易、书、诗、春秋、礼记之经，会之以大学、中庸、孟子之书，翼之以周、程、张、朱诸大儒之说。秦汉以来，众技百家者流，一切黜而不讲。至于三年一大比，自乡举升于礼部，礼部举而进于大廷，惟经术焉。是取隋唐以来，明法、字算、秀才、童子诸科，诗赋、墨贴浮艳浅陋之习，一切罢而不用”。士子参加科举考试，则需提前选择以专习一经，家族对子弟的培养也倾向独传一经，这便是地域专经形成的前提。对经的选择和不同地域结合起来，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地域专经现象。这种地域专经现象不仅表现在科举发达地区，也表现在科举次发达地区。②陈时龙：《明代的科举与经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76页。近年来学者对广西科举进行研究，涉及范围往往只包括广西人才地理分布、科举兴盛原因、社会文化影响或某地区科举情况等方面，忽视了专经的视角。现存天一阁载有明代解额制下15科广西乡试录取情况，为从专经的视角探寻广西地区地域专经互动提供了可能。因此，笔者拟依据现有的广西乡试录取记载，从专经的角度来分析广西科举地理格局的演变。

本文所指的广西，为明代行政区划下辖之桂林府、柳州府、浔州府、梧州府、南宁府、平乐府、庆远府、思恩府等十二府，泗城、归顺等八个直隶州。①谭其骧等：《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元、明时期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74-75页。特别说明，该行政区划以明万历十年（1582）为准，特将原属广西之怀集县纳入，排除现属广西之廉州府。

笔者根据明代科举乡试录，参以万历、雍正间《广西通志》，统计了明代广西90科中式举人的总额与分布情况。明洪武、永乐年间采取“不拘额数”的录取方式，因而中式举人的数量呈不断攀升趋势，尤其到了永乐后期出现了取士泛滥的现象。尽管宣德年间广西定额20人，但实际录取额并不相符。②（明）申时行修，赵用贤纂：《大明会典228卷》，卷77《礼部三十五》，明万历十五年内府刻本，第35-37页。“凡乡试录取额数，洪武三年定广西二十五人，若人才多处或不及者不拘额数。十七年定举人不拘额数，从实充贡。洪熙元年定取士额数，广西二十名。宣正统二年，令开科不拘额数。五年复定广西三十名。景泰元年，令开科不拘额数。四年复定取士名额，广西增二十五人”。可以看出，洪熙定额二十，至宣德年间额数并未调整。笔者依据《明代方志选》6，《广西通志》，所得额数为29人。因此，景泰七年（1456）以前，解额制并未真正有效的运行。为便于说明各府之间科举实力的变化及其所反映出来的竞争关系。本文依据解额制的产生与运行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即洪武—永乐、宣德—景泰、天顺—崇祯三个时期，以便揭示其发展趋势。

表1 明代广西乡试各府科举人数排名表

第一阶段，为明代洪武至永乐年间。明洪武三年（1370）下开科之诏，“凡乡试录取额数，洪武三年（1370）定广西二十五人”，又令“若人才多处或不及者不拘额数”，实为不拘额数。“十七年定举人不拘额数，从实充贡”。不拘额数持续至永乐二十一年（1423）癸卯科。这一时期，有记载的举人数有916人，其中桂林府285人，占录取名额31.1%；
梧州府185人、柳州府132人、南宁府120人，分别占比20.2%、14.4%、13.1%，被列入第二梯队；
浔州府80人、平乐府65人、庆远府43人，分别占比8.7%、7.1%、4.7%，列入第三梯队；
太平府在永乐后期从无到有，出现了6个中式名额，大体可忽略不计。上述中式名额较多的地区，为桂北、桂东地区。此时为不拘额数时期，尚未出现明显的竞争关系，各府额数多寡有赖于各府文化发展水平。历史时期，桂林府长期作为广西政治经济中心，该地教化深厚。而桂西南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风气未得到根本开发。

第二阶段，为明代宣德元年（1426）至景泰四年（1453），此时为解额制调试期。“仁宗皇帝在位时，思尽得真才实学之士而用之，以为所取者多，则所择或未审，于是定额，俾慎择焉”，①（明》王直撰：《抑庵文后集37卷》，卷13《北京乡试小录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页。洪熙元年（1425）定取士额数，广西二十名。至宣德无所更改，依循定额二十人。受此影响，各府录取额数大为下降。明正统三年（1438）再次实行“不拘额数”的录取方式，正统六年（1441）广西乡试额数增至三十人，景泰四年（1453）又增至五十五人。正统三年（1438）、景泰元年（1450）与景泰四年（1453）三科乡试，录取额数又骤然增加。

这个时期，广西中举数额总数为287人，其中桂林府113人，占比39%；
梧州府77人，占比26.6%；
南宁府27人、柳州府26人、庆远府22人、平乐府11人、浔州府8人，分别占比9.3%、9%、7.6%、3.8%、2.8%。总体来看，各府之间的竞争关系已经开始显露出来。在中式额数大致固定的情况下，桂林府仍然傲视各府，并保持突出的增长态势。梧州府虽不及桂林府位居第二，但中式占比有很大增加，远超其余各府。桂林府与梧州府额数的增加必然挤占其余各府的额数，如柳州府、南宁府、浔州府、平乐府的额数均有所下降。较之第一阶段，柳州府和南宁府被梧州府远远甩下，其中式额数仅占梧州府三分之一。总体来看，第一、二梯队尽管在额数上进行了激烈的竞争，但排名并未产生变化。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梯队中，庆远府中举额数稳步增长，并与浔州府展开角逐，最终抢占了浔州府的排名。而浔州府额数大跌，在景泰元年（1450）与景泰四年（1453）额数增长期，竟无一人中举。

第三阶段，为解额制正式运行期，即景泰七年（1456）至崇祯十五年（1642）。景泰七年（1456），广西定额五十五人，万历四十三年（1615）加恩增至五十八人②（清）万斯同撰：《明史》416卷，卷71志45，第6页。“四十三年，部覆：两京各省内帘，兼取邻省推官，临期分拨。又量征科甲教官一员，以存祖制。分经除易、诗、书外，其春秋、《礼记》孤经，本地或无两人，则以邻省推官、教官充之。各直省拔陕西、辽东例，请加额，命浙江、江西、福建、湖庆、山东、山西、河南、庆东、四川各加五名，广西三名，云、贵各二名。据雍正《广西通志》载广西该科实录取五十一人；
《广西通志稿》之文化编载广西该科实录取五十二人。，崇祯十五年（1642）增至六十人③（清）谈迁：《国榷》104卷，卷98，清抄本，第12-13页。“崇祯十五年……礼部以礼科都给事中沉胤培请广科额，额遂加应天府诸生解额十人，监生解额五人；
顺天诸生七人、监生八人，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各十人，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四川各八人，广东六人，广西、云、贵各二人。据雍正《广西通志》载广西该科实录取六十六人；
《广西通志稿》之文化编载广西该科实录取六十七人。。人数变化较小，故纳入同一阶段比较。这个时期，广西中举额数总数为3387人。其中，桂林府1569人，占比46.3%；
柳州府509人、梧州府432人、南宁府324人，分别占比15%、12.8%、9.6%，列入第二梯队；
庆远府175人、平乐府168人、浔州府141人，分别占比5.2%、5%、4.2%，列入第三梯队。桂西地区的太平府有40人，占比1.2%；
思恩府从无到有，有29人，占比仅0.9%。

这一时期，桂林府依然独占鳌头，占比额数有了较大增加。桂林府比重持续增加，其余各府比重下降。第二梯队中，梧州府的比重骤然下降，从第二阶段的26.6%降至12.8%，降比一倍有余。而柳州府完成了对梧州府和南宁府的超越，列于第二梯队第一，其占比从9%增至12.8%。在桂林府额数不断增加，各府名额被严重挤压的情况下，南宁府的占比额并未减少，反而有细微增加。第三梯队中，各府排名固然未有变化，但庆远府的占比额数有所下降，平乐府、浔州府占比额数增加。三府的距离逐渐缩小。

纵观明代广西90科乡试中式举人地域分布情况可以发现：竞争关系不仅体现在科举实力强悍的地区之间，也表现在科举实力较弱的地区。科举实力较强的地区主要有桂林府、梧州府、柳州府、南宁府；
庆远府、平乐府、浔州府、太平府、思恩府实力较弱。我们可以发现科举实力最为强悍的桂林府，在第一至第三阶段中，其中式额数占比持续增长，从31.1%增至39%、再增至46.3%，呈现出一家独大的趋势；
其次，出现了梧州府和柳州府针锋相对的情况，并以柳州府的胜利告终；
再次，在科举实力薄弱地区，浔州府额数骤降，被庆远府赶超，最终庆远府实力不济，被浔州府赶追，但仍维持着微弱优势；
最后，桂西地区的太平府、思恩府实力低微，两者相加不足总额2%。但在明代隆庆年间后，中式额数开始密集，体现出明代后期桂西地区有了一定程度的开发。

解额制运行时期，各府中式举人额数消长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区科举实力的强弱。在固定的额数下，各府间自由竞争，但竞争的同时又受到本经的限制。明代的经义取士，其实就是“一经取士”，考生只需娴熟一经即可获取功名。①陈时龙：《明代的科举与经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5页。这样，就将各府士子间的竞争又纳入到本经的维度。士子们为了获取功名，在经学的选择上往往趋易避难。或是因为家学渊源的影响，士子从小便倾向于研习某经。当这种举子专习某经的现象演化成一种地域性行为时，则出现了地区科举专经的特征。

乡试录是记载地方举人中式本经最为详实的文献。据学者梳理现存有关广西乡试录共15科②陈长文：《明代乡试录、武举乡试录的版本及庋藏》，《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6期，第120-126，61页。包括成化七年、弘治五年、正德二年、正德八年、正德十四年、嘉靖十六年、嘉靖二十八年、嘉靖四十年、嘉靖四十三年、隆庆四年、万历元年、万历四年、万历七年、万历十年、天启四年。，其中，明《天启四年广西乡试录》由上海图书馆藏，《成化七年广西乡试录》宁波天一阁和台北“中央图书馆”皆有收录，其余13科为天一阁孤本。该乡试录记载了15科中式举人名次、学籍、本经及科考内容的有关情况。本文即依据天一阁现存广西14科乡试的有关本经记载进行统计，得出明代解额制运行期广西科举专经消长的有关情况。

（一）各府中式本经的分布概况

图1 明代广西各府中式本经分布状况图

明代90科乡试中，天一阁藏有广西14科乡试名录。可考本经人数770人。其中，桂林府人数最多，为399人，占比51.8%；
柳州府人数次之，为114人，占比14.8%；
梧州府74人，占比9.6%；
南宁府67人，占比8.7%；
庆远府39人，占比5%；
平乐、浔州二府分别为29人，占比3.8%；
太平府8人，占比1%；
思恩府6人，占比0.7%。这与解额制运行期各府总体中式额数分布大致相当。

明代现存14科载有本经中式名录中，广西中式总额数为770人，桂林府有399人。其中，肆习《易》者最多，139人；
《诗》次之，85人；
《尚书》77人；
《春秋》51人；
《礼记》47人。从各经总人数来看，桂林府肆习《易》经的士子居多，其人数的消长直接影响了桂林府总中式人数的变化。正德八年（1513）以前，桂林府肆习《尚书》、《诗》经、《易》经的士子数量相比较不大，体现出较强的竞争力。正德十四年（1519）后，肆习《易》经的人数明显增长，在其余本经额数未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桂林府总中式额数开始突破三十。其次，肆习《诗》经和《尚书》的数量相当，体现出较强的竞争关系。如嘉靖四十年（1561），业《诗》经者9人、《尚书》者2人；
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业《诗》经者2人、《尚书》10人。有时两经额数相同，如万历元年（1573）、万历七年（1579），二者额数都是7人。此消彼长，反映出这个时期士子专经倾向的转变。最后，肆习《春秋》和《礼记》的中式举子较少，其增减对桂林府总体额数并未有较大影响。

明代广西现存14科载有本经中式额数为770人，柳州府有114人。其中，肆习《诗》经者最多，有62人，占比54.4%；
习《尚书》、《易》经者次之，分别为26人、21人，占比22.8%、18.4%；
习《春秋》3人、《礼记》2人，分别占比2.6%、1.7%。总体来看，柳州府肆习《诗》经者最多，占据柳州府中式额数半数之上，总体决定柳州府中式额数的总体趋势。观察图表可知，尽管肆习《尚书》的人数远不及《诗》经，但在嘉靖年间，二者体现出较为激烈的竞争关系。表现在肆习《尚书》中式人数上涨，习《诗》经者人数便下降，反之亦然。如嘉靖四十年（1561），中《尚书》者6人、《诗》经0人；
嘉靖四十三年（1564），中《诗》经者5人、《尚书》0人。其次，中《易》经者虽与《尚书》相差无几，但二者并未出现较强的竞争关系。弘治五年（1492）后，肆习《易》经的人数呈现平缓下降趋势。习《礼记》、《春秋》人数较少，对柳州府总体中式额数并未产生大的影响。

明代广西现存14科载有梧州府本经中式额数为74人。习《书》经者有27人，占比36.5%；
习《诗》经者22人，占比29.7%；
习《易》经者18人，占比23%；
习《春秋》者5人、《礼记》3人，分别占比6.7%、4%。通过观察数据可知，正德十四年（1519）以前，《易》经、《诗》经、《尚书》中式额数都较为均衡，三者出现一定的竞争关系。嘉靖十六年（1537），以《易》经中式的数量明显下降，甚至出现无人中式的情况，《易》经的竞争力削弱。《诗》经与《尚书》间的竞争较为激烈，但总体来看《尚书》的实力较强，不仅表现在总体额数，也表现在稳定的增长趋势。而以《诗》经的人数在正德二年（1507）、正德十四年（1519）、万历七年（1579）出现无人中式的情况。习《春秋》和《礼记》的举子较少，但在嘉靖四十年（1561）额数突增，对中式总额数产生了根本影响。

明代广西现存14科载有南宁府本经中式额数为67人。其中，习《尚书》者最多，有30人，占比44.8%；
习《诗》经者22人，占比32.8%；
习《易》经、《礼记》、《春秋》者分别为6人、5人、4人，占比9%、7.5%、6%。习《尚书》的中式人数最多，接近半数，其中式人数直接影响了南宁府中式额数的总体趋向。观察《尚书》中式的情况，呈现出两起两落的态势。体现出南宁府专《书》中式情况的不稳定。以《诗》中式人数虽较之不及，但表现出平缓上升的趋向。《诗》经与《尚书》进行角逐，二者中式人数此消彼长。肆习《春秋》、《礼记》者多集中在正德十四年（1519）以前，之后仅有一人中举。《易》经中式额数集中在隆庆四年（1570）后。体现出士子经学倾向的变化，由《春秋》、《礼记》转向《易》经。

明代广西现存14科载有庆远府本经中式额数为39人。其中，肆习《诗》经者最多，有20人，占比51.3%；
习《尚书》者次之，有9人，占比23%；
习《易》经、《礼记》、《春秋》者分别为5人、3人、2人，占比12.8%、7.7%、5.1%。以上图表观察可知，以《诗》经中式者居多，直接影响了庆远府的中式总额。《诗》经三起三落时期，在可考的14科中式本经中，出现了4科无人中式的情况。肆习《尚书》者主要集中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以前，之后则无人中式。

明代广西现存14科载有平乐府本经中式额数为29人。肆习《尚书》者12人，占比41.4%；
习《诗》经者9人，占比31%；
习《易》经、《礼记》、《春秋》者分别有6人、3人、1人，占比20.7%、10.3%、3.4%。平乐府主要以《诗》经、《尚书》中式，二者额数相当，在某些时刻产生激烈角逐。如嘉靖四十年（1561），《诗》经中式额数攀升，将《尚书》额数完全挤占，说明士子专经倾向的改变。

明代广西现存14科载有浔州府本经中式额数为29人。肆习《尚书》者有11人，占比38%；
习《诗》经者10人，占比34.5%；
习《易》经、《礼记》者分别为5人、3人，占比17.2%、10.3%。则无人以《春秋》中式。此外，太平府、思恩府本经中式总额数分别为8人、6人，零散分布于诸经，未呈现出明显的竞争关系。

分析上述各府专经倾向及其变化，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桂林府在中式总额数占据优势地位，专《易》经倾向十分明显，不断挤压其余各府以《易》经中式的额数；
其次，除桂林府外，其余各府主要以《诗》经、《尚书》中式，二者不断进行激烈角逐，一方强盛则一方式微，有时完全挤占对方的额数；
最后，太平、思恩二府中式额数少，其专经零散分布于诸经，但无人以《礼记》中式，体现出桂西少数民族地区士子在择经上的趋易避难倾向。

图2 广西乡试分经录取状况图

（二）广西科举专经的分布

明代90科乡试中，天一阁藏有解额制运行期广西14科乡试名录。可考本经人数770人。其中，肆习《诗》者最多，为233人，占比30.3%；
肆习《易》者其次，为206人，占比26.8%；
习《书》者196人，占比25.5%；
习《春秋》者68人，占比8.8%；
习《礼记》者67人，占比8.7%。可以看出，士子们在五经的研习上有十分明显的倾向。实际上，这乃是全国士子肆经的共同情况。有学者对明代48科会试进行统计，《诗》经与《易》经在明代士子选择中占有比重最大。①汪维真：《明清会试十八房制源流考》，《史学月刊》，2011年第12期，第36-53页。这样的结果可能来自于传统经学资源、家学传承、经济因素或是士子趋易避难的倾向。下图将明代广西14科乡试的五经录取分布进行了大致的勾勒。

根据上图，可知从成化年间已经形成了分经录取的倾向，各科乡试的中式额数基本维持在一定的数值上下浮动。《诗》的录取额数最多，各科录取额基本在15至18间浮动；
《易》的各科录取额在12至16间浮动；
《尚书》的录取额从13至15间浮动。《春秋》和《礼记》的录取额数相较无几，有5科出现了相同的录取额，大致在4至7间浮动。下文将依次观察五经中式人数在各府中的变化趋势和消长人数，以了解明代解额制运行下广西各府间本经的转移和某一本经的科举重地。上文已经讲到，太平府、思恩府中式额数少而分散，故不列入。

从总人数上进行分析，解额制运行期下14科乡试以《诗》中式者233人。其中，桂林府85人，占36.5%；
柳州府62人，占比26.6%；
梧州府23人，占9.9%；
南宁府22人，占9.4%；
庆远府20人，占8.6%；
平乐府8人，占3.4%；
浔州府9人，占3.9%。若只比较各府人数，显然是桂林府和柳州府人数居多，二者间的竞争也显然可见。当桂林府人数上涨时柳州府则下降，反之亦然。其次，梧州府习《诗》经者人数增长时，桂林府和柳州府的人数也相应有所减少，如正德八年（1513）和万历四年（1576）。使得专《诗》经的各地区间竞争加剧并呈现多元化。

图3 明代广西各府本经录取状况图

在196位肆习的《尚书》中，桂林府有73人，占37.2%；
南宁府有32人，占比16.3%；
柳州府有26人，占比13.2%；
梧州府有27人，占比13.8%；
平乐府有12人，占比6.1%；
浔州府有10人，占比5.1%；
庆远府9人，占比4.6%。总体看来，桂林府地区士子肆习《尚书》的实力是较强的。但在有限的记载中，也出现了录取额数的低谷期。嘉靖四十年（1561），桂林府《尚书》中式额数骤然下降，柳州府以《尚书》中式额数激增。对比这两科柳州府《诗》经额数的下降，可以看出柳州府士子本经方向的转移。

从总人数上进行分析，解额制运行期下14科乡试以《易》经中式者206人。其中，有两位学籍不详者。桂林府有138人，占比67%；
柳州府有21人，占比10.2%；
梧州府19人，占比9.2%；
平乐府8人，占比3.9%；
南宁府6人，占比2.9%、庆远府、浔州府额数均为5人，占比2.4%。总体来看，肆习《易》经中式者集中于桂林府。从图中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正德八年（1513）之前，桂林府、柳州府、梧州府在《易》经的争夺上较为激烈。正德十四年（1519），桂林府人数骤增，超过了十人，此后稳定在十人以上。一府额数的增长必定挤占其余各府的额数，柳州府和梧州府人数不断下降。由此可以看出，桂林府在明代解额制运行期为专《易》的科举重地。广西举子习《易》经人数在前期经过反复较量，最终桂林府一家独大。

明代解额制运行期下14科乡试以《春秋》中式者68人。其中，桂林府有51人，占比75%；
梧州府6人、柳州府3人、南宁府6人、平乐府1人、庆远府2人，分别占比8.8%、4.4%、5.9%、1.5%、2.9%。从现有资料搜集情况来看，桂林府肆习《春秋》中式人数远高于其余各府，除了弘治五年（1492）被南宁府超过外，一直高于其余各府。桂林府毫无疑问是广西地区肆习《春秋》的科举重地。在此情况之下，柳州、梧州二府不时与桂林府展开竞争。如嘉靖十六年（1537），柳州府中式人数增加，桂林府额数相对减少；
嘉靖四十年（1561）和万历元年（1573），梧州府人数的上升也使得桂林府额数减少。但不久，二府陷入沉寂，其余各府也出现了无人中式的现象，桂林府复归一家独大。

解额制运行期下17科乡试以《礼记》中式者67人。其中，桂林府有47人，占比70.1%；
南宁府5人、梧州府4人、平乐府3人、浔州府3人、庆远府3人、柳州府2人，分别占比7.5%、6%、4.5%、3%。总体来看，桂林府依然是研习《礼记》的科举重地，占据了习《礼记》的绝大多数中式名额。但嘉靖四十年（1561），梧州府突然产生两名《礼记》中式者，超过仅有一个名额的桂林府；
万历四年（1576），浔州府、庆远府、柳州府皆产生中式者，桂林府额数骤降。此后又逐渐上升。说明桂林府在保有习《礼记》优势地位的同时，其余各府也不甘示弱争夺少量的名额。

通过上述观察解额制运行下研习同一本经各府中式人数的消长变化，大致了解各府之间对同一本经的竞争关系以及五经的科举重地转移过程。从中发现一些现象：首先，各经录取人数多集中于桂林府、柳州府、梧州府和南宁府，这与明代解额制运行下乡试录取总额数是相当的。说明上述这些科举实力较强的地区主要是依靠专习一经或两经的方式获取较多的名额，从而塑造出科举盛况。其次，各府间对各经录取名额的占有出现桂林府一家独大或二府相争的局面，影响着各府的科举表现。桂林府专《易》经倾向十分明显，在正德十四年（1519）额数骤增并保持着突出的增长态势；
肆习《诗》经、《尚书》、《春秋》者也主要以桂林府居多，但柳州府不时与其竞争，挤占桂林府的名额；
习《礼记》者亦桂林府居多，然梧州府有一个增长期，争夺桂林府的额数。

本文根据天一阁现藏14科广西乡试录取情况的有限记载，以专经为视角，探寻明代广西各府的中式额数消长变化以及解额制运行期下各府专经的情况，得出以下几点认识。一是从地域分布上看，将各府分为三个梯队。首先是桂林府一家独大。在第一至第三阶段中，桂林府的中式额数占比持续增长，从31.1%增至39%、再增至46.3%，不断挤压其余各府的额数；
其次，柳州府、梧州府、南宁府三府实力相似，列入第二梯队。在这个梯队中，梧州府实力较强，后逐渐被柳州府超越，二府针锋相对，并以柳州府的胜利告终；
再次，为科举实力薄弱的第三梯队，包括庆远府、平乐府、浔州府。第二阶段浔州府额数骤降，被庆远府赶超，第三阶段庆远府实力不济，被浔州府赶追，但仍维持着微弱优势；
实力低微的太平府、思恩府在隆庆年间后，中式额数开始密集，体现出明代后期桂西地区有了一定程度的开发。二是从各府专经倾向的转变来看：首先，桂林府在中式总额数占据优势地位，专《易》经倾向十分明显，不断挤压其余各府以《易》中式的额数；
其次，除桂林府外，其余各府主要以《诗》经、《尚书》中式，二者不断进行激烈角逐，一方强盛则一方式微，有时完全挤占对方的额数；
最后，太平、思恩二府中式额数少，其专经零散分布于诸经，但无人以《礼记》中式，体现出桂西少数民族地区士子在择经上的趋易避难倾向。三是从各经在各府中的转移来看，桂林府专《易》经倾向十分明显，在正德十四年（1519）额数骤增并保持着突出的增长态势；
肆习《诗》经、《尚书》、《春秋》者也主要以桂林府居多，但柳州府不时与其竞争，挤占桂林府的名额；
习《礼记》者亦桂林府居多，然梧州府有两个增长期，争夺桂林府的额数。

明代广西科举专经的变化表明，地方科举的优势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科举实力的消长呈现出多元竞争。桂林府强悍的实力与科举世家长期积淀、地方教育传统、某些儒学教官或经师的教育、提学官的倡导有着密切联系。囿于篇幅，本文未对此进行详细阐述，或许今后可另撰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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