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青年短视频平台土味形象的表演策略与形象建构

郭 淼 王云生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9.27亿，较2020年3月增长7633万，占网民整体的93.7%。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8.73亿，较2020年3月增长1.00亿，占网民整体的88.3%。短视频的大范围普及使得以往被视为“数字弱势群体”的乡村青年不仅是增长人群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还成为短视频平台的主要内容创作者。将自我形象建构为土味形象，即拍摄以扮丑为主要表演形式的短视频日益成为乡村青年的内容创作主体。

史鹏飞从亚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以拍摄土味视频为核心的土味文化是网络时代受众猎奇和审丑的一种亚文化类型，是底层民众通过另类的符号对主流文化发起的抗争和挑战。[1]顾明敏认为，乡村青年的这种逻辑行为体现了在推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和乡村两种文化进行融合时的碰撞。[2]朱琪也从城乡关系的视角出发，认为土味视频映射着当下乡村文明与都市文化的对立格局。[3]徐婧和汪甜甜遵循扎根理论，采用深度访谈法观察快手中乡村青年群体的媒介使用行为，结论同样聚焦于城乡文化的割裂与分离。[4]曹钺和曹刚引入“中间景观”概念，认为城市观看者对原生态田园生活的渴望与乡村居民再造日常生活的创意化表演构成了短视频下的交往情境。[5]综上所述，对乡村青年构建土味形象的研究更多从城乡关系的视角出发，从短视频的视角来研究土味形象的建构动因及影响相对较少，厘清乡村青年为何选择使用短视频建构土味形象，流量又给土味形象的建构带来了哪些影响，可以探析在城乡融合背景下帮助乡村青年突围土味困境的途径。

媒介技术的发展使用户展示自我形象的平台多元化，而短视频平台最终成为乡村青年聚集的主要阵地，促使乡村青年做出选择的因素除了短视频的技术优势外，平台内部的运营模式也给了乡村青年实现精神和物质满足的可能。

（一）短视频的技术赋权

短视频通常指5分钟以内的视听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抖音和快手等互联网平台上1分钟以内的视听作品。[6]短视频是互联网技术下的产物，因此沿袭了互联网将意见表达权利给予用户的设计理念。不同于其他基于互联网的媒介产品，短视频注重声音和画面的综合运用。在短视频普及之前，乡村青年表达自身想法的途径只能通过微博、微信等以文字、图片为主的新媒体平台，文字、图片作为二维的表达形式，难以引发其他用户的共鸣，而拍摄视频碍于成本、场地等原因，无法成为乡村青年的首要选择。短视频将传统意义上的拍摄环节简化，将拍摄的权利赋予包括乡村青年在内的任何群体。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乡村青年也能在任意地点依靠手机进行拍摄，无论是土味视频还是日常生活视频，都是表达自我的体现。

此外，与其他同样时长较短的横屏短视频不同的是，目前形成共识的短视频指以竖屏呈现的表现形式。竖屏短视频的产出能力很强，具有“短小快”的文本特征与“发散式”树状传播结构特点。[7]由于画面篇幅的限制，竖屏短视频将内容聚集于视觉与听觉效果，对于文本的要求并不高，甚至可以没有文本。这使原本文字表达能力较弱的乡村青年不必因文本问题造成与他人的沟通障碍，通过肢体动作的表演和音乐的使用就能直接表达自身的想法，但简洁的文本特征也为乡村青年在构建土味形象的过程中，对直白、无厘头的土味语录进行创造。在完成内容的创作并上传至平台后，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发挥作用，平台将这些视频推送给其他用户，如果用户对某视频的评论或点赞数高，在用户的转发和平台的算法技术下最终使该视频呈发散式传播，引发全平台的观看热潮。

（二）平台逐利的刺激

陆益龙在费孝通“乡土社会”概念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社会转型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后乡土社会”的概念。陆益龙认为，之所以用后乡土性来解释如今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因为乡土性特质在一系列乡村改造与建设过程中，已经并正在发生着变迁，乡村已从乡土社会迈入“后乡土社会”。[8]“后乡土社会”的重要表征是“流动的村庄”，即具有劳动力的乡村青年不再将收入的来源局限于耕种，前往城市寻求报酬更高的工作成为首选。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相比城市，乡村的发展仍然缓慢，为了弥补与城市的经济差距，乡村青年选择奔赴城市从事更高薪资的工作，但这种工作主要依靠体力劳动，对生理的高度要求使不少乡村青年并非完全出于自愿的心理前往城市工作。

然而短视频的流量变现模式给予乡村青年一种全新的经济收入路径，实际上，在短视频盛行之前，类似将用户点赞数等流量指标作为收入高低的变现模式已经存在。最早的优酷、土豆等网络视频平台就鼓励UGC内容的生产，订阅量较高的播客会被平台方签约，短视频则将UGC内容的变现模式具象化。订阅量被拆分为更加直观的点赞、评论、转发、粉丝量等指标，相关指标的高低决定着经济收入的水平，并且随着使用用户的增加，平台方会不断提高收入标准，以鼓励用户的内容创造，具有影响力的视频号还会吸引广告商的投资，增加额外收益，依托内容的流量倾斜转化公域流量，实现个体的快速成长。技术的便利使乡村青年能够在留守乡村的同时增加经济收入，这仍然具有“流动的村庄”特征，耕种并非乡村青年的唯一选择，拍摄短视频成为能够代替前往城市劳动的新出路，只是流动的空间从地域上的流动转移到虚拟网络的流动。

（三）身份认同的渴求

乡村青年由于条件限制，难以享有和城市青年一样的教育或物质资源，作为被“边缘化”的群体，不仅希望有表达意见的权利，更渴望通过表达赢得他人认同。认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同一性”，即一个人对其所属的社会类别或群体的意识；
二是“差异性”，即人对其所处的结构性角色位置的认同，也就是角色认同。[9]短视频恰好满足了这两个方面，即群体认同与自我认同。

无论是现实还是虚拟世界，个体都无法脱离群体存在，因此，社交逐渐成为短视频乃至新媒体的重要发展方向。与微信、QQ等传统社交媒体不同的是，短视频的社交方式简化为点赞、评论等环节。乡村青年将自己定位为底层群体，通过短视频的主动生产或被动传播，找到了与自己身份相同的用户，并用短视频的社交手势建立起弱关系，在寻找更多同伴的过程中结成群体，在群体内部没有因物质条件差异产生的歧视，并且在持续的内容生产中影响更多个体加入来强化群体的归属感。

在得到群体认同后，个体需要寻求自己的特殊角色以博得他人关注，从而实现自我认同。对于乡村青年来说，自我认同比群体认同更加重要。自城市高速发展以来，乡村青年的话语权在不断弱化，渴望发声的心理与日益边缘化的现实形成巨大的反差。随着互联网技术在乡村的普及，互联网给予了乡村青年发声的权利，而短视频则提供了发声的平台。但由于场地和资源的限制，记录乡村生活相比城市炫目的生活难以吸引用户，而资金和技术的原因也使得乡村青年很难在短时间内生产出炫技类的短视频。

乡村青年最终选择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来展示自我的决定是成功的，不少乡村青年通过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获得了大批粉丝，由此带来的精神和经济回报推动着乡村青年持续输出内容。可以说，在一段时期内，乡村青年如城市青年一样，在短视频平台上默默无闻地经营着自己的形象，直到土味形象出现，乡村青年这一群体正式走入主流视野，实现了从拥有表达权利到占据流量中心的地位转变。

以真实的乡村生活为蓝图，以大众印象中对乡村青年认知的形象即乡土气息甚至俗气为依据，辅以夸张的表演方式，借助平台自带的音效滤镜等技术，建构起以扮丑为主的土味形象的内容创作模式一度成为抖音、快手的现象级作品。这种对传统审美文化的反叛成功地激发了用户的猎奇心理，甚至衍生出以聚合土味视频为运营特点的自媒体。乡村青年的形象异化为土味形象的背后，是文化、平台及乡村青年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审美与审丑的文化交替

审美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需求，在现代社会的规训下，对于美的定义被强赋以标准，当下“批量化生产”的锥子脸、白皮肤、大眼睛特征的网红脸就是被资本定义的美。这种强加于人的审美定义的弊处在于，大众对美的认可是存在限度的，超出限度后就会追求审丑。而审美与审丑的文化博弈一直在以这种螺旋交替的方式进行，例如，卓别林的电影作品既是审丑文化占据上风的体现，但人类内心对美的追求也决定了审丑文化的流行期限要远小于审美文化。

乡村青年选择在短视频平台上建构土味形象也是网络传播时代审丑文化流行的表现，但审丑文化并非是从土味形象开始，中国互联网发展早期的网红芙蓉姐姐、凤姐是推动审丑文化抬头的关键人物。不论是门户网站还是短视频，媒介所推送的内容都是审美文化下的产物，特别是短视频所带来的现场感，更容易将视频内容中美好的一面展示到用户眼前引发共鸣。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用户会产生审美疲劳，类似的内容已无法引起观看兴趣，反而丑化自我形象的短视频通常会形成病毒式传播，同时短视频平台的传播法则又在规训着每一个内容创作者以流量为中心。尽管乡村青年碍于环境和经济限制，无法通过炫富、旅游等猎奇的视频创作思路引起用户注意，但乡村青年的“独特优势”在于：随着城乡经济的差距拉大，对于从未迈入乡村社会的人群来说，乡村青年乃至乡村社会都被贴上俗气、没有见识的标签，这种标签在背离审美文化的同时，又恰好归属于审丑文化，于是，乡村青年尝试顺应刻板印象，将短视频的创作思路转变为刻意扮丑。从传播效果上看，乡村青年的这一尝试是成功的，厌倦了同质化审美的用户如同发现新大陆一般，涌入土味视频的观看浪潮之中，赚取流量的乡村青年得到了激励，将土味形象的建构定为短视频创作的主题。

（二）“红海”与“蓝海”的内容博弈

“红海”在经济学领域指已知的市场空间，“蓝海”与其相对，指未知的市场空间。短视频的内容结构正如快手的宣传语“记录世界记录你”一般，主要以记录世界轶闻或日常生活为主。与市场竞争类似，随着短视频内容创作者数量的剧增，短视频平台中的“红海”内容被稳定在娱乐类、才艺类、情感类、生活类、知识类和颜值类。大类型虽然被确定，但旗下的分支还存在尚未发掘的部分，要增强在平台中的竞争力，就要在保有用户观看的可能性的同时，挖掘分支中并不多见的内容类型。但用户在各大类型视频的涵化下，对该类型的视频模板已经形成固定的认知，舍弃现有的既得利益去探索未知的领域，存在一定风险。然而，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说，一旦成功开拓了“蓝海”内容，就会因先行者的身份占据流量的中心，选择“红海”还是“蓝海”，是关于流量的一场博弈。

由于基础设施铺建速度等影响，乡村青年并非是短视频平台的原住民，当乡村青年进驻并着手创作内容时，短视频平台的内容结构基本固定，模仿主流类型进行创作成为乡村青年的选择。尽管能够吸引部分用户观看，但对于乡村青年来说，得到的回报还不足以实现经济增长并得到认同。于是，乡村青年试图从小众的审丑文化作为切口，以乡村社会为背景，创作出丑化自我形象的土味视频。结果证明这次博弈是成功的。乡村青年不仅在娱乐类的“蓝海”中拓荒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其创作的土味视频还在娱乐类内容中占据着流量中心的位置。其他尚未找到突破点的乡村青年得到了启发，在土味形象的基础上分化出“社会摇”“土味情景剧”等新类型，不断探索着“土味红海”的“蓝海”内容。

（三）羡“城”与护“乡”的心理挣扎

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变为“流动的村庄”，乡村青年在城市生活中得到了乡村难以给予的工作机遇。他们一边羡慕城市社会提供自我价值实现的多种可能性，一边在身份定位的迷失和家庭的压力下不得不返回乡村社会，但作为从小在乡村社会出生、长大的乡村青年，对乡村社会仍然存有依附感。《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城乡网民比例大致为7∶3，城市用户的巨大规模也导致短视频平台中展示城市文化的内容占大部分。乡村青年进驻短视频平台后，大量城市社会的短视频带来的冲击不仅加剧了乡村青年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徘徊心理，还改变了短视频的创作方向。

对于乡村青年来说，各种因素的限制使其难以成为城市社会的一分子，如何在不走出乡村的同时实现与城市的接轨，成为乡村青年缓解这种心理矛盾的理想选择。短视频平台中大量裹挟有城市文化的短视频给了乡村青年启发，通过模仿此类视频表达对城市向往的同时，将拍摄场地选在乡村，这种空间上维护乡村、心理上趋向于城市的视频类型被创作出来，而乡村青年由于缺乏表演训练，视频中夸张的肢体动作和通俗的语言构成了乡村青年的媒介新形象，即土味形象。土味形象被称之为“土”，在于乡村青年将城市文化以乡村视角进行了再演绎，在其他用户看来是一种无厘头的娱乐行为，却是乡村青年表达羡慕城市和难舍乡村心理的戏剧表演。

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梅罗维茨认为，电子媒介创造了新的环境，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在短视频以流量为中心的媒介环境下，乡村青年的形象经历了从线下到线上的表演、行为及表达话语的土味转变。

（一）后台到前台的表演转变

对个体来说，一旦与其他个体产生行为或语言的关联，自我呈现的建构就必不可少。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将自我呈现的行为称为“前台行为”，而真实的自我隐藏在“后台”中，并为前台表演做准备。在短视频兴起之前，乡村青年的前台形象如影视文学所描述的一样，呈现出勤劳朴实的积极形象。由于乡村的地理位置普遍偏僻，并且身处乡村社会的青年生活方式较为单一，以劳作为主，处在后台的真实的自我虽然因社会化的差异各有不同，但并未与前台形象形成巨大的反差，甚至在流量主义盛行之前，前台与后台的形象高度重合。

在早期自我呈现的研究中，戈夫曼聚焦的是一种面对面的身体呈现。也就是说，人与人借助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在现实生活的具体情境中彼此相遇。[10]乡村青年勤劳朴实的前台形象通常也是在现实交往中被不断建构的，短视频沿袭了这种身体呈现方式，区别在于特效、音频等技术放大了感官接收的冲击力。与现实社会中局限于语言、肢体符号相比，短视频融合多种符号的设计理念，给予乡村青年进行前台表演的更多可能性。为了谋求他人与自我的认同，乡村青年将原本在后台中被隐藏的渴求名利、土气的一面搬到前台表演中，土味形象与影视文学的反差感顺应了短视频的生存法则，即通过创新乃至猎奇的方式吸引用户的关注。

尽管乡村青年在短视频中的前台行为与真实的后台行为或许截然相反，但由于前后台始终处在不断的互动过程中，前台行为可能会反噬后台行为。特别是当土味形象赚取了短视频的流量，由此带来的认同感和经济收益会使乡村青年痴迷于土味形象的建构，误认为只要后台形象向前台形象靠拢，在短视频中得到的流量也会转移至现实生活中。流量主义内嵌的追求名利代替勤劳朴实，成为乡村青年的价值指引，后台到前台的表演从过去展示真实的自我，变为短视频平台流量驯化下的伪装表演。

（二）拒丑到扮丑的行为转变

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指出了个体希望在他人面前展示出自身最美好一面的心理，实际上也暗示着个体内心深处对美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体现在自我呈现中，也体现在对他人的要求中，人际交往中的语言、肢体等礼仪都反映着个体的拒丑行为。乡村青年也不例外，尽管碍于物质资源的欠缺，更多地以真实而非物质修饰的方法进行自我呈现，但拒绝丑化前台形象仍然是自我审美观的底线。

然而，短视频的兴起催生了乡村青年从拒丑到扮丑的行为转变。在短视频成为主流传播媒介之前，中国移动视频端被优酷、爱奇艺等深耕数十年的视频平台占据，要想从中突出重围，就必须抢夺流量。短视频平台将目标用户定位至二、三线城市和乡村社会的普通人，这类人群渴望表达自我，同时由于生活节奏缓慢，倾向于搞笑娱乐类的视频内容，短视频则提供了这个机会，间接导致短视频平台的主要内容并非科普或生活类视频，而是以娱乐为主。同时，随着各类社交媒体引入短视频功能，对流量的争夺愈发激烈，并且短视频的流量变现模式使得对流量的争夺也下沉到用户层面，乡村青年属于经济弱势群体，平台与用户对流量的共同追求所带来的竞争压力促使乡村青年转向扮丑的表演行为。

乡村青年的自身原因与用户原因则将扮丑行为正式搬上了表演舞台。短视频围绕流量制定的变现规则使乡村青年有机会通过拍视频，将视频的关注度转化为物质奖励。此外，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认为，人有自我实现的需求，用户对短视频内容的关注会转移至对内容创作者的关注，原本身处边缘群体的乡村青年也可以成为备受瞩目的网红，扮丑对传统审美观念带来的冲击更容易引发用户的关注，从而使乡村青年完成从本能的拒丑到主动的扮丑转变。同时，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增加，过往扮丑类的内容通常以小品、相声等节目形式表演，而步入碎片化传播时代，短视频成为主要的传播媒介，对娱乐的需求进一步体现在对扮丑的土味短视频的追捧上。

（三）无序到有序的表达重塑

乡村青年在建构土味形象时，肢体语言和文本语言是主要的表现形式。在肢体语言方面，现实世界中乡村青年依照自身的潜意识进行表现，不同环境可能会表现不同的肢体语言，但总体上是一种未经编排的行为语言。而在短视频中，肢体语言通常是用户最先注意到的部分，因此经编排、有规律的肢体语言是短视频内容成功与否的第一步。乡村青年虽然较少经过专业的肢体培训，但作为青年群体的一分子，解构与创新的能力并不逊于其他青年群体。由此，类似“社会摇”等对街舞动作的解构加工所衍生出来的“土味舞蹈”出现，这种全新的肢体语言有其独特的表演规则，甚至在土味视频走红后成为必备的肢体语言要素。

在文本语言方面，现实世界中乡村青年以营造共通的意义空间为表现依据，交流的畅通大于其他目的。短视频中肢体语言是吸引用户的第一道门槛，而文本语言则决定内容能否被大范围传播。当前的土味视频中，可以发现无论乡村青年以何种形式建构土味形象，普遍的特点是追求字词的押韵，押韵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容易记忆。与诗歌、歌曲的文本构成方式不同，土味视频弱化了文本的意境感，回归了文本的最初目的，即交流沟通的工具。土味视频之所以在全网形成病毒式传播的态势，与乡村青年采用这种简单又押韵的文本有很大关系。

从后台的真实形象到前台的伪装形象，从拒丑的本能抵触到扮丑的流量妥协，从现实世界中未刻意表演的语言行为到短视频中经编排演练后的肢体语言、文本语言，乡村青年的土味形象随着流量的涌入，逐渐从众多乡村青年形象的分支中脱颖而出，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形象。虽然短视频中的UGC内容都在塑造属于自身独特的形象符号以吸引用户的关注，乡村青年也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满足，但作为一种反主流的建构模式，土味形象势必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负面影响。

“流量”在门户网站时期被定义为在一定时间内网站的访问量。尽管流量之争在当时就已出现苗头，但因网民数量有限，流量的争夺局限于网络公司之间。短视频则把对流量的争夺蔓延至用户创作群体，内容传播机制与流量变现模式使得乡村青年在流量的规训下产生认知变化。

（一）塑造利益“单面人”

由于城乡经济的差异，乡村青年面临着更大的生活压力，依靠单一的农耕难以支撑家庭的正常开支，因此，远离家乡前往城市打工成为最理想的现实选择。短视频给予乡村青年全新的工作方式，即通过拍摄短视频赢取其他用户的关注，以点赞、评论、粉丝数等量化标准决定收入的多少。这种流量变现模式虽然能激励用户创作群体不断生产新内容，但与其他用户群体不同，乡村青年选择将拍摄短视频作为主要的工作方式并不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好奇欲，用最低限度的体力劳动换取合理的劳动报酬，以增加个人和家庭的收入才是首要目的。

随着短视频平台中PGC数量的不断增加，对于流量的争夺越来越激烈，这挤压了乡村青年的生存空间。在这种困境下，乡村青年迫于流量的压力，在利益的驱使下漠视内容本身的质量，转而考量如何制作吸引用户的内容，以表演土味形象为主的土味视频就是乡村青年转型的典型产物。当土味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中形成一种现象级的传播热潮时，MCN机构也介入其中，通过签约的方式给予乡村青年更多流量关注和经济支持。在短视频平台和商业公司的共同作用下，乡村青年以扮丑的视频创作模式实现了经济水平的提升，但这种通过一味追求流量获得金钱的现实报酬，到用户对自身关注的精神报酬，都是以牺牲内容质量为代价。为了追求利益，可以无下限地对前台形象进行丑化，短视频从展示自我的平台变为盈利的工具。

（二）弱化乡村认同感

乡村青年建构土味形象的动因是为满足自我和群体身份的认同感，但在流量的冲击下，却弱化了对乡村社会的认同感。乡村青年在前台中所呈现的土味形象大多以城市社会为背景，进行内容方面的乡村化改造。这种效仿城市文化进行内容创作的思路与短视频平台的内容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获得更多用户的关注，短视频的内容创作者需要谋求内容的创新和画面的表现力，城市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契机，因此，短视频平台中大部分的内容都在记录城市生活。然而，对一种文化的追捧也折射出自身文化的不自信。乡村青年的土味形象从着装上通常分为两类：一类保留了乡村服装，另一类则换上了具有城市文化标志的服装，如西装。前者将内容表达的核心放在了肢体及文本语言上，用“社会摇”或“社会语录”的方式对城市中的人际交往等文化进行解构，后者则辅以豪车名表等视觉符号演绎着乡村青年对城市文化的看法。无论是哪种形象表现方式，城市文化都占据着内容的主导地位，乡村文化被遗弃，甚至以负面形象呈现。究其原因，主要是短视频平台中大量反映城市社会的内容萌发了乡村青年对城市社会的向往，但城市社会中身份认同迷失的现实矛盾，使得乡村青年面临着两难的境地。对城市文化进行模仿，达到心理层面的共存，成为乡村青年缓解这种矛盾的方式。但当这种模仿行为成为主流，对城市的认同感就会大于对乡村的认同感，产生对乡村社会的反叛心理。

（三）模糊虚拟与现实界限

媒介镜像，可以说成是媒介呈现的“幻象”对人的影响，就像人们在照镜子时对“镜中我”产生的“幻象”一样。[11]媒介镜像是拉康的镜像理论在媒介中的体现，个体通过媒介所展现的内容来认知自我。对于观看的用户来说，土味视频中呈现的“幻象”难以影响对自我形象的认知，因为在有限的时间内得到最大限度的娱乐才是首要目的。相反，对于内容创作主体的乡村青年，土味形象就是短视频所呈现的“幻象”，尽管披上了低俗的面纱，但视频内容凸显出的是乡村青年对更优越的物质条件的向往，以及渴求他人对自己的认同。乡村青年所建构的土味形象实际上是在短视频所宣扬的流量、金钱等消费主义“幻象”下，位于虚拟世界的自我形象。然而，“镜中我”毕竟只是理想中的自我，由于乡村在经济、教育等领域的劣势，“镜中我”并不能从实践的意义上指导自我形象的建构，乡村青年所追求的这种“幻象”也很难实现。现实世界中的自我形象与虚拟世界中的自我形象产生了强烈的反差，是依从现实回归普通的生活，还是试图将短视频中得到的追捧转移至现实，两者之间的矛盾使自我形象认知变得混乱，虚拟与现实的界限愈发模糊。

此外，不仅是在建构完成后的部分，即便是在建构过程中，仍然体现出自我形象认知的混乱。乡村青年在短视频中的土味形象大多是以扮丑的方式建构，但对于美的追求是个体的本能需求，选择在镜头前扮丑，主要是被流量和利益所胁迫。前台扮丑与后台拒丑的二元对立随着视频创作数量的增加，矛盾感也会逐渐加深，值得注意的是，在虚拟世界中得到的满足感可能使乡村青年沉溺于这种“幻象”，现实与虚拟调换，自我形象的混乱被磨平，原本起指导作用的“镜中我”的虚构形象变为建构目标，现实世界的景象扮演镜像的角色。

长期以来，乡村青年处于主流叙事框架的边缘地带，短视频平台的兴起真正赋予了乡村青年自我表达的主动权。然而，在流量的训诫下，乡村青年选择通过建构土味形象来吸引他人关注。诚然，互联网精神是对等的、开放的，但当土味形象成为流量的中心，需要对这一现象进行引导和规制。

第一，主流媒体加大对乡村青年的报道力度。主流媒体肩负着弘扬正确价值观的使命，土味形象能够在网络传播时代成为用户对乡村青年的刻板印象，与主流媒体报道的平台缺位、目标失位和群体错位有一定关系。因此，针对土味视频在短视频平台的传播热潮，主流媒体除了要继续推进媒介融合进程，抢占舆论制高点外，还应平衡好城市与乡村的报道比重，注重对具有榜样作用的乡村青年的短视频报道，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引导用户焦点下沉至对乡村青年与乡村社会的关注。通过展示乡村青年真善美的媒介形象，打破用户的刻板印象，使用户对乡村青年形成客观的认知。

第二，短视频平台把控土味视频的内容尺度。乡村青年拍摄展示土味形象的短视频并非没有益处，经济收入的增长、自我认同的满足及对家乡文化的宣传，都是显在或潜在的回报。问题在于：在流量的刺激下，以低俗为卖点的土味视频会更加极端，若不加以限制，土味形象可能会演变为突破道德底线的猎奇形象。因此，短视频平台作为内容的“把关人”，应加强监管责任，在内容分发阶段进行审核，对于充斥消费主义或博眼球的低俗视频不予发布。同时重构平台的算法推荐技术，对流量采取“强流量+弱流量”的分配方式，以流量的方式再次规训土味视频，引导用户接受多元化的信息。

第三，地方政府转变乡村振兴思路。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乡村社会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提升，但乡村振兴的任务仍然艰巨。乡村青年在建构土味形象的过程中，城市社会依然是效仿的对象，凸显出现阶段城乡社会不论是在文化还是在经济上存在的差距。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应基于短视频、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依托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掘当地特色产业，跳出传统的农耕思路，为乡村青年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可能。通过转变乡村振兴思路，提升乡村青年对乡村社会的自信心，使自信代替模仿成为乡村青年新的形象标签。

土味形象的盛行体现出我国在乡村转型时期面临的文化挑战，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打破“城市—乡村”的二元框架，帮助包括乡村青年在内的各个乡村年龄群体融入新时代的发展过程中，才是摆脱被流量所驯化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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