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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学中静态与动态存在形式及深层辩证关系研究

    时间:2023-03-05 10:10: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姜 莉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笔者最早接触“静态/动态”这对概念是在哲学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与存在形式,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永恒的;
    静止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暂时的。一切的运动都具有相对静止(静态)和绝对变化(动态)两种状态,语言自然也不例外。对于语言研究中使用的“静态/动态”这对术语,如何正确认识、处理二者关系是需要认真思考和深入分析的问题。应该明确的是,静态与动态既是语言研究的重要视角,也是语言研究的重要方法。这对术语与语言学中的基本概念、重要理论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如果要深入认识这对术语,就必须结合语言学的相关理论,进行多维度的分析探讨。

    谈及语言学中的静态与动态,必然要联系到共时与历时这对术语。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明确地将语言作为一种共时的表示观念的符号系统而与自身的发展状态区别开来,提出了语言的共时态与历时态的区分,并阐明了它们各自的特点,从而将自己定义的内部语言学又一分为二:共时语言学、历时语言学”[1]。对于共时与历时,索绪尔认为:“有关语言学的静态方面的一切都是共时的,有关演化的一切都是历时的。”[2]119共时态指向语言的状态,历时态指向演化的阶段。“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历时语言学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替代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2]143可以看出,索绪尔虽然承认语言系统内各要素的变化结果最终还是要通过语言系统得以表现,但在具体研究中仍然将语言视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与其内部包含的各个要素分离开来,从而将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置于两个截然相反的方面。

    将共时与历时进行区分是非常必要的。其中,语言的共时性主要着眼于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点内对语言进行描写分析;
    与之相对的语言的历时性,是从时间变迁角度对语言进行描写分析。历时和共时既是语言研究的重要视角,又是不容忽视的研究方法。结合汉语的研究来谈,例如词义演变问题、词汇化问题、语法化问题等都应该以历时研究为主,因为语言的演变都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发生、进行并逐步完成的,需要做追源溯流的研究工作。汉语某个共时系统中,如现代汉语中的语音、词汇、语法三大主体部分的构成分析、特点描写以及内部关系探求等方面的研究则需要以现代这一共时层面的研究为主。现代汉语词汇中的同义词研究、反义词研究、造词法研究、构词法研究、网络词语研究,语法中的词类研究等都是在现代这个共时平面上进行的。上古汉语词汇中的单音词研究、多义词研究、联绵词研究以及词类活用研究等,也都是立足于上古这一共时平面来展开的。

    对于共时和历时的关系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与索绪尔的观点一致,认为二者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二者是彼此联系的。从上述语言事实的分析证明,共时和历时是相对而言的,并非是绝对的。二者关系可以理解为:历时中包含共时,共时中又包含若干个历时的阶段,不同的共时阶段累积为历时。在具体研究中,应该把二者充分结合起来,并且根据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目标等的不同,有侧重地进行选择。将共时和历时观念充分结合与具体研究中重点选择并不冲突,在专注于共时研究时,应该具有历时意识;
    在专注于历时研究时,不能忽略共时的视角。

    较早的研究往往偏向于其中一个方面,而忽视另外一个方面,例如在汉语史的研究中,“以前往往不是抓住现代汉语的某一现象向古代一直追上去,也不是抓住古代汉语的某一现象向现代一直追下来,而是满足于某一时代(特别是上古)的某一语言现象的考证”[3]。语言学研究者须时刻强化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意识,并将其合理运用到研究中。具体到汉语研究来谈,如果需要研究汉语词义发展演变的问题,虽然应该侧重于历时层面的研究,即纵向考察词义由古至今不断发展演变的情况,但是也必须深入考察一个词的意义在不同的共时阶段上有哪些具体表现,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相关文献资料,探寻词义发展变化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从而在整体上梳理出一个词的意义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哪些意义不再使用,哪些意义开始产生并逐渐为人们广泛使用等。如汉语中的“子”和“儿”的语法化问题,就需要从历时的角度考察“子”和“儿”在意义和用法上从古至今的发展演变情况,在考察的过程中,也不能缺少对它们的意义和用法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具体表现的共时描写和分析。通过搜集上古文献资料,可以得知,“子”最初是实词,具有实在的词汇意义,例如“子孙”中的“子”表示儿子的意义,而“桌子”“胖子”等词中的“子”在意义上已经虚化,没有什么实在的词汇意义,是作为词缀来使用的;
    同理,“儿”的本义是指小儿,《说文解字》解释“儿,孺子也”,而“鸟儿”中的“儿”明显不是表示小儿的意义,主要作为附加词缀来使用,词汇意义已经虚化。可见,“儿”和“子”的语法化现象,是在历时的过程中完成的,具体在什么时候完成,需要对其进行共时层面的分析,由此才可以理清它们语法化的发展脉络。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共时与历时视野中的语言发展层次性问题也不可避免地涉及静态和动态的观点。结合案例来分析,如现代汉语共时阶段中“比”“用”“给”“把”“在”等词,从“一定要把好质量关。/请把门关上。”“他给我买书。/他给我一本书。”可以看出,这类词既可以作为动词使用,又可以作为介词使用。究其原因,主要是汉语中介词大多是由及物动词虚化而来的,这个虚化过程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完成的,有一些已经完成了虚化,如“被”“从”“对于”“关于”等,在现代汉语这个共时阶段已经失去了词汇意义,只有语法意义,而很多词仍然处于实词到虚词的过渡进程中,在共时层面上,恰好表现出动词和介词用法并存的复杂现象。结合静态和动态的观点,我们可以将这一现象理解为历时的动态变化在共时层面相对静态存在的表现。

    结合汉语方言研究深入分析,对于不同地域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研究,毋庸置疑,主要集中于相对稳定的共时层面的调查分析,但是仍然需要从历时的动态的角度去考察。谈及汉语方言词汇的来源,从共时层面来看,有对共同语(普通话)的吸收,有对其他地区特别是邻近地区方言词汇的吸收;
    从历时层面看,有很多是对不同历史时期古语词的保留,甚至有在古语词保留基础上的发展变化。如作为指示词使用的“尔”,在现代这一共时层面考察,主要存在于吴、赣、湘、闽等南方方言中,在语法功能上大多表示近指(相当于“这”)或者远指(相当于“那”),少部分方言中还可以用于指示方式或性状,相当于普通话中的“这样”或“那样”。从历时角度去考察,“尔”作为指示词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但是使用率较低,到中古时期使用率提高,特别是在南方口语色彩较强的文献中。从历时角度考察可以得出结论,“尔”这个词在现代这一共时阶段中,在吴、赣、湘、闽等方言区作为指示词的用法主要来源于南朝江东方言(南朝吴语)。虽然“尔”的读音和具体用法在不同方言区会表现出细微差别,但都是对其古代用法的继承和发展。对不同地域方言词汇中存在的古语词的发展演变研究其实就是对方言中古语词的历史层次的考察。由这个角度也可以充分表明从相对静态的共时角度是可以看到历时的动态变化。

    语言共时系统的稳定性是相对而言的,因为根本不存在绝对静止的共时系统。共时中也可以体现出动态,只是与历时的动态变化相比较而言,这种动态不够明显,但依然能够捕捉到。不论在共时还是历时层面,语言都呈现出绝对的动态,只是在具体研究中,有时候需要“‘强行’把运动中的事实,让其突然停止下来,定在‘静止态’,截取其横断面进行剖析”[4]。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静态就与共时对应,动态与历时对应。“共时都经历过一定的时间段,有时也可将历时称为一个跨度较大的共时。”[5]历时中也有相对静态的表现,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历时看作由若干个共时阶段组成。在语言动态发展过程中,有些现象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如汉语中的基本词汇,虽然历经较长的历史时期,但是其发展非常缓慢,有很多基础词汇在现代这一共时层面上仍然保留原先的意义用法,这类基础词汇在历时动态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相对静止的稳定状态,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因此,静态动态与共时历时之间的对应关系非常复杂,必须要引入语言学中另外一对重要概念即“语言/言语”来深入探讨。

    谈及语言和言语,还是不得不提及索绪尔,他开创性地对二者进行了区分。他认为:“语言和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谈;
    它只是言语活动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一个主要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则。”[2]30“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2]37,言语却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2]35。“语言和言语是互相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2]41不可否认,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对于语言学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被引入中国以后,语言和言语问题的争论一直未停止,整体来说,对于“语言”问题的认识基本达成一致,而对“言语”的理解,特别是言语所指范围的理解以及语言与言语的关系问题分歧较大。综观国内学者们对于语言和言语的讨论,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势,即“不再局限于纯粹的学术之争,而是不断地借鉴、丰富和发展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在理论探讨的同时尝试着朝言语、言语的语言学这片领域进军”[6]。

    笔者认为,语言对于人类而言,是一种思维工具,具有非常重要的交际功能;
    语言是作为一个符号系统而存在的,其中包含语音、词汇、语法等诸多要素,语言要素通过相应规则在动态的语言环境中构成形式多样的组合进行使用。语言和言语是一对同素逆序词,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将二者混淆。在分析和解决语言学相关问题的时候,首先必须对二者做好区分,否则所谈及的问题就没有明确的指向性。

    言语侧重于语言的使用,是在特定的言语环境中,为了交际的目的,对语言的各种应用,也包括在这个应用过程中创造出的言语作品。可以理解为,言语实际上就是对应人们说话,其中“说”代表的是言语行为,“话”指的是言语行为的结果。从定义可以看出,语言和言语二者是不可分割、相互联系的关系。语言是具体言语的概括,言语是对语言的具体运用和这种运用产出的成果。语言其实是通过言语得以体现的。言语的应用必须以语言为基础,以语言中不同要素的组合使用形成话语;
    同时,在言语活动中会创造出一些新的词语、新的运用,经过使用时间、使用频率、使用范围等多方面的检验,有一些固定下来添加到现有的语言体系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着语言体系。例如,词在具体运用过程中,有时候因为表达的需要,会打破常规使用,在这个过程中词被赋予一些其他的意义,产生新的用法,如“很中国”“很英雄”“很青春”“很女人”“很男人”“特阳光”等。这类名词都带有描述性的语义特点,如“很青春”,会使人联想到活力、朝气、积极向上等形象的词。从语法角度看,这种情况似乎不符合副词一般不能修饰名词的规律,有人将这种情况视为名词的“形容词化”,但是这些名词并不具备形容词的语法特征,所以这种说法有些站不住脚。这种使用在现在共时阶段上可以看作是一种超常规搭配,属于词性活用的情况。在口语特定的语境中,这种使用呈现递增趋势,越来越多的名词可以进入这种结构中,人们对这种用法的接受度也非常高。这种超常规搭配是人们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为了满足更丰富的表义需要而产生的,能够表达出说话者一些特殊感受。对这类现象的判定,需要具有动态的观点,对其使用进行长期历时考察再作进一步判断。

    在对语言和言语深入分析的过程中,其实已经融入了静态和动态的观点。语言系统在一定时间内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否则将影响人们的交际,因此,它具有比较稳定的特点;
    另一方面,言语是人们在交际过程中对语言的动态应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衍生出语言使用的新问题。用辩证的观点看,言语的动态中又包含静态,语言的静态中又包含着动态,即“言语说(写)的是动态的,而所说(所写)的结果又具有相对的静态;
    语言具有相对的静态,但由于不断地被运用,因此又具有绝对的动态”[7]。对于语言静态和动态的含义,葛本仪先生的观点是:语言的静态是从共时平面来谈的,在某一共时平面内,“语言作为一种概括的符号系统就是语言的静态存在形式,它概括了这个历史时期的语言系统中所有的元素以及元素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具体内容和元素与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8]。而对于语言的动态的理解,可以从两个层面把握,第一个层面是从语言的历史发展角度来认识,语言符号系统的内容历经不同的历史时期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变化,例如语言符号系统中所含元素数量多少的变化、元素具体内容的变化以及内部组合和聚合关系等的变化等,这可以看作语言的动态表现形式;
    第二个层面是从共时的角度来认识,在相对应的共时层面上,语言作为思维和交际的工具,其实际的运用过程也可看作语言的动态表现形式。

    从共时与历时层面上分析,静态、动态与语言、言语的对应关系非常复杂。静态是与共时层面上的语言相对应的,共时条件下语言的静态存在形式即表现为语言;
    而动态与言语不是完全对应关系;
    同理,动态与历时也不是完全对应关系。一方面,语言符号系统的内容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发生着变化,是对应历时的动态来说的,这种动态是在不断变化发展中体现的。例如汉语发展的不同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这说明汉语从古到今的发展演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不断塑造着语言发展的历史。举例分析,如汉语中调类的发展变化,至少在五世纪以前就已经存在四声(平、上、去、入),随着语音的进一步发展,又根据声母的清浊分出阴调和阳调两类,调类历经漫长的历史时期发展,到现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现为入声全部消失,现代普通话中的四个调类分别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这种变化是语言中重要要素的动态表现形式,一般不容易突然被察觉,需要通过不同时期的系统比较才能够发现。另一方面,共时性条件下的语言动态形式表现为言语,是对应共时的动态来说的,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可以把动态与言语理解为一一对应的关系。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这几对术语暗含紧密联系、相互交融渗透、多层次对应的关系。

    语言的静态和动态都与语言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的发展是一个历时的概念,语言的发展变化不是突变,而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经历着复杂的发展演变过程,但是这个发展过程中必然也体现着语言共时变化的交互作用。语言的发展主要通过语言系统的语音、词汇、语法等要素来体现。语言要素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表现为语言要素的临时性变化。这种临时性的变化根据其发生对象的范围不同,分为个别性和普遍性临时变化两种。这种临时性的变化是语言发展最先表现出来的形式,主要在言语中得以体现。另一方面表现为语言要素的历史变化,即经历一定的时间被固定下来成为语言事实的变化。语言要素的历史变化,一般是从临时性的变化转变而来,主要通过新成分的增加或旧成分的消亡来体现。但是临时性的变化并不都能转变为历史变化,只有语言要素的历史变化才构成语言发展的内容。

    语言的发展问题中无法回避静态与动态的问题。静态的语言系统中的成分,若被运用到共时的动态中,在共时的动态中出现了临时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有的可能发展为历史的变化,但是需要一定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这种临时性变化发生频次越来越多,使用范围越来越广,这种临时性的使用逐渐固定下来被普遍使用的话,就可以转变为历史变化,体现为语言的发展。例如,静态的词被运用到动态的具体语境中,有可能产生新的意义,这个新的意义最初只是一种临时的变化,但是如果使用时间长,使用的人越来越多,就会慢慢被固定下来,成为这个词的一个新义项,这时就可以认为这个词的意义出现了历史变化。运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观点,可以认为语言在共时中的动态表现是语言要素的一种临时性变化,而在历时中的动态表现是语言要素的历史变化。因此,语言要素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存在静态和动态的存在形式问题,语言就是通过静态动态相互作用和交替来实现语言的不断变化、更新、发展。例如现代汉语中的“然而”是一个十分常见的表示转折关系的连词,追溯到古代汉语中,“然而”最初是可以分开讲的,吕叔湘先生和王力先生都谈到过这个问题。吕叔湘先生认为:原来“然而”的“‘然’就是‘然否’的‘然’,也就是‘虽然’的‘然’,‘然’字一顿,‘而’字一转,‘然而’等于说‘不错,可是’。”[9]王力先生认为:“‘然而’二字连用,最初也不是连词,而是副词,‘然’字一顿,表示肯定,然后加‘而’字表示转折。”[10]由此可见,“然”和“而”原来是不属于同一个层次上的,它们各自表示不同的意义,有着不同的作用,后来凝固成一个词使用,也不是在一个时间点突然形成的,一开始也只是临时性的变化,后来因为使用频次增多,使用范围变广,逐渐固定下来,由原来的跨层结构演变为一个词。类似的还有“否则”“因而”等,它们都充分展现出由最初临时性的变化发展为历史变化的过程。

    现阶段,共时层面上存在着纷繁复杂的多种语言现象,需要运用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观点去看待。以汉语词汇规范化为例,现阶段汉语词汇系统中存在一定数量的同素逆序词,它们的发展和使用情况各不相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趋势。一种如“健康/康健”“蔬菜/菜蔬”“直率/率直”等,它们在人们使用过程中因为多方面因素影响,逐渐完成了一种“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前者逐渐保留下来,后者渐渐退出使用,有些甚至已经消亡。一种如“响声/声响”“力气/气力”“代替/替代”等,这类在现阶段这一共时层面上并存使用,人们根据自己的表达习惯和偏好等选择使用,它们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淘汰一方使用另一方还是仍然各有分工同时并存,目前还无法给出明确答案,需要做进一步调查和研究,综合它们的使用情况和后期动态发展趋势做出预判。还有一种趋势如“路线/线路”“感情/情感”“发挥/挥发”等,这类与上述两种情况不同,它们在意义和用法上都有了明确的分工,不能互相替代使用而不影响意义。再如现在层出不穷的新词语,如“硬核”“尬聊”“佛系”“巨婴”“乡字号”“夜经济”“柠檬精”等,以及旧词新的用法,如“盘他”“真香”“我方了”等,它们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固定下来继续使用,需要用动态的发展的观点去看待它们。

    词汇一直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过程中,它对社会生活的反应非常敏捷,随着新事物的出现、新观念的产生,一批批新词语涌现出来,这些新词语从开始出现到进入普通话词汇系统中,其实就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从起初临时使用到后期发展主要有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初期存在或多或少不规范现象,在使用中不断被规范被认可,从而固定在现代汉语词汇共时层面;
    一种结果是由于使用频次、使用范围等方面因素,出现后不久就被人们遗忘不再使用。从案例分析中可以充分表明静态、动态与语言的发展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词汇如此,语音如此,语法亦如此,如“有被×到”,这种结构的使用一开始主要集中于网络中,如“有被冒犯到”“有被笑到”等,年轻人对这种结构的接受程度比较高,这种结构被一定程度地泛化,一些类似的词语陆续进入到这个结构中,如“有被甜到”“有被蠢到”“有被感动到”“有被打击到”“有被伤害到”“有被震惊到”等。在这个过程中,使用范围也由网络逐渐向其他语言环境中扩大,在口语中也开始使用。这种结构的发展趋势,目前还无法下结论。但综合考察这个结构从出现到广泛使用的过程,可以得知其在动态语境中最开始的使用是局限于一定范围内的临时性使用,从现阶段来看,这种使用有范围逐渐扩大和频次不断增加的趋势,后期这个结构能否成为固定结构,还需要用动态的观念去看待。

    语言要素任何一个方面,都有静态和动态存在形式的问题。只是相较于词汇,语音和语法更趋稳定一些,变化发展不够迅捷,但是它们也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因此,语言学中很多问题的答案需要时间去回答,需要我们具备静态动态相结合的观点去看待和处理,在这个过程中亟需明确静态和动态二者的深层辩证关系问题,这对于语言研究实践中的方法指导等方面有着重大的价值意义。

    在具体的语言研究中,研究者很长一段时期内主要持共时的、静态的观点。这一阶段,我国学者们普遍认识到静态观的重要性,认为它是一种无可替代的研究视角,对静态观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但是对动态观却缺乏足够的重视。随着研究实践的逐渐深入,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语言动态研究的重要性。学者们对静态和动态在语言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认识,经历着一个逐层深入的发展过程。由原先的以静态观为主,逐渐向重视动态观转变,是一个由模糊到逐渐清晰、由片面到越发全面的不断发展过程。从只重视静态到充分意识到动态的重要性,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一味强调动态观,而削弱静态观,也是不合适的。

    静态和动态无论是一种研究视角,还是一种研究方法,都应该被正确看待。对它们进行区分十分必要,因为只有明确区分才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它们;
    但不能将它们置于对立的两面,应该深刻理解二者的关系,将二者有机结合。静态和动态是相互联系的,从某种角度上理解,动态是对静态的一种运用,动态和静态之间存在可以相互转化的问题。有些动态变化在应用发展过程中逐渐稳定下来,从而形成新的静态。例如上面提及的语言发展的表现形式中,部分临时性变化逐渐稳定成为历史性的变化就是一种动态到静态的转化过程。“语言的社会应用,是在稳态的基础上,不断动态更新;
    在动态更新的基础上,又不断形成新的稳态,如此循环往复螺旋上升。”[11]语言也正是在这种状态下,既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又不断变化,一步步向前发展。

    静态和动态之间没有孰轻孰重,谁为主导,谁为第一性的问题,静态为语言的常态,而动态是语言的恒态,它们都十分重要,不能相互替代。“从静态看(从共时平面看),声音和信息的联系形成语言稳定的符号系统;
    从动态看(从历时平面看),语言总是在稳定中有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定,不断形成新的规范。”[12]我们需要在静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动态的研究,并且可以透过对语言动态的历时分析来审视语言的静态,观察语言及其各要素新陈代谢的全过程。我们要具备全面的观点,对于具体的研究,应该培养静态和动态的视角,在方法上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不过,在结合的基础上,还应该认真分析研究对象的情况、特点等方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必要时候需要有所侧重,选择以静态研究方法为主或是以动态研究方法为主。

    研究者应该将静态和动态的视角深入语言内部来进行分析研究工作,因为语言各要素在静态和动态方面会有各自不同的表现特点和功能。静态语言研究主要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语言系统中进行,而动态的语言研究则是处于一个开放性极强的环境中进行,它往往与语用学密切联系。要深刻认识到不同的语言要素、语言单位,它的静态和动态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当提及语言的共时动态研究时,自然是脱离不了语境问题,语言要素的动态运用变化都是在语境中产生和完成的。比如静态语言系统中的词在动态的语境中表现为词组、句子、片段语章、著作等形式;
    词素在动态语境中表现为词,造词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通过词素与词素的组合来构造不同的词,形成语言中能够独立运用的有音有义的最小的语言单位;
    同理,音位的动态语境是音节,音节在动态语境中表现为语流,也就是说,音节和音节在组合过程中相互影响,在共时层面上发生一些语音的变化,即语流音变,具体表现如变调、轻声、儿化、“啊”的变读等。此外,词的词汇意义、色彩意义等在具体运用时因具体的语境而变化。比如,“水果”这个词的词汇意义,在水果店这个环境中使用,如“这个水果店里的水果种类真全”中的“水果”不是指具体的苹果或者桔子,它是表示各种水果的上位概念,即便如此,因为用在指水果店中的水果这样一个语境中,它和静态下的表示可以吃的含水分比较多的植物果实统称的概念“水果”在含义上又表现出一些差别,由抽象变为具体,由静态的意义变为动态的意义。

    在研究某一种语言学具体研究对象的时候,如何从共时的动态中发现其变化类型、表现形式、变化特点、变化目的以及和静态成分的关系等也是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例如一个词进入动态语境中,其词汇意义会在不同的语境中发生扩大、缩小、转移等变化,其色彩意义具体到某个动态语境时,有可能会偏离原有的色彩而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比如,“聪明”一词含有褒扬的感情色彩,但是在“你这个人真聪明,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样的一个句子中,“聪明”一词的感情色彩直接转向反面,表现出贬斥的感情色彩。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些词语的使用表现出新的特点,一些词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有些在感情色彩方面发生明显变化,比较突出的是“逆行”这一疫情期间高频词。在特殊的时期,它的使用表现出与以往较大的不同。“逆行”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标注的主要意义是(车辆等)反着规定的方向走,很显然带有贬义色彩;
    而这次疫情期间,一批批医务工作者在疫情形势最严峻的时刻,冒着生命危险,逆行而上,与病毒搏斗,挽救无数生命。“让我们向最美逆行者致敬!”这里的“逆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词的感情色彩也发生变化,由贬义色彩向褒义色彩转换,一开始这种使用是属于临时性的变化,在疫情期间被多次多场合地高频使用,相信“逆行”一词的新含义,在共时这一阶段上会继续使用。语言成分在共时的动态中会表现出纷繁复杂的情况,有很大空间值得继续研究,有很多具体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总之,静态和动态二者的关系是既有对立的方面,又密切联系、相互补充,这两个术语隐含着多种含义、多个侧面。静态和动态是相对而言的,它们既有各自的功能和特点,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又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换,它们蕴藏着深层次的辩证关系。对静态和动态的多方位认识,对指导我们的研究有重大的意义。研究者如何自觉地将静态和动态的视角渗透进入语言的研究之中,并将静态和动态的研究方法贯穿到语言学具体研究实践中,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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