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庆高原上的文学梦
时间：2023-04-07 18:35: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扎西尼玛（藏族）
1984年9月的某天，那天是星期六，黄昏，刚刚升入初中的我在德钦一中教学楼前面的空地上看到地上有一本书，捡起来一看，是一本杂志，封面已经不知去向，内页有些破损。翻开来看，有几个词像河面上的波光一样跃入眼帘：德钦、西当、荣中、卡格博、太子雪山、澜沧江，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使我捧起杂志走到校长办公室透出来的灯光下看起来。虽然看不太明白，但那几个地名却紧紧地攫住了我的心。我第一次在书上看到这几个我知道的地方，我心中想：会有这样的书讲到德钦，讲到家乡。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和读过的课本以外的书和文章。我靠着校长办公室的窗子，懵懵懂懂地读着，也不知到了几点钟。突然，门开了，校长杨根禄老师从门里走出来走到我旁边，我一下慌了，觉得冒犯了老师，但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向校长检讨。然而校长用手（记不得是哪只手，应该是右手吧）摸了摸我的头。我低下头毕恭毕敬地站着，“你是哪个班的？”问话的声音很亲切。我说我是初20班的。“你叫什么名字？”“老师，我叫扎西尼玛。”老师又问“老家哪里的？”我不知道老家是什么意思，脑子里问自己“老家是什么意思？”校长的问话又传过来“你的家乡呢？”这下我明白了，“明永的。”“你在看什么书呀？”我把杂志拿给老师。校长拿着杂志看看前面又看看后面，又翻了翻内页，告诉我这本杂志叫《原野》，是州上办的一本刊物。我正在看的这篇文章是一篇有关格萨尔的调查报告。校长把杂志放到我手上，又摸了摸我的头，说：好好读书噶，把书读好将来你也可以写文章发表出来。我的脑子又被发表这个词卡住了。校长看出了我的不明白，说：到时候你写出来的文章可以印在书上。校长抬起手看了看腕表，说，时候不早了，我得回家了，你再看一会儿吧，我把灯开着，你也不要太晚了噶。
那是一个让我终身难忘的夜晚，一本杂志，一位和蔼可亲的校长的亲切关怀。在这个夜晚，深深地埋在了我的内心。
之后，我开始学习写诗。每写一首就跑去找校长请他帮我看。校长总是不厌其烦地帮我指点。有一天，他把我带到杨增适老师跟前，路上他说，杨增适老师是一位作家，很有名气，你可以向他学习。到了杨增适老师的宿舍，他对杨增适老师说，这是初20班的扎西尼玛，他喜欢写诗，你就帮帮他吧。就这样，在杨根禄校长的引荐下，我有幸拜识了在学校里教高中语文课的杨增适老师。在初中期间，杨老师赠送给我文学书籍和杂志，指导我阅读和写作练习。也通过杨老师，我在杂志和书上认识了享誉全国的德钦籍军旅诗人饶阶巴桑，迪庆本土作家和诗人俞国贤、查拉独几、阿布司南、杨森、斯那农布（喻德贵）、李力能、史义、和吉昌等老师。俞国贤老师的短篇小说《月圆》、查拉独几老师的短篇小说《初雪》、斯那农布老师的短篇小说《萦绕心灵的琴声》都得过当时的五省区藏族文学奖。斯那农布老师是我初中一年级的语文老师，我不知道他已经是当时挺有名气的作家。也是在初中期间，我才知道我的小学语文老师阿爸老师（藏名泽旺仁增，汉名李鸿基）是我州第一个加入省作协的作家。我在小学期间的作文兴趣受到过他的鼓励。
杨增适老师除了指导我的写作练习，还用心给我们年青作者学习机会，让我们开阔眼界和视野。1998年8月，昆明市作协组织的一次采风团来到德钦，杨老师让我和在德钦县粮食局工作的傈僳族诗人余卫红哥陪同，我们认识了何群、李霁宇、米思及、邹昆凌等老师，后来读到了老师们德钦题材的诗歌和散文，大开眼界。何群老师还告诉我和余哥，四川藏族作家阿来出了一本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写得很棒，在中国文坛引起轰动了。他回到昆明后，给我们一人邮寄了一本。我在迪庆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杨老师退休来到香格里拉定居。他专门到我们学校找到我，了解我的学习情况，还询问了学校校办“荒原”文学社的相关情况。杨老师还受邀到我们学校进行了两次文学讲座，谈迪庆的文学创作情况，讲迪庆作家们的故事。杨老师先是受聘于迪庆州志办，第一轮州志修编完成后，又被迪庆报社聘用，专门负责副刊编辑。在副刊部，杨老师十分注重发现新人，并给予热情指导。他一直关注着迪庆文学青年的成长，给新发现的作者写评论，用一腔热血进行不遗余力的扶持。
杨增适老师可以说是迪庆自1980年以来文学的繁荣功不可没的奠基人之一。杨增适老师退休后，主要从事地方史研究，但是案头工作再多，他也从没忽略过对迪庆文学和作者的注视。
荒原文学社是迪庆州民族师范学校的文学社团，创办于1987年下半年。
1988年9月，我考进迪庆州民族师范学校藏文班。入学的第二天，我在学校食堂门口看到一张海报，是荒原文学社的一则吸收新会员启事。一张大红纸，上面的毛笔字写得很好看。“荒原”两个字刺激了我的脑皮，我赶紧跑回宿舍趴在睡铺上以《荒原》为题写了一首小诗，誊写好后找到编辑部投稿。没想到，居然被采用了，发表在了第二天出刊的《荒原》封三上。虚荣心使我的心蹦蹦乱跳起来。多年后，我跟当年文学社副社长洪耀辉在喝酒的时候聊起文学社往事，他告诉我，收到我的投稿后，文学社的一帮头头脑脑们在当晚开了个紧急会议，稿件通过后当即决定当期使用。
第二天，来了几个人，把我叫到学校足球场上，坐成一个圆圈。叫李清培的社长，说了几句话，然后给我发了一张委任状，让我当副社长。我诚惶诚恐接过状纸，感觉又激动又惶惑。大家又交谈了一阵子，其实我听得云里雾里，只记得“文学”这个词重复了又重复。
当天晚上熄灯后，我在被窝里把《荒原》卷起来又展开，展开又卷起来，凑到鼻前嗅了又嗅，激动得难以入眠。
荒原文学社的倡导发起人是杨崇能老师。杨老师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杨老师是丽江永胜人，高考时是云南省的理科第一名，但报考志愿却是文科，据说入学报到那天，校长亲自到报到处来见这位理科才子。文学社倡导发起后，得到了学校党支部书记杨金柱、校长牛宿光的积极支持。文学社成立后，李清培担任社长，杨钧、洪耀辉担任副社长，达尔文、李红胜、赵素梅、杨致林、汪新鸿担任理事。
关于荒原文学社的缘起，洪耀辉在他的著作《南流金沙水》中有这样的记述：
杨崇能老师照旧穿着那身舍不得清洗的袖口油亮的衣服，走进28班晚自习的教室，习惯性地用右手撸了一下长发，光洁的额头和大边框眼镜就显了出来，正在温习课文和做作业的女生们抬头皱眉，有点嘲讽地看着他。
他咧咧大嘴，笑眯眯地用带着浓重永胜腔的口音说道：“同学们，我有个不成熟的建议，现在全国各地很重视文学写作，我想是不是由我们班牵个头，创办一个文学社，这样我们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充实校园文化生活。另外呢，还可以提升我们的阅读能力，丰富课外知识，提高一下自己的写作水平，大家给有什么意见？”
同学们不做声。
“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交流，我们班的文学底子还是很强的，凡事都要有个尝试，努力才会进步嘛！我晓得大家在担心什么？设立文学社，人选我就直接点将啰，我们就大胆试一下，我和你们一起努力好不好？”
班里的几个男同学异口同声回答：好！好！很好！鼓掌！！！
“校刊名字我也琢磨了一段时间，大家读过或者知道艾略特的《荒原》吧？迪庆高原过去曾经是一片蛮荒之地，我们要把文学的种子播下去，几年以后，肯定会有收成，大家要有信心和决心。
杨崇能老师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捏起眼镜架扶了一下，说道：首先由我带头写倡议书，征集全校师生们的稿件，我把创办《荒原》文学社的报告递交到校务处，批复后我们就开干，发刊创办的人选我就直接定了，大家没有意见的话，在以后其他班级中发现了人才，再增补上去，这样可以吧？”
全班男同学高呼：坚决拥护！完全同意！
文学社就创办《荒原》校刊作了这样的分工：由杨崇能老师负责编辑排版，后来杨老师自己出钱买了一台打字机，由他亲自操手铅字打印；
洪耀辉、达尔文负责刻印；
杨崇能老师、洪耀辉、达尔文、宋文军、高红英、李红胜、汪新鸿负责题图插画。
学校批准成立文学社的批复一下来，一干人立马活跃了起来，编辑部设在了杨崇能老师住处，很快组好了创刊号稿子。杨崇能老师勤俭节约，为了不占用学校和教室空间，把自己狭小的宿舍作为印刷之地。铁板、铁笔、蜡纸、简易滚筒油印机。文学社的成员们利用周末时间在小楷的蜡纸方格上刻写，这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力道过猛，一触就通，印刷出来，墨泽点点，一粘连全部作废，使力不均，印出来像一张大花脸，甚至看不清字迹。大家扑在油印机旁，小心翼翼地轮番作业，一本《荒原》出来，个个变成了“大花猫”。即便喝一碗清汤寡水的酱油米线，大家也是咿咿呀呀地乐此不疲着。
《荒原》印数只有50册，但一经出刊便传阅开来，一时带动起校园内的文学氛围，也影响了州卫生学校、州财贸学校、州民族中学、中甸县一中。文学社还收到了丽江、大理等学校学生的投稿。
文学社社员的作品也在杨崇能老师的推荐下在州内外公开刊物上发表了，如洪耀辉的《抉择》《生命》两首短诗在《南疆诗报》发表；
杨钧的诗作也在《原野》上发表；
赵素梅的数篇小说在《原野》杂志陆续发表，并引起了评论家的关注。最为可惜的是赵素梅，她师范毕业以后被保送进云南艺术学院学习声乐，从此再也没有见到她写的小说。
1989年7月，作为荒原文学社中坚力量的28班毕业了，荒原文学社也渐渐冷却下来了。骨干们都各奔前程去了，在文学梦中不愿醒来的也就剩下了洪耀辉。在一次文友聚会上，他对我说，我们能不能功成名就另当别论，但文学的滋润让我们受益终身。我深以为然。迪庆的作家和诗人们似乎胸无大志，没有人把文学当做名利的敲门砖，没有人为文学要死要活地折磨着。然而，现在想来没有给自己设立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这就是迪庆文学不能崛起的原因所在。范稳老师一再告诫迪庆的作者们：要刻苦、思考、锤炼，不要沉湎在小酒吧的感觉里。
1989年，迪庆州民族中学藏文教师邓主次里发起创办了《雪乡诗报》，一张32开的小报，全部手写。成员都是已经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大家心中藏着时代激流涌起的激情和酸涩的爱情。
邓主次里老师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现西南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学系，在大学期间就发表过诗作，还得过全国大学生诗歌比赛的奖项。他齐肩长发，脸上总是带着微笑。他有几个很要好的朋友，其中有几个说一口普通话的大学毕业生，都是文学爱好者，我现在记得的只有在迪庆州人保财险公司工作的小八（李雪松）和在州歌舞团工作的小赵（斯那吾吉），两人好读书，随口可以蹦出几句民国时期诗人和北岛、顾城的佳句。到了周末，一干人披着夕阳，沿着纳赤河溯源而上，又沿着奶子河缓缓而下，在四合的暮色里，站在河岸上看着静静流淌的河水，唱起改成藏语的《今夜月色》。回到某一人的宿舍，便一边喝酒一边听邓主次里老师谈诗歌。当时朦胧诗在迪庆年轻人中滥觞着，邓主次里老师挥起手臂，大声说：朦胧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然后端起酒碗仰脖一饮而尽，酒碗落桌便呼呼大睡过去了。
《雪乡诗报》出了两期我也毕业了，再过了两年邓主次里老师也英年早逝了。纳赤河畔被我们称作“青春地”的一块草地——那是我们弹吉他，唱流行歌曲，朗诵诗歌的地方，如今随着城市的扩建已经无迹可寻了。邓主次里老师的诗作《青果子》《永远的耶利亚》都是在这里写下的。
2005年，在昆明参加《边疆文学》笔会期间，李贵明、斯朗伦布、永基卓玛我们四人聊起当下云南诗歌，李贵明提议回去之后干他一个诗歌民刊，刊名就叫《回归》，大家纷纷响应。于是由卡瓦格博文化社挑起了办刊的担子。李贵明约来了几十个诗人的作品，当年年底就编辑出版了创刊号。李贵明亲自执笔写下了激情昂扬的创刊词。《回归》倡导的是在物欲横流的全球化时代里，坚守文化尊严，抵制裹挟冲击，用诗歌发出自己的声音，强调在生活现场建立自己的写作根据地。他的获得“骏马奖”的诗著《我的滇西》就是其诗歌理念实践的成果。办到第3期后，大家觉得应该向文化和思辩方面拓展，于是转向了综合性文化刊物。
藏族有悠久的母语文学传统，2012年，卡瓦格博文化社和扎西邓珠、旦正太、此称、斯那区登等双语作家创办民语刊物《回归》，出刊1期；
2017年，德钦县文联和迪庆双语作家共同创办母语文艺刊物《卡瓦格博》，出刊2期。
新千年后，写诗的李贵明、单增曲措、和欣（耶杰·次仁此姆）、安永鸿、扎西邓珠、旦正太、边扎、李志宏，写小说的央今拉姆、永基卓玛、吴孟璇、此称、陈红云、李文宇、单增曲珍、扎史农布，写散文又写诗的罗天诚、斯那俊登、斯那区登、那丽珍，写诗又写杂文的和大海，写长篇历史小说的史效轩呼儿嗨吆地冒了出来，再加上洪耀辉、殷著虹与早已名声大噪的查拉独几、泽旺仁增、杨增适、杨森、阿布司南、李承翰（人狼格）、王珍奇形成了迪庆文学的多彩之河。也有一些作家和诗人离开了“文坛”：李力能、泽仁旺堆、格桑朗杰、史义、彭跃辉、高宏张、衡汝、余卫红。他们的离去，是一种遗憾。就像阿布司南老师说的：“他们不再写作了，但他们的作品是迪庆文学的见证。对于迪庆这片沃土，文学绝对不能缺席！文学是良知和修行，大家且行且珍重吧。”迪庆作家和作品的出现和进步，得益于云南省作协，《边疆文学》《滇池》，于坚、范稳、雷平阳、潘灵、张庆国、鲁若迪基、雷杰龙、马艳琳、韩旭、周明全、田冯太、包倬、胡兴尚、王单单、胡正刚等老师的热心帮助和扶持。还有《西藏文学》和次仁罗布老师的助力。老师们每到迪庆，给迪庆的作者们热心的指导，每句话都是那么的推心置腹，让大家深受教益。次仁罗布和鲁若迪基两位老师还专门组稿迪庆作品，在《西藏文学》和《西部》杂志上进行推介。
在迪庆的文学前辈中，查拉独几老师是作品体量最大、成就斐然的一位前辈。他有和蔼可亲的一面。有次我们几个人文友去拜访他，他先在家里打酥油茶给我们喝，对我们每个人作了真诚而耐心的点评，然后在饭馆餐桌上对我们左一声老师右一声老师极不耐烦，大喝一声：叫大哥！于是我们改口叫他查大哥。他又有严厉的一面，2005年在迪庆报社组织的副刊作者座谈会上，他拍着桌子警告我们这帮年轻人不要荒废在应酬上，“好好静下心来看书，写东西！”散会后，我随他去丽江，他很温和地问我：“我说的话没有过分吧？”我赶忙说：“哪里啊，大哥所言极是，我们记住了。”他有些严肃地说：“说得轻巧。”过一会儿，他说：“我不是江湖大哥！如果你们真的热爱文学，就得认真点儿，我觉得你们知识不全面，沉淀不够，思考不够，还没有进入文学真正意义的层面，要是弄懂了文学是咋回事，那就好玩啦。”
如今，大哥已经驾鹤西归，作为文学道路上得到过他的教益的后辈，我心存愧疚。
2021年一场雪之后，迪庆文学界在香格里拉开了一次“迪庆文学创作座谈会”，在会上，王珍奇老师说：“我觉得我们文人还是要相轻哈，不要总是嘻嘻哈哈，乐乐呵呵的。”王珍奇老师是迪庆文人中最为特立独行的人，话锋犀利，不绕弯子，真诚而坦荡。他的杂文深受大家喜爱。他的语言，他的幽默和风趣，他的想象力，他厚实的文学根基，令人震撼。只不过王老师不喜到处投稿，自谑为“边缘人”。
迪庆文学界有一种大家自认为很好的风气，就是：文人不相轻。这跟迪庆这片土地养成的人文精神有关系吧。大家都非常珍惜缘分，认为缘分是人的生命里非常难得的机缘，因此会细心地去呵护它，不会去嫉妒别人，在人前人后相互拆台。李贵明得了“骏马奖”，大家高声欢呼，说他得奖实至名归。李贵明那时还在矿山上工作，每次出差出来，大家便要聚在一起，吃他一顿，又喝他一场。吃喝完了还不尽兴，还要跑到歌厅去唱歌。大家喝着、唱着、闹着，突然间，李贵明站起来让人关掉音响，身子有些摇晃地说：“那些歌不要唱了，不是我们唱的，我们就唱我们自己的民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歌嘛。”于是，发出悠长的歌声，歌声起起伏伏，布谷鸟在他的歌声里叫起来，春天被他召唤到我们的脑海里。歌还没唱完，央今拉姆咯、次仁此姆咯、永基卓玛咯、单增曲措咯等等一帮女的就尖叫起来，来，奖酒奖酒！李贵明不吃这一套，沉着脸，“歌还没唱完奖什么酒，克，坐起。”于是女士们回归原位，李贵明歌声再起，踏步而舞。
央今拉姆的小说得奖了，被《小说月报》选载了，大家都电话祝贺一下。
此称的作品走出去了，大家感到由衷地高兴，希望他能够走得更远。
是的，王珍奇老师说得对，迪庆文学确实缺乏一种奋斗和竞争精神。那就期盼着迪庆文学在智慧积累和精神塑造中不断争取突破吧！
此时，窗外传来一首民歌，嗓音高亢，辽远，裹着沙哑：
当雄鹰飞过的时候，
雪山已不再是从前的模样，
因为他那翅膀的阴影，
曾经抚过了石头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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