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地带”中的个人见证与反思——论普里莫·莱维的非虚构写作

张丽瑶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奥斯维辛无法被想象，见证是幸存者的责任，由此形成的见证文学在“非虚构”写作中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意大利犹太裔作家普里莫·莱维（1919—1987）作为一个幸存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接连完成《这是不是个人》（1947）、《休战》（1963）、《被淹没与被拯救的》（1986）等集中营回忆录，履行自己作为见证者的责任。作为大屠杀书写史中不可回避的作家，莱维在世界文坛享有盛誉，其作品均已译成英文。中国自2013年开始译介莱维的作品，到目前为止已翻译出版11部。与莱维享有的盛名相比，国内有关莱维的研究相对沉寂。学者的关注点多集中于莱维的创伤叙事，从不同的层面进行分析，如彭倩[1]认为莱维的创伤叙事具有两大主要特点：叙述语言的“闪回性”和意象的“强迫性重复”；
丁鹏飞[2]认为莱维凭借故事叙述形式、创伤修辞以及碎片式评论的“客观叙述”避开了情感的过度宣泄及理性对创伤的象征化缝合；
邵路鸣[3]从见证者自身的限度，以及见证书写所遭遇的“冷漠”回应两个层面呈现创伤记忆的见证书写所存在的伦理困境。

“非虚构”作为一种写作方式与写作体裁，有其特殊性与延展性。莱维的写作一直与对“非虚构”的思考交织在一起，该体裁不仅是莱维见证奥斯维辛的起点，也是其作品风格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拟从“非虚构”这一独特的文体形式出发，来探究莱维见证书写的独特性。

“灰色地带”（The Grey Zone）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等广泛使用的概念，意指“界限不明、不易归类、难以界定或处理的领域或形式”[4]①该解释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8版）中对应的词条是“grey area”，“area”与“zone”为同义词，两者都可用作名词表示“地区、区域”，而“zone”更强调具有某种区别特征而被划分出来的区域、地带。。与同一时期书写奥斯维辛的作家相比，莱维见证与反思的独特性在于他将“灰色地带”的概念应用于集中营里的施害者/受害者分析。莱维认为，集中营不是由纯粹的施害者和受害者组成的黑白两分的世界，这个世界中存在一个“与主/客两个阵营都有所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一个地带”[5]。他将那些进行了道德妥协、在某种程度上和纳粹合作的人都归到“灰色地带”之中——从从事清洁工或守夜人之类卑微劳动的囚犯，到充当“屠夫”“看守”的囚犯头头、劳动队长，再到被党卫军选中运营毒气室、焚尸炉的特遣队队员，都属于这个特殊的地带。新囚犯的第一个威胁、第一次侮辱、第一记耳光，往往并非来自党卫军的暴徒，而是来自他们处于“灰色地带”中的“同伴”。莱维注意到，这些处于“灰色地带”中的人占据幸存者中的多数，而最具有受害经验的底层受害者却早已进了焚尸炉。由此，莱维提出一个“悖论”：那些死亡的人才是最有资格作出见证的人，幸存者作为例外，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伪见证者。

莱维自己也曾是“灰色地带”的一员。莱维就读于都灵大学理学系化学专业，凭借其所长，他参加了集中营化工队的选拔考试，晋升为“专业技术人员”。进入实验室无疑是一项“特权”，留在温暖实验室干杂活不仅能熬过寒冷的冬天，还能获得额外的食物、新衬衣和短裤，也能偷到肥皂和汽油以换取所需之物。莱维曾向托斯卡纳小说家吉安·路易吉·皮巧丽供认过自己的罪行，即“他以某种方式与纳粹合作过，因为他们曾以他是一个工业化学家为由‘赦免’了他”[6]。莱维确信自己是无辜的，但却为自己生存下来感到羞愧和内疚——他因某项特权幸存下来，而别人却代他而死，“我活着，代价也许是另一个人的死去；
我活着，是取代了另一个人的位置；
我活着，便篡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存权，换言之，杀死了另一个人”[5]。除了这种“代替他人活下来”的羞愧感，莱维还因“缺乏人类团结精神”而感到自责。莱维自述，他曾在一个炎炎夏日找到半管蒸馏水，却只告诉了一个最亲近的朋友，“将自私延伸到你最亲近的人，在那遥远的时光中的一个朋友，一个可以恰当地称呼‘我们’的人”[5]，而当他们列队走回集中营的时候，却看到他们的伙伴身上沾满水泥灰尘，嘴唇干裂，眼睛冒火。莱维立刻感到自责，解放后更因这件事感到羞愧，“这迟到的羞耻是否合理呢？当时我无法确定，现在仍然无法确定，但我的确感到羞耻，而且这羞耻具体、沉重而持久”[5]。此外，莱维还察觉到一种“更广意的羞耻，世界的羞耻”——罪恶发生在所有人身边，没有人能摆脱，个体对不合理事件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也是一种罪恶。

为了摆脱奥斯维辛集中营经历所带来的创伤记忆的折磨及平复重新生而为人后产生的种种羞愧感，莱维在几十年的时间中不停地创作，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奥斯维辛三部曲”：《这是不是个人》《休战》《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其他著作如《缓刑时刻》《元素周期表》等也与集中营记忆密切相关。与用诗“建造空中坟墓”的保罗·策兰不同，莱维选择采用非虚构这一体裁梳理在集中营里11个月以及之后返回家乡的经历，并不断对这段历史做出反思。莱维的选择与写作时面临的境况及其想用写作达成的目的有关。莱维的第一本书《这是不是个人》完稿后在整个意大利只印行了2500册，并没有立刻引起关注，这时人们刚刚脱离纳粹阴影，不愿意重新面对可怖的灾难现场。而《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撰写时，正值历史修正主义思潮泛起。莱维看到“希特勒式的恐怖已经使德国人民归于怯懦”[5]，掌握着大屠杀秘密的多数德国人选择闭目塞听、缄口不言；
而许多见证了集中营暴行的“平民”作为潜在的见证者，因为有意地忽视和恐惧，也同样保持缄默。如何告诉更多的人集中营里发生过什么是莱维着力思考的问题，其写作的首要目的就是将信息传递给读者。因此，选择非虚构是适宜的，对莱维来说，“非虚构写作体现了一种不同的需求，一种对准确的、直接的信息的需求，无论是出于使用的目的还是出于对文化的一种与己无关的渴求”[7]。

对比而言，诗歌作为一种表达形式则不能满足莱维的写作需求。莱维欣赏策兰的诗歌，曾在自己的诗歌中引用策兰的句子①如莱维《基大利的歌》：“我们的兄弟已升上天空/穿过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的焚烧炉/他们在空中给自己掘一座坟墓”，化用了策兰《死亡赋格》中的句子：“他们在空中掘一座坟墓”。，也曾在编选文学选集《寻根》时把策兰的诗歌收入其中，但他不认可策兰的写作方式。纵然策兰这位在德军屠杀下奇迹般生还的犹太裔德国人的诗歌“映射出了他自身与他那一代人的晦暗”，但莱维还是认为这种表达“不是一种沟通，也不是一种语言，至多是一种黑暗的、被斩首的语言，正如同我们所有人在面临死亡时，一个独自赴死者的语言”[8]。这种极端晦涩、近乎封闭的语言是不利于交流的。对交流的渴望来源于集中营的经历，莱维曾在营地经历过语言的混乱，“人们被一种永恒的巴别塔所包围，在那里大家都用从未听到过的语言大喊着各种命令和威胁，谁一下子不明白其含义，就会倒霉”[9]，那些最先被“淘汰”的正是在语言方面处于劣势地位的人。莱维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中强调，他从来不喜欢“无法沟通”这个词，写作绝不应该用孤独的方式进行，也不能用混乱的方式进行。他认为语言越清晰人们彼此间的沟通就越有效，对彼此的作用也就越大，被记住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选择非虚构作为叙述的起点正是以交流为直接诉求。

不可否认的是，莱维的作品中也存在一些虚构成分，但他没有直接采用小说这一偏向虚构的形式进行写作。这与莱维当时面临的心理境况以及历史境况有关。莱维于1945年1月从集中营解放，10月回到祖国，1946年便开始撰写回忆录《这是不是个人》，并于1947年出版。创作时，一个无法压制的“我”要发出声音，莱维迫切地想告诉集中营外的人他经历了怎样的侮辱与损害。徐贲指出，见证叙述以第一人称“我”叙述真实经历，但这同一般小说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是不一样的，只有真实经历者本人才有权利这样说，“‘我’不只是一个方便的叙述角度，而且是一个对经验真实的承诺和宣称。这是一个别人无法代替的‘我’，一个非虚构的‘我’。这个‘我’是‘自传叙述’有别于‘虚构作品’的分界线”[10]。《这是不是个人》是莱维“重新为人”之后的第一声呐喊，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本书处于非虚构的界限之内，甚至刻意强调：“如若得补充说一句‘书中没有任何事实是虚构臆造的’，我觉得似乎多余。”[9]莱维之后的创作也证明，他具有讲故事的能力，但不具备完全虚构故事的能力。虽然莱维的虚构作品也广受好评，但最受关注、得到最多认可的却是他基于真实经历撰写的作品。莱维的传记作者伊恩·汤姆森也指出，小说《若非此时，何时》是莱维最差的作品，“莱维并非乔伊斯或卡夫卡这样的想象天才……莱维最好的作品来自他自己的经历”[6]。

现实具有不可辩驳的力量，当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事件超越想象力的边界，“每天发生的事情不断地混淆着现实与非现实、奇幻与事实之间的区别”[11]时，非虚构便不可避免地诞生了。奥斯维辛正处于现有历史书写模式、概念与想象的断裂之处。莱维关注的一直是奥斯维辛这座“地狱”本身，他断言：“如果我没有在奥斯维辛生活过，我很可能永远不会写出任何东西。我不会具有写作的动机和激励。”[12]以非虚构为起点，莱维以直面现实的决心和勇气让不可言说的灾难逐渐呈现出来。在长达几十年的写作过程中，莱维将非虚构这一体裁延伸，为“作见证”找到了合适的表达方式。

莱维的创作始于非虚构，但当他意识到其作品不可避免会出现虚构成分之后，不仅坦然承认虚构这一事实的存在，还有意将虚构与非虚构交织，建造出一种新的叙述空间。在建构叙述新空间的过程中，莱维不断对见证的“真实性”问题做出思考，以履行“作见证”的义务。徐贲指出，“作见证”与“是见证”不同，“是见证”的人曾身处灾难现场，幸存后即陷入沉默，是灾难的消极旁观者；
而“作见证”的人则是用文字、行动来讲述灾难，并把灾难保存在公共记忆中，是灾难的积极干预者。“从‘是见证’到‘作见证’，是一种主体意识、道德责任感和个人行动的质的转变”[10]。

莱维在奥斯维辛的编号为174517，这是集中营的“大号”。1945年1月刚重获自由的时候，他急切地向别人讲述在集中营发生的一切，这种讲述的需要“并不亚于人活着的其他基本需要”[9]，他处在一种“绝对的、病态的叙事压力”[13]之下。对处于这一阶段的莱维来说，在集中营中发生的一切是不容置疑、也是不应该质疑的，他没有对“真实性”的问题产生过思考。第一本回忆录《这是不是个人》对他来说完全是非虚构的。1962年，莱维开始撰写《休战》，他仍认为自己所写的都是真实的。在此书后附的《答读者问》中，有读者问莱维：“为什么你只讨论德国集中营，而不谈及苏联集中营呢？”他回答：

我只能见证我亲身经历和目睹的事情。我的书不是历史书籍。在撰写这些书籍时，我严格地将自己限制于只报道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而摒除我之后从书籍或报纸上读到的故事。比如，你会注意到我并不引用在奥斯维辛遭到屠杀的人数，也不描写毒气室和焚尸炉的细节。这是因为，我在集中营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些事情。我只是后来才了解它们，而在这时，全世界也同样知道了这些事情。[12]

事实上，汤姆森指出，《休战》也包含巨大的虚构成分。莱维在为SIVA工厂出差途中听到过一个故事：在法兰克福的一家老人院里住着一位老人，她在1938年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恳求他能停止战争。莱维将这个表现出非凡勇气的故事几乎原封不动地融入《休战》之中，但故事本身却并不是发生在“休战”途中的，这种挪用并不符合非虚构的创作原则。

到了70年代末，莱维开始正视其创作中存在的矛盾，思考何为“真实”。《这是不是个人》出版后，他至少去了130所学校为这本书进行演讲，但1979年，他在一篇围绕《扳手》的访谈中提到，“我已经决定不再接受任何这类邀请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我所写的是否真的是事实？”[7]同一年，莱维在另一次采访中也谈及这个问题，虚假的感觉让他焦虑，他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责任将三十五年前发生的事原原本本讲出来，“比如说，难道我不能为了自己的目的将它们进行轻微的改动，或者无中生有地虚构它们？”[7]这时莱维意识到了见证书写的矛盾性：写作究竟是为了记录事实还是为了进行启迪而讲故事？这两种写作目的之间有明显的差异。莱维坦然承认这是他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他仍在思考。

到80年代，莱维对真实性问题的思考逐渐获得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答案。在1981年的一篇采访中，记者问莱维：“你书中的人物永远都是真实的吗？或者可以说他们被你的内在视角重塑了？”他回答，不管一个作家多么努力保持客观，他笔下的任何一个人物不可能是完全真实或者完全虚构的，即使是一个历史作家或历史小说家也会在作品中留下自己的印记，人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被扭曲的，因为“修改和扭曲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人类的天性”[7]。在两本公认是自传性的作品中（《这是不是个人》与《休战》），莱维也确信自己重塑了书中的人物，即使这是一种无意识行为[7]。在《他人的行当》（1985）中，他这样看待自己的写作分类：“在二十五年习作生涯和半真半假的‘自传式写作’之后，有一天我决定跨过堤坝，罔顾当下小说究竟是生是死，其生存状况又如何的辩论，尝试着去创作一篇小说”[8]。这本小说指的是《若非此时，何时？》，在这部小说中莱维虚构了一支犹太人武装队伍在二战最后的时日从俄罗斯到意大利的游击战。值得注意的是，在莱维的论述中，半真半假的“自传式写作”与小说的写作是两种不同的模式，前者书写“看得到的东西”，而后者则书写“自创的东西”。从“书中没有任何事实是虚构臆造的”到“半真半假”，他对真实性的看法明显发生了转变。到了他的创造性自传《元素周期表》（1987）中，虚构的意图更加明显，虚构的运用也使得此书拥有了一种奇妙的混合风格。

莱维长达几十年的思考触及了“非虚构”写作的核心问题——真实性。为何莱维会对书写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这是因为就要见证的对象奥斯维辛来说，见证过程本身就存在一个难题。吉奥乔·阿甘本指出，在奥斯维辛的历史性研究中，发生了一种更深层面上的“事实和真相的不一致，确证和理解的不一致”[14]。幸存者急于解释他们看到的一切，但他们说出、写出的只能是并不等同于客观事实的真相，事实与见证之间存在一道本质的裂痕。而就“非虚构”写作本身来说，作者的主观性与文本中存在的虚构性是其无法绕开的两个方面。幸存者不是中立的第三方，他们因卷入事件而无法客观见证，写作过程也无法完全摒弃虚构手法。陶东风指出：“当我们说见证文学无法避免虚构的时候，我们的预设前提是：相比于虚构小说、抒情诗、抒情散文等整体雕构的作品，见证文学是非虚构的，也就是以作家的真实经历、经验等为基础的，在整体上它是非虚构的，只是其中无法避免虚构的元素而已。”[15]

但虚构手法的存在并不妨碍见证的力度。历史并没有为幸存者提供一种现成的叙述方式，为了打破沉默无语的困境，幸存者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方式作见证，在历史与小说之间开辟一个新的叙述空间。同是幸存者的凯尔泰斯·伊姆雷认为其《无命运的人生》不是自传，甚至也不是小说，但他还是虚构了一个叙述者久尔考来统筹讲述的材料，完成见证。伊姆雷希望通过这样的安排以达到特殊的目的，即“找到一种语言适用形式、一种中介，以便能使奥斯维辛作为一个过程、作为一个一步步实现的（从前因实际上是推导不出来的）事件显现出来”[16]。莱维强烈意识到在叙述和现实之间那种成问题的联合，但他申明“从内部和自身来说，每一种见证的行为都是有效的”[9]。如若对《这是不是个人》进行叙事学分析，可以使这种见证的有效性呈现出来。在该书中，莱维频繁地将第一人称单数“我”转变为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如“我们忍受着寒冷和饥渴之苦：每当火车靠站，我们都大声嚷嚷着要喝水，哪怕是给一把雪”[9]。在乔纳森·德鲁克看来，第一人称复数形式作为一种“包容性代词”，能够为那些被驱逐但再也没有回来的“被淹没的人”发声，如此句话中的复数主语“我们”就“作为一个可信的、权威的合唱传达了一种共同的身体匮乏体验，这种体验能够引起读者的同情和良知”，该主语“不再位于受害者中间，而是位于集中营外某个不确定但明显客观的位置”[17]。此外，莱维还多次将内聚焦视角转变为全知视角，写一种“假定”的情节。例如，他写自己在黑暗中聆听集中营的声音，听到的是“熟睡的人的呼吸和打呼噜声，磨着牙床。他们梦见自己在吃东西：这也是一种集体的梦，一种残忍的梦”[9]，而那些梦在每天晚上，在整个睡眠过程中，在每个人身上无休止地重复着。这种直接跳入其他人物内部呈现他们各自主观世界的叙述方式并不符合非虚构的写作要求，但按照希利斯·米勒的看法，这样的书写与建立“共同体的设想”有关，因为该设想通过叙事学的相关技巧假设 “共间体成员有一种类似心灵感应的能力，知道其他成员的感受和想法；
部分原因是因为你能假定你的邻居在特定情形中会像你一样感受和思考。”[18]

而主观性的存在也并不会减损非虚构写作的“真实性”。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指出，“历史”一词既包括过去发生的事情，也包括对这些事情的叙述。由此他认为，“历史这一名词联合了客观和主观的两方面。”[19]米勒在分析有关大屠杀的叙事时也认为，“任何有关大屠杀的叙事，都经过了选择和整理。……尽管事实仍为事实，但任何叙事行为都是对事实的构建。”[18]受害者凭借记忆写作，但经历创伤后的记忆不是完整的记忆，而是扭曲的、零碎的、断断续续的记忆，见证者必须重新构建才能形成连贯的叙述，这种想象的建构本身就具有虚构的特征。对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那一批“非虚构”见证文学作家来说，他们书写的真实性“归根结底总是一个人的真实”[20]。莱维要记录的不仅是犹太人遭到屠杀这个事实，更为重要的是，他要通过书写确认自己作为人的真实性——当一个渺小的“我”在一场群体性灭绝中经历过疑惑、丧失和重新获得之后，这个“我”需要发出声音来确证自己脆弱的生命还真切地存在于阳光之下。

总之，莱维一方面认为幸存者不能真正为其他受害者作证，另一方面又使受害者在他的书写中发出合声。通过将非虚构与虚构交织融合，莱维在自己的作品中建构出了一种新的叙述空间，在一定程度上绕开或搁置了他提出的“已经死亡的底层受害者才是真正的见证者”的悖论。非虚构与虚构交织融合后，莱维擅用的写作技巧以及自身的一些写作特质也逐渐显现出来。

在20世纪书写浩劫的作品中，出现了两类低劣的类型。一种作品为补救历史断裂的呼求而沦为了感伤主义的宣泄，如本杰明·维尔克米尔斯基的《童年断片——从1939到1948年》便被认为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情绪化处理”[20]。另一种作品低劣的原因是其作者因“例外命运”而产生虚荣，以致加入到无聊的竞争之中，1985年之后这类作品开始出现，“每个人都似乎向往并发现一种‘更为精彩的恐怖’”[20]。

受害者在见证大屠杀历史时，如何保持独立、冷静的叙述，以避免滑入感伤主义的宣泄以及无聊的竞争之中？克洛德·穆沙在他的见证文学批评集中引用了伊姆雷及沙拉莫夫所提出的“作品性”概念，由此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穆沙写道，沙拉莫夫经常批评见证苏联劳动营的人的“懒惰”，“他们以为‘见证者’的身份足以供他们自我维护，从未想到要使他们的见证达到‘作品’的高度。对沙拉莫夫来说，这个高度是必须的，因为只有它才能与他所经历的事情相配”[20]。陶东风针对“作品性”的概念做出分析，认为从经验到作品是“使情成体”的过程，在转化的过程中“文学技巧的操作不可避免”[21]，即使是最简单、只作为事实证据的报告，也会受到写作行为的限制。因此，可以认为文学性是作品性的内核，文学技巧的使用使受害者与其书写的对象保有一定的距离，并且通过“透露这种距离，挖掘这种距离”，使作品“远离那张由‘良好意愿’编织成的哀婉动人的网，始终保持独立和冷静”[20]。

莱维的作品不是干巴巴的客观叙述，他的回忆录、小说中有大量的人物、细节描写，这让他的见证得以达到作品的高度、文学的高度。莱维在访谈中也提及，虽然他是一个糟糕的意大利语文学的学生，但他还是在有意识地运用上学时习得的文学知识进行写作，如《这是不是个人》便“完全、彻头彻尾是文学性的”[7]。而《休战》于1963年获得意大利最高的文学奖斯特雷加奖也证明了他的文学才能，莱维称这是他“在文学世界一次活生生的体验”[7]。

反讽这一文学修辞的运用是使莱维的奥斯维辛书写具备“作品性”的重要条件。《这是不是个人》开篇就奠定了反讽的基调，“我幸亏在1944年才被押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9]。詹姆斯·伍德指出，在意大利语中，fortuna这个词有双关含义，既表示好运，也有命定意味[9]。晚进奥斯维辛意味着“好运”，但承担这种命运的必要性却是难以理解的。莱维因幸运才能在灾难中幸存下来，而在他之前被送进奥斯维辛的“小号”犹太人生还的几率却微乎其微。“幸运”无疑包含着对纳粹行为的批判和控诉。在集中营干活时，党卫军或“灰色地带”的“卡波”①卡波（Kapo）即集中营看守、监督其他囚犯的囚犯，他们听命于党卫队并享有一定的特权。往往会用暴力监督囚犯，而莱维却用一种近乎轻柔的语调描绘这种暴力，“另外一些人在我们抬起沉重的货物时，几近友好地鞭笞我们，伴随着鞭笞的却是劝告和鼓励，就如同赶车人鞭笞驯良的马匹似的”[9]。暴力成了“友好的鞭笞”，暴力带来的是“劝告和鼓励”，党卫军鞭打囚犯就如同人鞭打疲惫的牲畜。莱维的反讽冷静而精准，反讽的使用让他的文字蕴含着深刻的道德反抗。米勒认为，“对于奥斯维辛的书写，反讽是最恰当的叙述语言模式”[18]。反讽的叙述方式能让叙述者与被叙述事件保持距离，比起感伤或滥情的讲述，反讽能够让读者更为真实地看待这些事件。此外，反讽“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多层次性还能使文本形成一种时空并置结构，这种结构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会推迟读者理解文本，延长思考时间，以便让读者产生深切的感受。如此一来，反讽便“瓦解了读者不愿直接面对大屠杀的心理”[18]，达成与读者的交流。

除了使用文学修辞，莱维还在写作过程中有意锤炼文字，形成自己的风格。简洁和准确是莱维非虚构写作的两大特质，这种特质曾多次被莱维本人和评论家提及，构成其“作品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简洁、准确的追求与莱维化学家的身份密切相关。对莱维来说，化学所形成的“是种追求具体与简洁的精神习惯，也是种不把目光仅仅局限于事物表层的不灭热情”[8]。莱维在写《这是不是个人》前没有经过系统的写作训练，也没有写作经验，他所采取的风格是“那种工厂里常见的每周报告的形式：它必须非常准确，精炼，用一种让工业系统中不同层级的所有人都能理解的语言”[7]。在这本书开篇，莱维就用一连串的短句来描写他被法西斯保安队逮捕时的人生状态：“1943年12月13日我被法西斯保安人逮捕了，当时我二十四岁，阅历浅，不谙世事，法西斯当局四年的种族隔离政策迫使我几乎生活在一个与现实世界隔绝的天地里，导致我充满着笛卡尔式的幻想，跟男性朋友肝胆相照，跟女性朋友关系淡漠。我内心滋生着一种温和而又朦胧的叛逆感。”[9]托尼·朱特指出，莱维经由化学训练所形成的紧凑、简洁精炼的文风同浮华的、实验性的、句子错综复杂的写作相比，具有“中世纪素歌”的魅力[13]。

最能体现莱维对准确性追求的非虚构作品是写于1945年到1986年的一系列证词，这些证词被收录于 《这就是奥斯维辛：1945—1986年的证据》一书中。这些证词不仅展现出莱维独特的讲故事的能力，还体现出一种近乎工厂里每周生产报告的准确性。在《关于莫诺维茨犹太人集中营的医疗卫生机构的报告》一文中，莱维对集中营的“日常生活”进行了详尽描述：囚犯每周淋浴两三次，但分发的肥皂数量却很有限，“一个月就分给一块50克重的小肥皂，而且质量极差。那是一块长方形的东西，质地很硬，没有油脂，却含有很多沙子，使用时不起泡沫，极易碎裂，因此，洗完一两次淋浴后就完全耗尽”[22]。在这份报告中，莱维归纳了囚犯所患的几大最频繁的疾病及疾病的成因，他用科学的眼光平静审视集中营的环境，“正如我们所见，营地提供的食物从数量上来说，是大大低于人体的正常需要的。从质量上说，则缺乏两种成分：一是脂肪，……二是维生素”[22]。在《这是不是个人》中，莱维用细节密集地构建出在集中营死亡是如何发生的。“死亡往往是从鞋子开始的”[9]，不能弯曲的木鞋对大多数人来说像上刑的刑具，“行走没几个小时后，就会磨出令人疼痛的创伤，一旦发炎就是致命的”“脚伤疼痛，到哪都是最后一个到，到哪儿都得挨揍”[9]，囚犯的脚肿了就得上医务室，医生会诊断为“脚部肥大”，这是极端危险的，因为党卫军知道这种病无法治愈，病人会在“筛选”的日子被送往焚尸炉。

叙事的力量来源于实实在在的具体性，对莱维来说，准确、清晰还含有一层道德指向。曾有记者问莱维：“化学的一个魅力是否在于——恕我冒昧——它与生俱来就是反法西斯的？”莱维回答：“是的，确实如此。在我看来，它内在就是反法西斯的。”[7]纳粹德国套用现代工厂的运作模式以及高效的官僚体系，让科学沦为邪恶的帮凶，“虚假的社会‘科学’和种族决定的生物学成为种族主义哲学的基础”[23]，一种现代化的屠杀方式被发明出来。这种屠杀方式让所有的参与者免于思考——受害者在施害者面前总隔着中间人。利用这一层间隔的距离，“平庸之恶”发挥效用，施害者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行事，而不探究行为的原因、结果。莱维在《休战》中提到，在回家途中，他曾在俄罗斯见到过十几名被遗忘的德国战俘，他们的面容显得痛苦、茫然而疯狂。莱维对这些战俘做出分析：“他们习惯在纳粹当局的铁律中生存、活动和战斗。这铁律是他们的支柱和生计。一旦纳粹机器本身停止运转，他们便发现自身是软弱而毫无生气的”[12]。这些顺从的子民已经使自己沦为权力的得力工具，自身不具备一点力量。因此，莱维提倡在所有的大学科学教育工作者中间鼓励一种精确的道德意识：“我接受这个任务，但是我不接受那个。我会研究种新型抗生素，但我不会研究神经瓦斯。我会把自己的精力投入核聚变的研究，但我不会去研究中子弹。”[7]莱维还要求年轻的科学家必须去获悉他正在进行的研究的目的和用途，如果当科研的目标令他厌恶时，他应该拒绝为毁灭的力量服务。

穆沙指出，“那些遭受极权主义暴力的人的‘现时’，我们其实是无法真正进入的；
我们所能进入的只是诗本身”，但成型的作品拥有一种特殊的凝缩力，能用难以预想的形式“建造出一种半透明的萦回缠绕的结构，一座由空气铸成、悬于空中的坟”[20]，这座“空中的坟墓”能够将读者无法进入的、遭受极权主义暴力的人的“现时”呈现出来。因此，为苦难作见证不仅需要见证者对其他“被淹没的”受害者抱有责任心，还需要见证者拥有表述能力。幸存者的书写不能仅仅止步于素材的堆积，而是必须通过使用语言的力量、叙述的力量使经验成为作品，从更高的层次完成见证。莱维依靠叙述的艺术深入公众道德教育中，并将个人历史以作品的形式保存下来，其见证的“作品性”高度为见证书写提供了一个范例。对莱维来说，记忆是一份礼物，同时也是一份责任，他进行非虚构写作目的不仅在于提供信息，更在于要提供一种价值判断。有价值判断的读者应反思当下的问题与困境，并时刻思考日常行为的道德、正义与否。唯有引发更多人的思考，才更有可能阻挡灾难再次发生。

莱维的写作一直与对非虚构的思考交织在一起，他对非虚构的认知并非一成不变。在写作初期，莱维身处创伤记忆及“灰色地带”的折磨之中，一种“绝对的、病态的”叙事压力推动着他宣泄自己的经历，他急于通过写作与读者交流，使个人的经验性记忆变为重要的历史见证。此时在莱维的认知中，“非虚构”与“虚构”之间存在明显的界线。随着创作的不断丰富，莱维意识到自己的见证写作并非是对奥斯维辛事件的绝对再现，作家不可能完全真实、客观地将现实中的人物还原到文字中，叙述和现实之间存在一种成问题的联合。但他没有就此刻意避免虚构手法的使用，而是将虚构手法巧妙融入“非虚构”之中，并不断锤炼自己的叙述文字，将见证书写提升到作品的高度、文学的高度。莱维的写作从不同层次、角度深描处于历史断裂之处的事件，使个人记忆变为具有一定再生能力的跨代际集体记忆，最终将灾难保存在公共记忆中，实现了“作见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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