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幼儿母亲的母职困境与出路

陈鸿翔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教育科学学院，广东 茂名 525000)

“母职”一般认为是女性承担人类繁衍所产生的对母亲这一社会角色的担当与认同[1]。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母亲除了完成生物性的本能行为之外，还要实现社会文化的期望和规范，承担养育和教育的责任。无论是生育、养育还是教育，对于成为母亲的女性来说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意味着她必须从熟悉的世界中走出来，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2]194。婴幼儿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都处于极度依赖母亲的阶段，需要母亲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照料。因此，母亲作为婴幼儿的主要养育者，在抚育过程中无疑要接受很大的挑战。然而人们热衷于探讨母职在子女成长中的重要性，却鲜有人关注婴幼儿母亲的母职困境。在父权制社会的影响下，母职很大程度上被自然化了，女性在成为母亲和做母亲这个过程中经历的种种困难甚至被认为是理所应当承受的。社会政策、社区和工作单位也没有为婴幼儿母亲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持。近年来，有关“丧偶式育儿”“精细化育儿”的讨论盛行于大众媒体，相关研究也从育儿压力、职场和家庭冲突等视角对女性的母职实践展开了研究，但对婴幼儿母亲母职困境的关注仍然不足。鉴于此，本文从分析婴幼儿母亲的母职困境，并尝试对婴幼儿母亲母职困境的出路进行讨论。

在当今“科学育儿”文化下，女性承担相当多母职的今天，父职的缺席、工作与照顾孩子的两难境地、“密集母职”的文化操作和社会育儿支持的不足等都可能给婴幼儿母亲带来现实的母职困境。

(一)父职的缺席

养育子女是父母双方的责任，当前在婴幼儿家庭抚育中却出现了“重母职轻父职”和父亲参与度不足的现象。2016年《中国家庭发展报告》表明，在全国0—5岁儿童中，父亲参与儿童日常生活照料比例为13.80%，母亲是47.70%；
父亲参与儿童日常教育的比例为18.40%，母亲为54.20%[3]140。一项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调查结果中显示，在家庭婴幼儿照护中，父亲参与仅占17.80%，有超过一半(50.44%)的母亲与孩子每天互动2小时以上，而父亲这一比例仅有17.29%，超过1/5(22.57%)的父亲基本上没有时间和孩子有任何互动[4]。

家庭教育中父职缺席，一方面是受“男主外，女主内”传统观念的影响，这种传统观念导致很多男性参与育儿的意愿不强烈，他们觉得为家庭提供丰富的物质保障才是他们最重要的任务，而养育子女应该由女性来承担。另一方面是工作繁忙，能投入育儿的时间相对较少。父职的缺席让婴幼儿母亲经历着“丧偶式育儿”。“丧偶式育儿”是指在育儿过程中父亲显著缺席儿童日常教养职责的一种育儿方式[5]。在这样的育儿方式下，母亲承担主要育儿责任，包括喂养、洗澡、哄睡等日常照料和阅读、游戏、就医等陪伴行为，背负着繁重的育儿压力。而母亲不是仅凭本能、天性就会照顾孩子。在照顾与教养孩子的过程中需要学习与探索，需要经历母职的社会化历程[6]118-123。随着时代的变迁，育儿观念悄然转变，养娃不再是随便养。相比较上一代父母，“ 80后”“ 90后”的新生代母亲更加关注科学育儿，对孩子营养健康、认知发展、情感需求、社会交往等问题更加重视。她们自怀孕或孩子出生后就以最快的速度承担起母职，开始阅读育儿书籍、关注育儿微信公众号、听专家讲座，主动了解和学习育儿知识，当“学习型”妈妈。因此，母亲在婴幼儿抚育上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深刻体验着“当妈的不易”。而男性进入父亲的角色却比较慢，甚至在孩子出生后生活如初，成为婴幼儿抚育的旁观者。父亲在婴幼儿抚育中当“甩手掌柜”的做法必然会加重婴幼儿母亲的负担，还可能影响夫妻关系，降低婚姻满意度。此外，父职的缺席可能使得(外)祖父母更多地介入婴幼儿的抚育，他们容易溺爱孩子，也可能会干涉母亲的教育，母亲与长辈育儿理念的分歧也会加剧婴幼儿母亲的母职困境。

(二)工作与母职的冲突

对于在职婴幼儿母亲来说，工作常与履行母职产生冲突。首先是时间的匮乏。她们白天兢兢业业工作，晚上陪伴照顾孩子，每天都匆匆忙忙。严重的时间压迫感使她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倍感疲劳。同时由于工作无暇陪伴孩子，而照顾孩子又影响了工作的有效完成，这种顾此失彼的状态让她们感到困扰并为此内疚。尤其孩子生病时，在职婴幼儿母亲更是分身乏术，恨不得有“三头六臂”来兼顾工作和母职。其次是身心劳累。在职婴幼儿母亲既想追求事业的进步，实现自我价值，又想兼顾母职，照顾好孩子，但时间精力有限，一旦做不好，就极易产生焦虑和压力。尤其是婴幼儿的照料较为特殊，需要母亲更多的时间和情感投入。虽然她们尽力应对着工作与育儿的双重挑战，但是也容易付出身心健康受损的代价。0—3岁婴幼儿母亲育儿压力的调查发现，60.47%的母亲反应养育孩子让其经常感到疲劳，56.39%的母亲因为睡眠欠佳而产生负面情绪[7]。有研究指出，母亲选择退出职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来自工作与照顾孩子的双重、过大压力[8]。除此之外，婴幼儿母亲在产假结束回到职场后还有可能面临工作的变动、升职机会的错失甚至事业的滑铁卢式等“母职惩罚”。很多母亲在照料孩子和工作中矛盾挣扎，在衡量兼顾两者的困难后，被迫辞去原来的工作，改换为从事时间较自由的工作来协调工作和育儿的两难。也有母亲因为工作与母职的冲突放弃生育二胎，而这种放弃又可能与家庭的生育需求矛盾，从而陷于更为纠结的境地[3]133-134。甚至还有母亲因为对孩子照顾品质的要求，使得她们可能不信任老人或保姆对孩子的照料，从而产生一种“我作为母亲才是孩子理想的照顾者”的信仰[6]118-123，这种信仰让她们放弃工作，选择回归家庭当全职母亲，亲自照顾孩子，但是回归家庭后难免遭遇母职与自我身份认同的矛盾。

(三)“密集母职”的文化枷锁

当今“密集母职”的母职形态加剧了婴幼儿母亲的困境。“密集母职”的概念最早由莎伦·海斯(Sharon Hays)提出来，是指母亲应该完全以孩子为中心，全心全意照顾孩子，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越多越好。“密集母职”强调母亲是孩子理想的照顾者，母亲的责任是不可替代的[9]64-65。母职密集化对母职的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母亲不仅要付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同时在情感上要高度投入，并且要努力学习各种育儿知识和技能。这种密集母职的育儿文化暗示母亲首先要满足孩子身心发展的需求，自己的需求先搁置脑后或放弃。就如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tchie)所说，人们设想的母亲是一个整天围着孩子打转，时刻以孩子为中心的人[2]4。这种以孩子为中心的教养方式需要母亲付出相当多的精力。母亲自孩子出生开始，就要牺牲社交和发展个人兴趣的时间，全心全力地参与孩子生活的细枝末节，计划安排孩子的活动。受“密集母职”的影响，母亲不仅在时间上要多陪伴孩子，在教育的责任上也扩大了母职的权重[9]64-65。在孩子的教育上，母亲像“经纪人”一样经营孩子，比如她们要亲自收集和整合教育资源，为孩子规划个性化的学习路线，呈现出一种“教育经纪人”的现象[10]。因此，母亲会不自觉地焦虑，在孩子的教育上想拼命地往前赶，用成人的节奏去带动孩子。

这种全心投入于孩子抚育的母职实践使得婴幼儿母亲要面对的不只是自身需求的牺牲，还有家人和社会对理想母职的期待，这可能导致对母职实践的“道德压迫”。“好母亲”的身份建构使得婴幼儿教育的成败成为母亲的责任。一旦孩子出现问题，母亲往往首当其冲，被指责为照顾不当或教育不当。母亲只能不断努力学习并小心翼翼地实践“称职的妈妈”，生怕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出现闪失。母亲实践“密集式母职”与否也成为评价她是否是好母亲的标准。深受社会文化的建构和影响，这种母职标准甚至成为女性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她们也会通过“密集母职”的育儿文化检视自身的母职经验。比如她们会反思是否是自己的失职导致孩子出现问题。但是，能否达成社会对理想母职的期待与密集的母职往往使得母亲在育儿过程中出现不安、内疚与焦虑情感，给母亲带来巨大“精神负载”[11]74-75。

(四)社会育儿支持的不足

随着儿童抚育私人化，照料婴幼儿被视为家庭的职责，但这并不意味着养育婴幼儿凭母亲一己之力或者仅靠家庭内部的支持就能做好，育儿需要全社会的支持。然而，婴幼儿母亲在育儿过程中，获得来自于托幼机构、医疗机构等提供的社会支持十分有限，接受的信息支持也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婴幼儿公共托育服务供不应求，服务质量不高。上海0—3岁婴幼儿家庭调查表明：51.40%的家庭有入托需求[12]，而且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家长对托育服务的需求在不断增加[13]。特别是孩子1岁后，家长不再满足于由老人或保姆简单“看护”和“带孩子”，希望寻找适宜的托育机构[14]8-9。孩子到了24—36 个月，有近一半的家长希望孩子进入集体性托育机构学习[15]。基于全国 13个城市青年父母婴幼儿照护支持与养育压力的调查研究发现，3岁以下婴幼儿的主要照护者中，97.40%的婴幼儿接受的是家庭式照护，托育服务占比仅2.60%。超过半数的青年父母表示，送孩子入托面临困难。在择托难的原因中，超过半数父母表示由于“优质托育机构资源少”而不愿意让孩子入托[16]。可见，公共托育服务的不足和托育服务水平的参差不齐，使得婴幼儿母亲望而生畏，母职压力也随之增加，这也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全职妈妈的出现。第二，社区婴幼儿医疗保健服务薄弱。婴幼儿对疾病的抵抗力比较弱，带孩子看医生也成了母亲养育过程中的重要事件。然而，很多社区医院的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相对薄弱，甚至有些社区医院未设儿科，大医院儿科诊室人满为患。母亲对社区卫生机构儿童医疗保健服务质量的不信任，深化了婴幼儿“看诊难”的问题。第三，育儿信息良莠不齐。很多婴幼儿母亲会利用碎片化时间从网站、公众号和APP获取育儿信息。例如，56.20%的受访新手妈妈会频繁关注媒体上的育儿相关信息[11]31-32。但是，目前很多育儿自媒体信息鱼龙混杂，缺乏专业性和指导性。年轻母亲面对纷杂的育儿信息难辨真伪，甚至被误导。比如，一年多前发生的一名新手母亲因听信“付费睡眠引导群”的指导，训练出生3个月的女婴趴着睡，导致孩子窒息死亡，这就是母亲被育儿伪科学信息误导，造成的悲剧。

(一)父亲积极参与育儿，充分发挥父职功能

在婴幼儿的抚育过程中，父亲和母亲各自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母亲倾向于照料孩子的日常生活，而父亲是孩子的重要游戏伙伴，更多地与孩子一起探索外部世界，在儿童发展的某些方面甚至起着比母亲更重要的作用[3]138-139。这意味着父亲在婴幼儿的养育中是一种重要的力量。所以在家庭中，父亲跟母亲一样，都应该拉着孩子的手，陪伴孩子成长。在养育上父母应相互支持，合理分工养育责任，做到“协同养育”[17]。

因此，婴幼儿父亲要转变传统观念，建立平等、去性别化的育儿分工理念，与母亲共同承担育儿责任。第一，学会平衡工作与家庭。父亲积极主动参与孩子的教育，为孩子提供更多的日常陪伴，而不是以忙于工作或者不懂得怎么陪孩子玩为由，将抚育的重担完全推给孩子的母亲。父亲在与孩子相处过程中不仅能体验到作为父亲的乐趣和体会到为人母的艰辛，也能让自己变得更有担当，更有责任心。第二，及时转化身份角色，学会做爸爸。很多父亲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受父亲照顾的亲身体验，不懂得如何做好父亲，照料婴幼儿的日常让他们无所适从，理所当然地将这一责任推给母亲和祖辈家长。为此，父亲在孩子出生后要及时从为人子的身份转换过来，主动学习和探索育儿技能，提高自己的育儿参与度。同时母亲也要相信父亲的育儿能力，少干扰父亲育儿，少指责父亲照顾孩子粗枝大叶，以免他们推脱育儿责任，多鼓励和支持父亲的男性化育儿，为他们实践父职提供更多空间。第三，男性育儿假和陪产假等支持性政策的完善也能为婴幼儿父亲参与育儿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鼓励父亲更多地参与婴幼儿的抚育。当父亲自身认同和家庭各成员、国家政策都给予支持时，参与育儿的婴幼儿父亲才会越来越多。根据家庭系统理论，家庭系统中的各子系统之间彼此互相影响。父亲积极参与婴幼儿抚育，主动分担育儿的责任，除了行动上支持母亲，也为母亲提供了心理支持，还能提高母亲的婚姻满意度。所以，父亲育儿参与度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不但能缓解母亲的母职困境，还有助于家庭幸福。

(二)母亲工作育儿合理划界，高质量陪伴孩子

工作和母亲身份的并存给在职婴幼儿母亲带来困扰，所以要通过维持合理的工作育儿边界和高质量陪伴来降低工作育儿冲突。第一，维持合理的工作育儿边界。首先需要母亲适当降低职场发展要求来照料孩子，同时也要降低对母亲角色的过度要求，让工作和育儿趋于平衡[18]。也就是在工作上做适度让步，育儿上不追求做满分妈妈。其次，设立时间边界，将工作时间和陪孩子的时间区分开，让工作归工作，育儿归育儿。上班时间集中精力，尽可能高效完成工作，育儿时专心陪伴孩子，做到高质量有效陪伴。有的妈妈一边抱怨时间太少，一边在陪伴孩子时却不专心，将”陪伴”简单等同于“陪着”。比如，陪伴孩子阅读或玩游戏时，眼睛却盯着手机屏幕聊微信，孩子也能感受到妈妈的心不在焉。第二，在职婴幼儿母亲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高质量的亲子陪伴。一方面，母亲做到全身心投入与孩子的交往。母亲在陪伴孩子时，要放下手中的事务和工作，以放松、愉快的状态全心全意陪伴孩子。每天或每周可以固定一个时间段心无旁骛地和孩子互动，比如每天晚上睡前半小时和孩子进行亲子阅读或者每周末抽出半天或一天时间专心陪孩子玩耍，跟孩子共同完成一件事情。妈妈的专注陪伴可以向孩子传达妈妈喜欢和你在一起的信息。孩子也能真切地感受到妈妈积极地关注着自己、陪伴自己，而不是敷衍和应付自己。另一方面，可以建立深切的母子情感联结，增进孩子“情感账户”的存款。母亲可以通过生活中的仪式感，让孩子获得被爱的满足感。比如，每天上班前和孩子拥抱道别，每天睡前和孩子互道晚安。还可以精心准备孩子的生日，表达对孩子满满的爱。出差之前可以提前制作小惊喜让孩子每天打开看，尽量保持每天和孩子沟通，出差回来后给孩子准备一个小礼物。通过这些简单的仪式，往孩子的情感账户里存钱，和孩子建立起亲密感和安全感，会让孩子觉得自己是被重视的。母亲和孩子的情感储蓄越多，孩子安全感越足，母子的情感连接就越深，当母亲不在场时孩子也越容易适应。

(三)反思“密集母职”文化，做恰到好处的母亲

“密集母职”的文化操作不仅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也给母亲带来很大压力。处于这种育儿文化的母亲试图全身心投入孩子的抚育，时刻担心孩子的状态。一方面挤压了孩子自由成长的空间，不利于孩子成长。婴幼儿需要母亲关注，也需要有机会去发展自己的能力。比如他们可能想要驻足许久、不受打扰地观察路边的蚂蚁，也可能想要安静地用积木拼搭一个城堡或者集中注意力进行攀爬。但母亲的各种说教和担心，想要控制孩子的心理作祟，抹杀了孩子发展自我和独立的机会，孩子也会容易因此失去自己的判断力。另一方面母亲容易被焦虑和疲惫包裹。母亲无微不至地关注孩子，很容易将人生希望更多地寄托在孩子身上，从而对孩子过于严苛或追求完美。一旦孩子达不到要求或在某些方面不如别人家的孩子，她们会变得更加焦虑。而母亲的焦虑情绪很容易传递给孩子，让孩子的身心健康也因此受到影响。

虽然孩子在婴幼儿时期，母亲的作用不可替代，但并不意味着母亲要一个人扛起育儿的重任。母亲要学会跳出“密集母职”的文化枷锁，做一个恰到好处的母亲。首先，母亲需要放松下来，关注自我。当母亲能够从孩子之外的事物中汲取能量滋养自己，才会留出足够的空间让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成长，才会有力量完成母爱的分离。所以母亲可以采取“延展母职”策略，借助于团队式养育，成为孩子养育的全局掌控者[19]。在这个过程中，母亲不必事事亲力亲为，可以将部分养育工作交给他人，给自己留一些自由支配的时间，学习或参加社交，满足自己的真实需求之后才能养育更健康的孩子。其次，母亲可以给孩子设定边界。也就是既不过度保护和干涉，让孩子有一定的自由去发挥他们的想法，尊重他们的自由选择，同时父母保有自己的要求[20]156。界限感的建立会让孩子觉得自由，他们有了自由才能发展出健康的自我，才不会被母爱所束缚。母亲要做的是给婴幼儿提供足够的安全感和足够的爱，让孩子知道始终有一个接纳他们的稳固安全基地，他们也会更加乐意去探索和挑战。母亲适度放手但是又不完全放任，孩子越界还是要及时制止，坚定说出自己的要求，让孩子清楚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因此，在母职实践的路上，母亲可以适当地做减法，松弛有度，既成全孩子，也成全自己。

(四)完善公共托育服务，加大社会育儿支持

社会育儿支持能够有效缓解婴幼儿母亲的母职困境。第一，政府构建完备的公共托育服务体系，帮助婴幼儿母亲缓解母职压力。一方面，发展优质、多样化的托育服务，让家长“幼有所托、幼有所育”。政府要明确主导责任，引导和支持多方参与，建立多主体、灵活多样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供给体系[14]，增加不同类型婴幼儿托育服务的供给，满足不同家庭需求。尤其可以挖掘社区资源，将0—3岁婴幼儿托育纳入社区服务体系[14]，依托社区的资源提供“月托”“日托”和“时托”的托育服务，在母亲遇到困难时提供临时照料，减轻母亲的母职压力。在社区可以鼓励家长组织家庭间的教育交流活动以及组织共享教育资源和图书漂流活动，以此优化社区育儿文化环境[21]。同时，增加普惠性托育服务的供给。当前大多托育机构的收费昂贵，普通家庭难以承受，应着力发展普惠性婴幼儿托育教育服务体系，缓解广大育龄与年轻夫妇在选择婴幼儿托育服务中的经济压力[22]。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强对托育机构的监督与管理。当前托育机构不仅缺口大，在服务标准、监督监管和师资准入等方面都亟待规范。政府需明确托育服务的责任主体，完善托育服务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有关部门对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的管理和监督，制定并规范托育教师的职业准入标准和托育机构的环境卫生标准，健全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安全管理制度，以此保障婴幼儿的安全健康和照料质量。此外，加快婴幼儿照护相关人才的培养。高校或职业院校应加强早教专业的建设，推进“1+X”幼儿照护证书的试点和考核工作，在高校和职业院校落实“课政融通”的培养机制，重视学生理论知识和实操能力的培养，提高托育机构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从而确保托育机构师资的专业性，也让婴幼儿母亲能放心托育。

第二，多方渠道共同参与、互助协作，构建家庭育儿社会支持体系[23]，给母亲母职实践提供有效支持。一方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和当地妇幼保健院合作，在社区服务中心设立儿科门诊，提供婴幼儿诊疗和保健服务。妇幼保健院定期派医生到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坐诊，让孩子在社区内就能够就诊。另一方面，优化网络育儿信息传播管理，提供科学有效的育儿信息支持。很多网站、育儿APP和微信公众号的育儿资讯铺天盖地，良莠不齐，令人眼花缭乱，母亲想要获取有效的育儿信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甄别和筛选。因此有必要构建权威、专业化的育儿信息传播媒介，传播科学、可靠的育儿信息。此外，高校心理学、幼儿教育和家庭教育专业的教授可以开展育儿讲座，发挥专家的“智囊”作用，提供科学教养的理念和知识，给婴幼儿母亲提供有效建议和专业化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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