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料库的当代中国职业教育公共话语与形象建构研究
时间：2023-04-09 11:50: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赵雪倩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天津 300350)
形象研究在当今人文社科领域成为关注热点，强调“通过对存在客体的描述，制造形象的个体或群体，显示其置身位置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空间”。
形象是在各类话语的互动中不断建构、动态发展的结果。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各类机构主体和个体网民都可以成为各层级社会场域中话语的深度参与者，并深刻影响着人类的认知、判断，甚至建构了社会基本的价值取向，对客观主体的形象产生深刻影响。当代中国的职业教育形象在宏观上关系到我国职业教育的政策力度，关乎我国职业教育的长远发展；
在微观上与学子、家长和社会的教育信心密切相关，关系到各职业院校的自身声誉与发展方向。
(一)话语与公共话语
话语不同于语言，是“特定历史和文化关系中人们运用语言及其它手段和渠道所进行的具有某种目的和效果的社会交往活动”。因此，话语被认为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不仅可以“描写、分析、解释社会现象，也可以建立、维护和改变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结构。”话语具有显著的建构性，一方面源自社会现象与社会认知的表征，建构了言说对象的主题，定义了人类认知的客观世界；
另一方面又被社会群体和社会规范所约束，构成了彼此之间动态的建构关系。
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定义为“内容、观点的交往网络”，强调信息和观点的集合，且以实践表达方式得以建构，所言说的信息通过话语得以嵌入。公共空间形成的公共话语在汇聚和建构公共领域信息的同时塑造了公共领域内部成员的认知。因此，公共话语被认为是公众通过公开媒介可触及的话语及话语体系。信息技术驱动下的公共话语来源广泛，可以是传统单向度传播媒介的话语集合，也可以是由大量互动组成的新媒介话语。将公共话语界定为通过公开媒介平台向公众表达的、且可以由公众自由参与的话语及话语体系。
(二)话语与我国的教育形象
以话语为切入点的我国教育形象研究主要分为“他塑”和“自塑”两大视角。这些研究关注不同国别进行实证分析，收集英国与澳大利亚媒体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历时话语，探究媒体话语的中国高等教育“他塑”形象；
也有学者勾勒出当代中国职教形象的面貌，提出职教形象建设的可研究视角，将视角转向关注我国权威媒体《人民日报》，根据历时话语考察多维度的职教形象，阐释话语文本中的各类成分如何利用语言功能帮助建立“自塑”形象。近年，实证研究的视角拓展至更广阔的公共话语空间，关注特定教育领域的群体形象，探究幼儿园教师和中小学教师公共话语中的形象系统；
也有从社会热点事件出发，提出教育危机事件话语建构路径和网络对话逻辑；
探讨教育事件与教育形象在个体话语场域与公共话语场域表达的动态建构过程。其中，也不乏对负面教育新闻的关注，反思教育形象建构的话语逻辑；
也有学者聚焦新媒体平台，收集高校自媒体官方账号的话语，探讨web2.0技术带给教育机构塑造自身形象的话语策略。
专注于教育形象的研究成果丰厚，但对职业教育这一特定教育类型的形象关注不够多；
对时下职业教育形象的实然状态与其应然探讨结合不够深入；
语料来源不够多样丰富，多数研究仍以单一的传统媒体或官媒话语为分析对象，对新兴媒介内的公共意见关注不足。
(一)数据来源
公共话语来源广泛，所涉媒介平台繁多，网络媒体数据覆盖面甚广、数据更新极快，语料无法穷尽全部，因此研究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作为语料(为保证数据的时间一致性，话语在一日内收取完成)。主要从门户新闻网站、报纸期刊、微博和知乎采集数据，来源平台覆盖传统媒体和交互性强、使用广泛的自媒体。我们聚焦2020全年，以“职业教育”为关键词，收集百度搜索排行关注前10位的新闻；
在CNKI的《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数据库收集下载量前10位的文章；
在微博上摘取三个粉丝数过千万的自媒体的新闻讯息；
最后在知乎的“职业教育”专栏采集获得网友点赞数量前10位的高赞回答。最终得到语料49份，总计75,377字。
其中，门户新闻网站主要关注国家、省市的政府新闻网站和其它官方媒体；
报纸期刊的作者主要是专业学者，也具有权威性；
微博自媒体则指粉丝超千万的认证账号，这种基于用户关系进行信息分享、获取简短实时信息的社交形式，通过多终端接入，是当今移动交互时代大众信息传播最快速的通道之一；
知乎是近年中文互联网出现的高质量的问答社区，用户通过分享答案建构开放式互联网“社区”内的话语，用户群体中学生的比例较高。
(二)研究方法
结合研究问题与数据规模的特征，采用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进行质性分析，同时辅以语料库软件读取数据的量性指标。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传播信息的显性内容进行客观、系统的描述方法。在确定研究问题、界定研究主体、选定研究样本后，再进行具体的拆分定义分析单位，并对不同分析单位进行编码和数据统计。话语分析法则依照Van Dick提出的语义结构研究框架，对选取的典型语料进行语义结构的拆分，对文本措辞和文本语境进行描写和分析，并考察文本信息如何作用于社会实践，传播话语主体的意识形态。通过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当代中国公共话语在哪些维度构建了怎样的中国职业教育形象？(2)这些形象是如何通过话语被构建的？(3)形象在不同维度的差异与话语来源是否具有关联？不同话语策略的使用对形象的构建产生了哪些影响？(4)如何使用话语策略在公共话语空间内建构客观、完整的职业教育形象？
(一)语料概述
研究将语料的图片、采编来源等信息剔除后，保留正文部分。首先用中国传媒大学的传媒语言语料库分词标注系统CUCBst对语料进行分词，然后使用语料分析软件Antconc3.5.9进行词频、索引行、搭配分析等统计。在剔除虚词等无实际意义的词后，得出四个媒体平台前15位高频词如表1所示。
表1 四个平台语料的高频词统计
第一，语料分析软件生成的高频词，可以帮助研究了解话语的主要所言之事。cnki报纸检索和门户新闻网站的高频词从内容和排位上具有高度一致性，而微博和知乎的高频词均与前两类有所不同。第二，为了证实高频词所指内容是否具有趋近性，我们利用索引行对高频词逐一进行语境内的检索，结果证实了上述结论。第三，利用语篇倾向性的统计系统CUCsas辨别语义倾向，由两名研究人员进行人工复核，结果证明不同平台来源的语义倾向性差异明显：cnki报纸检索和门户新闻几乎由正面话语占据，负面语义倾向极少；
微博语料中三种倾向的报道较为平均，正向略多；
而知乎上的负面话语约高达60%(如图1所示)。由此可见，不同平台的话语所呈现的职业教育形象可能出现较大差异。
图1 四个平台语料的报道倾向性
基于语料的整体概览，我们将四个媒体平台的语料划为传统媒体、微博自媒体和知乎自媒体三大类，并依照前期设定的研究框架对语料进行内容和文本的挖掘，深层次考察不同媒体平台建构的职业教育形象。
(二)传统媒体的职业教育形象与话语建构
1.传统媒体的职业教育形象
(1)助推经济发展的形象：职业教育的技能和产业属性有别于普通高等教育，是职业教育最为突出的特点，这一特殊属性在传统媒体所塑造的助推国家经济发展形象中表现明显。职业教育形象一方面展现出它在国家层面，为配合中国辽阔土地上各类产业结构的需求所做出的技能培养实践和完善乡村劳动力结构的积极形象；
另一方面，也被塑造成关注各地方产业结构和示范区的特征，探索进行具有地方特色的实践者形象。
(2)践行教育改革的形象：教育改革实践的形象在传统媒体构建的形象中最为突出。教育的内涵与改革发展理路是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主体的内核，中国职业教育在此呈现了在教师、教材、教法、体制、体系、制度上主动探索的形象。此形象勾勒下的我国职业教育注重提升高质量、培育优质的教育资源，善于通过制定长期和短期的规划完成职业教育的各项改革目标。同时，职业教育的改革形象还配合经济发展的需求，探讨更合理的教育结构应如何置于我国教育体系中，以求为更多受众提供更加有实践经验的技能型人才。
(3)拓展国际发展的形象：传统媒体话语建构中国职业教育与国际连接的形象主要分为“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维度。“引进来”的国际发展形象维度，德国的案例最为突出，在中国职业教育探讨自身提升空间和改进方向时被大量深度剖析。这类语篇虽为对“他者”的形象描绘，但从中折射出中国职业教育积极向外探求的积极“学习者”形象；
在“走出去”的维度上，我们也看到话语构建出的中国职业教育以“鲁班工坊” “中国制造”为背景，显现出对“一带一路”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和职业教育体系培养的积极“输出者”形象。
2.传统媒体职业教育形象的话语建构过程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所见所闻被诉诸语言进行表述的过程可以被认为是及物性系统下的六大过程。如何选择及物性系统的不同过程设置，不仅取决于说话者的目的，也蕴含着特定的意识形态。我们发现传统媒体在话语建构形象时呈现明显的及物性，以下三类过程小句占据了绝大多数：
(1)物质过程：描述所做的具体事情，强调动作、目标和环境的发生过程。传统媒体使用“发展”“培养”“落实”“实践”等大量具有积极能动性的动词，向大众展示了我国权威机构层面对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心和态度，通过图景式的构建向外界展示了当今我国职业教育的真实情况。物质过程小句是传统媒体形象建构过程的主要话语特征，是一种赋予形象较为客观、理性的描写性话语建构方式，是典型的自上而下建构官方形象的实例。
(2)关系过程：主要反映事物之间的关系，将外部世界“再现”为原始状态，具有对事物的归属与识别做出分类的功能。语料分析软件的量性统计显示，“是”“意味着”“应(为)”等无具体实际动作含义的高频词频现语料。这类标定事物之间关系属性的判断性动词，凸显出说话者对事实所持有的确定性态度和做出的无变化的话语认定，是话语实践中对各维度形象建构的权威式呈现。
(3)言语过程：通过话语交流信息的过程被称为言语过程。在此过程，说话者可以用话语互动直接表达情感，也可以通过引征环境、范围和受话者等要素进行表述，证明自己的观点。传统媒体的报道里，言语过程最突出的表现即通过引用国家各级机构发布的官方文件的相关条文，或直接嵌入教育学词条式的释义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地位、功能、发展方向等进行学术性的权威阐释，言语过程所建构的形象因此呈现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威效果。
(三)微博自媒体的职业教育形象与话语建构
1.微博自媒体的职业教育形象
(1) 培训技能的职业教育形象：微博平台将话语呈现的目光投向鼓励下岗职工、退役军人和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和学历教育，并对接受技能培训后的就业前景与补贴福利进行详尽的报道，或用“家政专业”等具体案例以细描式的刻画将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的优势展现于前，塑造了职业教育的中心形象——提供技能培养的平台。需要注意的是，在吸纳生源的同时，社会上出现的“冒充职业学校虚假招生” “职业教育扩招引争议”等现实社会问题也被微博报道，职业教育在呈现其扩大化、社会化形象的同时，也被蒙上了一层负面阴影，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职业教育在大众认知中“社会地位次等化” “质量堪忧”的形象。
(2)尝试改革的职业教育形象：微博话语的职业教育形象着眼于从具体的社会热点事件出发，如“填报高考志愿” “成人高考是否将成为历史” “今后是否设置副学士”等社会广大群体普遍关心的关键性事件，自媒体在引入这类事件后将社会关心的具体问题和官方的针对性回复一一展现，塑造了一个探索职业教育培养通道、尝试根据社会需求改革现有职业教育培养模式的形象。
(3)宣传国际理念的职业教育形象：与传统媒体在职业教育国际化维度上呈现的权威形象不同，微博话语对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刻画主要从宏观整体身份的建构维度走向了大众化的视角，通过对法国、德国等国家教育体系、职业教育学习体系脉络的刻画，讲述外国在中国推广职业教育的案例，向广大微博用户塑造了积极推广职业教育理念、提供职业教育国际化视角的“讲述者”形象。
2.微博自媒体职业教育形象的话语建构过程
互文理论认为任何文本都是在它以前文本的遗迹或者其他文本的影响下镶嵌而成，它强调文本间的动态交织过程和文本间互为联动的关系；
互文性的结构分析不仅指表层结构的互构，还致力于挖掘互文结构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导向。近年来，教育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各类在公共话语文本语篇呈现出典型的互文性，Fairclough将这种趋势归为为话语的商业化、技术化和民主化。
教育议题中的知识或技术以“商品”的形式呈现给潜在的“客户”，这些“客户”实际上为接受职业教育的潜在群体。话语的构建者有意识地选取了在商业语篇里常见的话语修辞，通过商业话语秩序的构建来重塑传统教育的话语秩序，对教育“客户”进行鼓励、劝说，最终实现职业教育的“消费”目的，即对职业教育形象的认可与接受。教育话语与商业话语互文性建构的过程将权威话语里职业教育高高在上的宏观形象做了大众化的改造，通过设置大众关心并熟悉的议程，把我国职业教育在理念宣传、技能培养等方面的话语做了“落地化”的处理，强化了职业教育大众化、技能性的属性。但同时这种蕴含着商业元素的互文性话语策略，也不可避免地建构了职业教育商业化的形象，在公共话语的讨论空间留下了一些建构负面效应的可能。
除了语料截取的微博原创文本，微博这一新媒体平台特有的转发功能也是带有典型互文性的话语建构模式。自媒体用户对原微博进行转发的过程即建构了属于自己的、新的话语链接的过程。对阅读新链接的公众来说，新链接的话语不仅是原话语文本的互文重构，更是通过新的话语进行不断堆叠、建构形象，最终形成系统的话语场域的过程。
(四)知乎自媒体的职业教育形象与话语建构
1. 知乎自媒体的职业教育形象
根据研究前期对语料的语义倾向分析，可以看出知乎有关职业教育的话语呈现明显的正、负两极分化。话语内容所折射出的形象也在这一媒体来源显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面貌。
(1) 学风松散的职业教育形象：知乎主要经由网民群体中的众多个体回答其他网民提出的问题，从而实现信息传递、话题搭建和形象构建的平台。所搜集的语料无论是被提出的问题，还是在答主们在回答的正文所建构的职业教育形象，学习氛围差、同学言语粗俗、校园欺凌、教育管理薄弱的松散学风形象格外显著。语料充斥着多位答主对职业教育学校内学生的负面描写，即便语义分析看似呈中立的答案，职业学校学习环境与普通本科学习环境的对比形象也被反复勾画。
(2) 个人实现提升的职业教育形象：在充满负面语义倾向的问题下，也有答主以讲述亲身经历的方式勾画出自我提升技能的积极职业教育形象。“专升本” “考研” “前程”等正面形象被反复提及和建构，但实际讲述亲身经历的答主本人仅以个体经验对负面的职业教育形象进行驳斥，对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主体的本身所给予的能力和学历提升并没有进行具体的言说与建构。因此，积极的职业教育形象在该类型媒体平台大量的消极个体画面中整体呈现比较微弱的状态。
2. 知乎自媒体职业教育形象的话语建构过程
再情景化是将文本从一个语境移出并置其于另一个语境的话语策略。再情景化的过程，话语的言说主体、话语秩序被重新排列或替换，议题的诠释通过要素增加、要素删除、要素重组和要素替代等多种方式被置于新的语境中。所涉语料中，个人故事化的讲述是极为突出的话语建构特征。提供答案的各位“自媒体人”，无论是职业教育叙述主体中亲身参与的学生或教师，还是参与职业教育者的亲友，皆跳出原有问题的情景，通过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进行以故事为形式的叙述，从而将自身的话语实践嵌入到针对职业教育的学习、就业、前景等维度的问题中。因此，我们看到了话语多呈现口语化特征，所构建的职业教育形象也多呈现出自发、松散但容易被大众所接受的自下而上的面貌。
再情景化在文本层面以外的实践在此类语料中也极为常见：超过一半的高赞回答通过嵌入个人微信公众号、开设知乎直播等方式，将再情景化话语实践的平台进行大规模拓展，获取了本研究可捕捉语料以外的大量舆论传播。这些超越文本以外的大量话语以图像、声音、影像等多模态方式为大众的话语舆论场提供无穷的信息，成为与“主流媒体”共同构建议题形象的自发话语力量。
为在公共话语空间建构一个更全面、完整、客观的职业教育形象，研究提出以下三方面的对策供后续各类公共话语建构职业教育形象做参考。
(一) 议程设置合理化，嵌入“下沉式”典型案例
基于公共话语传播“诱发事件”的导向作用，传统媒体和自媒体皆可通过更加合理地安排议程设置，将职业教育这一主题置于更适合于公众理解与接收的议程中，以舆论中心的热点事件作为“下沉式”的典型案例，将传统媒体中“政治化”的话语表达范式转为更加符合公共话语场域的“生活化”表达范式，从而进一步在公众更容易接受的认知层面做出“价值导向”的牵引。官方层面的话语构建不宜再如传统话语表达中一味地、过度地使用概念性、口号性的话语强化职业教育的绝对权威形象，而是通过将职业教育毕业生、职业教育教师和企业三者之间的突出成功事例等引入公共话语空间，例如持续跟踪不同群体内接受职业教育后的职业生涯实例；
从企业讲述的角度出发明确劳动者与职业技能培训的关系等方式，尽量避免单一的框架内的“说教式”报道。
(二) “视域融合”逻辑化，探求公共话语表达的联动机制
对话是一个“视域融合”的过程，个体的特征并不是迁移到别的个体中也不是受制于自身的过程，而是向着更普遍的共同事实靠近的过程。当今国内公共话语中呈现出职业教育形象的断裂与分割正是由于缺乏“视域融合”对话逻辑而造成的现实。这个逻辑体现在本研究中即要求官方、媒体、教育从业者和普通公众之间的对话逻辑和对话方式的形成贯通与互动。一方面，公共表达空间的个体因“赋权”得到话语权，官方或者职业教育的教师作为同样被赋权的独立个体，也应就公众的话语核心问题有所回应。这种及时的、积极的话语回应正是“视域融合”的形成。与此同时，如何将公众的话语表达快速有效融入传统官方平台，也同样是“视域融合”的实践方向。另一方面，各职业院校官方也可借助各类媒体平台，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以多途径在更多的公共话语场域进行积极的“视域融合”联动，并以此引导公众了解信息传播的机制，在形象自塑的实践中多借助他塑形象建构中的逻辑思维，避免因对话的单一而受到过多消极的影响。
(三) 话语策略多样化，积极进行立体职教形象的自塑
话语与形象构建之间的互构关系证明，合理操控话语策略将更直接地改变公众的表层认知，这种认知在话语的互动中能投射出更加完整、客观的深层形象认知。研究所涉语料的三大类公共话语平台使用了不尽相同的话语策略，因此在形象构建上呈现出不同的样貌；
而实际上，研究中所列的及物性、互文性话语、语境重构和多模态话语策略可以共同为某一公共话语媒介所有，形成相互叠加的多层话语面貌。职业教育官方机构在公共话语空间内的自我形象建构可以以此为参考样本，从而建构更加完整、实际的职业教育形象。
职业教育形象在不同的公共话语空间被构建为正面或负面兼备的教学形象、社会形象和国际化发展形象。教学形象由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路径共同建构。作为教育形象的中心组成，职业教育在教学维度由权威话语构建为注重技能培养、积极探索适应人才培养规律的正面形象；
而在由个体话语组成的场域则由个人负面的体验诱发，强化了学风混乱的形象。此外，社会形象和国际化发展形象这两个维度，则更多由传统媒体内的公共话语建构，自媒体平台上由个人建构的公共话语在这两个维度上基本为空白。可以看出，公共话语在职业教育的内容与话语建构的指向上存在分裂性，职业教育形象的维度建构缺乏连贯性，各个话语空间之间没有形成完整的、关联的互通，不同的媒体平台没有通过彼此的融通向公众呈现一个整合的形象系统。
传播学理论认为，公共话语中的形象是由“诱发事件——价值导向——隐喻涌现”等不同环节交叠、推进构建而成的。在具有社会关注热度的诱发事件出现后，由个人组成的自媒体平台在公共话语空间形成了某种观点的引导，并适时使用相应的话语策略对价值进行强化，过程周而复始，最终建构了公共话语中的某种形象。当职业教育被塑造为“学校乱” “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时，大都出现了一些经说话者亲身讲述或由社会舆论热点事件等诱发负面评价的讨论；
而传统媒体话语对职业教育积极正面的构建大都由概念性、宏观性的词汇进行推进，缺乏激发公众深层次认知的具体事件。而与此同时，个体公共话语表达的“赋权”在网络技术覆盖的新媒体时代被重塑，被给予了更多的空间和可能。这种赋权在公共议题的表达中以自我赋权、参与赋权、关系赋权和技术赋权等不同形式参与到公共话语的建构中，并将主体与客体的外延无限地拓展，公共话语因不同形式和技术的加持，被赋予更广阔、多元的表达空间，所建构的形象也因此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并在不同层面被不断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