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制造服务业发展及其与制造业融合
时间：2023-04-09 14:20: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姜长云，蒋安玲,2
(1.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38;2.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 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重庆 401147)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和“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1)本书编写组：《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7页。，对我们推动绿色制造业发展及其与制造业融合廓清了方向。近年来，我国将发展绿色制造作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培育了一批绿色低碳循环转型的示范标杆，壮大了制造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领军力量。绿色制造服务业是为促进制造业全产业链和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发展服务，助力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服务业，如绿色设计服务业、节能环保服务业、绿色金融业、环保指标交易服务业、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平台等。(2)为解决绿色产业发展面临的概念泛化、标准不一、监管不力等问题，进一步厘清产业边界，将有限的政策和资金引导到对推动绿色发展最重要、最关键、最紧迫的产业上，有效服务于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政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关于印发〈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的通知》(发改环资〔2019〕293号)，将绿色服务与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生态环境产业、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等并列作为绿色产业的6项内容之一，绿色服务主要包括咨询服务、项目运营管理、项目评估审计核查、监测检测、技术产品认证和推广等。这为辨识绿色制造服务业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可以与此处的分类方法互为补充。绿色制造服务业是高效、清洁、低碳、循环发展的绿色制造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重要引领支撑力量，属于为发展绿色制造服务的、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服务业，可以与政府主导的绿色制造公共服务体系相得益彰、相倚为强。推进绿色制造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是实施绿色制造工程、完善绿色制造体系的重要抓手。近期，我们通过对安徽、江苏等省发展绿色制造的调研发现，当前我国绿色制造服务业发展及其与制造业融合仍然面临一系列严重困难和问题，亟待创新政策，有效推动绿色制造服务业繁荣发展及其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助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一)绿色制造服务业是发展绿色制造的重要赋能者和帮扶者
第一，绿色制造服务业为制造业绿色转型提供评价、认证和创建等支持服务。如据我们2022年7月的调研，安徽合肥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导第三方服务机构帮助全市50户企业取得了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证书、65户企业成功创建节水型企业，并对27户企业开展节能绿色诊断。合肥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为企业开展能耗在线监测体系建设和能源管理体系认证，促进了节能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提升。其中涉及的绿色制造第三方评价服务机构，可为制造企业开展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和绿色制造评价服务，或为企业开发绿色产品，创建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提供专业化、市场化、多元化或综合化服务。有些较为高端的第三方评价机构还可向企业提供碳足迹认证、供应链风险等级评价等技术要求较高的绿色制造服务。安徽省芜湖市2021年委托节能诊断专业机构，围绕节能、绿色制造、清洁生产等主线，从生产工艺、技术改进、装备选择等方面为115家重点能耗企业进行全面节能体检，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造方案。
第二，绿色制造服务业为发展绿色制造提供技术推广应用、创新引领和要素支撑服务。如通过绿色制造服务企业对绿色制造企业提供赋能服务，帮助其进行制造产品绿色设计，提供绿色制造系统解决方案；
通过提供标准创制等服务参与完善绿色制造标准体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和培育节能环保服务商等方式引导鼓励服务商帮助企业完善能源管理体系，提供公共用能系统、工艺流程系统、余热余能利用等技术支持，推进节能和清洁生产，对企业开展绿色设计和节能、节水绿色诊断服务，促进企业提升能源、资源节约的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鼓励服务商对制造企业，以及产业园区和产业链供应链提供能源审计、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改造咨询、环境综合治理托管和创新引领等服务，拓展升级技术、装备、生产工艺改进等咨询服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服务，加强绿色金融、人力资源等要素支撑服务。有些绿色制造服务商面向企业提供绿色设计与制造一体化、工厂绿色化提升，以及行业绿色化发展系统解决方案服务。
第三，绿色制造服务业通过绿色制造服务平台赋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如结合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和示范应用企业，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赋能作用带动制造业增强资源整合、要素集聚、市场拓展和创新驱动能力，大幅提升绿色制造服务企业的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结合推进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鼓励服务商帮助企业或供应链建立能耗在线监测体系、节能减排和绿色信息监测平台，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领军服务商培育工程，放大绿色制造服务商或服务平台服务能级，增强综合、集成服务能力。通过服务赋能，支持行业领军企业、产业链“链主”企业探索基于平台的协同设计、采购、制造、销售、配送等全环节应用创新，带动产业链供应链不同环节的企业之间深化数字化协作，增强产业链供应链协同转型能力。笔者对南京市的调研显示，该市江宁开发区通过推进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赋能绿色制造发展，加强产业园区绿色制造服务网络建设，成功创建省级“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基地，成为省级“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培育对象。有些地方推广基于“互联网+”“智能+”的资源回收利用和共享服务新模式，赋能工业化、信息化深度融合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第四，绿色制造服务业为重点企业乃至全社会强化绿色制造发展意识提供主题培训等服务。如安徽合肥市围绕家电、机械等重点行业，组织开展绿色制造政策宣传和示范单位申报、工业绿色发展等主题培训，帮助行业主管部门、重点工业企业乃至利益相关者提升绿色发展理念、绿色管理水平和环境责任意识，增强推进绿色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南京市结合世界环境日、全国节能日等活动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努力营造绿色低碳发展的社会氛围，鼓励企业开展绿色设计、绿色采购、绿色生产。这些服务之前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的绿色制造公共服务体系来完成，近年来有些先行地区正在探索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方式提供这些服务，由服务企业承担。
(二)绿色制造服务业日益成为加强绿色制造能力建设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我国的绿色制造服务业发展迅速，为加强绿色制造能力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如许多地方把节能服务业作为发展绿色制造服务业的重点之一，推动我国节能服务业的发展呈现企业数量和行业总产值规模持续增长的态势。据中国节能协会节能服务产业委员会(EMCA)的不完全统计，到2021年底，全国节能服务公司已达8725家，节能服务产业总产值和企业从业人员数分别已达6069亿元和84.1万人。(3)“全国节能服务公司名录(2021年版)：共计8725家”，参见综合能源服务网，https://iesplaza.com/data-5241-2.html.笔者对安徽省合肥市的调研显示，该市注重通过推动节能环保装备制造业和节能环保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培育绿色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促进节能环保产业提质增效升级，到2022年7月，全市已有5户企业中标工信部绿色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许多地方也把发展绿色制造服务业作为加强绿色制造能力建设的重要抓手。据调研，近年来，安徽省将培育100家服务公司作为实施绿色制造工程的重要内容，培育了一批主要从事工业节能和绿色发展评价的优质服务商。安徽芜湖市弋江区积极发展以线上经济、金融服务和软件产品开发为代表的大数据及信息技术产业，为发展绿色制造提供技术和服务支持。天能电池(芜湖)公司通过搭建绿色信息收集监测和公布平台，建立能耗在线监测体系和减排监测数据库，公布企业节能减排目标完成情况。从2020年8月开始，合肥市在全省率先启动节能量交易试点，推动了企业从被动节能向主动节能的转变。“十三五”期间，江苏省已有25家企业入选国家绿色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名单，4家企业列入国家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名单。2021年底，江苏省启动了制造业智改数转三年行动计划，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领军服务商培育等工程，并提供融资、人才等政策支持。江苏南京市江宁开发区积极培育以科远智慧、南瑞继保等企业为代表的绿色制造第三方服务机构，为园区企业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提供技术咨询、宣传培训、实施方案等支撑服务，鼓励第三方服务机构和绿色制造体系创建单位合作，提升园区绿色制造水平。
(一)绿色制造服务能力不足，服务体系发展水平偏低
绿色制造服务业发展能力和水平的提升是推动绿色制造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基础。当前绿色制造服务业发展能力不足、水平偏低，已成为推动绿色制造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瓶颈制约，具体表现是：
第一，绿色技术推广服务薄弱，绿色技术人才服务供给滞后。比如，安徽合肥市近期通过对13个区94家企业的调研发现，分别有36.2%、46.8%的企业反映，绿色技术推广不足和人才短缺，是实施绿色制造面临的主要障碍。这间接折射出绿色制造服务业发展的短板所在。
第二，市场化服务机构对发展绿色制造的培训服务和政策宣传滞后，包括对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的宣传推介和应用示范引导不足。这不仅导致许多制造企业难以了解和利用政府对绿色制造的支持政策，也影响绿色制造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向行动的转化。以下两方面都与对发展绿色制造的培训服务和政策宣传滞后密切相关。一是部分推进绿色制造的企业认为，发展绿色制造往往会增加企业在设计、研发和制造等方面的额外成本，需要较大投入，包括投入大量设备购置和研发经费用于绿色设计产品开发，但对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效果不大，容易导致绿色制造产品价格偏高，影响其推进绿色制造的积极性；
二是许多绿色制造产品使用者或终端客户对绿色设计产品缺乏了解，对绿色制造产品的消费动力和市场信心不足。
第三，绿色制造服务体系发展水平总体偏低，低水平同质竞争严重，导致绿色制造产品适应市场、创造需求能力不足，也难以通过技术融合或绿色制造服务的跨领域应用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并显著降低成本和风险。多数绿色制造服务机构主要从事绿色发展评价，很少从事绿色培训和节能诊断服务，从事绿色产品认定、绿色制造效果评估和技术、装备、工艺改进服务等基础较差，绿色制造集成服务能力不足更是突出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绿色制造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提升。
第四，绿色制造服务企业之间孤岛效应显著，联通联动协同发展不足。当前，就总体而言，绿色制造服务业发展起步时间不长，通用目的技术创新及其推广应用滞后，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绿色制造服务发展的孤岛效应严重。以节能环保服务业为例，多以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为主，企业各自为战，缺乏信息联通和协同联动发展能力的问题比较突出，更难以形成跨领域或覆盖制造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服务能力。因此，许多绿色制造服务企业只能在低层次绿色制造服务市场形成严重的同质竞争，资金、人才、现代信息技术等高级或专业化要素投入不足，企业创新能力薄弱等问题凸显。
(二)产业支持体系不健全，绿色消费引领绿色生产的格局亟待培育
绿色制造服务业支持体系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绿色制造及相关服务统计和标准体系建设滞后，标准引领作用亟待加强。如国家层面对工业互联网的绿色制造标准尚待确立，绿色设计产品标准也不完善，加大了相关绿色制造服务业发展的困难。这在相当程度上导致绿色制造评估体系难以细化，影响绿色制造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的推广应用。据东部某省相关部门反映，当前与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相关的统计制度亟待明确、统一，并加快规范健全；
否则，将严重影响地方特别是产业园区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的实际行动。如有些地方在实际工作中，供电部门提供的用电数据未包括生物质发电，工信、环保部门提供的碳排放统计指标口径不一；
虽然省对地市有碳排放考核指标，但地市无法对县级进行碳排放考核，因为缺乏相关统计核算体系。至于外来用电有多少属于绿电、多少属于一般用电，则更说不清楚。二是绿色制造服务供应商没有进入绿色制造名单，难以发挥绿色制造服务标杆对发展绿色制造服务业乃至绿色制造的引领示范带动作用，不利于绿色制造中长期发展更好地实现提质增效节本降险。三是绿色金融、碳金融等成为绿色制造服务业发展的突出短板，加大了绿色制造发展中的困难。许多金融机构基于成本、效益和风险考量对开展绿色金融服务缺乏积极性，难以对发展绿色制造项目形成实质性的优惠支持。因此，推进绿色制造的企业对绿色金融往往缺乏可得性，难以借此化解发展绿色制造投入高、周期长、短期回报率低等困扰。据安徽合肥市介绍，每年工信部都向国家开发银行推荐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重点信贷项目，但往往门槛要求过高，多数企业无法达到。如要求项目单位资产规模和项目融资需求分别不低于5亿元和5000万元。因此，绝大多数推进绿色制造的企业对获得绿色金融支持望尘莫及。就总体而言，碳金融、碳市场在我国的发展仍然处于初级甚至探索阶段。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大了绿色制造及其服务业发展的困难。此外，绿色消费尚未成为社会共识，鼓励绿色消费带动绿色生产的政策和社会文化氛围尚待形成，难以借此完善绿色制造标杆培育机制。当前，价格、质量仍是影响消费者行为的主要因素，对绿色消费的政策支持不足也加大了绿色制造产品、绿色制造服务取得竞争优势的困难。如汽车制造属于碳排放大户，推进其绿色转型仅靠技术攻关是不够的，推动形成鼓励绿色消费的社会氛围，也有利于汽车产业绿色转型，更好地扩大市场需求。因此，亟待政策创新、市场培育协同发力，久久为功，发展绿色制造和绿色制造服务业，才能善作善成。
(三)小微制造企业获得服务难，通过产业融合推动绿色制造难度加大
发展绿色制造往往需要一定的临界规模和投入要求。小微企业受产业基础、资金规模、经营实力、人才支撑、能源管理和环境管理能力等局限，推进绿色制造更容易面临动力不足、能力不够、成本高昂、风险剧增等困难。况且，相对于大中型企业，小微企业对绿色制造服务的需求往往点多面广、单体规模小，获得来自绿色制造服务业的支持更容易面临成本和交易成本高、融合难度大、见效慢、可得性差等困扰。因此，小微企业往往容易处于推进绿色制造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真空地带”。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和围绕产业链供应链的战略合作不够，难以发挥大企业、行业领军企业对中小微企业参与发展绿色制造的促进作用，往往加剧了这一问题。
(四)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绿色制造服务业发展及其与制造业融合难度陡增
近年来，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绿色制造服务业发展及其与制造业融合，面临的这三重压力更加突出。尤其是进入2022年3月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叠加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冲突，一系列突发因素的作用超出预期，导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显著增加，发展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陡增，许多企业生存发展面临严峻考验。这很容易导致发展绿色制造难度加大，从需求和要素供给等方面推动绿色制造服务业发展陷入“生存难，发展更难”的境地。如部分地区随着经济下行压力陡增，部分制造企业很容易遭遇发展难度和资金链断裂风险显著加大的困扰，转而坚持“生存为王”的理念，将争取“活下去”作为行为首选，优先压缩绿色制造服务等发展性需求、优先削减绿色制造服务业及其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等“锦上添花”型活动，导致推进相关项目的意愿明显减弱。近年来，部分地区申报绿色设计产品数量连年减少，这是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2022年11月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前，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零星散发和局部暴发突发，特别是部分地区疫情防控层层加码，出现超预期、非常态因素，动辄面临“新冠肺炎发生以来最复杂最严峻最艰难的防控形势”，更容易导致绿色制造服务业发展面临运营成本增加、供给迅速萎缩、需求和预期转弱、供求对接艰难、生产能力受限等制约，导致相关企业被迫大面积亏损歇业，甚至在歇业无收入的同时，还要支付为维持长期运行在短期内难以削减的房租、人员工资等维持性支出。
发展绿色制造往往投入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需要绿色制造及其相关服务业的发展秉持长期思维，能够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发展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凸显，不仅容易加大绿色制造服务业产能利用率的波动和资源、资产利用的浪费问题，还容易因地方财政增收困难陡增，甚至减收增支压力加大，而陷入政策支持实质性退化和退出的困境。如最近一两年，部分地区取消了地市、县级层面对绿色制造及其服务业的奖补政策，虽然原因很多，但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五)对绿色制造服务业及其与制造业融合支持政策不清晰，支持力度不足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陆续有支持绿色制造、制造服务业的政策出台，但多为导向性政策，从导向到落地形成实质性支持尚需经历一个过程。即便落地，也多为专项奖励政策，从产业政策到招投标、财税、金融、价格、政府采购和鼓励消费等方面，缺乏支持绿色制造服务业及其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系统设计和实施细则，容易导致相关支持“雨点小”，甚至“雷声也不大”，妨碍绿色制造服务业发展跨越“临界最小努力”，影响其发展积极性和效果。对安徽省合肥市的调研显示，当前对绿色制造的政策支持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制定规划、确立标准，地方层面宣贯政策、提供补贴，但在全市9个县区中，仍有5个尚无相关政策。在接受调研已实施绿色制造项目的58户企业中，仍有10户未获得过任何政策支持。相对而言，对绿色制造服务业的支持政策，更是绿色制造支持政策的薄弱环节，甚至盲区。当前，我国对绿色制造服务业的支持政策缺乏系统设计，多集中于加强节能环保监管、补贴购买设备等，对创新投入、知识产权交易等支持较弱。政策支持不足，也导致制造业智能化与绿色化协同融合步履维艰。因此，许多绿色制造服务企业感到不知“劲往哪里使”。如工业互联网与节能环保融合发展不够，导致许多企业只能满足于关键环节的技术改造，能源管控中心、数据中心及其管理机制建设较少，难以对多环节能耗和污染排放量等进行精确计量。
(一)突出重点，加强对绿色制造服务业及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政策支持
要发展绿色制造，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亟待按照推动制造业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转型的理念，构建高效、清洁、低碳、循环发展的绿色制造服务体系，在推进绿色制造服务业补短板上久久为功。要注意整合资源，以区域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产业园区、主导或新兴产业链供应链为重点，面向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将推动减污、降碳、扩绿、增效协同推进，统筹用好中央和地方财政、税收、金融、价格等政策资源，形成多层次、多元化、一揽子支持政策体系，促进产业体系绿色低碳转型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顺应产业融合化、集群化、生态化发展趋势，着力培育有利于绿色制造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生态。借此，加强对绿色制造服务业及其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财政支持和税收减免，促进绿色制造服务商发展壮大，培育绿色制造服务业不同部门之间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网络联动的发展格局，强化推进绿色制造高质量发展的底蕴和引领支撑。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建议：第一，完善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绿色供应链评价标准，将领军企业带动中小微企业融通创新、绿色制造服务业发展、绿色制造服务消费等情况适当纳入其中。第二，将绿色制造优质服务商或绿色制造服务领跑者纳入绿色制造名单，与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等并列成为绿色制造体系的主要内容，强化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能源和要素保供等支持；
鼓励行业协会、产业联盟、公共服务平台在发展绿色制造服务业中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成为发展绿色制造服务业的“航空母舰”，或推动绿色制造服务业产销衔接的纽带。第三，对绿色制造标杆企业的选择，优先考虑对区域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产业园区和主导、新兴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绿色制造的引领带动作用。鼓励领军企业引领带动小微企业协同发展和创新，鼓励绿色制造服务平台引领带动数字经济与绿色制造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协同推进，甚至探索基于平台的全环节应用创新，带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绿色化协作和精准对接。第四，鼓励产业链“链主”企业、行业组织等在发展绿色制造服务业、扩大绿色制造服务消费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成为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龙头，带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和协作合作的旗舰。
(二)探索绿色制造达标即入机制，建立绿色制造标识等级制度
目前我国对绿色制造标杆的选育和支持，基于遴选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工业园区、绿色供应链等绿色制造名单。对绿色制造标杆的支持，往往是在国家公布标准、地方达标申报基础上，采取“优中选优，宁缺毋滥”方式，遴选绿色工厂、绿色设计产品、绿色工业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推荐名单。在当前条件下，这种“优中选优”方式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容易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在推进绿色制造的企业中，只有少数获得政策支持，难以有效激发大多数企业推进绿色制造的积极性，况且推进绿色制造的效果有个逐步显现的过程，按照遴选方式很难做到兼顾当前和长远。二是容易导致绿色制造服务业成为绿色制造支持政策体系最为薄弱的环节，不利于推进绿色制造节本增效提质降险，也容易加大绿色制造发展的中长期成本和风险。三是容易形成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不利于激发绿色制造先行者发展绿色制造的积极性。比如，甲地绿色制造整体水平明显高于乙地，受名额限制，甲地部分落选绿色制造名单的企业或园区，其绿色制造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乙地已进入绿色制造名单的企业或园区，形成不同类型地区之间的不公平竞争。
为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建议采用以下方式创新绿色制造标杆选育机制，为更好激发企业参与发展绿色制造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条件。在此前提下，建议在先行试点基础上，探索将遴选绿色制造名单的“优中选优”机制转变为在从严控制标准上的“达标即入”机制。借鉴实行能效标识等级制度提高用能产品能效、促进节能技术进步的国际经验，让达到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标准的企业全部进入绿色制造名单，不受所在地区名额限制。但根据不同企业、园区绿色制造发展水平，标识绿色制造标识等级。借此激发先行地区、先行企业或园区发展绿色制造的积极性。在招投标、上市、融资、能源和要素保供等方面，依据绿色制造标识等级实行差别优惠。需要说明的是，绿色制造标杆的选育，在强调公平竞争的同时，也要适当兼顾不同类型地区、不同类型企业的合理差异，如同等优先地强化对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和特殊行业的支持。
(三)创新绿色制造服务消费券和政府采购制度，探索支持发展新赛道
按照现行政策逻辑，支持绿色制造服务业发展，应该加大财政补贴、以奖代补、税费减免、绿色信贷等支持力度，鼓励绿色制造服务企业增加和优化供给。今后在继续鼓励绿色制造服务业增加和优化供给的同时，建议借鉴国内外实行消费券、创新券等政策实践经验，创新利用绿色制造服务券，支持中小企业增加绿色制造服务消费，带动绿色制造服务业扩大市场，形成需求牵引供给的发展格局。面向绿色制造企业或绿色制造产品(如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购买者发放绿色制造服务消费券。借此，鼓励绿色制造企业购买绿色制造服务组织提供的服务。绿色制造产品购买者凭服务消费券可按一定比例冲抵产品购买费用。借助绿色制造服务消费券机制，通过绿色制造服务需求者对绿色制造服务供给的自由选择和公平竞争，激励、督促绿色制造服务企业更好地坚持用户导向，推进贴近绿色制造企业需求的服务创新，加快绿色制造服务提质增效升级步伐。此外，完善政府采购制度，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方式，加大向绿色制造服务组织的政府采购力度，也是支持绿色制造服务组织拓展市场、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方式。
(四)培育鼓励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审慎把握实施绿色制造工程的时机、节奏和力度
实施绿色制造工程，完善绿色制造体系，发挥标杆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固然重要，但培育鼓励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更为关键。从国内外经验看，通过实行绿色消费补贴、积分奖励和加强绿色服务认证管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健康的生活方式，打造集展示、体验、销售、培训于一体的沉浸式信息消费或数据消费体验中心等途径，培育鼓励绿色消费的社会文化氛围至关重要。借此，引导行业主管部门、重点工业企业、制造服务业乃至社会将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鼓励绿色消费作为自觉行动，有利于优化绿色制造和绿色制造服务业发展的产业生态，放大绿色制造标杆企业的引领示范带动作用。要结合宏观经济形势和绿色制造发展态势，完善绿色制造标识等级标准动态升级机制，兼顾发展绿色制造的引导和督促作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发展绿色制造重在上好“动员课”和“基础课”——培育鼓励发展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优化绿色制造及其服务业发展的产业生态。在此背景下，发展绿色制造应以鼓励为主，绿色制造标识等级标准可一定三年不变；
待经济运行回归常态或经济下行压力明显缓解后，发展绿色制造应该转向引导鼓励和督促并重，绿色制造标识等级标准可适当提高，甚至提高的步伐可适当快一点，以强化标准的督促功能，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此外，结合试点试验，探索建立并规范完善与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相适应的统计制度，健全绿色制造、绿色制造服务统计和标准体系；
鼓励探索碳金融、绿色金融发展的多重模式，并加强不同模式的比较。这对于促进绿色制造服务业发展及其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也是重要的。这不仅有利于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愿景”变“风景”，促进相关区域合作、产业合作和产业链联动，也有利于发挥标准引领和统计体系的评价督促作用，促进绿色制造、绿色制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近期推进绿色制造的步伐不宜过猛。但借此机会，推进相关试点试验，探索建立和完善相关统计制度和标准体系，可以为将来经济运行回归正常轨道后加快绿色制造发展步伐打下扎实基础，不可错失良机。否则，很容易延误未来发展绿色制造、推进绿色制造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