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咸炘《文学述林·传状论》探微

王心雨

作为近现代学术史上被湮没的国学天才，刘咸炘博通群籍，学贯中西，精于四部之学，但因其终身未出巴蜀，又英年早逝，文学成就久被学界所忽视，其文章学著作《文学述林》也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在《文学述林》中，刘咸炘系统地阐释了他的文章学理论，涉及文章本体、文学演进、文体写作等一系列问题，既有对前人观点的继承，又颇能见其师心独见。他对传记的论述即是如此。

“传记”因其文体的特殊性，与诗、词、赋等文学性较强的文体相比，较少受学者青睐。刘咸炘受章学诚影响，以治史为主，而传记之体本就由史体发展而来，故他对传记多有论述。在《传状论》中，刘咸炘以传记为主体对其文体观进行了系统阐释。笔者将以此篇为切入点，对刘咸炘的传记文体观进行探析。

刘咸炘一方面深受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治学方法的影响，论文体必探其源流；
另一方面，他反对文体相混，十分注重同类或相近文体之间的辨析。就前者而言，章学诚的校雠之法，是通过辨析、考镜学术的源流，来阐明道术的精微，其旨归在于“明道”；
刘咸炘虽受其影响，但并不将此法导之于“道”，而是加以发展，将此法作为其治学的根本之法。刘咸炘考镜文体源流，必溯其古义，他在《文式·杂记》中有言：“今论文式，皆据古义”。在《传状论》中，刘咸炘首先对杂传、别传的源流进行了论说：“考别传、杂传之体，其来甚古。诸子之书本记言行。孔子教化三千，而有《论语》、《家语》，齐人传道管、晏，而有《管子》、《晏子》，《管子》有《三匡》，已具别传之体。”[1]“别传”一词，最早见于清代王兆芳的《文体通释》，但确如刘咸炘所说，早在诸子时期就已经出现具备“别传之体”的作品，刘咸炘考辨别传之源，并不因名定体，而是从文体内实入手，探求别传之古义。其考杂传之源亦是如此，“杂传”一词，首先由刘宋王俭提出，但王俭所说还并非文体之名。杂传作为一种文体，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恰如刘咸炘所说：“今之定体始于东汉，《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叙》曰：周官闾胥之政，凡聚众庶，书其敬敏任恤者，族师每月书其孝悌睦姻有学者，党正岁书其德行道艺者而入之于乡大夫。……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此论杂传之盛起于郡国之一种。”[2]这种论体之法，不仅见于《传状论》一篇，在其文体学专著《文式》中，其所论六十三种文体，每体必溯其古义，均可见刘咸炘论体之法。

除了对别传、杂传的源头进行考辨外，刘咸炘还对列传与杂传、别传的文体特征进行了辨析，以明晰其中之异。他说：“盖纪传史中之列传与杂传、别传殊，史记一代之事，以全书为一体，有集散交互之法，列传特全书之一篇，全体之一部，不为一人备始末也。杂传、别传则专主于传一人，其体独立，是以详肖者杂传、别传之准，而不可以责于列传。”[3]列传与别传、杂传同为传记类文体，本就容易混淆，刘咸炘从其同处，即均可记人入手，辨析其中之异，使体不得混，可谓严明。刘咸炘非常重视同类文体之间的辨析，故其每论一体，必对其差异加以明晰，《文式》中多可见此。

除了对同类文体加以辨析之外，刘咸炘还特别注意相近文体之间的差异，如其论《赋》时，对元代祝尧《古赋辨体》中论《卜居》流为《子虚》《上林》的说法进行驳斥：“此说大非。诸子书多藉问答，问答原不止于赋乃有之。《卜居》自是设词，《客难》、《解嘲》所祖，与《子虚》、《上林》自殊。铺张之赋，原于《楚辞》诸篇，不专祖《卜居》、《渔父》。唐末及宋之文，问答之体，自出诸子，亦不专祖《卜居》、《渔父》。源流各别，何可以其皆问答而混之？班固《两都》，亦不籍问答发端，此自《子虚》、《上林》之裔，非出《卜居》、《渔父》也。”[4]在此，刘咸炘对祝尧将问答体之赋的源头归之于《卜居》的说法进行了反驳，他认为问答体的赋不仅仅是出自《卜居》《渔父》，同时也应追溯到诸子，而他后面所说“班固《两都》，亦不籍问答发端，此自《子虚》、《上林》之裔，非出《卜居》、《渔父》也”[5]，正是出自他对于问答体的类赋之文与赋体之间差异的明晰。由此可见，刘咸炘论传记之体，不仅探源头、考古义，而且十分注重辨析体类之间的差异，以防文体相混。

刘咸炘对于文体致用功能的强调，一方面可导源于章学诚；
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清末“经世致用”之风的影响。章学诚对于文的要求是与致用密不可分的，他在《与史余村》中说：“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事，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6]在此，他直言文章为经世之业，要有补于事。这种“文贵致用”的观点在其所作《文史通义》中更是被反复强调。从《嫌俗》中“文章之用，内不本于学问，外不关乎世教，已失为文之质”，《说林》中“学问所以经世，而文章期于明道”等，均可见此。刘咸炘以章学诚为师，曾作《文史通义解》《〈文史通义〉识语》全面评析章学诚的观点，还将《文史通义》作为自己私塾授课的讲义之一，与其祖刘沅所著《四书恒解》并列，足可见章学诚对其影响之大。刘咸炘非常重视传记的实用功能，他认为传记以事实行教育，远胜于嘉言之教。他在《传状论》中有言：“故莫如教以古人之善行，有致用之益……理不离事，得事而后明。不著于事，则易浑，易窕，易障，易迂。且致之于行必由情志。嘉言虽切，不若美行之能动人企慕也。”[7]在此，他直言传记之用，指出要发挥传记的实用功能，以教化民众。这种对文体实用功能的强调不仅见于《传状论》一篇，在《文学述林·曲论》中，刘咸炘对王伯良批评曲体不关世教、风化的观点表示认同，并对关、马、郑、白四家之外的秦简夫颇具好感，认为“其作今传者如《东堂老》、《赵礼让肥》，皆言伦谊，佳处几配则诚，世顾无称者”[8]。足可见他对于文体实用功能的重视。

除了章学诚的影响之外，刘咸炘“文贵致用”的观念还与晚清“经世致用”的学风密切相关。虽然几乎整个清代都在讲求“经世致用”，但“经世致用”在清代各个时期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晚清时期则是偏重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即刘咸炘所说：“学者已如是，况于不学之民，智力亦弱，愚而失教，识者之所同忧。欲牖其明，尤莫如道事。话本、故事，固利导之具也。而今之讲演者鄙浅陈乏，无引进高明之益，非取材传记，曷以供之？”[9]在此，刘咸炘指出要以传状为材，正是他以文来解决民众失教的问题，以达到教化引导民众的实用目的，颇见当时学风。但他在文末重申传状之用时说“有心世道者，更资籍此以为立教之书。通俗之语，使理因事明，常以变显，道在日用，人易遵循，是天地间至平至常至神至奇之大文也”[10]，则似有夸大传状之用的嫌疑，也可见当时讲求致用之风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但当时文风如此，立足于今，也不必苛求古人。

刘咸炘在阐明传记源流及功能之后，指出宋后别传之体为三弊所坏，此三弊，虽是刘咸炘对宋后别传之坏而言，但从他的论述来看，这正是其对传记写作的要求，并不仅仅是对宋后别传而发，而其所撰写的传记作品，也正是对自身理论之践行。

忌空泛，贵详肖

刘咸炘认为：“别传之文，宋以前本不多。宋后稍盛，而又为三弊所坏。一则空泛之词，章先生所谓公家言者……空泛之病则当矫之以详，详自不能泛。古文家不察，乃矫之以略，其病在不知史法及列传、别传之殊。”[11]在此，他指出宋后别传多“空泛之词”，而古文家由于不能正确认识此弊，以“略”矫之，自然弊之尤甚。由此可见，刘咸炘认为别传之作不可空泛，当以详为尚。所谓“空泛”，是指流于格式套语。刘咸炘在《传状论》开篇便引章学诚《叙例》中语，曰：“文书准乎格式，案牍不备情文。才尽班姬，孝皆曹女……千人一律，耳目混淆，是亦不亡之亡也。”其后，又言：“由此观之，传一人事，贵详而肖，忌简而浑。”[12]可见，他认为“空泛”将导致“千人一律”，作传应详而肖，记载详肖便不易流于格套。他还以章学诚作《永清县志列女传》为例，加以进一步说明。他认为大多数文家为女子所作之所记述的内容大体雷同，无外乎贞洁孝烈，如此，传记内容上的相同使读者逐渐麻木，没有什么感发和触动，而章学诚作传，必亲见传主，将传主接到自家馆中，听其自述生平，若是遇到不愿前往的，便亲自到其家中，以礼相见，引端究绪，每个人的悲欢离合之情便如容貌一般显现出来，千人千面，这样一来，写出来的传记不仅“随人变易”，而且还能因对传主记载详肖，避免与“方志公家”之言重复。而刘咸炘本人所作之传记也正可谓“详而肖”。如《韦烈妇传》详细记载了传主的信息及事情发生的始末：“陕西雒南县知县金堂韦君国祯之妻陈宜人，儒家女也……黎明，僮闻号声，款户不启，破键入，则端坐椅上，襟有血痕，女旁坐俱死。女媮清年十三，已字人，请先死，坐而自刎焉。死时有侍女在侧。九月九日事，而城于七日陷。”[13]在此，刘咸炘将传主的身份、事件发生的时间、细节都详实地记录下来，让人读之如身临其境。再如他为两位友人所作之传，《唐迪风别传》所述“迪风长身疏髯，声高而壮，其言多直致，不作步骤，不尚分析。其登讲席也，隔舍听之，若有所诃斥”[14]；
《吴碧柳别传》所述“迪风形硕长而气盛露，碧柳则体遒削而气沉抑。迪风词锋虽可畏，而颜常若笑；
碧柳平居讷讷，而有不当意，则双眸耿耿直视”[15]，对两位友人的记述均是详而肖，给人一种虽未谋面，但已然相识之感。

忌虚伪，贵真实

除上述“空泛之词”外，刘咸炘还指出宋后传记所坏，传奇当为一弊：“一则传奇沿自唐人，其文扬厉，止足以供闲情而不足以当庄论。”[16]宋时传记确有不少作品介于传记与小说之间，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是因为宋代传奇小说总体趋向于质实，二是因为假传的兴盛。假传自唐代韩愈作《毛颖传》始成传之一体，至宋而盛，此体以拟人手法为物作传，多想象，尚戏拟。这就使得宋时传记与传奇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刘咸炘对假传之体颇为不满，曾批评《毛颖传》：“韩子《毛颖传》非体也，柳子排众议而称之，以其文耳。”又引《旧唐书·韩愈传》云：“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17]均可见他对于假传以想象、虚构为法，将之归为传体的不满。其实不只是传记，刘咸炘认为凡是记事文，均不可作伪，要文如其事。对于此点，曾多次提及，如《传状论》开篇便言：“吾初读章实斋先生书，即服其论记事文之语。《古文十弊篇》谓文欲如其事，未闻事欲如其文。其剜肉为疮、妄加雕饰二条尤足明如事之旨。”[18]其后又引严久能之语再次申述：“文人不能无伪言，志传其甚者也。”[19]即可见他对于记事文真实性的强调。又如他在《论文通指》中论述作文之法，对尹师鲁《刘彭城墓志》中尹氏自述作记事文之语加以评析：“此实名言，而古文家鲜能若是，每以浮词忌讳丧其真实。”[20]体现了其对于记事文应求真的要求，而传记作为记事文的主要形式之一，自然不可弄虚作伪，其自作即是如此。刘咸炘自作文均收于《推十书·戊辑》中，总名“推十文”，其中传记共十三篇，这十三篇中，所传之人，均是他亲近之人，妻子、先妣、故交，所记之事均是他亲历亲见之事，书塾、神像等，文中所记皆为据事直书，使人读之真实可感。刘咸炘在《先妣行述》中亦自言：“不孝德业无成，不能显扬，今此追述，特其大略。务在质实。”[21]此虽是刘咸炘自谦之语，但也可见他对于传记写作的要求。

忌空疏，贵有物

除了“空泛”、“虚伪”之外，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传记还为一弊所坏，即“专务高简”。刘咸炘论此弊不仅是对宋后别传而言，更是对清代桐城派空疏文风的不满。他指出：“则又专务高简……桐城文家宗法《史记》，动以《留侯世家》‘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为说，又沿欧阳氏之习，以赠序法作墓志，于是叙事之文一切因简而疏矣。”[22]在此，刘咸炘指出桐城文家致叙事文空疏之因，一是因为非关天下兴亡之大事不著，导致叙事文所记之事因简而疏；
一是因袭模拟欧公作文之法，以至亦步亦趋，只为追求形肖，而言之无物，以至空疏。对于这两点，刘咸炘在行文中也反复提及，如《传状论》的结尾处说道：“为子孙者当以详肖之笔写家伦之事，不避琐碎，不讳偏短，以具传记之裁。”[23]他认为传记之作应不避琐碎，记人伦日常之事，而非如桐城派只记天下兴亡之大事。其自作正是对桐城派为传之法的有力反驳。如在《亡妻事述》中，他记述妻子吴氏生前细事，描述当时盛行麻雀戏，而其妻也好此戏，但吴氏因夫不喜，便不再为，只是偶尔回到娘家，才强为之；
还有吴氏并不似许多妇人呫嗫微语，反而为人坦率、仁义等日常琐事；
再如《先妣行述》中所记：“先妣病伤寒，视而不见，神昏谵语，犹呼不孝来前。时不孝亦病，给以他儿往。手摩其顶曰，此非吾儿也。”[24]这种生活琐事的记载在其所作传记中随处可见。而他对于模拟之风的批评，还见于《论文通指》中：“以史家之吞吐，为子家之辨析；
以赠序之点缀，为碑志之叙述。此桐城家之大病也……此章先生所谓削足适履，井底天文之充也。”[25]刘咸炘以章学诚《古文十弊》之语批评桐城文家模拟前人，以至于用固定模式硬套一切文章的做法，“于叙事文所失尤多”。刘咸炘认为，传记当言之有物，有物便可避空疏之陋。在《文式·传记》中说：“古之为传记，必有意旨。”[26]在《论文通指》中云：“作家者，有所以为言之意者也。所以为言之意，即章先生所谓有物。”[27]他指出，传记当有意旨，而这意旨便是章学诚所谓“言之有物”，即要求作文者中有所见，事理为先，文辞次之，不可一味“摩古人之形似”。如其作《同治普安平寇记》，此记是刘咸炘为当时平寇中颇有作为却为时所掩的金诏君所作，记中述道：“偏方暂役，国史虑不能详，官书尤多掩饰失实，而君本未尸功，官又不达，无人为之褒大。懋林幸得藏君手书诗册，具载其事。”[28]可见刘咸炘认为作文当以事理为先，并不过重文辞。其后，他更是以时间为序详细论说事件发生的始末，并不以古人之法亦步亦趋，可谓“言之有物”。

由古至今，传记写作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面貌。进入新时期，伴随着大众文化的兴盛，传记写作也呈现出繁荣局面，不断涌现出各种各样的传记作品。对于传承传统文化而言，这固然是好事，意味着传记这种偏重实用的文体正在随时而变，不断适应大众的需求，但同时，传记书写中也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

首先，新兴传记文类如传记文学的出现，固然丰富了传统的传记文体，但由于诸多传记作者文体意识淡薄，经常将二者混淆起来，致使传记与传记文学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
其次，大众文化的流行使得许多写作者故意迎合大众口味，而不顾文体本身的价值，导致传记过度娱乐化，其本身的功能逐渐淡化；
再次，许多传记作者缺乏基本的写作素养，不明传记体例，随意书写，也为传记在新时期的发展带来了许多问题。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刘咸炘对传记的要求正可以为我们当今的传记写作提供一定的启示。

增强文体意识，明辨文类差异

传记文学作为一种文体，是新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产物，与传统传记不可完全等同。传统传记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经入史的过程，即自先秦两汉时期的释经、传注，经魏晋时期的脱经入史，归入史体而不断发展至明清最终成为独立的传记文体，这整个过程就决定了传统传记的根本属性即历史性，所以传记的写作始终是以历史为准绳的客观记录，而传记文学则与此不同。“传记文学”的概念是在20 世纪之后才出现的，这一文类旨在追求历史性与文学性的融合，且更偏向于文学一方，允许写作者进行一定程度的文学性虚构，但这种虚构也必须以历史性为基础，不可凭空捏造。新时期大众文化的盛行，在促进传统文体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问题，这其中就包括文类相混。一方面，许多写作者为迎合大众的审美需求，无意区分历史性与文学性之间的界限，随意书写，致使传统传记与传记文学之间的界限愈加模糊；
另一方面，一些写作者本身文体意识淡薄，无法分清传统传记与传记文学之间的差异，更不必说在写作过程中处理历史与虚构之间的关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传记的历史真实性往往被忽视，取而代之的是无节制的虚构，使传记几乎等同于小说。对此，当今的传记写作者应该汲取前人留下的宝贵经验，学习刘咸炘辨体精严的精神，自觉增强文体意识，明辨不同文类之间的差异，对于不同的文类，采用不同的写作手法，只有这样，才能使传统传记在传承中保有自己的底色，不至于因文类相混而成为“四不像”。

明确传记之用，发挥实际功能

传记自诞生之日起便具有一定的实用功能，无论是尚未确定为独立文体之前的注释解意，还是归为史体之后的记载实录，传记都发挥着实际效用。相比于其他文体而言，传记所具有的效用发挥起来会更有力。正如刘咸炘所说：“则莫如教以古人之善行。”[29]因传记所记人、事都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发生过的，所以对于接受者而言，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传记之用，不可胜举，就当今而言，确可具有以下二用：其一，可教化民众，帮助人们认识历史；
其二，可激发志气，塑造个体的理想信念。

立足于今，大众文化和商品经济的盛行在促进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就传记书写而言，一方面，大众文化的盛行，使人们对文学中娱乐性的关注逐渐增强，而历史性逐渐淡化，同时许多传记写作者为迎合大众口味，根本不在意文体本身有何功能，又能产生怎样的效用，只是一味地写一些并无价值却容易引发关注的人或事，使得传记逐渐趋向娱乐化，其自身的效用得不到发挥，当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正如前所说，传记最根本的属性是历史性，是对当时人、事的真实记录，而如今却是娱乐性大行其道，丝毫不见对其历史性的重视，面对这样的情况，传记写作者应秉持对历史的尊重与敬畏之心，以古时史官之精神书今日之传记，引导人们更多关注历史，帮助人们增强对历史的认识，对历史真实的理解与把握;另一方面，商品经济下，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往往超过了对精神的重视，人心的浮躁和信念的缺失逐渐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人而言，物质只能满足我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精神的富足才是一个个体乃至一个国家得以长久发展的动力。在这样的环境下，传记写作者应自觉承担起一份责任，为历史或现实中的真实的人或事作传，将传中所蕴含的理想信念传递给读者，帮助读者重铸精神家园。

汲取先辈智慧，学习写作贵忌

所谓“定体则无，大体须有”，即是说对于写作而言，固定的体例是没有的，但是大致的体例却不得少。就不同文体的写作实际来看，也确实如此。如诗歌，有思乡、怀古、闺怨、苦吟等各种各样的体例，但无论何种，大体总是要缘情，诗人在挥毫泼墨时便以述情为贵。传记写作也是如此，其中有一定的基本原则需要写作者注意。而刘咸炘对于传记写作的要求，对于今天的传记作者来说，确实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首先，当今传记写作存在趋同化问题，大多数传记作者都热衷于以“热点”作为所传主体，对于主体事迹的记述，大都大同小异，往往给人造成一种读百传如读一传的感觉，不仅易造成资源的浪费，也易使读者审美疲劳。如此情况下，刘咸炘所说记载“详肖”，便不失为一种破“同”之法；
其次，传记特殊的文体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以真实性为基础，而如今许多传记作者为了销量和点击率全然将此点抛诸脑后，只是大众想看什么，就写什么，不管所写内容是否真实，又是否与所传主体相符，一传之中，真假难辨，不仅易给读者造成错误认知，而且易加剧文类混同。面对这样的情况，今天的写作者应该学习刘咸炘对传记真实性的坚守，不可被眼前利益所蒙蔽；
再次，“言之有物”不仅应为传记作者所贵，可以说是所有写作者都应自觉做到的“无物”之作如同甘蔗，读过一遍之后，再读便味同嚼蜡，没有值得品味之处。而如今的传记作者，恰是“言之有物”者少，“无物”者多，精研意旨者少，东拼西凑者多，鲜能写出让人百读不厌的佳传，对于此，刘咸炘所作传记已然为当今的传记作者提供了良好范本，只要肯潜心钻研，必然能把握其中要领，写出佳作。

总之，传记作为一种重要的文体形式，在古今中外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它承载着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一个家庭、一个个体的记忆，正是因为它的重要性，决定了它在撰写要求上的特殊性。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下，传记写作者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但并不是无法克服的。刘咸炘对于传记的要求，恰好为我们今天的传记作者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善于汲取前辈学者留下的宝贵经验，让传统传记在新时代焕发出更耀眼的光芒。

注释：

[1][2][3][4][5][7][8][9][10][11][12][13][14][15][16][18][19][20][21][22][23][24][25][26][27][28][29] 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第49 页，第49 页，第48 页，第732 页，第732 页，第50 页，第50 页，第55 页，第51 页，第50 页，第48 页，第513 页，第521 页，第522 页，第50 页，第48 页，第51 页，第12 页，第519 页，第50 页，第51 页，第518 页，第13 页，第719 页，第14 页，第527 页，第50 页。

[6]（清）章学诚撰，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商务印书馆2017 年版，第687 页。

[17]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第14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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