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冰雪项目归化外籍运动员问题研究：初步实践、理性认知与实施策略

冯晓苏，张 军，胡顺鼎

(辽宁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习近平总书记表示举办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心愿，是对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庄重承诺，是推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体育强国、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手段.北京2022冬奥会的成功举办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冬奥会我国取得的优异成绩，充分展示了优秀的冰雪运动员的作用.通过文献梳理得知，学界提出2种冰雪运动专项竞技人才培养和选拔的举措：一是通过冰雪运动进校园，扩建冰雪运动重点体校，建立国家高水平后备人才培养基地，组建青少年国家集训队，实现我国冬奥会优势、潜优势项目后备人才的多元化培养[1]；
二是通过跨界跨项选材，推动我国冰雪运动劣势项目弯道超车[2].基于归化运动员在冬奥会上的优异表现，本研究提出归化外籍运动员的辅助策略，以提高我国冰雪运动竞技体育成绩.

古代汉语中“归化”是指“归附、归顺”，而现代意义上的归化主要是指基于移民法和国籍法的“入籍”问题[3-4].归化运动员是指在出生国籍以外自愿、主动取得其他国家国籍的运动员，其本质是一种技术移民.在竞技体育领域，归化运动员早已不是新鲜话题，国外体育组织频繁归化外籍运动员，打破原有世界竞技体育格局，推动了世界竞技体育秩序的重构.由于国内弱势运动项目苦于找不到出路，归化运动员一直以来备受关注.近年来,我国足球大力推行的归化球员政策正是为冲击世界杯而作出的决定.在平昌冬奥会上，韩国凭借强大的归化军团，使其冰球、雪橇、花样滑冰和冬季两项等运动项目的竞技水平迅速提高.2019年6月，我国自由式滑雪也成功归化谷爱凌，其入籍以来便为中国收获多枚金牌和2枚冬奥会金牌，由此可见归化带来的成效.通过归化外籍运动员带动我国冰雪运动弱势项目的提高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可能促使“金元体育”的愈演愈烈，压缩本土冰雪项目后备人才的生存空间，激化归化运动员与本土运动员之间的矛盾.本研究将梳理国际冰雪项目归化运动员的现状，针对以上问题展开论述，为我国归化冰雪运动员提供理论支持，并提出具体归化策略.

运动员的归化现象已屡见不鲜，尤其在国际体育赛事召开前夕成为运动员变更国籍的高峰时期.体育全球化的态势使体育超越其本身特征，而被更多赋予政治化、商业化的特征，体育竞技成为各国展示制度优势和国家实力的舞台，于是通过归化优秀外籍运动员迅速提升竞技实力的办法逐渐受到世界大部分国家认可[5].归化国为提升竞技运动水平、补劣势项目短板，归化运动员为提升自我价值、展现自我魅力，两者通过一种纽带联系起来，各取所需，实现归化国利益和归化运动员利益的双赢[6].卡塔尔依靠多名归化球员一举夺得阿联酋亚洲杯冠军；
篮球后备人才充足的美国也凭借尤因、奥拉朱旺等归化球员获得佳绩；
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频繁归化我国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运动员入籍.综上，归化运动员不仅在数量上增多，且在运动项目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根据伊曼妞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结构理论，将世界各国划分为“中心—半边缘—边缘”状态，即世界上各项资源分布呈现出一种不均匀的分布状态，中心地区以绝对优势享有丰富且优质的资源，而边缘地区不断为中心地区提供优质资源且自身承受劣质资源[7-8].在冰雪运动竞技领域同样存在着这种世界体系结构的划分:中心地区国家在气候地理、经济基础、人文传统、科技支撑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这也是阿尔卑斯板块、北欧板块、北美板块和俄罗斯等冰雪运动大国在冬奥会争金夺银的原因；
半边缘地区国家不存在气候地理和人文传统的优势，凭借雄厚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也能在冬奥会争得一席之地，如东亚板块、南欧板块、西欧板块、东欧板块和澳大利亚；
而边缘地区国家在以上几方面都不存在优势，所以难以取得奖牌甚至难以参赛，如中亚板块、非洲和南美板块.竞技体育是一种以夺取比赛胜利、获得优异成绩为主要目标的社会性体育活动，功利性是其主要特征之一[9].实际上，无论中心地区国家为维持或进一步提升整体竞技水平，还是半边缘、边缘地区国家为争夺冬奥会参赛资格、暂时性提升整体实力，都或多或少地选择归化外籍运动员的策略.本研究对维基百科关于世界各国冰雪项目归化运动员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知:中心地区国家共有72名归化运动员；
半边缘地区国家共有37名归化运动员；
边缘地区国家共有3名归化运动员.中心地区国家归化运动员数量远多于半边缘和边缘地区国家.冰雪运动强国为维持冬奥会霸权，凭借雄厚的经济基础归化竞争对手运动员，以提高自身竞技水平和削弱对手竞技实力；
半边缘、边缘地区国家在功利性驱使下，为在短期内赢得重要比赛而提升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归化运动员无疑是实现其政治利益的最佳选择.

另外，东道主举办国为在家门口取得优异成绩而归化外籍运动员的现象早有先例.早在1998年长野冬奥会上，8名外籍运动员获得日本国籍，并代表日本参加了当年冬奥会的男子冰球比赛；
2006年都灵冬奥会东道主意大利冰球队也归化了加拿大和美国运动员；
2014年索契冬奥会东道主俄罗斯成功归化韩国短道速滑名将安贤洙入籍，并代表俄罗斯勇夺3金；
2018年平昌冬奥会东道主韩国更是进行了冬奥会史上最大规模的归化，在冰球、雪橇、花样滑冰、冬季两项等项目上归化了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和德国等国的十多名运动员(表1)，最终以17枚奖牌排名第6、仅次于欧美冰雪强国的成绩完成冬奥梦.

表1 平昌冬奥会韩国归化运动员

基于体育全球化的大背景、周边国家冰雪项目归化实践的明显成效以及我国冬奥梦与体育强国建设的多重因素影响之下，我国冰雪项目开启了归化外籍运动员的初步实践.我国冰雪项目归化运动员由职业化程度较高的冰球联赛着手，积极吸纳优秀华裔球员入籍，逐渐拓展到花样滑冰、自由式滑雪等运动项目.纵观我国冰雪项目归化外籍运动员重要事件(表2)，可以将归化实施划分为社会呼吁、理念构建和实践操作3个阶段.2017年初，我国冰球运动员的归化便已开始谋篇布局，时任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的王志利多次提出引入归化球员、提升联赛水平的措施，随后我国冰球归化计划提上日程，逐渐从理念转向实践.2018年9月，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竞体司《关于组织晨路计划花样滑冰国家集训队的通知》，北京冬奥组委向全球华裔冰雪运动员发出邀请，并在海外进行训练，比较知名的例子是全美Novice冠军朱易成功入籍中国.通过梳理资料并未发现自由式滑雪组织机构着手外籍运动员的归化，而谷爱凌的归化属于个案，其归化源于家庭教育背景和中华文化熏陶.其次，在归化实践的操作对象上，在符合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协会以及我国国籍法的限制前提下，优先考虑优秀的华裔年轻运动员.例如：中国冰球海外选拔将选拔对象限制为“1990年1月1日至2001年12月31日间出生的中国籍或华裔冰球运动员”[10].归化对象的选择策略表明我国对归化政策作出中长期规划与展望，尽可能选择能够长期为我国冰雪项目发展作贡献的有潜力的年轻运动员[11].最后，冰雪项目归化策略多基于政府部门领导下进行.职业化水平较高的冰球归化策略采取“俱乐部试点、联赛球员选拔”的归化模式；
花样滑冰的归化策略采取“海外选拔训练、大型赛事检验”的归化模式.

表2 我国冰雪项目归化外籍运动员重要事件一览表

3.1 冰雪项目归化外籍运动员的本质特征

3.1.1 竞技体育人才的跨国流动

归化运动员的本质特征是竞技体育优秀人才的跨国流动.从政治、经济，再到体育的不断开放与发展，必然会导致交流与融合的产生，回顾体育运动的历史，其实就是一种全球化进程[12].从奥运会的全球关注，到足球、篮球职业联赛的备受关注，再到某位运动员受到世界瞩目都是全球化的产物，归化运动员也是如此.因此，全球化背景下运动员的跨国流动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冰雪项目受自然地理、历史人文等条件影响显著，高纬度地区国家在各自历史发展中形成各自优势项目，例如：挪威、德国的雪上项目；
美国、加拿大的冰球；
俄罗斯的花样滑冰、速度滑冰等.这些国家后备人才充足，可能造成竞技体育人力资源的浪费，在尊重运动员代表国家参加世界大型比赛的意愿前提下，运动员的跨国流动成为合理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根据人才流动的饱和度趋势定律，冰雪运动强国竞技人才饱和度较高，大量运动员在国内无法得到较好发展，终将因失去参与世界竞技的机会而抱憾终生，而入籍半边缘、边缘地区国家成为实现其职业梦想的捷径.韩国女子雪橇归化运动员菲舍尔介绍，自1964年雪橇项目被列为冬奥会以来共产生了129枚奖牌，德国包揽了其中75个，若继续留在德国将很难登上冬奥舞台[13].另外，竞技体育人才的跨国流动是推动世界冰雪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途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全球化背景下冰雪项目竞技体育人才的跨国流动使民族、国家的边界变得模糊，有利于不同文化间的借鉴沟通，有利于各国技、战术理念的交流融合，促进运动技术的革新和发展，推动冰雪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和发展.

3.1.2 提升冰雪实力的现实捷径

归化外籍运动员是通过技术移民短时间内提升我国整体冰雪运动竞技实力的现实捷径.2014年索契冬奥会东道主俄罗斯归化韩国短道速滑名将安贤洙，实现了此届冬奥会该项目中、韩、俄“三足鼎立”的局面，成为俄罗斯短道速滑崛起的助推器；
2018年平昌冬奥会东道主韩国在冰球、雪橇、花样滑冰、冬季两项等项目上进行大肆归化，终获得世界排名第6的不错成绩.面对长期以来我国冰雪项目积贫积弱的困境，以及当下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本土运动员实力欠佳、跨界跨项选材很难在短时间取得良好成效的情况下，归化外籍运动员不失为一种有效捷径.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归化并非是我国备战冬奥会的主要手段，而是冰雪项目竞技人才选拔的补充途径.例如：我国通过布局“大国家队”战略，成立3支花样滑冰国家队.其一是赵宏博为主教练的国家队，主要进行冬奥会花样滑冰备战工作；
其二是庞清、佟健为主教练的国家集训队，主要进行运动员重返赛场、后备人才培养和跨界跨项选材工作；
其三是陈露为主教练的国家集训队，主要进行海外留洋或华裔运动员选拔及训练工作，3支国家队“前期充分竞争，后期充分融合”[14].由此可见，我国冰雪项目人才选拔多管齐下，在合理竞争下选拔高水准运动员，而不是一味地依赖于归化运动员.

3.2 冰雪项目归化外籍运动员的合法性和情理性

3.2.1 归化运动员的合法性

运动员只有享有国籍才能代表国家参加国际体育赛事，所以归化的最基本前提是获得归化国的国籍.国籍是指一个人属于某个国家公民的法律上的资格，享有该国宪法和其他法律赋予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是国际上辨别人的身份的最基本特征[15].由于运动员身份的特殊性，其归化必然受到归化国家和竞技体育双重法律的考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7条规定: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愿意遵守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并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经申请批准加入中国国籍：(1)中国人的近亲属；
(2)定居在中国的；
(3)有其他正当理由.以上3个条件看似简单，但在实践中却面临诸多困难.首先，根据民法总则的基本规定，近亲属即3代以内具有中国血统的华裔、与中国公民取得婚姻关系或自小被中国公民收养的外国人或无国籍人[16].目前，我国主要针对华裔运动员进行归化，而寻找缔结婚姻关系或被收养的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士相对比较困难，且为提升冰雪竞技实力而鼓励跨国婚姻和跨国收养也不符合伦理学观念.其次，学界对“定居在中国”的解读有两种，一种是依据《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第6条第3项的规定，认为“对中国有重大、突出贡献以及国家特别需要的”人员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2005年商务部对该类人员的定义为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过重大、突出贡献或对国家有重大价值的世界顶尖人才、特殊技能人才及知名人士等，包括世界著名科学奖项获得者、世界知名学者、企业家、运动员、文艺人士等[17].在体育领域，该类人员大多功成名就，对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但参赛的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已相对欠佳，例如：马布里.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在中国定居满5 a且每年居住时长为9个月以上者，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国籍，例如：在中超联赛效力7年多且发挥稳定的巴西裔球员艾克森.该类人员的归化多基于联赛形式，而我国冰球职业队伍不足5支，且多为近几年成立.冰球联赛于2019年首次举办，职业化程度较低，无法吸引国外优秀运动员来华发展.另外我国冰雪项目整体上发展相对落后，几乎没有满足取得永久居留权或定居满5 a的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士，所以依据该项进行归化的实践性不强.最后，“有其他正当理由”有着充分的解读空间.冬奥会背景下，冰雪项目归化运动员实为推进我国体育、教育、文艺等领域发展的紧缺型人才，国家可以放开国籍转换政策，积极推动我国冰雪弱势项目进行归化实践.

在竞技体育相关法律的考量中，运动员国籍的转换必须符合国际体育组织的相关规定.在《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等国际法文件中规定，国籍转换是公民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体育的全球化、市场化、职业化更是决定了运动员可以通过更改国籍选择更适合自身发展的工作环境，所以归化运动员满足最基本的国际法.《奥林匹克宪章》第42条规定:凡同时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公民的运动员只能代表其中一个国家进行参赛；
若该运动员在奥运会、洲或地区的运动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承认的世界锦标赛或地区锦标赛中已经代表过一个国家后，须在最后一次代表原国籍国家参赛之日的3 a后方可代表新的国家参加奥运会.也就是说，取得新国籍的运动员经过3 a过渡期便可以代表新国家参加奥运会，于2018年9月归化的朱易和2019年6月归化的谷爱凌均满足这一规定.在冰球项目上，依据国际冰联规定，外籍运动员需要在中国打球满2 a才能取得国籍转换的资格.《2022中国冰球行动计划》通过成立国家冰球俱乐部，建立中国冰球选拔营，联合国内国际资源，不断完善中国冰球人才的招募、选拔、储备、培养体系，其中，最重要的举措之一便是寻找有意向为中国各级国家队效力的华裔冰球运动员，朱慧雯、袁俊杰、郑恩来等便是重点关注的对象.参照上述我国法律法规和竞技体育相关法律规定，我国实施冰雪项目归化运动员的策略是有法可依的.

3.2.2 归化运动员的情理性

情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解析，其一是指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常情，突出以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为准则.有研究[3,18]指出，中华民族是自力更生的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爱国主义的心理防线，近代中华民族的危机意识更是促使人们产生本能的排外意识和血统意识，在情感上难以认同.实际上，在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中，华夏民族共经历了5次民族大融合，不断加强了华夏民族的凝聚力，推动国家经济、社会、文化、艺术的多元化开放性发展.在中华民族文明进程中，诸多民族的部分或全部融入了汉族，而汉族的认同是建立在文化认同之上的，血统并非是民族辩异的依据.其二是合乎我国冰雪运动的基本国情.我国冰雪运动项目呈现“冰强雪弱”的趋势，且与世界水平相比，优势项目并不突出，劣势项目发展缓慢，群众参与性、冰雪市场化比较薄弱[19].从国际经验来看，归化外籍优秀冰雪运动竞技人才不失为一种有效手段.

理同样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考量，其一是指整个国家、民族的伦理道德.有研究[5]指出，归化运动员是对体育公平的践踏，是对传统民族国家的威胁，严重损害了体育精神和伦理道德.人们普遍将竞技体育实力与国家所处国际地位相联系，国家在竞技体育上的成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民族自信心.实际上，这正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观点，其过分强调体育的政治功能，将体育作为展示国家力量的重要工具.当然，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史上，体育一直展现着浓厚的政治色彩，特别是在和平年代，奥运会成为国家博弈的主要战场.但是竞技体育与国家政治应该属于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竞技体育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是基于公平公正的比赛规则的良性竞争，而并非国家之间竞技博弈的工具.所以，我们应抛开竞技体育的政治色彩，认识到归化运动员是体育全球化的必然产物，是全球范围内人力资本的正常流动，并不违反基本的体育精神和伦理道德.其二是顺应竞技体育人才流动趋势的选择.归化运动员作为竞技体育人才跨国流动的重要形式已经屡见不鲜，不同国家根据本国弱势项目适当引进外籍运动员，符合归化国和运动员的利益需求.无论冰雪运动中心地区国家为维持或进一步提升竞技水平，还是半边缘、边缘地区国家为争夺冬奥会参赛资格、暂时性提升整体实力，都或多或少地选择归化策略.另外，意大利、日本、俄罗斯、韩国等曾作为东道主国家实施归化运动员的策略，为我国归化冰雪项目运动员的实践开了先河.综上所述，我国实施冰雪项目归化策略是合情合理的.

3.3 冰雪项目归化外籍运动员的负面影响

3.3.1 催生冰雪项目的“金元体育”

竞技体育精神的核心在于团结协作、公平竞赛，归化外籍运动员应符合政策法规和人文情怀，而不合理的归化将严重违背奥林匹克精神，影响竞技体育的公平公正，催生“金元体育”的现象，进而演变成为竞技体育的“军备竞赛”，终究导致体育变质[20].2018年冬奥会韩国通过修改国籍法，将归化手续缩短为1个月，仅冰球项目便归化了11名外籍运动员，这种不择手段的归化策略至今为各界不齿.国际体育组织一直以来对“金元体育”持反对态度，例如：“艾尔顿法则”便是国际足联反对“金元足球”的体现.2016年6月25日，北京昆仑鸿星冰球俱乐部成立，并着手实施归化全球优秀外籍球员，仅历经2月便取得参与大陆冰球联赛(KHL)的资格，而其每年投入近2亿元的花费更是让过惯穷日子、苦日子的中国冰球瞬间感受到“金元体育”的冲击.而国际体育赛事并不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运动员是代表国家和民族参赛，而“金元体育”势必导致趋利主义的诞生.金钱利益的诱惑招致运动员不能辨别代表俱乐部与代表国家队参赛的异同，终究迷失自我.

3.3.2 打破本土人才培养体系的平衡

在选择实施归化道路时，便应着重考虑归化的度的问题，应意识到归化外籍运动员的数量并不是越多越好.归化过多的外籍运动员能够在短时间内提升国家队竞技实力，迅速成为世界冬奥版图的有力竞争者，归化国也通过此举获得相应的政治利益.但是，过度的归化必然阻碍本土运动员的发展，限制本土运动员参加国际大型赛事的机会，甚至有可能打击本土运动员的自信心.我国冰雪项目的根本问题在于冰雪运动人口基数小、后备人才培养模式陈旧单一，可供国家队人才选拔的范围相对较小.虽说跨界跨项选材节省了全程多年训练计划的时间，但冬奥项目有着自身的专项特点，其能否跨界跨项成功还应取决于后期的专项训练，而时间问题成为跨界跨项的最大挑战[21].因此，从冰雪项目人才选拔的角度讲，归化外籍运动员比后备人才培养、跨界跨项选材容易，且在较短时间内便能够取得良好成绩.但是在归化道路的投入力度越大，将越限制后备人才培养和跨界跨项选材的投入，势必打破本土人才培养体系的平衡，不利于我国冰雪项目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3.3.3 过度归化破坏国际冬奥竞争格局

尽管归化运动员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且大多数国家在法律上倾向于认可，但其一直处于争议状态.过度归化导致竞技体育由原本的公平竞争精神转向金钱堆砌的竞技实力比拼，这种依托于归化国政治利益和运动员经济利益的纽带将影响竞技体育的本质.过度归化将导致一些贫穷弱小的国家逐渐退出国际冬奥体育大家庭，打破原有国际冬奥竞争格局，改变世界冰雪项目的积极发展方向.另外，为追求冬奥竞赛的短期效应而造成的“入籍运动员泛滥”“无序归化”等现象，将限制本土人才培养体系的发展，影响运动项目的秩序平衡.归化运动员势必提升该项目的网络曝光度和居民关注度，带动该项目的发展，而非归化项目的受关注程度可能降低，尤其原本就不被大众熟知的运动项目将更加陌生化，因此，要谨防过度归化导致的冰雪项目两极分化现象产生.

3.3.4 部分归化运动员“水土不服”

部分运动员原本具备较高的运动水准，但历经归化后并未达到理想状态，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究其原因在于归化运动员存在竞技场域和生活世界的社会区隔[11,20].一方面，归化运动员并未充分融入我国冰雪项目的训练和竞赛体系，某些归化运动员竞赛成绩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进入国家队的几率渺茫，为我国提升冰雪项目竞技实力作贡献的作用不大，也就意味着其归化的失败，这也是国际足联要求在归化国定居满5 a、国际冰联要求在归化国打球满2 a以进行磨合的原因；
另一方面，语言不通、文化差异、思维逻辑等因素将深刻影响归化运动员在我国的生活，在中超俱乐部中因生活习惯问题单方面撕毁合约的案例比比皆是.但值得庆幸的是，我国冰雪项目归化运动员以华裔为主，语言、文化、思维方面与中国人差异不大，尽可能减少“水土不服”的现象.其中，语言是归化运动员自我认同与社会融合的根本要素，这也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归化本国后裔运动员的重要原因.

4.1 加强顶层设计，加快政策落实

我国冰雪项目归化外籍运动员是在现行法律框架为前提的操作行为，国家行政部门和冰雪项目协会共同肩负着决策、计划、审核和监督等职责.现行归化的运动员多基于国籍法第7条规定第一个条件“中国人的近亲属”进行操作的.从归化的实施进程看，国家体育总局、冰雪项目协会、北京昆仑鸿星俱乐部成为推动归化实施的主体，承担着归化的质和量的辩证统一.但归化运动员在我国尚属新鲜事物，且其本身存在诸多漏洞，若不出台相应的归化政策进行约束和监管，将破坏我国冰雪项目的健康发展.目前，我国尚未出台有关冰雪项目外籍运动员入籍的前置程序和入籍后的管理规定，对运动员的未来发展路径、能否融入中国冰雪环境、为中国冰雪项目带来怎样的贡献尚且难以把握.尤其在冰球项目中若放任归化，可以预见的风险是俱乐部通过归化外援变为内援，可能使其成为一个不能为国家队效力的球员.因此，我国冰雪项目一定要在科学筹划和多方论证的基础上，将归化运动员纳入冰雪运动发展规划的整体框架中，通过顶层设计谋篇布局，出台包含归化定位、归化度量、归化手续、入籍管理、人才选拔等详细的规则条目，成立归化运动员管理机构，统一负责运动员的归化手续操办.此外，设立归化运动员监督机构，对归化运动员的社会风险进行有效且适度的事先防范和事中控制[22].

4.2 明确归化目标，理性实施归化

归化目标的清晰化，有利于对归化运动员的考察范围、选拔机制、培养管理等作出更加细致的要求.根据《冰雪运动发展规划(2016—2025年)》[23]的基本内容，可将现阶段归化运动员的目标分为2个方面：其一是力争在冬奥会上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实现运动成绩的大幅提升；
其二是实现冰雪运动项目布局基本合理，结构更加优化，发展更加均衡.归化运动员势必给我国带来更为先进的技术理念，将引起教练员对技术的动作特征、编排组合进行研究，能够引起国内运动技术的创新，形成新的技术风格，促进我国弱势项目的发展.另外，归化运动员将引起大众和媒体关注度，有利于冰雪运动知识的推广和普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群众性冰雪运动的发展.在厘清归化目标的前提下，明确归化标准和控制归化数量是实施归化的重要前提，“不加节制、放任自流”的归化将破坏原本脆弱的冰雪生态体系.在归化的标准层面，对外籍运动员入籍前竞技水平的考量非常关键，应优先选择已经具备较高竞技水平或身体、技术、天赋皆具备潜力且能够代表中国参赛的运动员实施归化.在归化数量层面，应避免陷入“顺应体育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陷阱，避免归化泛滥的现象.应根据冰雪运动项目布局，有针对性地、有选择性地实施归化策略，重点针对弱势项目进行归化，实现补项目短板.

4.3 以华裔血缘归化为主，合理选择归化模式

同其他竞技体育项目类似，冰雪运动项目的国籍转换同样主要存在3种类型：血缘模式、金钱模式和联赛模式.其中，血缘模式主要受到移民的影响，是指挑选与本国地域、语言、文化、风俗有一定联系的优秀竞技体育人才入籍，例如：瑞士跳台滑雪运动员埃伦斯特入籍德国，德国后裔胡贝尔图斯入籍墨西哥参加索契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的角逐.金钱模式受到“金元体育”的影响，政府为短时间提高国家整体竞技水平，投入大量资金招募与本国毫无关联的运动员入籍，典型代表是平昌冬奥会韩国大肆归化欧美冰雪项目运动员.联赛模式主要受到市场化、职业化水平较高的冰球联赛的影响，依据本国冰球职业联赛选拔优秀冰球运动员，典型代表是依托于北美职业冰球联盟(NHL)进行国籍转换与人才选拔的加拿大和美国.我国实施冰雪项目归化策略的时间相对较短，主要依托于血缘模式，归化具有中国血统的华裔运动员，例如：自由式滑雪归化运动员谷爱凌和花样滑冰归化运动员朱易.根据国际经验，冰球运动员的归化主要依托于联赛模式，但是国内职业联赛赛事水平低，难以吸引国外优秀球员来华发展，完全基于联赛模式的归化操作比较困难.另外，中华文化在漫长岁月的积淀中形成了独具特质、自成体系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对于毫无中国血统的外籍球员来讲，难以短时间内融入价值判断、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24].因此，可以尝试“血缘+联赛”的模式，首先通过冰球选拔营重点考察在各国俱乐部效力的华裔球员，经过选拔机制招募年轻有潜力的运动员加盟国内冰球俱乐部，然后在大陆冰球联赛(KHL)、高级冰球联赛(VHL)、青少年冰球联赛(MHL)等不同层级的联赛中进行锻炼磨合，最后通过归化手续竞争国家队的位置.目前,已经成功归化的叶劲光、简国辉、刘杰等华裔球员也证明了该模式的可行性.可实施归化的优秀华裔冰球运动员见表3.

表3 优秀华裔冰球运动员

4.4 平衡人才培养体系，注重后备人才培养

我国冰雪项目人才培养体系形成后备人才培养、跨界跨项选材和归化外籍运动员3种途径.归化运动员的优势在于增强国家队阵容，相对后备人才培养、跨界跨项选材更容易操作，能在短时间内取得良好成绩；
劣势在于挤压本土运动员生存空间，限制后备人才培养和跨界跨项选材的投入，堵塞后备人才和跨界跨项运动员上升通道，打破本土人才培养体系的平衡.因此，如何协调归化外籍运动员与后备人才培养、跨界跨项选材的关系是归化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我国冰雪项目应着重把握归化的度的问题，必须认清归化外籍运动员是对后备人才培养和跨界跨项选材的补充途径，而非关键手段.各项目在合理引入归化运动员的同时，充分给予优秀后备运动员和跨界跨项运动员参与国家队集训的机会和空间，此举既避免过分倚重归化运动员的风险，又能避免国家队本土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此外，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归化只是“术”，而“道”则是整体的人才培养.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冰雪项目后备人才培养由“三级训练网”的单一培养模式逐渐拓展到中小学校园冰雪运动、体育院校高水平运动队、俱乐部委托人才培养等多元化发展趋势.未来冰雪项目后备人才培养应秉承“政府主导，社会辅助”的培养模式，以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等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发挥主体作用，大型企业、社会团体等予以社会支持，通过加强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统筹冰雪资源调配，完善冰雪项目“向下”的选材机制和“向上”的推荐机制，尽快提高我国冰雪项目后备人才质量[25-26].

在国际上，冰雪项目归化有外籍运动员的现象已屡见不鲜，且在运动项目上呈现多元化趋势.东道主举办国为备战冬奥会而实施归化的现象为我国开了先例.自2017年初，我国冰雪项目归化历经社会呼吁、理念构建和实践操作3个阶段，并成功在冰球、花样滑冰和自由式滑雪项目上成功归化多名优秀华裔运动员.我们必须理性看待冰雪项目归化外籍运动员的现象，认清其本质特征是全球化背景下竞技体育人才的跨国流动和冬奥会背景下提升我国冰雪竞技实力的捷径.归化运动员符合我国国籍法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基本法律规定，合乎情理.但我们更要正视归化外籍运动员带来的负面效应：催生冰雪项目的“金元体育”，打破本土人才培养体系的平衡，过度归化破坏国际冬奥竞争格局和部分归化运动员“水土不服”等问题.基于以上，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加快政策落实、明确归化目标，理性实施归化、以华裔血缘归化为主，合理选择归化模式、平衡人才培养体系，注重后备人才培养等归化实施策略.

猜你喜欢冰球归化外籍--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 Yiu-Wing Mai"s 75th birthday">Preface of “Trends in Nanomaterials and Nanocomposites:Fundamentals,Modelling and Applications”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 Yiu-Wing Mai"s 75th birthdayNamo Materials Science(2022年2期)2022-07-26第十届编辑委员会外籍编委简介中国高原医学与生物学杂志(2022年1期)2022-05-03——张福利">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
——张福利剑桥学院高等教育研究(2022年1期)2022-04-13冰球守门员髋关节损伤与治疗冰雪运动(2020年4期)2021-01-14我国冰球“贯通化”后备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冰雪运动(2020年2期)2020-08-24归化（双语加油站）环球时报(2019-11-05)2019-11-05冰球幼儿100(2018年26期)2018-09-26论高校如何加强外籍教师的管理长江丛刊(2017年19期)2017-12-05冰与火的运动——冰球儿童故事画报·发现号趣味百科(2017年1期)2017-06-01伦理视角下电影翻译的归化与异化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11期)2017-01-15 相关热词搜索：归化，外籍，冰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