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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龙冈四规与龙场悟道及阳明心学的关系

    时间:2023-04-22 10:15: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刘 妮,曹维琼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州 贵阳 550081)

    龙场悟道,是王阳明人生中的大事件,是阳明心学建构的大事件,也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大事件。谈到王阳明,一定会提到龙场悟道。然而,龙场悟道悟出了什么?学界众说纷纭,却没有一个相对全面、相对完整的答案。

    根据《阳明先生年谱》:“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1]1354学界普遍认为,龙场悟道,王阳明悟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并由此而衍生发展到把“心外无物”“心即理”作为龙场悟道的代名词。这个论断是基于王阳明自己说的话,肯定不错。

    但是,仔细分析“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只表达了王阳明对价值观和世界观的看法,却没有王阳明阐释人生观的内容,以此定义的龙场悟道有缺陷;
    而基于“吾性自足”而形成的阳明心学,只讨论王阳明的价值论和认识论,只讨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说,不讨论王阳明的方法论,以此定义的阳明心学也有局限。

    这种缺陷与局限,都源于对龙冈四规价值和内涵的忽略。龙冈四规,即王阳明在贵州龙场龙冈书院发表的演说《教条示龙场诸生》,因文中王阳明对学生提出以四事相规,又称作“龙冈四规”。对于龙冈四规,学界通常是从教规、学规的角度去分析。当我们把对龙冈四规纳入龙场悟道探索的范围中,或是把对阳明心学观察的视野扩展到对龙场四规的探讨时,我们对龙场悟道就会有新的认识,对阳明心学就会有新的发现。本文试探讨龙冈四规与龙场悟道及阳明心学的关系。

    探究龙冈四规与龙场悟道及阳明心学的关系,首先要回答的是如何理解龙冈四规的内涵与价值。

    龙冈四规用书院教规的形式表达,字数不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大都是把它看作一篇学生守则以及王阳明的教育主张,对该文的内涵与价值认识不足,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定位与评价龙冈四规的内涵与价值。

    (一)龙冈四规是《白鹿洞书院揭示》的赓续

    书院是古代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播的主要阵地,形成于唐末,兴盛于两宋。到了宋代,书院讲学模式逐渐完善,开始确立书院规章制度。其中,最有影响的学规是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这是朱熹专门为南宋学府白鹿洞书院制定的学规,是中国书院发展史上一个纲领性的学规。从宋代到明清,官府书院的学规为后世书院沿袭,成为后世学规的范本和办学准则。

    《白鹿洞书院揭示》明确提出办学宗旨“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2]。包括“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五个方面的内容。主要阐述了朱熹教育理念中的书院教育的基本内容“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义”;
    循序渐进的读书方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龙冈四规赓续了《白鹿洞书院揭示》的主要内容。龙冈四规的开篇提道:“诸生相从,于此甚盛。恐无能为助也,以四事相规,聊以答诸生之意:一曰立志;
    二曰勤学;
    三曰改过;
    四曰责善。其慎听毋忽!”[1]1072-1073教育主题上,王阳明沿袭了朱熹书院要以圣贤之学为学的观点,明确“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目的。教育内容上,王阳明主张的“明人伦”与朱熹的观点也是不谋而合的。他在《万松书院记》中提道:“然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1]282科举制度使读书人沉溺于记诵辞章、追求功名利禄,偏离了圣贤之学“明人伦”的初衷,书院主要教育学生“明人伦”。对学生的具体要求上,王阳明提出的“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规,是对朱熹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的继承。在《紫阳书院集序》中,王阳明评价道:“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1]266在教育主题、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龙冈四规是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的赓续。

    (二)龙冈四规是王阳明的治学方略

    龙冈四规对传统学规有较大突破。它没有拘泥于细碎点滴的教学内容,而是直接提出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的治学方略。立志是学习的总体目标;
    勤学是学习的方针;
    改过、责善是学习的策略。四条治学方略是系统完整、逻辑联系紧密的整体。有学者评价说:“虽然是为训诲在龙冈书院学习的‘诸夷子弟’,比较浅近,仅以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事相规’,但它实则揭示出了讲学求道的逻辑理路,符合教育教学规律。”[3]

    王阳明认为,为学最重要的是立志,即树立圣贤之志的学习目标,“立志而圣,则圣矣;
    立志而贤,则贤矣”[1]1073,志不立,事无可成。明确勤学是学习的方针,是一种学习态度的规范,“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1]1073。王阳明点明,不仅要立志,还要笃志,如果立了志却做不到勤学,只能说明志向不坚定。制定改过、责善的学习方略,“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1]1074。说明人孰无过,贵在改过,自我反思、自行悔改就是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也是在不断进步。责善即互相监督、提醒,使他人的品格臻于至善,是朋友之间应该具备的品质。面对他人的过错要通过委婉、容易接受的方式指出,引导他人“为善”。“盖教学相长也。诸生责善,自当吾始”[1]1075,责己行善,劝勉向善,从我做起。王阳明从“言传”到“身教”,引导学生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

    (三)龙冈四规是王阳明的人生法则

    龙冈四规涉及对人生的价值、任务、路径、方法的论述,是王阳明对人生问题以及解决人生问题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系统总结,最终提出的原则,是王阳明的人生法则,字字句句都在强调个人品德的培养。龙冈四规要求学生要有远大的志向,首先明确立志的重要性,进而采取正反对比的方法论述“善恶”,立志做圣贤就要为善去恶,做一个善良的人。勤学一段中提出“以勤确谦抑为上”,这是对学生人生态度的要求和学习品德的劝诫。勤奋好问、谦逊低调、忠信乐易、表里如一,明白自己的短处、学习别人的长处,这样即便资禀鲁钝,也会得到别人的赞扬和尊敬。改过强调不应当因为犯错自我愧疚,甚至在改正错误发扬从善方面失掉勇气,只要有朝一日能改正过去的错误,即使过去是盗贼流寇,今后也可以成为君子。责善,实际上包括“责善”与“善责”两个方面的内容,引导学生学会批评与自我批评,劝勉他人向上向善,把指出自己错误的人当作自己的老师。王阳明关于责善的主张不仅针对朋友之间、师生之间,更及于自身,强调教学相长,从我做起。王阳明的这些忠告不仅是他教育理念的表达,更是他人生态度的表达。

    如果说,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是希望通过教育建立起一种人文的良好秩序和生态,是告诉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
    那么龙冈四规不仅告诉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还告诉了我们怎样做才能成为我们想做的人。在龙冈四规中,王阳明明确了人生的价值、任务、路径、方法。立志是确定人生的价值和目标;
    勤学是实现人生价值和目标的路径;
    改过、责善是成长成材的两种方法。

    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条法则,不是王阳明的首创,早已散见于中国古代先贤的论述中,但没有形成系统完备的理论,带着自然的、朴素的性质。把四条人生法则层次有序地组合,逻辑清楚地阐释,则是王阳明的贡献。龙冈四规是树立人生观的规律化方法,是王阳明人生观的纲领性文献。穿越时空,龙冈四规所提出的人生法则,对当下人们人生观的培养和构建,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 周年大会上说:“青年志存高远,就能激发奋进潜力,青春岁月就不会像无舵之舟漂泊不定。正所谓‘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青年的人生目标会有不同,职业选择也有差异,但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才能更好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4]至此,我们已经明白了,应正确认识龙冈四规,它不仅是学生守则,它还应该是每个人的做人原则。你可以用它来律己,也可以用它来诫勉别人,这是龙冈四规内涵与价值所在。

    龙场悟道是王阳明人生的重要节点,提到龙场悟道,人们会问,王阳明悟出了什么?对这一事件,学界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结论。绝大多数对王阳明有所研究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悟出了“吾性自足”。虽然也有人提出,通过龙场悟道王阳明实现了人生的转折,但论据不足,论证也不充分。对龙冈四规的认识,是如何评价龙场悟道的关键。

    当下,人们在谈及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践行时,常用三观来表达。三观即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是人们相互间用以评价人生态度、道德修养和做人方法的三个维度,也可以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一种尺度。如何评价龙场悟道,当我们把对龙冈四规的探究纳入对龙场悟道的探讨范围中,从王阳明龙场悟道前后三观变化的角度来观察,就会有新的发现。

    (一)石窝玩易,坚定了“立志圣贤”的价值观

    价值观是人们认定事物价值、判断行为是非的一种思维和取向,是根据个人内心尺度衡量、评价事物价值和行为好坏的标准。

    王阳明早年就提出“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1]1347。在经历了一系列变故后,他对生死有了新的认识。于是在玩易窝,王阳明写下这样几句话:“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将至也夫!夫吾之所以终吾身矣。”[1]989他终于明白当初周文王之所以能忘记囚困之苦,自得其乐,全因乐于演绎《周易》。《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中国古代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人于生死念头,本从命根里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致命之学。王阳明终于在玩易窝里明白了生死要义,打通了生死关,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由此而坚定了立志圣贤的价值观。

    有时候,我们必须感谢生命中遇到的那些苦难和逆境,只有在生死一线间,我们才能看透一些东西。当然,前提必须是你在黑暗中依然有勇气睁着眼睛去追问、追寻。经历了下诏狱、廷杖、贬官、遇刺“百死千难”的一系列变故之后,王阳明来到居夷处困的龙场。在漆黑狭窄的山洞玩易窝中,王阳明冥思苦想,感叹“圣人处此,更有何道”[1]1354。通过推演《周易》,思索天地变化、万物运转、阴阳消长、人生机缘的规律,王阳明在绝望中参悟生死,悟出人生至理。

    价值观是人们对客观世界行为结果的评价和看法,反映了人的主观认知,影响了人的客观实践。立志圣贤的价值观直接影响和决定了王阳明的理想信念、生活目标和追求方向。在立志圣贤价值观的导引下,王阳明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发生变化。

    (二)石椁顿悟,转向了“吾性自足”的世界观

    每一个人在形成自己独到的世界观之前,都是被动接受传统的世界观。大多数人之所以活得迷茫和被动,是因为自己没有明晰的世界观。王阳明同样也没能逃过这种宿命。虽然他从小就树立了一个区别于平凡的价值观,但他的前半生依然没能逃出传统世界观的束缚。

    到贵州龙场后,王阳明在自己居住的形似石椁、漆黑的小山洞中冥思苦想,经历少年格竹、中年修道、其间参佛的尝试,都没有找到真理。一日打坐中顿悟,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王阳明突破了传统世界观的束缚,转向了吾性自足的世界观,走上了一条与朱熹相异的道路。吾性自足的世界观转变是龙场悟道的一部分内容,这句话是后世评价龙场悟道即“心即理”“心外无物”的依据,并由此而得出传统上介绍龙场悟道的标志性结论。

    价值观与世界观的统一是人生发展的基石。人们的世界观受价值观的影响,王阳明把立志圣贤的价值观转换为认知的动因,以立志圣贤的价值观为指导,由此转向了吾性自足的世界观。这样的认知,又岂止是他个人受用?一经揭示,便是天下受用。“我心即宇宙”,你的心就是你的天空,当天空豁然明亮了,你的世界也就豁然明亮了。

    (三)龙冈立规,确立了“改过责善”的人生观

    人生观是指对人生的总的看法,也就是对于人生存的目的、价值、意义的系统表达。人生观表现为人生法则或人生态度。人们的行动受价值观的制约,价值观与人生观的一致是人发展的保证。

    从玩易窝搬到栖霞山后(后世称“阳明洞”),王阳明在乡亲们的帮助下,伐木建房,创办龙冈书院,传道授业。

    王阳明把立志圣贤的价值观转换为行为的动机,以立志圣贤为目标,在书院开学时,他向学生们发布了龙冈四规,提出了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的人生法则。王阳明首先将立志看作生命产生价值意义的开始,立志做一个勤奋谦逊、改过责善的人,确立圣贤之志,才有改过责善的要求。龙冈四规不仅仅是王阳明人生态度的表达,更是他将个人的所思所悟推己及人方法论的总结。这八个字阐释了贯穿指导一个人一生的基本理念。

    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在逆境中,王阳明终于找到了人生正确的道路,确立了立志圣贤。吾性自足、改过责善的三观,不再将圣人之道视作畏途,而看作康庄大道。

    当我们把对龙冈四规的研究引入到对龙场悟道探讨时发现,龙冈四规健全了我们对王阳明三观的认识。龙场悟道,王阳明取得的第一个成果是悟出了做人之道,以确立人生三观为标志,实现了人生转折。

    龙冈四规是王阳明人生观的明确表达,是龙场悟道的重要内容,自然也就成为研究龙场悟道的支柱性文献。如果没有改过责善人生观的支撑,王阳明的人生三观就残缺不全;
    如果漏掉龙冈四规这一重要内容,龙场悟道实现王阳明人生转折的论断就有缺陷。

    对普通大众来讲,如何借助王阳明的思想,借鉴王阳明对人生价值、人生修养和人生法则研究的成果,来培养和构建自己的人生三观更有意义。

    对龙冈四规的认知,不仅影响我们对龙场悟道的评价,还影响我们对阳明心学体系的认识。

    学界关注于龙场悟道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性,主要关注点集中在“心即理”;
    集中在阳明心学的基本概念“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集中在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的异同。“吾性自足”只解决了心外无物的认识论问题,却没有回答如何发现心内之物的方法论问题。因此说,这个定义有缺陷。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缺陷?是因为研究者把自己讨论龙场悟道的视角局限于哲学认识论的视域,忽略了龙场悟道后建构的阳明心学,既有王阳明对立志圣贤价值论解读,也有对吾性自足认识论诠释,还有对改过责善方法论的说明。当我们把对阳明心学观察的视野扩展到对龙场四规的探讨中时,我们对阳明心学就会有新的发现。

    (一)阳明心学是研究为人之学的学问

    龙场悟道,王阳明取得的第二个成果是悟出了为人之学,以阐释阳明三论为支柱,建构起阳明心学体系。

    提到阳明心学,学界似乎只有一个答案: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这几个词构成了阳明心学的核心词。明代以来,学界一直停留于阳明心学本体的研究,而我们也只停留于研究,却无法践履,原因在于我们忽略了王阳明方法论的表达。从而缺少对阳明心学体系架构的整体性、综合性的认知和把握。

    龙场悟道后,王阳明重新认识人生、思考人生,其探究内容包含了人生价值、道德认知、道德践行等问题,形成了圣人之道的价值论、吾性自足的认识论和改过责善的方法论。以三论为支柱,建构起阳明心学体系,横跨了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建构起阳明心学的基本框架,开启了传播心学的征程。

    (二)改过责善的方法论是阳明心学的重要支柱

    阳明心学以立志圣贤的价值论为总纲,以吾性自足的认识论和改过责善的方法论为两翼,阳明心学体系由王阳明的三论及相关的学术义理和概念构成。

    立志圣贤的价值论,以志向远大、品德高尚、知行至善为价值目标。立志圣贤的价值论让王阳明找到了建构文化生命的内在依据。在志于道德、志于功名、志于富贵中,王阳明更倾向于志于道德。认为只要为学之志真切,不玩物丧志,科举考试与立志圣贤之间并不冲突。主张“善念存时,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 此念非恶,更去何恶? 此念如树之根芽,立志者,长立此善念而已”[1]22。“志”是一个普遍的善意,存养扩充这个善意就是天理,要一直向着立志的方向不断提升和完善自己,做一个品德高尚、知行至善的人。王阳明在龙冈四规中,详细阐释了立志圣贤与改过责善的关系。

    为什么说阳明心学以立志圣贤为纲?是因为王阳明谈到认识论和方法论时,总是将立志圣贤作为前提,放在第一位。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皆由立志圣贤的价值论而生发。“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价值论与认识论的结合,才有道德意识的形成。“立志圣贤,改过责善”,价值论与方法论的结合,才有道德践行的实施。由此,也可以看出,在阳明心学体系中“吾性自足”和“改过责善”是同级并列的关系。

    吾性自足的认识论是阳明心学的重要内容,从王阳明石椁顿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的宣言中发展而来,是王阳明对世界的根本看法。由“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个基本概念构成,后来演化为“万物一体”的认识论。王阳明提出:“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1]61主张通过“致良知”达到“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的目的。

    改过责善的方法论是阳明心学的重要内容。改过责善的方法论,包括了改过责善、修养成德、同心一德等内容。改过责善首先在龙冈四规中提出,是王阳明道德践履的两个基本方法,目的是通过教育让诸生从体认到行动,从“知善恶”到“致良知”,去除“私欲”和“功利”,变化气质,修养成德。学者张新民认为:“以龙场悟道为历史性坐标,前期必须纳入‘学’的脉络来加以考察,后期则应归入‘教’的体系来加以探讨。‘学’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也可解释为‘觉’,则前期的‘学’是自我心性的不断追问、探寻、反省和觉悟,后期的‘教’则为启发他人心灵不断自修、自觉、自证与自悟。”[5]改过责善的方法论集中体现在王阳明的教育观上。

    阳明心学体系是阳明三论统一的结果。改过责善的方法论,呼应了立志圣贤的价值论,体现了吾性自足的认识论,是阳明心学体系的重要支柱。龙冈四规就像一张思维导图,你按照它给予的路径和方法,就可以到达“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改过责善”的境界。

    (三)吾性自足的认识论与改过责善的方法论互为表里

    龙场悟道,从三观的角度观察,是王阳明确立了三观。从认识与实践的角度来观察,则是认识论的转变和方法论的提出,“吾性自足”是其转变认识论的宣言,“改过责善”是其方法论的表达。

    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哲学中一对关系紧密的概念。认识论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观察事物和解决问题。认识论包括对知识来源、知识结构和知识判断的信念,以及这些信念在个体知识获得和知识建构过程中的作用,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方法论是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理论体系,解决“怎么办”的问题。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关系,就是我们常说的知行关系。

    知行关系在中国哲学上主要指道德意识与道德践履的关系。知行关系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中的特殊问题。阳明心学就是解决知行关系的特殊学问,知行合一是王阳明为人之学的基本观点。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行必须以知为导引,无知则不可能行正道。

    阳明心学是实践哲学,强调认识与实践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吾性自足”和“改过责善”即知与行的关系。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教学相长,从我做起,是“知行合一”说的萌芽。“吾性自足”是知的表现,是认识论;
    “改过责善”是行的要求,是方法论。知行合一,既有对内反求诸己的要求,又有对外主客体一致的体验。

    龙场是王阳明的悟道之所,也是他书院教学实践的地方。“吾性自足”与“改过责善”在同一时期同一地点出现绝不是历史的巧合,“改过责善”的方法论与“心即理”的认识论相呼应,与“立志圣贤”的价值观相统一。

    没有与认识论相脱离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认识论。“吾性自足”解决了认识论的问题,“改过责善”解决了方法论的问题,两者互相呼应。解读“改过责善”,首先要了解“吾性自足”的认识论;
    阐述“吾性自足”,离不开剖析“改过责善”。王阳明认为明白是非善恶只是“知良知”,彰显人性的善才能达至“致良知”,从“知良知”到“致良知”就是知行合一的过程。在《答聂文蔚》中王阳明也指出:“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 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1]89-90”从最初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到“万物一体之仁”,王阳明将个人的圣人追求,通过讲学的方式推广到所有人,推广到天地万物。而实现“致良知”,只有通过改过责善才能实现。研究阳明心学,只关注吾性自足的认识论,忽略改过责善的方法论,对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就有局限,所讨论的阳明心学体系就不完整。

    对大多数人来讲,吾性自足的认识论是抽象的,不容易理解的。但是,改过责善的方法论却是可以践履的。当我们撇开吾性自足的认识论,龙冈四规依然可以是一个独立的人文贡献。不论你生在哪个朝代,哪个国度,也不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甚至不需要有“心即理”那么高的追求,但你只要照着这四规去做人,哪怕你做得不够好,你也能完成你的人格升华。

    从阳明心学认识论的角度探索,“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是阳明心学认识论的三个基本概念。从阳明心学体系的整体格局来看,这个叙事逻辑只解决了阳明心学的认识论问题。

    从王阳明心路历程的角度观察,立三观,“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理论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践履的三个层次。从阳明心学发展的轨迹看,这个叙事逻辑更符合阳明心学的整体建构。普通大众容易明白和理解这个轨迹。

    (四)龙冈四规是王阳明后期讲学的主要内容

    书院讲学是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传道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其“立言”的一种方式,也是其后期的主要活动。“立志、勤学、改过、责善”是王阳明在后半生的教学实践活动中不断阐释和反复论证的内容,是其不断论证的人生态度。王阳明对杨茂的释志、《象祠记》讲象的改过、与顾东桥的论教,都表达了相关的内容。其主旨都是王阳明围绕立志圣贤的价值论、吾性自足的认识论、改过责善的方法论来阐释阳明心学体系。

    立志、勤学,培养人的品德是根本,改过、责善是方法。修养成德是龙冈四规的演化。人才的培养是育人和育才统一的过程,王阳明认识到人与人之间有知识才能的差异,但人人皆有的道德本心是没有差异的,人人都能通过立志、勤学、改过、责善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王阳明认为:“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1]61他认为学校教育以品德培养为根基,学生的才能各不相同,可以通过不断挖掘发现学生的各种潜能,带动其专业技能的学习。“修养成德”的教育观从改过责善的方法论演化而来,改过责善的目的就是为了才能各异、改变气质、成德为事。

    育人的最终目标是培育对社会有益的人。王阳明认为:“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
    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1]61同心一德既是培养人才的检验标准,又是选用人材的品德条件。如果“用之者”与“效用者”都同心一德,不论才质高下均各勤其业、各效其能,天下人便能如一家之亲,实现万物一体之仁。同心一德的人生观、教育观是用圣贤的要求来培养道德高尚、志向远大、知行至善的人,是人生的目标追求,是立志圣贤价值观的体现。

    通过书院讲课,王阳明传播了他的立志圣贤的价值论、吾性自足的认识论和改过责善方法论,实现了文化生命的外在践履。

    (五)“四句教”与龙冈四规一脉相承

    善恶说是阳明心学的中心话题。圣贤与俗人的区别就在于对善恶的认识不同。

    龙冈四规是王阳明在龙冈书院开学时对学生发表的四条法则,以论善恶为主线,初次阐述了善恶与立志圣贤、吾性自足、改过责善的关系。改过责善就是“称人之善,而咎己之失,从人之长,而明己之短”[1]1074。

    被后世称之为四句教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其主题与龙冈四规一脉相承,同样以论善恶为主线,更进一步阐释立志圣贤、吾性自足、改过责善与善恶的关系,是对龙冈四规的进一步提升,是阳明心学体系的高度概括,也是王阳明思想精髓的结晶,既包括了吾性自足的认识论内容,又涵盖了改过责善的方法论看法。

    我们可以把从龙冈四规到“四句教”看作阳明心学发展轨迹的起点和终点。

    改过责善的方法论是阳明心学的重要支柱;
    吾性自足与改过责善互为表里;
    龙冈四规是最早阐释立志圣贤、吾性自足、改过责善的文章,是王阳明后期讲学的基本内容;
    “四句教”与龙冈四规一脉相承。因此,可以得出龙冈四规是研究阳明心学的基础性文献的结论。阳明心学研究如果缺少了对改过责善方法论的探索,知行合一学说就陷入空谈;
    忽略了对改过责善方法论的的讨论,阳明心学也就只能局限在哲学认识论领域讨论对王阳明的认知了。

    龙场悟道取得两个成果:其一,王阳明悟出了做人之道,以确立三观为标志,实现了人生转折;
    其二,王阳明悟出了为人之学,以阐释三论为主题,建构起阳明心学。王阳明的三观是阳明心学的结晶,由此而形成的知行合一学说包含了三个方面内容:立志圣贤,是心学的终极目标;
    吾性自足,是心学的内在自觉;
    改过责善,是心学的修养方法。这既是其内在的叙事逻辑,又是其完整的学术体系。

    龙冈四规与龙场悟道的两个成果密不可分,它既是龙场悟道的重要组成,又是阳明心学的重要内容。龙冈四规是王阳明人生法则的纲领性文献,是龙场悟道的支柱性文献,是阳明心学的基础性文献。纲领性、支柱性、基础性三性构成研究龙冈四规的三维坐标,从三个方面展示了龙冈四规的内涵和价值,说明了龙冈四规在研究龙场悟道、研究阳明心学体系中的重要性。研究龙场悟道和阳明心学,不可以忽略龙冈四规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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