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抵抗支配的美学策略——文化批判理论视域下大众文化的逻辑路径探析

谭嘉仪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文化研究是新兴的跨学科理论体系，以学科交叉的知识背景作为理论支撑，具有深厚的理论内涵与丰富的理论外延。它的兴起受到当代社会思潮与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标志着文化理论研究对象从单一的文学作品转向多元的文化形式，并表现为两个重要阶段：从文学形式延伸到艺术形式；
从传统文化范畴转向现代文化实践。然而，由于理论界对文化意义的窄化，使与之相关的研究逐渐从公共领域转向学术领域，并导致文化作为研究对象而被边缘化，文化研究的领域与主题因而显现出明确的意识形态性与话语排他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出现以及全球化的蔓延，社会诸多领域相继发生持续性剧变。在此背景下生成的批判理论呈现出多元含义，并衍生出诸多理论范式，其中文化批判理论与当代社会现实密切相关，是文化研究深探大众文化的重要理论孔径。

文化批判理论凭借强烈的理论派生性与鲜明的学科拓展性，促进不同学科领域的对话，推动各种理论范式的融合，为概念意涵与社会现实的深度结合提供广阔的理论空间。它对权力与文化之间具体关系的考察，正是通过对社会现实中的压迫性权力结构及其文化手段进行分析，揭露出统治阶级借用文化实现其维护统治与延续发展的根本目的。

大众文化的演进是文化批判理论理解并介入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线索。它本身包含着社会现实问题、大众生活方式、日常文化现象等诸多研究视域，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大众文化的发展一直处于腹背受敌的状态：一方面，精英阶层对大众文化生产资源的把持、高雅文化对大众文化的收编；
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各形式之间的类同化竞争导致矛盾频发、混杂性组合引发价值失真。围绕大众文化在当代社会引发的问题现象展开学理性研究与批判性反思，是文化批判理论介入社会现实的关键研究路径。

大众文化的出现缝合了审美品位等级分层与日常生活文化形式之间的裂隙，并在发展过程中生成庞杂的问题域、多元的亚文化等聚合性研究领域。将大众文化置于文化批判理论视域内进行考察，不但能够达到充盈理论内容与拓宽学科视野的目的，而且能够借助理论辩证的思考方式与批判的观察视角，对大众文化的现实困境指明具有可行性的抵抗路径。

文化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或反映或象征着社会现实，是群体基于其内部的共同思想经验、生活方式等生成的价值观念与方法论体系。它是以物质经济为基础，受政治结构所制约，具有强烈的集体性、社会性以及经验性。因此，不同的集体表征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隶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出于对自身利益集团的维护，不同文化形式之间在竞争中或是夸大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合理性，或是鼓吹混杂性和一致性的必要性，致使大众文化内部逐渐出现话语失调、结构乱序、关系失衡等问题。

在当代社会资本与技术的扶植下，大众文化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与经济支撑，各种文化形式得以在短时间内大量涌现。然而，受到诸多客观原因影响，在大众文化中不同文化形式的自觉性与价值观不但无法整合，而且还频现冲突。对此，贝尔道出原因：“每个社会同样也是一个多元社会，其中的个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拥有多样和不同的立场，也有着随着时间变化而不同的身份和利益。”[1]可见，大众文化内部不同文化形式之间发生矛盾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它们各自隶属的利益集团在态度立场、实践形式、主题指向等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特别是在表达内在价值指向与获取外部经济利益的拉锯中，大众文化内部各形式迅速陷入结构性分离的困境。

大众文化内部不同文化形式围绕价值利益形成各自的集体性文化表征。由于无法完全满足各个利益集团的要求与欲望，从而导致不同文化形式之间为获得话语权而开始争夺主导性地位，大众文化内部矛盾冲突愈演愈烈。通过对大众文化进行历史性考察发现，文化批判理论家指出大众文化内部矛盾的成因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对大众文化多样性的滥用削弱了话语表达的权威性；
其二，对大众文化一致性的误读导致价值观念的单一化。因此，对大众文化的多样性与一致性进行探究性分析，是解决大众文化矛盾的重要路径。通过理论透视与介入实践来完成大众文化内部的话语调和与秩序重构，是文化批判理论清晰勾勒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重要前提，更是大众文化谋求更长远的发展所无法绕过的。

大众文化折射出大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其内部各种形式及内容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大众文化的价值并不倚仗于任何一种形式，它的价值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大众文化的多样性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的存续为经济发展提供空间与动力。然而，大众文化多样性被过分解读与随意滥用的现象频生，暴露了大众对文化内部主导性价值观念缺乏明确认知的短板。表面上以文化差异性作为基础提出多元认知视角，实际上不同文化形式之间仍是固步自封地各自为政，直接导致大众文化内部缺乏具有凝聚力的文化中枢。因此，大众文化内部的各形式间关系呈现结构松散且缺少活力的疲软态势。它们拒绝围绕固定的文化中心展开思想交流、意见交换或是作品展示等良性竞合行为。为了强调自身的重要性，不同的文化形式更是在群体内部构建独立的话语体系与运作秩序，使得大众文化内部出现大量意义冗赘的话语栅栏和含糊不清的秩序界限，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联系性因而被削弱甚至消除，内部呈现出强烈的文化涣散感。更重要的是，大众文化内部诸多形式发展态势良莠不齐，部分文化形式衍生的文化产品缺乏创新性与实用性，造成资源浪费与现成物堆积，大众文化主体因而被迫陷入审美贫困的境地。

但是，大众文化的多样性及内部各形式间的差异性是不可能消失的，保留大众文化的多样性对社会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文化结构中存在着占据中心位置、掌控主导价值观念的主流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大众文化内部也遵循着上述结构规律，存在着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大众文化的多样性及各种形式之间的差异性就会被主导文化消融，相反文化形式的多样性凸显主导性文化价值观念的优越性。概念的对立能够明确范畴之间的界限，为理论分析提供便利。强调大众文化差异性的目的就是，将其内部各种形式并立观之后，通过筛选、解构对立因素完成文化内部的重新构序。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为独立概念的界定提供依据，集体总是通过对他者的排除来完成内部身份认同，排他是每个集体形成过程的必经阶段。因此，隶属于不同利益集团的文化形式所描述的事实与展现的状态并不客观，以一种文化形式的话语体系去解读另一种文化形式失之偏颇。通过主位视角去理解不同文化形式所表达的意涵，能够减少大众文化内部话语混乱的问题。

在飞速发展的技术手段下，无法紧跟社会发展的概念范畴将会造成文化层面的空洞化与贫困化，作为对立结构将被不断解构。这就是统治群体在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用以区隔大众的惯用伎俩。过去在以高雅文化为主导的社会-文化结构中，对艺术品的鉴赏或创作是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进入21世纪，由于资本的全面介入与技术的普遍推广，人们文化生活的审美方式从单一转向多元。受到消费主义与全球化影响，人们对文化生产的诉求，逐渐从主动性目的的审美需要过渡到被动性目标的欲望消费，由客观环境与主观意愿共同激发主体潜在的审美期待，成为人们参与文化生产的重要内驱力。尤其是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实现技术联姻后，生产出大量同宗异族的大众文化形式，如摇滚乐与流行乐、传统戏剧与现代话剧、雕刻艺术与装置艺术、印象派绘画与写实派绘画等，同一类型的文化存在不同形式分支，为大众文化的多元价值观念提供着具体支撑。保留大众文化多样性不但能拓宽大众审美领域，而且能在社会结构中，避免排他性行为、保护边缘性群体以及抵抗垄断性文化。

大众文化内部的一致性能够为其多样性所引发的问题提供解决思路。大众文化的一致性并不仅仅体现在其内部，而且还体现在它与其他文化模式的结构性交往当中，针对多样性所产生虚假的、即时的、低俗的文化形式，为大众提供一种更为客观中立的价值判断。在大众文化内部形式多样性的基础上，实现大众文化外部结构一致性，并不相互矛盾。多样性表征着其内部形式的繁荣发展，一致性说明了其内部形式的团结稳定，倡导多样性无须摒弃一致性，强调一致性并非消除多样性。因此，通过调和多元文化话语与重构内部既定秩序的手段，对大众文化内部的多样性与一致性实现全面融合，从而在其各种文化形式之间确立良性共存的发展方向，是解决大众文化内部主要问题的重要思路。当然，在大众文化内部实现多样性与一致性的统一并非宣扬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放任多样性或一致性的发展将为压迫性权力组织提供新的支配思路，大众文化内部多样性与一致性之间应当保持既独立又关联的复合关系，并且需要将其落实到大众文化的具体实践中。

通过对大众文化内部话语失衡、秩序混乱等问题进行理论透视，文化批判理论使得大众文化内部多样性与一致性的矛盾浮出水面。与传统理论止步于实证层面不同，文化批判理论对社会-文化结构的介入与批判，在本质上为大众文化解决内部形式的利益冲突指出具体解决路径——通过调和话语与重构秩序双管齐下，实现对大众文化多样性与一致性的融合，在各种文化形式之间形成相互竞合的文化共存发展模式。

然而，当代社会资本与权力在文化领域的作用使得大众文化的发展仍充满挑战。文化一切可能性的实现托庇于物质基础，经济剩余价值是创造文化并实现其繁荣发展的物质保障。不同社会阶级或集体的政治权力诉求与意识形态倾向都是围绕经济利益展开的。然而，资本的过度介入与技术的频繁失控导致市场规律在文化领域的失效，引发行业恶性竞争频现、现成品堆积严重、供需关系扭曲等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明确，资本自私的本质从未改变或消失，它的生产方式一直都是以牺牲劳动者的利益为主要手段。随着社会结构的发展与意识形态的演变，当代社会的资本剥削早已披上文明的外衣，挪用自然、科学等领域的力量，征用文化的名义，侵占社会资源与话语权力，以调动更多社会功能为自己服务，实现其对人们隐秘且有序的剥削。

进入21世纪，社会结构坠入持续剧变中，技术一跃成为诸多领域争相追捧的新贵。统治阶级敏锐地捕捉到技术的发展潜力，凭借雄厚的资本积累与强势的话语权威，迅速获取技术领域的支配权。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技术用来获得支配社会的权力的基础，正是那些支配社会的最强大的经济权力。”[2]技术发展归根结底仍需要资本的支撑，无处不在的权力关系正隐匿在资本身后。现代统治阶级通过权力运作完成资本积累后，利用资本对技术的支配实现对文化的垄断，随着技术合理化转向支配合理化现实的发生，统治阶级最终达到重返文化-社会结构中心的目的。

葛兰西认为，全面掌握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是控制政治领导权的前提。通过支配性的霸权替代强制性的权力，以协商的方式满足被统治者的利益需求，将领导权的内容渗透到被统治者的日常经验、生活实践等领域中，以模糊领导权对被统治阶级实施统治和控制的目的，从而使其能接受认可统治阶级建立的社会秩序，并主动维护其实施的统治手段。深受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影响，文化批判理论将研究重点锁定在大众文化与资本、权力的具体关系的探究上。

资本与权力通过技术对人实施劳动异化，导致大众深陷生存悖论当中，大众文化更是直接成为资本运作的修罗场，其发展不但是劳动的成果，更是剥削的结果。统治阶级利用资本抽空文化的批判性与否定性后，再将其意识形态注入其中，过往文化领域独立于商品世界外的传统随之被打破，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的大众文化尤甚。倚仗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大众文化得以拥有先进的文化生产技术与新兴的文化传播媒介——大众媒介。统治阶级将大众文化改造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大众媒介也因而成为资本家攫取可观经济利润以维护阶级利益、掠夺丰富话语资源以实现资本扩张的重要工具。大众媒介包含的支配性意识形态明确指向统治阶级，它的娱乐性与工业化不过是其操纵性与控制性的伪装。统治阶级通过大众媒介作为载体将其意识形态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以影响其价值取向、控制其思考方式，最终实现对主体思想的操纵与支配，主体也因而在文化领域丧失审美自主权与判断独立性。

在当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操纵一起被熔接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3]，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而得以借助科学技术，将其统治意志轻易地内嵌到文化中，从而达到其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文化霸权的目的。大众媒介通过将文化领域与商业因素成功整合，赋予共同文化产品以商品形式特征。过往，统治阶级对艺术作品具有权威的裁决权，进入文化经济时代，统治阶级裁决权的绝对性在文化商品中失效。大量贴着“文化”标签的商品形式充斥市场，并衍生出文化商品的特殊消费群体——有教养的市侩主义者，他们幻想通过对文化商品进行消费以提升审美品位和卖弄才学知识。该畸形的供需关系是不符合市场客观规律的，因而在社会中引发荒诞的文化现象，为日后技术泛滥而导致资本运作的失控局面埋下伏笔。

从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对峙，到其自身内部各种文化形式之间的矛盾，再到其作为主流文化与社会中的政治制度、物质经济、权力系统等范畴之间的对抗，无不显示着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抵抗文化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抵抗并不一定斥诸暴力手段，大众文化对权力与资本的抵抗，是通过渗透的方式介入日常生活，借助受到统治阶级认可的大众媒介隐蔽地实现文化再现，以达到其作为内在性力量对社会压迫性权力结构的反抗。冲突矛盾为大众文化对抗权力的形式争取到公共表达的空间，大众文化内部形式之间对立、差异、融合、再现等过程，更是对在统治阶级垄断文化后发生断裂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内部秩序的修复。

工业革命之后，社会结构与时代语境的改变，使得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文化教育全面普及，大众知识水平得以不断提高，知识结构也更加全面。过往在文化内部泾渭分明的审美界限，由于大众文化的出现变得模糊，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结构性区分开始松动。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半叶，批评家不再刻意区分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学术界也开始重审过往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态度是否得当。哈贝马斯就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全面反思了他最初对大众文化的判断：“我过分消极地判断了大众的抵制能力和批判潜能。”[4]可见，西方文化理论家对大众文化的态度变得逐渐缓和，从批判拒斥的否定性思维转向理解接受的肯定性思维，并逐渐意识到大众文化的内部抵抗性。

随着文化工业规模扩大与影响增强，高雅文化的声誉与权威在资本与技术的夹击下日渐式微，过往横亘在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鸿沟逐渐缩小，精英阶层专门用以区隔艺术与大众之间的文化壁垒被打破，大众的审美自主权与判断独立性逐渐复苏并获得实践。

然而，进入文化经济时代，在文化工业、消费社会、商品经济、自由市场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文化与现实进入失真的状态，审美判断的主流标准就会被搁置，审美意识在没有明确标准框定的情况下将进入到自由状态——不再只由“蔑视普遍被接受的观念和审美陈规的能力”[5]的审美品位所决定。“审美品位一旦产生，一方面，它能够增加消费，因为我们的欲望是无穷的、可自由调节的；
另一方面，它能从精神的角度为接纳满足个人需求的商品的行为提供依据。”[6]学者们敏锐地捕捉到作为联系人与物之间关系中介的“消费”概念及其当代意义。作为一种能够使人获得愉悦感受的活动形式，消费表征着当代社会人与物之间审美关系的重要意涵，而消费主义的出现致使社会资源大量地向大众文化倾斜，“大众文化产品和消费本身——与全球化和新的信息技术同步——像晚期资本主义的其他生产领域一样具有深刻的经济意义，并且完全与当今普遍的商品体系连成一体”[7]。通过“消费”作为中介，大众文化在经济领域的地位逐步提升，其产品不再作为单纯的精神生产范畴而存在，“文化作为系统化的符号在于文化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人们借助所拥有的各种文化形式相互竞争，发挥文化资本的作用，争夺权威地位”[8]。借用文化性消费形式完成对传统艺术单一审美等级观念的否定，大众因而获得与精英阶层对峙的内在力量。“物”之于“人”的价值与“人”对于“物”的目的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人们对“物”的“要求”，已经从最初“满足自身需求”的目的性阶段跃升到“确认他人态度”的目标性阶段。因此，大众文化审美品位的生成从侧面反映出“消费”已跳脱出传统政治经济学范畴，不再只是单一地指称人对物的需求，而是表征为人与物之间关系的重要概念，并预示着大众文化审美主体意识逐步觉醒。

然而，资本的介入使大众的个性快速被商品形式淹没并被强行同质化，审美品位出现流于表面、趋向平庸的消极倾向，“快消文化”“超前消费”等文化观念迅速滋生，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从过往无功利性鉴赏滑入对商业性产品的消费中，工具理性的需求与思维感性的欲望共同构成实现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主导因素。而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发展之间是存在着不平衡的，并反作用于大众的审美品位与审美判断的发展。

大众文化不可能一直与社会现实保持一致步调，二者之间在所难免存在着裂隙。社会-文化结构中裂隙的存在将引发审美意识瓦解、独立判断缺席、自主权利受限等褶皱空间的出现。与此同时，这些布满冲突的褶皱又为大众文化提供对支配力量进行内在性抵抗的发生空间。对此，美国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提出“潜隐剧本”的概念解释褶皱空间的矛盾性。他指出：“从属群体的大多数政治生活，既不存于对有权者所采取的公然的集体反抗之中，也不存于对霸权的完全屈从之中，而是位于这两个对立极端之间的广阔领域。”[9]各种模式的意识形态斗争不断发生，目的是争夺这个充满冲突褶皱的广阔领域，大众也正是在此对霸权实施意识形态抵抗。这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概念中所提及的被支配阶级有所区别，斯科特创设的潜隐剧本概念，使大众能够以一种更为安全、隐蔽的手段重返争夺文化主导权的公开场域。

挣脱资本的裹挟与权力的支配，重获审美自主权与判断独立性，是实现大众文化主体意识觉醒的关键条件。重获艺术的自主权对大众文化审美主体的意识觉醒具有重要意义。艺术自主性体现在艺术对自身所处社会的阶级限制的突破、对既定体系的超越。艺术不但保留其作为抵抗现实的存在属性，而且建构自身独立的话语与行为体系，它的超越性与救赎性为大众提供一种内在性力量，以摆脱并抵抗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裹挟与资本操控。一种非物质的、感受性的、内在性的力量被呼唤——“……用非物质的享受对抗唯物的资本主义，用内在性对抗外在性，用感受性对抗机器，用自有的感官运用对抗机械化，用个性对抗异化。”[10]它必须能够支撑大众拒绝资本操控和反抗权力支配，表征为否定与批判。文化内在的救赎性与抵抗性接替了否定性与批判性的缺位，以一种从内到外“出走”的方式完成对异化的否定性对抗。

通过在各种文化形式中隐蔽地嵌入具有抵抗性的主题观念，大众文化成为实现集体团结的重要中介。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与资本共谋以技术作为工具对人实施操控与支配，人要实现全面而自由发展就必须奋力反抗与积极应对。表面上，大众文化对统治阶级文化主导权是接受且信服的；
实际上，它的各种文化形式一直通过迂回的策略和隐秘的手段，否定统治阶级、精英阶层等集体所竭力维护的文化正统。尤其是在作品、表演、仪式等兼具伪装性与集体性的文化表征活动中，“横向团结取代了下层人对庇护者的纵向忠诚”[11]。综上，以艺术实现抵抗，以审美完成救赎，是大众得以摆脱资本剥削、劳动异化、权力宰治等现实的有效美学路径。

2) 跨移动平台适配能力，基于React Native，通过封装或引入基础组件形成基础组件库，实现“一次编写，分别编译，多端运行”的跨平台目标；

大众文化的出现重建文化批判与社会现实之间日渐式微的关联性。批评是精英阶层为其阶级文化辩护的理论武器，为了强调理论的中心性与自身的重要性，批评家总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度，通过理论视角对社会现实展开观察，并对大众文化发起精英主义式的否定性批评，导致理论的功能被滥用和权威被削弱。

凭借独特的思维方式与观察视角，文化批判理论通过将大众文化所引发的文化现象、社会问题、价值观念作为研究线索，总结出其内部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外部面临的巨大危机，并予以积极反思，清晰勾勒出隐匿在大众文化背后的具体权力关系，体现出其独有的批判性视角与关怀性内核。将大众文化置于文化批判理论视域展开研究，不但实现了文化实践与社会思潮的对接，还为文化批判理论介入日常生活提供具体路径。文化批判理论不但明确地指出大众文化内部话语失和与秩序混乱、外部资本介入与技术失控等具体问题，而且从理论视角提出一种具有可行性的解决路径——通过调和话语体系与重构内部秩序等方式，取消大众文化内部的多样性与一致性之间的对立，以及厘清差异性与多样性、混杂性与一致性的界限，最终实现文化共存的良性发展态势。

在文化批判理论的既定框架内，大众文化逐渐显现出一种内在性的抵抗力量——以审美救赎与艺术抵抗唤醒大众文化主体的审美意识，并且重获审美自主权与判断独立性。在此过程中，文化批判理论通过大众文化作为中介与其他理论范式发生密切联系，为其在当代理论发展中锚定明确的理论位置与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也为其重塑当代文化批判性与否定性提供多元的理论支撑。可见，将大众文化置于文化批判理论的视域之下进行价值省思，不但能够实现充盈理论内容与拓展理论视界的目的，而且还能为大众文化突破现实困境提供美学策略。

注释：

[1]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61页。

[2]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22页。

[3]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17页。

[4] [美]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1990年版序言第17页。

[5] [法]奥利维耶·阿苏利：《审美资本主义》，黄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页。

[6] [法]奥利维耶·阿苏利：《审美资本主义》，黄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1页。

[7]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47页。

[8] 毕芙蓉：《符号与政治:后马克思思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09页。

[9] [美]詹姆斯·C.斯科特：《支配与抵抗艺术：潜隐剧本》，王佳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13～214。

[10] [法]奥利维耶·阿苏利：《审美资本主义》，黄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9页。

[11] [美]詹姆斯·C.斯科特：《支配与抵抗艺术：潜隐剧本》，王佳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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