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博物院藏一则山西协同庆票号会票
时间：2023-04-23 11:10: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刘艳萍（山西博物院，山西 太原 030024）
19世纪初，晋商在平遥创建了中国第一家以金融汇兑为主要业务的票号，晋商票号发展到鼎盛时最多达到30家。总号以山西祁县、太谷和平遥三地为主，分号达到400家，遍及全国以至新加坡、俄罗斯、日本、朝鲜等国，一度形成“汇通天下”的金融格局。山西晋商开办的票号承揽国内外的商业汇兑业务，作为主要业务之一，仅通过一张会票便可实现资金的汇通天下，促进了商业、金融业的繁荣。“协同庆”晋商票号（1856开业，1913年歇业），经营期间全国分号多达33家，历史上拥有中国最大的地下金库，在晋商票号中也是佼佼者。现今平遥古城内在协同庆总号旧址建有中国钱庄博物馆（图一）。协同庆票号的汇兑方式有信汇、电汇和票汇，而最常用的是票汇。这种方式是利用会票来进行汇兑的，与其他汇兑方式相比，汇费低，安全性高，秉持“认票不认人”的原则。
图一 中国钱庄博物馆
会票，又叫会券，是汇款的凭证，也就是汇票。平遥晋商各家票号的会票均有自家票号特色，且采用了严密的防伪措施。中国自唐代产生汇兑，当时这种业务叫作“飞钱”，经营飞钱的有商人，有衙门，后又被禁止[1]。除飞钱外，唐代还有类似于近代支票功能的信用票据，称为“书帖”。宋代则产生了更进步的“会子”，民间使用时亦称“便钱会子”[2]，后归政府所有和发行，具有可以替代铜钱流通的性质，类似于会票、支票和兑换券的作用。南宋以后，汇兑暂时退出历史舞台，流通纸币扩大，至明后期，才又重新兴起，未设置官方专业汇兑机构。在《皇朝经世文编》中，陆世仪《论钱币》一文中提到“异地取款”的内容：“今人家多有移重资至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于京师富商，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会票一词由明末一直沿用到清朝[3]。一般而言，会票主要由票号存根、寄达兑付票号的送票和交给汇款人的主会票三部分组成，有需要时即可根据汇兑实际情况来临时书写会票的内容。会票具有严格的制式和统一管理体系，会票统一由总号印制，再将印好的完整会票分发给下属分号使用。
交给汇款人的主会票，是汇款人的重要取款凭证，晋商汇兑业务中“认票不认人”的规矩，赋予了会票更为严密的安全性。由于会票使用完毕即焚毁，留存下来的会票数量有限，但从仅存的清代会票可看出，它的格式和内容具有统一性和规范性。主会票基本是折纸形式的，有4个折面，呈长方形，在会券的左右两侧会各预留一道细窄的侧边。一般第一折页和第四折页不会有书写内容，主要是印制一些防伪花纹图案和固定格式，第二折和第三折是需要专人在上面临时书写汇款事宜的，通常包含汇款人、汇款金额、取款地点、汇出票号、经手人等，同时在特殊的位置加盖多个专属财务印章。晋商们为了进一步防止票号的会票被伪造，有些票号在会票的左上角或四角留有水印暗号，这开创了中国钞票水印之先河。山西票号银行除了采用水印作为密押防伪之外，还通过精选特质纸张，印刷设计繁冗复杂的彩色图案的方式来增加防伪特征。最后印刷完毕的印版，也要立即进行销毁。
除了在通用的会票制作上防伪外，票号还通过内容书写来提高会票使用的安全性。书写会票，首先要责定专人用毛笔书写，其字迹必须是在票号的总号及分号备案过的，方便在核对会票真伪时与预留的字迹比对。待会票内容书写完毕后，还需要在特殊位置加盖印鉴。印鉴通常是分布在会票的不同位置，采用不同的印章加盖，有抬头章、押款章、落地章、防伪章、套字章、骑缝章等。另外，晋商对票汇管理十分严格，遵循“使用后专人销毁”“作废一张需总号备数”等原则。
协同庆票号的会票是在湖南订印的，纸质是麻纸，由总号统一印制。纸里夹印“协同庆”三个字作为防伪的水印暗号，是当时各大晋商票号有效的防伪措施之一。现藏于山西博物院的这张协同庆票号会票（图一）是一件一级文物，纵27.4厘米，横47.2厘米，这是一张交给汇款人的会票，典型的4个折面，规格呈长方形，有两条窄边。这是由协同庆票号签发的折纸会票，保留了珍贵的汇兑业务、防伪技术等会票档案信息。
图二 协同庆票号会券 山西博物院藏
（一）第一折
此券从右往左数是第一折，其上部印有一个“券”字，下部饰有一组彩色图案作为防伪之用。这组图案外框以冰梅纹装饰，冰片开裂纹为草绿色，梅花为红色，且梅花组合造型各异。内框里有飞鸟（绿）、盛开的莲花（红）、荷叶（绿）、蝙蝠（红）、如意（绿）、卧鹿（绿）、竹叶（红绿相间）；
正中坐一童子（蓝色）作右手握如意之姿，身着红色披巾，右小腿前置一半开合状宝盒（蓝色），内盛宝物（红色），宝盒一旁书“文和”二字（红色）。由此可以推断这组图案的中心人物应是“和合二仙”，且二仙合一，其设计应是源于协同庆票号创业之初的经历和理念，也有说法称所印图案是一幅“好人喜迎蝙蝠图”。
（二）第二折
第二折中间印有红色竖格，毛笔书写有“今滙到上海鼎豊號西砝银伍萬两整期至本月半無利交還不悮此据”28个字，从右到左分别加盖抬头章1个、押数章2个，已包含的内容有汇款时间、取款地点、汇款金额、承汇票号的相关财务印章等。会票中提到的“西砝银（西公砝银）”实属天津府市场通行的平砝。明清时期，采用的平砝，不仅全国各地不同，一个城市也多种多样。平砝银两有一定的成色和重量标准，但无实银，只是一种价值符号，属于虚拟银两。如需以实物支付，须折成银圆或白银交割。清代“砝平”称量属于官定的砝平，票号与钱庄多用为国内汇兑的计算单位，平砝不统一是封建社会的特色，也是票号开展汇兑面临的难题，于是会票上明确书写兑换银两所采用的平砝标准，可以有效地避免因不同平砝造成的兑换损失和分歧，同时还保障了票号经营者和汇款者双方的共同利益，维护了票号的信誉。
（三）第三折
第三折左印有固定格式的“年 月 日”及“立票”5个红字，加盖落地章“迪化协同庆记”，且“协同”二字约缺印三分之二；
右印似纸卷半开形图案的红色竖形框，框内居中加盖“协同庆记”叶形章一枚。清道光年间的落地章只有票庄名，咸丰年开始加蜀地名，清末和民国几乎都是字号加地名了。“迪化协同庆记”表明这是一笔由协同庆设在新疆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的分号发往上海鼎丰号的汇款。开出会票时，会票上面要加盖各类制作精良、图案复杂的印鉴（图三）才能最后生效。结合第二折抬头章印鉴印于会票正文开始处，主要象征商号事业兴盛，本则会票的抬头章出现在第二折正文首行首端处，盖一枚人形戳印，是财神的形象，标有票号“协同庆”名称小字。在银两处连盖二方菱形印，章面居中为醒目的票号名称“协同庆记”，此为专用的押数章，也叫菱形章或押款章，四周围一圈细小的图案，加大了会票的伪造难度。押数章印在会票中所书数字“伍萬两整”之处，有防止修改会票所示数额的作用。不难看出晋商们在印鉴上大花心思，制作了多种精美细致的专用财务用章，把印章的实用功能和艺术美感完美结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商业印章防伪体系[4]。印章的设计充满了浓厚的地方文化艺术色彩，体现了山西当地古朴、厚重、率真的民风民俗。
图三 协同庆票号部分印鉴
（四）第四折
第四折中上部印“信行”。
清代晋商票号通过会票这种信用凭据汇兑银两的方式，避免了现银在异地运送途中发生危险，减少了运送成本，并在汇兑业务经营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经营管理模式。从这则山西博物院藏的“协同庆记”的会票中可见一斑。大额银两的流通跨越新疆迪化和上海两地，横跨中国东西，通过一张协同庆纸质会票便可以完成异地存取和汇兑。这只是晋商票号业务的冰山一角，在整个汇兑业务中不难看出晋商们在会票制式和防伪技术上的良苦用心，同时山西当地民俗渗透入微，从图案设计、印章设计上，无不展现着独特的民俗民风。仅仅一则会票，便融合了印刷、篆刻、书法等诸多工艺流程[5]，形成完备的密押手段，甚至采用了水印防伪技术进行加持，杜绝了会票的伪造、款项诈骗等失信情况的发生，保障了资金流转的便捷和安全，促进了商业和金融业的繁荣，整体上推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展示了晋商“汇通天下”金融体系的先进性，是山西淳朴劳动人民的智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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