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内在逻辑与关键路径

徐礼伯 沈坤荣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这是党中央紧扣新发展格局构建的主要矛盾、关键环节与核心问题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近年来，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外部环境更加糟糕，俄乌冲突前景不明，美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加大，外需不确定性加剧，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依赖内需与内循环实现发展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然而，目前我国被寄予厚望的内循环还不够可靠，其带动力还不够强。近两年，我国的出口仍保持了较快增长，2021年货物出口增长了21.4%，贸易顺差达到4.37万亿元[1]，创历史新高；
2022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出口增长了13.8%，仅三个季度的贸易顺差就达到了4.23万亿元[2]，再创历史新高，贸易顺差对GDP增长产生了较大的拉动作用。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2022年前三季度，我国GDP仅实现了3%的增长[3]。

从贸易数据上看，国际循环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似乎依然值得期待。但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8—2020年，我国货物出口的年增长率分别为7.1%、5.0%、4.0%，外需的颓势已经比较明显。可以预见，随着全球复工复产的推进，加之发达国家对“再工业化”与推动制造业回流的重视，外需的下滑是大概率事件。显然，全球经济形势很不乐观，只不过被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掩盖了出口数据的真相。我们很难改变外部环境，因此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国内大循环上。

目前，我国国内大循环带动力不强、可靠性不高的根本原因是内生动力不足。必须深刻认识到，我国环境、资源、能源的承载力已经到了极限，依靠投资扩张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走到尽头，如果不能及时实现动力转换，以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内生增长，投资的效果会越来越差，我国经济也很难走出当前的困境。

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与可靠性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必须直面挑战，下大力气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更多核心技术，占据更多产业制高点，有效提升国内大循环的带动能力，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一是对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以下简称GVC)形成路径依赖，抑制了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二是创新能力不足导致新旧动力转换不到位，使得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对创新提出了更高速度上的要求；
三是国际循环合作机制受损，加大了创新难度。

1.全球价值链路径依赖制约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参与GVC分工体系是中国提升经济效率、技术水平与管理能力，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而获得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机制，也是在技术、资金等都奇缺的情况下参与国际分工的有效途径。发达国家为了进一步利用、放大与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将附加值较低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或外包出去，自己则更加专注于价值链核心环节，从而更好地掌控整个价值链。我国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与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积极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从附加值极低的加工环节做起，在资金与技术极其缺乏的情况下，既实现了“走出去”与“引进来”，也接触了相对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使我国得以持续积累资金、技术与经验，不断提升制造与工业化能力，强化在制造环节分工的地位，进而支撑了我国工业地位的不断提升。

在从GVC获取巨大红利的同时，我国也对国外先进的生产要素、关键设备、核心技术、重要零部件与元器件等产生了较大依赖。在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负面效应逐步显现出来。站在发达国家的角度，其构建GVC并不是帮助参与分工的企业以及为其他国家提供动力，而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自身优势掌控资源。因此，我国在GVC中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能从中学什么、学多少都由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的战略目标而定。

在参与GVC分工初期，由于我国技术水平很低，对发达国家不造成威胁，比较容易低成本地获得学习机会，一些跨国公司甚至为了提升其竞争力还会主动帮助我国企业提升技术水平。但当发展中国家代工生产体系进入功能升级或链条升级阶段，发达国家就会利用各种方式来阻碍和控制代工企业实现较高级的功能升级与链条升级，从而迫使发展中国家处在GVC低端环节，抑制其技术进步步伐[4]。在GVC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将核心零部件、关键元器件、高端生产装备等的研发、制造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以防止别人学习其核心技术。我国在参与GVC分工过程中，大量使用这些高技术含量的中间产品，这的确帮助我国快速成长为工业大国，但很多领域也因此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研究表明，大量中间产品的使用并不会产生理想的技术溢出，反而会拉大技术差距[5]。

由于研发具有核心技术的中间产品投资大、风险高、周期长，且需要具备较高的技术储备与实力，加之我国企业可以比较方便地通过GVC获取高技术含量的中间产品，在当时的背景下，选择进口中间品进行组装与制造就成了务实的选择。但我国对全球价值链的路径依赖使许多企业缺乏开启自主创新之路的动力，从而抑制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2.动力转换不到位使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加

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增速降低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在高速增长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学习模仿、投资以及要素驱动；
而进入新常态后，则主要依靠创新驱动，不断试错、点滴积累推进技术进步的速度必然比学习模仿现成技术的速度要慢。与此同时，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还受到了发达国家主导的GVC分工体系的制约。由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没有得到有效培养，从模仿跟随创新到自主创新的动力转换不到位，导致新动力的生成不足以弥补旧动力的消减。解决当前经济难题的主要落脚点应该是加大自主创新的力度，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加，对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提出了更高速度上的要求。

如果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不能有效增强，随着传统动力的必然消减，我国经济必定出现更加困难的局面。但创新有其过程及规律，需要有激励机制，需要知识、经验的积累，是一个试错的过程，不仅应重视通过对旧动力的挖掘与维持，尽可能减轻经济下行压力，为自主创新提供尽可能多的时间余地，而且应在尊重规律的前提下思考如何加速创新进程，这些都是重大的考验。

3.国际循环合作机制受损加大我国创新难度

全球经济不景气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国家对我国科技领域的全方位打压，使我国高科技产品进入世界市场的难度加大，从国际循环获取先进生产要素的限制增多，也使得我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安全性降低。

我国在重视国内大循环与自主创新的同时，也要重视国内国际循环的相互促进。自主创新并不是封闭创新，而是开放、协作创新，要利用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要重视从国际循环中获取支撑。当前国际循环不畅，降低了对我国国内大循环的支撑与赋能程度，增加了自主创新的难度，给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与可靠性带来挑战。要警惕的是，发达国家经常采取这种麻痹策略，通过对一些关键技术的开源、开放或授权，降低其他国家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从而掌握关键技术的自主权。

综上所述，我国必须克服一切困难，紧扣主要矛盾，聚焦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摆脱GVC路径依赖，甚至构建自主价值链，实现新旧动力成功转换，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那么，在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外部环境恶化等多重困难下，我国具备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条件吗？

尽管我国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面临着多重困难与严峻挑战，但我国经济有着较强的韧性与较大的回旋空间，经济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市场、工业、人才、科技基础，创新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在一些领域实现了“并跑”，个别领域还实现了“领跑”，具备了实现“新跃升”或“关键一跃”的基本条件与潜力，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有坚实的基础与较大的空间。

1.超大规模市场仍有扩大空间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底气所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年末我国总人口14.1亿人，2021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5万元，居民消费潜力巨大，消费市场仍有扩大的空间。一方面，我国经济仍保持较快增长。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居民收入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要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另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超大规模市场为我国培育新产业提供了动力与支撑。比如，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规模庞大的网民的支撑，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离不开全球最大汽车市场的支撑。超大规模市场既能推动产业发展，又能为企业持续高强度研发投入与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提供根本动力。超大市场还有助于吸引世界先进要素向我国流动甚至集聚，促进各类合作与创新。在美国对华实施“脱钩”战略的巨大压力之下，2022年11月4日，德国总理朔尔茨仍带领庞大的商业代表团访华。说到底，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与超大规模市场的吸引力让其难以抗拒。即使美国仍有与我国“脱钩”的动机，但利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我国仍有较多的外部合作机会，仍有获取先进生产要素与学习先进技术的可能。

2.研发投入持续高速增长

我国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投入规模已居世界第二位，投入强度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已从2001年的0.096万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0.7万亿元，再增长到2021年的2.79万亿元；
研发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从2001年的1%，增长到2010年的1.75%，再到2021年的2.44%，比重已超过法国。近20年来，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GDP增长速度，尤其是近5年，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我国每年的研发经费投入仍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在航天、新能源、云计算、人工智能、通信、高铁等领域不断投入，取得显著成绩，华为等多个世界级企业崛起。我国坚持高强度的研发经费投入必然会带动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推动我国从创新大国向创新强国转变。

3.人才资源充沛

尽管我国存在人口出生率下降、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力供给不足、工资水平持续上升、人口红利不断消减等问题，但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仍持续提升。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每年有高校毕业生1000万人左右，人才资源充沛，人才红利完全可能抵销人口红利的消减，中国经济具有持续增长的活力与潜力。根据内生增长理论，这些年轻的高素质人才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会有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适度的劳动力短缺，有助于倒逼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提高生产效率，减轻对劳动力的依赖，缓解“招工难”和“用工难”的问题。

尽管我国劳动力工资水平持续上升，但人口红利并未消失。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总体上是下降的，也就是说，相对工资是下降的，这也是我国保持对外资吸引力的重要原因。当然，相对工资的下降可能与教育水平的提升有关，这也正说明我国人才红利是完全可能抵销人口红利的消减。

4.产业门类齐全

从规模上看，我国是制造业大国，是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制造业是研发与技术进步的重要载体，尽管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但制造业大规模发展会促进形成大量产业集群与产业公地[6]，这些都为创新提供了重要基础。我国传统制造业总体上产能过剩、供过于求，激烈的竞争会倒逼企业加强技术创新与提升附加值。制造业的发展会产生大量的研发需求，进而引发大量的研发行为与研发投入，这必定会推动技术稳步前进，而量的积累也必定会带来越来越多的核心技术突破。目前，全国上下汲取部分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的教训，形成了重视发展实体经济的共识，相信在企业层面会涌现出更多类似华为、比亚迪等的杰出代表。

5.外部环境危中见机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在部分西方国家中又出现了“逆全球化”思潮，但分工协作仍是发展趋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关起门来搞建设。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的数据显示，2013—2021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38.6%，超过七国集团总和。无论是经济体量，还是发展速度，中国经济都受到世界关注，也具有世界意义。中国经济的未来离不开世界，世界经济的发展也需要中国。

中国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以及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希望所在。在全球经济疲软的背景下，全世界几乎都将目光投向中国，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寻求与中国合作，必然会有大量的先进要素向中国集聚。美国的打压虽然给中国带来了不小的困难与挑战，但也给中国的自主创新提供了倒逼机制。它深刻警示我们，技术、产业链、供应链等是有国界的，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重视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以及创新型人才培养，加大研发投入，其效果必将逐步显现出来。

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与可靠性的关键在于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基础，构建促进自主创新的微观动力机制，利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发展数字经济。同时，要重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畅通与提升国际循环，充分挖掘传统产业增长潜力。

1.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我国由经济大国、市场大国、产业大国、技术大国、人才大国向经济强国、市场强国、产业强国、技术强国、人才强国转变，虽然面临着多重困难，但也具备扎实的基础。如何将“大”的优势发挥出来，实现从“大”到“强”的“关键跃升”呢？最关键的就是要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根本所在。

自主创新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国家必须给企业稳定的市场预期才可能激发其自主创新的活力。目前我国的市场规模较大，但由于在很多领域存在比较严重的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企业的成长空间受到很大的限制。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将打破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推动商品、服务与要素的自由流动，不仅有利于生产要素从低效率的部门与地区流向高效率的部门与地区，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还有利于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成长空间。根据斯密定理，市场空间的扩大有助于促进分工[7]，因为企业可以公平地进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一项很细分、很专业的业务也可能拥有很大的市场。分工不仅可以促进效率的提升，更可以促进企业掌握核心技术，因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可以吸引企业进行投资与研发，激励企业长期专注于某一个细分领域，不断试错，点滴积累，从量变到质变，逐步掌握各种“诀窍”，形成核心竞争力。经过这个过程，企业不仅会取得自主创新的成果，更会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将促进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的普遍提升，进而提升整个经济体系创造价值与赢利的能力。赢利能力提升的结果就是企业有能力支付更高的劳动报酬，从而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将增强其消费能力，进而促进整个社会消费需求的扩大。需求的扩大又会进一步提升我国市场资源的战略价值，增强对国外优质产品与先进要素的吸引力，增强对不友好打压力量的威慑。超大市场不仅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外企来我国投资，还会吸引更多的外企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有助于我们获得更多的交流与学习机会。比如，在美国推动对华经济“脱钩”的背景下，仍有特斯拉、福特、丰田、大众、宝马等巨头企业增加对我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投资，用于扩大产能与技术开发，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而任何企业都不愿失去这个市场。

另外，我国企业对核心技术的攻克，不仅有助于保障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从技术层面保障国内大循环的畅通，还有助于我国企业提升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与国际企业展开更为平等的合作，交换与利用更多的先进要素，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与水平。国际循环的改善反过来也会赋能我国企业的经营与研发，助力提升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广阔的市场前景吸引了相关企业的持续投资与研发，在产品与技术快速迭代的同时，我国企业也掌握了诸多的核心技术，产品开始大规模进入国际市场，并表现出很强的竞争力。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22年1月至10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49.9万辆，同比增长96.7%。

由此可见，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事关我国公平竞争机制与微观动力机制的构建，既可以激励企业自主创新，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又可以完善供给体系，还可以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扩大内需，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与可靠性，促进中国经济循环畅通的重要途径。

2.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我国要利用好自身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培育一批面向未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据新兴产业制高点，打造新的主导产业与经济增长点。以新能源汽车为例，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能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满足各类差异化的市场需求，能容纳不同层次、不同背景、不同环节的企业。经过多年努力，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我国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体系，诸多的世界级企业崛起，产销规模已连续7年居全球第一位，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占世界一半左右，产品也开始大规模进军世界市场。目前，我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研发非常活跃，产品更新迭代节奏很快，市场渗透率快速提升，我国成为新能源汽车强国的愿景清晰可见。汽车工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应总结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经验，力争在生物医药、环保、信息、新材料、高端装备、云计算、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取得类似的成绩。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与我国传统燃油车的发展休戚相关。我国在燃油车领域基础薄弱，与发达国家差距大，多年来一直努力追赶发达国家但效果并不理想，但我国利用产品与技术升级进行“弯道超车”的决心十分坚定。反观发达国家，由于其燃油车发展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舒适区，对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反而缺少了加大研发与推广的决心，在犹犹豫豫中失去了先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发展新能源汽车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一种“后发优势”，在“后发”中获取了新动力。

3.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受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引领，数字经济为我国的经济转型、新产业培育、新动力塑造、新优势构建等提供了宝贵机遇。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意义，有利于全方位地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8]。从数字产业化的角度来看，数字技术本身就是前沿技术，是世界各国竞争的关键领域，数字化相关产业发展不仅会形成新的增长点，有的还会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据未来产业制高点。从产业数字化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可以带动大量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档升级，催生新理念、新模式、新业态，进而提升传统产业的附加值与竞争力。

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数字经济有助于打破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化解行政性垄断与条块分割，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促进营商环境优化等。一方面，企业可以借助数字化平台进军更广阔的市场，有效突破地域的限制；
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更好地跨界嫁接、链接、整合资源与业务，冲破各类壁垒、门槛与垄断，既让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流动，也通过跨界经营放大自身的竞争优势等。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已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但我国在数字核心技术方面还存在短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还有待加大，与实体经济和传统经济的融合发展还有待深化。我国应充分利用市场超大、网民众多、应用场景丰富的优势，加快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国内大循环注入更多内生动力。

4.重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现阶段，传统产业在我国产业体系中仍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应高度重视通过技术研发、品牌化建设、数字化转型、高端化升级等途径，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力与附加值，这也是提升我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重要路径之一。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前，我国消费者每年都有巨额的海外支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传统产业产品。这表明我国传统产业仍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国要重视提升传统产业产品的供给能力与效率，以更好地满足市场对高品质商品的需求。

要强调的是，传统产业并不意味着低竞争力与低附加值，高新技术产业也并不一定意味着高竞争力与高附加值，关键是看其所处的价值链环节。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肯德基、麦当劳、沃尔玛、耐克、宝洁等世界级企业，虽然都是传统产业，但都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与赢利能力。而且，这些企业都来自科技、军事、经济等位于世界一流的美国，这足以启示我国要高度重视推动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新产业、新动力培育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依靠传统产业的创新发展缓解我国经济的下行压力。要重视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但不应放弃模仿创新动力与传统动力的挖掘，坚持“两条腿”走路，尽量汲取模仿创新的红利，以减少经济的大幅波动，为自主创新争取时间与可回旋的空间。

5.重视畅通与提升国际循环

尽管当前国际循环的状况并不理想，但我国仍应重视挖掘国际合作空间，尽可能从国际循环中汲取力量。一方面，加强与美国之外的国家与地区的合作，不断拓展合作空间；
另一方面，要积极应对美国对华“脱钩”的系列措施，美国及其盟国并不是完全统一的，一些国家是迫于美国的压力才跟随其脚步，即使在美国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中美经济相互交融、相互依赖，要坚持争取其局部妥协的可能性，与美国地方以及企业层面实现更多的合作。

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过程中，政府要做好自身角色定位，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重视供需两侧的政策协同，重视为市场主体赋能以及维护市场的有效运行。在一些关键领域，政府应在现有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探索建立补充激励机制，为市场主体分摊风险、注入动力。

1.推动供需两侧政策的高水平协同

供给与需求都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经济发展离不开需求的拉动，也离不开供给体系对需求的适配。投资可以直接推动需求的形成，但投资的质量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供给的水平。从长期看，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还影响甚至决定了需求的水平。显然，投资与需求是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的关系。

因此，在政策层面，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需要在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既通过需求侧管理扩大内需，也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供给，推动供需两侧政策实现高水平协同，合力推动供需两侧的良性互动。我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既在需求侧采取了大力度的购车补贴、减免车辆购置税等政策，也在供给侧采取了涵盖发展规划、生产与研发补贴、税收优惠、充换电基础设施等配套政策，供需政策协同也是我国在该领域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值得研究总结与借鉴。

2.重视为市场主体赋能与维护市场有效运行

政府要尊重市场规律，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更好结合。政策要推动建立良好的营商环境，保障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有效运行，同时要弥补市场失灵，重视为市场主体服务与赋能，但应尽量减少干预甚至不干预市场的正常运行与企业的自主经营。根据钻石理论，一个国家具备孕育一流产业的四个关键环境要素是形成一流产业的根本，政府虽然不是钻石要素的组成部分，却对四个要素都产生重要影响[9]。比如，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政府一方面通过制定发展规划、加大研发支持力度等推动生产要素升级，另一方面通过政府采购、消费补贴、购置税减免等途径影响社会需求。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超大规模的市场以及良好的市场环境，也离不开政府一系列的支持与赋能政策。

3.在一些关键领域以市场为导向探索建立补充激励机制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技术间的集成度也不断提高，科技创新日益呈现出集成性、复杂化、协同性的趋势，越来越需要长期、持续、大规模的人力、资金与精力的投入，创新的风险高、成本大，单个企业往往能力不足、动力不强，只能望而却步，单一地依靠市场机制调节通常效果不好，需要其他机制予以补充。在一些关键领域，可由政府推动、支持甚至主导建设政产学研联盟等新型举国体制，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集多方合力，实现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共同攻关。将决策权交给企业，政府提供资金、税收、初创市场等实质性支持，但不干预具体决策。在这方面，美国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美国成立了大量联盟、研究机构、制造网络等政产学研共同参与的创新体系。比如，先进制造业伙伴项目(AMP)、制造创新研究所(MII)、国家制造创新研究所网络(NNMI)、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等。美国政府在其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既提供了大量实实在在的支持，又不干预企业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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