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文化驱动精神共富的价值旨归与实践路径
时间：2023-04-24 19:25: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徐 达 吴 越 曹佳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我国文化自信的底气正是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家总体发展的布局中，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已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战略任务。在我国迈向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奋斗目标日益突出。精神共富作为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共同富裕”问题上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追求精神共富是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也是更高层次的追求向往。在共同富裕的更高要求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试点建设，以点带面，在单元试点建设的示范先行作用下引领全社会的乡村文化集成改革势在必行。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和明显特征。文化强国的建设离不开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精神富裕的实现也离不开相应文化形态的价值引领。党的二十大报告出现“和美乡村”新提法。“和”也就是“和谐”，意味着乡风和谐，其内涵是现代化乡村要强化和谐乡风的建设，以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发展。乡土文化作为国家和民族灵魂，是中国建设精神世界的内生动因和基础力量，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下，乡村文化繁荣为乡村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以文化建设涵育塑造精神世界。深耕乡村文化领域，坚持以文化人，提振群众精气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精神共富的一条有效途径。唱响共富主旋律，引领新时代“潮流”，就是要不断挖掘符合时代特征文化内涵的相关产品并进行迭代升级。如何承中华民族文化之根，解码乡村文化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密钥，实现精神共富、联动物质富裕，是高质量推进共同富裕国家战略下，富含超越性发展眼光的必然要求，对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夯实文化强国建设基础也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近年来，各级政府在精神共富的实践道路上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果。对精神共同富裕这道深刻的时代命题，学界也进行了多维度的有益探索，形成的理论成果大致可以聚焦在以下三类。
(一)聚焦于精神共富的内涵价值探讨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精神共富时代内涵价值意义等的探析。张宏敏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维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维度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理念予以系统全面溯源。[2]常益敏等重点探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中精神富裕的理论特征，即要在共同富裕进程中做好物质与精神建设的辩证统一，突出精神富裕在共同富裕中的时代价值。[3]辛世俊等对“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概念加以界定，即人民在精神生活领域对美好社会的理想信念、向上向善的价值理念、积极健康的道德观念和优良的传统文化的普遍认同，并指引人们自身行为与精神活动，归纳出精神共富呈现普遍性、积极性、无形性、应然性、参与性和复杂性的主要特征。[4]李燕等人认为，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本质体现为人民精神生活需求与社会条件高效匹配、精神生活富裕和物质生活富裕保持合理张力、社会精神状态和个体精神追求互融共进三个层面，其特征表现为现实性和理想性相统一、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统一、复杂性和前进性相统一。[5]
(二)着力于精神共富的实现路径研究
坚持理论结合实践的方针，学者们从多种角度切入，在精神共富的实现路径上进行了探讨。张来明认为，促进共同富裕不仅要促进收入分配公平，还需着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机会均等，促进健康公平，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资源普惠。[6]傅才武认为，针对地区、城乡差异等导致的相对精神文化资源不均衡和文化机会不平等问题，要进一步完善“底线公平”保障，以公平促进效率，加大东中西部区域间的政策调节力度，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和旅游行业吸纳就业和富民安民的作用，进一步缩小区域差距。[7]葛慧君认为，要加强文化建设，需要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文化消费市场的极大繁荣，使人民群众享受更加丰富的文化内容、文化样式和文化产品。[8]孙瑶认为，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的重要特征，只有积极完善和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更多元化的精神需求，实现精神富裕。[9]
(三)关注于精神共富的各地实践研究
在具体的实践层面，内容大多聚焦在媒体报刊报道，主要呈现在浙江各地市、县、区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契机，推进精神共富开展探索的成果经验。如，衢州以打响“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城市品牌为抓手，让“衢州有礼”成为衢州最大IP，在促进精神富裕中奋力跑出“衢州加速度”；
[10]富阳围绕富春江、《富春山居图》、富阳文化名人、富春山水名城等资源，解码文化基因，丰富精神富裕文化内涵，以文化先行助推精神富裕，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文化高地；
[11]嘉兴南湖区通过构建“船·扬文明”4321工作体系，将革命红船启航地建设成为物质与精神都富裕的美好南湖，将“精神富有”作为“共同富裕”最亮丽的底色。[12]
总的来看，学界关于精神富有探索角度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其具体路径主要还集中在利用经济相关制度和措施、鼓励兼顾公平与效率和完善“五位一体”建设三个方面。实现“精神共富”，关键要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文化熏陶和精神洗礼。虽然在提出完善“五位一体”建设中，多数学者也着重强调了文化建设，但在论述具体实践路径时仍比较偏理论性和宏观性，精神富有与文化建设的互动探讨还不够深入。“文化”二字内涵丰富，涉及内容众多，推动文化建设提供更多现实载体，实现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还需要拓展更多、更细的视角。乡村是实现共同富裕重要战场，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之一，但从乡村文化角度切入精神共富的研究却几乎没有。从这一维度来看，以乡村文化为视角探讨精神共富实践路径的研究大有必要且大有可为。本研究立足于此，以期在分析精神共富的由来与价值旨归基础上，对乡村文化的价值重建和现代转型进行深入解读，探讨乡村文化与精神共富的内在联系，剖析乡村文化建设与发展中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乡村文化驱动精神共富的路径，更好地从乡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为推动实现人民精神共同富裕提供动力支撑。
纵览我党百年发展史，中国共产党结合历史和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不断地深化了共同富裕理论上的思考与实践上的探索，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率先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理念，并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探索；
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思路；
江泽民和胡锦涛在世纪之交面临新课题和新挑战的背景下，从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出发，进一步拓展了“共同富裕”理论。[13]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对全面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018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新需求，持续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14]“获得感、幸福感”将精神层面的因素纳入到共同富裕的建设中，精准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15]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上发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文章，再次强调“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出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16]，进一步指明了共同富裕之路的发展方向。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高度重视精神世界培育和精神力量弘扬，把“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列作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重视和要求，呼应了目前社会精神文化建设的迫切需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自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以来，在不同的历史境遇、围绕党面临的各大时代命题，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特征和新的价值取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丰富精神世界，增强精神力量，是新时代新征程上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使命任务。新时代强调的精神共同富裕理念，实际上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脉相承，将其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高度进行审视，凸显了更高的要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过程的拓展、继承和深化提供了更清晰的目标引领。多维度地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向高质量方向迈进，为持续满足人民精神生活需要，不断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文化产品，这正是精神共富与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指向。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圆满胜利，但真正实现“共同富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过去一段时间内，我们将重心偏向于追求物质层面的共富，忽视了文化驱动下的精神富裕。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实现共同富裕，“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17]，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应是物质与精神双富裕。
物质需求是关乎人类生存的基础问题，精神需求是基于物质需求被满足后的更高追求。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人民群众对物质的简单追求已逐步转化为对精神反馈的渴求，由精神是否满足而衍生出种种观念认知。因此，立足于新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以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导向整合各类社会文化资源，进一步探寻精神共富的实现路径，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也成为这一阶段亟待思考并解决的关键问题。
中国的乡村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源，其代表了潜藏于中国地域中、中国人群体生活方式之下，由知识、信仰、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构成的社会性共同观念系统，其可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和观念、指引人和社会的发展导向、开悟人类精神世界、凝聚基于文化认同的价值共识、构建基于文化本质的社会秩序。在高度重视精神文明的背景下，优秀的乡村文化是中国建设精神世界的内生动因和基础力量。面对现代化的发展需求，乡村文化需要同步耦合现代化的转型和创新性的价值重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重新引领中华民族精神力量。这不仅是凝集乡村内部的合力、凝聚乡村对外的通道，而且是国家进行新时代乡村振兴建设实现精神共富的有效渠道。[18]
从古至今，乡村文化始终有其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价值。[19]然而，在乡村文化建设中，长期存在的“城市的就是先进的”“乡村的就是落后的”认知误区使乡村文化的重要价值被普遍忽略，对乡村文化的建设机械化照搬城市文化的理念和标准等问题屡见不鲜。相对而言，城市文化是人类文化形式演进和发展的高级形态[20]，具有一定的现代性、科技性和超前性。面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长期历史过程，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必将在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不断碰撞融合，两者应是共同存在与发展、相互交流与吸收，直至走向共和的“互哺”关系。实现精神共富，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乡村，最宽广、最深厚的根基在乡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乡村。[21]乡村丰厚的文化底蕴是协调城乡差距、实现精神共富的潜力所在。乡村文化振兴的主力人才集聚在城镇，乡村文化的主要发扬传播面也在城镇。精神共富建设要求乡村文化的发展既要在乡村中挖掘和传承优秀的乡土文化，更要在当代高度城镇化率的现实情况下做好在城镇中发扬乡村文化的举措，赢得城市居民尊重和认同的同时，重建乡村文化的当代价值。因此，在新时代的发展背景下，应将思考的锚点放在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共融——共荣”机制上，强化乡村文化的文化自信和独特价值，从而实现城乡文化从二元割裂到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协同共促精神共富。
从目前的建设现状来看，各乡村建设中普遍出现了文化供需不平衡、文化资源利用匮乏、文化建设主体缺失等问题。第一，文化供需不平衡主要体现在资源分配不均衡、内容供给不足、文化服务利用率低等方面。我国乡村发展水平存在纵向和横向上的不均衡，同一行政区域的县城、乡镇、村组发展水平不同，东西、南北乡村的文化底蕴和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如何有效弥合乡村发展差距成为解决文化供需不平衡的一大难题。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人民对文化需求的美好向往日益提升。然而，乡村文化服务的有效供给接续不足，文化精品匮乏、内容偏离乡村生活实际、创作团队稀缺、同质化供给过剩等问题都直指文化服务有效供给落后于人民需求的矛盾。第二，乡村文化振兴手段层次浅、创新低、贯通差是文化资源利用匮乏的三大特点。对乡村文化认识不足的外来管理人员缺乏对乡村文化的深层次理解，发起的相关振兴活动多是以噱头吸引短效性人流，难以为继。现有的大部分文化资源挖掘利用存在渠道单一、手段单调、重合度高等问题，同时失去了原住村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对外来游客的吸引力。上升到文化产业的维度，特色产业的打造和人才、技术、资金等方面的多维联动缺乏成熟化、系统性的构建运营。第三，乡村空心化是造成文化建设主体缺失的主要原因。空心化是乡村原住人口的外流和城乡建设人才的缺乏的结果。随着城乡发展差距映射下的生活、教育水平差距愈发明显，大量乡村青壮年人口迁入城市，导致乡村文化传承主体的“凋零”和文化传承的断裂，优秀的乡村习俗、技艺等面临消亡的危机。专业性强的文艺骨干匮乏与文化服务人员数量少、水平较低成为乡村文化人才缺乏的主要表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运营管理多由村中身兼数职的干部担任，并且缺乏真正懂技术、有知识的人才。可以说，乡村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为了实现人们精神生活富裕这一目标，必须重点提升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对弱势乡村加大帮扶、对特色乡村牢抓个性，高质量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乡村拥有的节庆民俗、传统工艺、民间艺术等文化资源可以为实现精神共富提供创作的源泉、润化的养分。如，浙江嘉兴胜丰村创新推出“吴奶奶”形象IP，实现非遗文化甜糖糕手艺变现为集观赏、体验、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特色产业链；
非物质文化遗产农民画取材于民间、以传统乡土文化和乡土生活为创作元素，围绕农民画胜丰村打造了一条“乡村夜游、田园村韵、教育研学”主题麟湖画乡非遗精品线，探索了以水乡文化底蕴为优势的乡村文化振兴“菱珑湾经验”；
浙江温州洞头民间自发研制的非遗“海陶”，打破了几千年陶瓷取材矿山的历史，以传统创新现代资源，并结合“海陶项目”开发出了一系列学生研学、旅游体验的课程，成为现代艺术交流、传统非遗传承的新载体。立足乡村文化禀赋，我们理应对优秀的乡土文化进行深度发掘、传承和创新，推动乡村文化高质量发展，以乡村文化驱动精神共富，也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坚实的文化基础。
当前文化产业各领域以及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为乡村文化发展带来手段、方式上的重塑机会，这为引领文化的变革创新、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实现幸福增长的重要要求，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关键因素。在新时代共同富裕发展要求下，乡村作为精神文化生活的“振兴蓝海”，亟待挖掘探索其中文化传承、文化传递和文化传播的内生机理，将当代文化需求、社会发展要求与乡村文化融合互通，使乡村文化焕发新生机、展现新面貌。从更深层次上来说，只有深入探讨优秀乡村文化的价值实现路径，推动乡村文化高质量挖掘与重塑，不断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要，才能加快实现精神共富的目标，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一)全面深化乡村文化产业赋能研究，以系统性思维因地制宜规划引领
乡村文化，是几千年来在乡村生活的农民于乡村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生活的精神与智慧的集成，其自然淳朴的精神内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谋而合。乡村文化的赋能发展，离不开对乡村文化的深度挖掘研究以及系统性规划的引导，丰富乡村文化的内涵与形式，摒弃封建迷信落后的乡村文化，寻找乡村文化与村民共识、产业发展的平衡共融点，是赋能乡村文化驱动精神共富的基础性工程。可通过成立工作专班、设立专项课题，引导学者对已开展探索较好的区县进行深入调研。可结合文化解码工程，摸清乡村文化元素，有针对性地挖掘极具生命力的乡村发展要素，形成乡村家底数据“一本账”、重点元素“一张表”。如，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共梳理出441项文化要素，并提炼出20项文化要素，其中包括黄酒酿造技艺、徐渭“青藤画派”、大禹祭典、鲁迅故居等20项重要文化要素，力求把文化基因变成文化符号，形成系列文化标识。此外，在整理摸清乡村文化元素基础上，应充分考虑各地文化资源内涵及资源开发情况、文化标识的传承演变及普及度状况，分析文化市场存量及提升幅度，明确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目标、战略步骤、保障机制等，有序系统发展乡村文化产业，为赋能带动精神共富奠定坚实基础。
(二)全面探索乡村文化活化利用途径，以多领域发展助推转化拓展形式
乡村文化往往依附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而在农业现代化的今天，传统的农业生产场地、方式正在逐渐消亡，乡村文化也逐渐衰微消失。在时代发展的背景下，需要多方活化乡村文化，将其本源特色保存下来，多途径转译推广乡村文化，使乡村文化以一种现代化、易被人接受的形式进入寻常百姓家，带动乡村精神共富。可引导创意设计团体、艺术演绎机构、非遗传承人等参与乡村文化活化传播，开展应用涂鸦、装置、影像、多媒体、雕塑等创意元素的乡村景观营造模式；
发展乡村曲艺、杂技等涉及乡村传统文化的业态，开展音乐节、音乐会创新节庆活动演绎模式；
鼓励开设非遗生活体验馆、非遗DIY沙龙课堂，带动村民开展非遗活动化“指尖技艺”为“指尖经济”，以多领域发展活化乡村文化，促进精神共富。如，浙江临平以藕花洲大舞台为载体，展示临平国家级非遗风采的舞蹈《滚灯人》等艺术节目，结合举办临平国乐节等展演活动，极大地激发了乡村文化新活力；
浙江宁海开展艺术振兴乡村专项行动，葛家村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探索“艺术+产业”发展新路径，以融合设计赋能村民，3年时间建成了“仙绒美术馆”“四君子院”等艺术共享空间40余个，推出了文创产品300余件，成为远近闻名的艺术村。
(三)全面应用数字技术改革乡村文化呈现方式，以新技术扩展转译路径
乡村文化具有鲜明的乡土性特征，对载体的依附性较强，数字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文化呈现传播方式。大量的互联网受众更乐于接受数字化的文化信息，以数字技术改革乡村文化呈现方式，打破乡村文化对载体的时空依赖，迎合互联网群体的文化需求，全方位多维度的呈现乡村文化。可结合5G、VR/AR、全息互动投影、无人机表演等技术，依托历史文化名村和特色小镇等打造沉浸式体验项目，创新丰富乡村文化呈现形式。以“线上VR展厅+电商直播带货”带动乡村特色文化产品和农产品宣传销售，使乡村文化得到社会广泛认同，增强乡村文化自信。应用线上平台，互联城乡文化资源，通过线上平台与文艺组织交流合作，便捷乡村文艺演出流程，以及乡村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促进乡村艺术文化活动向多元化、高频次发展，同时提供线上活动指导、网上预约服务，保障疫情期间活动有序开展。如，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通过与腾讯建立合作，以“游戏+文旅+电商”的创新模式，在各大热门游戏场景中植入当地的地域风貌与优美景色风光，使其线上“云游”量突破千万次，将乡村的壮丽山河和民族风情向全国各地的游戏玩家展现。此外，可构建线上阅览室、数字文化驿站，充分利用数字文化资源，提供优质均衡、便利共享的公共文化服务，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推进精神共富。
(四)全面加强专项人才及社会资源的牵引投入，以多方参与汇聚力量形成保障
乡村人才是乡村发展的源泉活水与蓬勃动力。对于乡村文化而言，高素质的乡村文化产业人才是乡村文化的重要践行者、传播者、发扬者，是乡村文化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保障，通过人才吸引多方资源融入乡村文化发展，是驱动精神共富的重要途径。可通过建立乡村本土人才、乡村文化人才特派员两支人才队伍，完善以文化创意、文艺创作、文化经营管理等为主的乡村本土人才培训机制以及针对创业者、艺术家、设计师等人才的乡村文化人才特派员遴选制度，从而激发内外人才活力。如，浙江衢州柯城区聘任首批“文艺村长”，以“直播+庭院音乐会”的方式推广乡村；
杭州富阳区新一村落成“村播学院”，培育新型乡村主播，传播乡村文化；
河北馆陶县寿东村村民转型“粮画师”，实现收入翻几番。可通过政策牵引，以企业和社会资本带动资金、人才、项目等下乡，促进培育乡村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体系。支持各地引进骨干文化企业，引导资源对接，建立结对帮扶机制，加大政策扶持下乡创业，提升乡村人才吸引力，通过多方协同机制的建立，为实现精神共富提供坚实保障，如浙江德清庾村筹建1932文创园，邀请著名设计师设计，吸引各大艺术家前来办展，以民国风展现乡村文化底蕴的同时，为乡村创收5000万元。
富裕富足，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实现共同富裕，建设文化强国，离不开全社会浓郁的文化氛围。精神共同富裕理念作为共同富裕理论重要一环，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脉相承，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更清晰的目标引领。乡村文化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协调城乡差距、实现精神共富的潜力所在，是推动人民实现精神共富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城镇化水平和质量明显提升，重建乡村文化的人才和乡村文化的发扬传播面也都在城镇，因此既要在农村中挖掘和传承乡村文化，又要在当代城镇中发扬乡村文化，赢得城市居民的尊重和认同，乡村文化的现代转型与价值重建显得尤为重要。厚植适宜于文化发展的乡村土壤，以新的视角审视乡村文化，重塑乡村价值，以乡村文化振兴发展驱动精神共富，不断探索提供精神产品、构筑精神世界的重要载体和路径，更好地推动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与提升人民群众精神力量的统一，这是深化共同富裕研究的理论切入点，更是推进建设文化强国的实践着力点。
当前的乡村文化建设普遍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文化供需不平衡，乡村文化服务与文化内容的有效供给落后于人民需求；
第二，乡土文化资源利用不充分，没有得到有效挖掘与整理，且利用手段和形式较为单一；
第三，文化建设主体缺失，乡村原住人口的外流和城乡建设人才的缺乏，导致乡村文化传承主体的不足和乡村文化传承的断裂。为促进乡村文化的有效传承与现代转型转译，推动乡村文化作为内生动力，更好地助力精神共富文化产品创造，从而不断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要，加快实现精神共富与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具体实践路径主要聚焦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全面深化乡村文化产业赋能研究，以系统性思维因地制宜规划引领，为带动精神共富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全面探索乡村文化活化利用途径，以多领域发展助推转化拓展形式，为精神共富赋予创新动力；
第三，全面应用数字技术改革乡村文化呈现方式，以新技术扩展转译路径，为精神共富注入现代基因；
第四，全面加强专项人才及社会资源的牵引投入，以多方参与汇聚力量，为实现精神共富提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