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动枢纽：治理视域下社区党组织的角色分析

张 铮，谭婷婷

1.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2.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社区不仅是现代社会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观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微观窗口。在社区治理结构上，西方国家社区治理中的“国家—社会”结构实质上就是“政府—社会”结构，相应地，“国家—社会”关系其实就是政社关系。中西方社区治理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差异甚大，在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必然涉及政党，该变化是在党、国家和社会三者关系的框架内展开的”[1]。因而，以西方原型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关系或者政社关系来探究中国的社区治理，无法囊括中国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全景，研究中国社区治理需要转换研究视角。换句话说，中国的社区治理实践提供了新的教科书式的经验启发，特别是在党建引领成为主导话语的背景下，形成了“党组织嵌入社会”的社区治理实践，促进了“社区党组织的权威塑造”，其中，中国共产党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党建引领是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结构性前提[2]，与西方理论预判不同的是，中国社区治理在党建引领的情态下非但没有出现西方的国家运行障碍，反而出现了“风景这边独好”的景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区党建工作。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见》指出：“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健全基层治理党的领导体制。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作用得到强化和巩固。”[3]这是党和国家发布的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纲领性文件，深刻指出了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全面领导作用和未来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加强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由此可见，完善社区治理，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抓好党的建设。随着社区党建工作的基础地位更加凸显，社区党组织建设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那么，从中国的本土性经验来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怎样实现的?社区党组织又在推动和优化中国社区治理格局中充当怎样的角色?如何从学理视角出发阐释中国社区治理的特色和优势?这些问题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目前学界对于中国社区治理情境中党建引领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内在价值与逻辑。从理论逻辑来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党的基层组织的性质与社会治理结构变化等方面共同决定的[4]。从实践逻辑来看，在城市社区中，以党建引领带动社区治理的实践，基本形成了“一核多元”的社区治理体系，在此基础上，全国不同城市根据社区自身的发展特点和优势，形成了基于“一核多元”基础上的不同模式[5]。从城市社区治理提升的角度来看，创新城市社区党建，推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落到实处，进而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质量，就要注意处理好社区党建与社区自治、社区党员与社区治理、社区党建与社区动员的关系[6]。

二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与实施路径。从作用机制层面看，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就是“在基层党组织领导和基层政府主导下，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等基层主体，基于社区发展的公共利益，通过强化彼此认同、开展协商合作等集体行动，在有效提供社区公共物品、满足社区发展需求、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基础上，实现社区优良公共秩序的过程”[7]。从集体行动层面看，在以组织力提升为基础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中，基层党组织需要创新社区动员的内容和方式，在运营社会资本的基础上激发集体行动，制定和执行各项有利于社区发展的制度和措施，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8]。从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角度看，党建引领的关键在于有效解决社区自主治理能力弱和治理体系协作效率低等问题，从而优化治理体系协作效率，提高社区问题解决能力[9]。

可以发现，已有研究对社区党建现象给予了高度关注，深入探究了中国社区治理情境当中党建引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及其理论内涵，有关研究大多结合了实地调研，呈现出丰富生动的中国治理故事，对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具有重要指导价值。然而，前人研究也有白璧微瑕之处：其一，在关注的议题层次，相对忽视了社区党组织和政府、社区居民、社会组织、社区企业等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其他社区治理主体是社区治理领域的主要构成，社区党组织的嵌入必然意味着政治领域深入社会领域。换言之，相对于前人研究提及的其他面向，社会领域是最终意义上的政权延伸之处。但是，既有文献并未过多关注。其二，在方法论层面，以往的案例探讨和理论叙事都较为宏观，其中的细节和动态过程则被相对忽视了，对于这一话题的探讨，既需要对案例进行宏观探究，也需要进行微观解构，以在相对具体的视域中把握社区党组织角色呈现的样态。

前人的未尽之处构成了本文的研究方向，本文提出“联动枢纽”概念，将其视为理解社区党组织角色的重要维度，以论证社区党组织作为“联动枢纽”角色对于解决多元治理结构失衡导致的集体行动困境和提高社区治理能力具有的重要意义。下文首先分析“联动枢纽”的概念内涵和形塑条件，再通过具体案例分析社区党组织作为“联动枢纽”角色的运作机制，最后在总结的基础上提出发散性思考。

社区党组织已经积累部分“联动枢纽”角色的经验。比如，浙江省N街道的社区党组织作为一个枢纽型组织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时期发挥联动作用，动员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的治理[10]。但是，在治理视域下社区党组织作为“联动枢纽”角色的经验和做法并没有得到系统的理论阐释。从概念上看，“联动枢纽”是指社区党组织通过发挥联动作用，与政府、社区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多元社区治理主体进行合作，以完成社区治理要素的整合，并最终实现社区治理目标的角色形态。社区党组织“联动枢纽”角色具有强大的组织力，其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体系中具有深厚的形塑条件。

(一)作为“使命—责任型”政党的根本要求

国家是社区治理格局中的首要行动者，但是受中国特殊的党政领导体制和党的性质与宗旨影响，国家在社区治理中的积极行动需要紧密依赖党的基层组织。与在行政管理中政府部门具有的专业化、部门化、管理化的趋势相区别，社区治理当前倾向于联动式治理模式。党组织以其具有的全覆盖特征形成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社区中最主要的政治行动者。在社区治理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责任”特征促成了其在社区中的具体行动。在现实政治情境中，中国共产党强调每一层级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政治责任，这就为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过程中联动其他社区治理主体，形塑“联动枢纽”角色奠定了基础。

(二)以政党体系为基础的组织资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1]这深刻指出了中国的政治体系和基层治理体系的巨大优势。社区党组织在结构上广泛嵌入到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治理主体中，使得党的基层组织延伸到了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嵌入式党建”的治理模式。在社区治理中，“嵌入式党建”治理模式的建构是具有特殊性的，而且在方向上有“嵌入式引领”的作用。社区党组织在“嵌入式引领”中建构了治理网络，形成了与社会力量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促进了社区治理中不同治理要素的联动，为社区党组织“联动枢纽”角色的形塑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三)以地域为范围的空间资源

社区空间的生产过程是将自然物质空间转化为融入复杂社会关系的社区空间的过程。社区空间将物质空间的结构性与社会空间的能动性相结合，构成了符合人类自身发展的空间，形成了社区治理的基本空间场域。可见，社区空间实质上建构并呈现了社区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及其网络，推动社区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建立强联系。具体而言，社区治理中的多元治理主体在社区空间频繁互动形成一种熟悉感，使得它们之间建立了强联系，产生了内在的联动性。当前，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对具有差异性的社区空间场域中的多元主体进行适当联动，以对社区秩序、社区关系及社区网络进行再建构。由此，以地域为范围的空间资源成为社区党组织“联动枢纽”角色形塑的空间基础。

(四)以情感为支撑的文化资源

社区文化是社区治理主体在社区空间生产和生活形成的具有社区标识并内嵌治理主体情感的社会与文化习惯。社区文化作为一种资源，联动了社区治理主体的情感交流、信息沟通与生产生活，具有推动社区治理主体形成共同的地方记忆、塑造社区身份认同和群体认同的作用。当前，具有社区文化主体性的社区党组织和社会力量在文化身份的加持下介入社区文化建设。在这个过程中，社区党组织联动多元社区治理主体，充分发挥社区文化资源的作用，唤醒共同的社区文化记忆，强化社区身份认同和群体认同，实现利益、情感、文化三者的有机融合。由此，以情感为支撑的文化资源联动社区治理主体和治理要素，提供了社区党组织“联动枢纽”角色形塑的基础条件。

(五)以网络为导向的技术资源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更新，传统社区治理已经逐渐被“大数据”社区治理所取代。党和国家以互联网、大数据作为工具，从建立智能化信息管理平台、强化相关人才培养、实施技术监控、保障数据安全等方面促进社区建设，从顶层设计上建构了当前以技术资源为基础的社区治理模式。该模式能够根据治理需求形成社区治理的特色，并具有降低治理成本、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程度、促进社区治理要素良性联动等突出优势。在这样的社区治理模式下，技术资源为社区党组织联动其他多元社区治理主体开拓了范围更广的线上场域，提供了更为优化的路径。由此，以网络为导向的技术资源成为社区党组织“联动枢纽”角色形塑的动力。

根据上述逻辑，社区党组织作为“联动枢纽”角色的构建意味着其将日常生活领域的运行逻辑带入到社区治理当中。下文将对A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案例进行分析，调研方式包括前期的田野调查以及对于社区居民、社区工作者、居委会主任等进行的多轮次非结构化访谈。

(一)A社区的社区党组织联动其他社区治理主体供给公共服务的案例

通过实践调研，笔者从若干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和居委会主任那里了解到，通过加强社区党建来联动其他社区治理主体进行社区服务供给是目前昆明市许多社区在公共服务建设方面的一个突出特色。与其他国家相比，通过社区党组织联动其他社区治理主体进行公共服务供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社区党组织作为“联动枢纽”角色在推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A社区位于昆明市“老城区”，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和简陋的小商铺并存，附近有幼儿园、培训机构、火车站、批发市场、步行街等重点场所，促使社区具有较多的流动人口，治理难度加大。由此看来，A社区实际上治理资源较为有限，而且治理条件十分不利。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全国各地社区都在强调社区党组织联动其他社区治理主体进行社区治理的重要性，这在A社区亦然。

A社区党组织联动其他社区治理主体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以及提高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具体表现在：在联动治理规模化方面，社区党组织通过吸纳社区精英、搭建多元主体沟通平台、激励多元社区治理主体进行社区公共服务的专业化和个性化供给，有利于打破社区内组织壁垒，释放社区党组织的联动能力。在联动治理规范化方面，A社区党组织通过成立临时党支部、成立社区志愿品牌队伍、开展“红色物业”等方式，有序联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此外，依托社区党组织的组织生活会制度、谈心谈话制度以及民主评议制度，促进A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进一步完善。在联动治理常态化方面，A社区党组织除了联动社区党员发挥在遵守居民公约、维护社区公共秩序等方面的模范带头作用外，还通过开展纠纷调解、定制特色服务、政策宣讲、帮难解困等活动，为联动治理项目落地提供有序的治理环境，为联动式治理主体任务的落实提供指导和监督。

(二)关于定性研究可行性的补充探讨

定性研究经常为人所诟病的原因之一是案例的典型性和代表性问题，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回应。第一，如果案例中包含了在其他场景中同样发挥效力的普遍性因素，案例就具有推广空间。本案例重点包括社区党组织和业委会、社会组织、物业服务企业等其他社区治理主体。其中关键要点在于社区党组织联动其他治理主体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行动。这些行动所涉及的内容或者现象在当前社区几乎都存在，就此而言，本文的案例产生的条件具有可行性和普遍推广意义，而非特殊个案。

第二，为了突出案例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一些研究经常强调对于极端案例的运用。本文所选择的社区不是“村改居”社区、重点扶持社区和单位式社区等特殊类型，具有代表全国大部分社区的意义。正如文中所呈现的，A社区的周边环境相对恶劣，缺乏相应的治理资源，在此逻辑下，即使在治理条件较差的情境下，社区党组织都形塑了“联动枢纽”的角色，那么，社区党组织在其他治理条件更好的社区充当的也应该是“联动枢纽”角色。

第三，在实践当中，其他社区的社区党组织亦发挥了作为“联动枢纽”角色的作用。其中的关键点在于是否植根于中国社区治理的本土情境，将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视为“联动枢纽”角色的潜在生长点。目前，各个社区都有社区治理的需求，一些成功案例也正是利用了治理需求，将社区党组织形塑为社区治理的“联动枢纽”角色，如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幸福在永阳”“流动小板凳”等党建服务品牌，提升了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
成都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形成了“市、区、街、社区、网格、小区”六级党组织纵向联动体系，也在实际上提升了社区的整体服务质量。可以看到，养老、托幼、医疗、助餐、保洁等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只是社区治理中社区党组织需要应对的一种形式，在其他社区治理领域，社区党组织依然联动其他社区治理主体发挥功能，这从侧面说明了本文的推广空间，凸显了研究的意义。

上述案例深刻展现了一个普通社区发展为治理亮点的过程，通过公共服务供给这一治理行动，社区党组织在引领社区发展的同时积极联动其他社区治理主体融入公共事务，维护了社区的共同利益。A社区党组织联动其他社区治理主体进行公共服务供给的行为和联动式治理具有相关性。

“联动枢纽”可以被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党组织角色形态。主体联动、内容联动和方式联动之间相互融合与支撑，共同形塑了社区党组织作为“联动枢纽”角色的具体运行过程。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海因兹·尤劳提出，应当把行为主体的政治活动置于社会内容之中，进而从中理解其角色的建构[12]。本文也按照这个逻辑进行阐释，将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政治行动置于社会内容之中去分析其角色属性，从而实现对社区党组织“联动枢纽”角色的结构要素、运作过程的微观解构和具体呈现。

(一)“主体联动”维度

在当前的社区治理环境下，社区党组织作为“联动枢纽”角色具有两大作用，不仅影响主体的心理，又建构主体的行动。社区党组织中的党员干部呈现出“吏”的特征，他们不仅要尊崇上级政府，还要深度融入当地社会网络，推动“联动枢纽”发挥横向和纵向的联动协调功能。“联动枢纽”角色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中将“主体联动”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主体联动”包含党政联动、社区党组织及其他多元社区治理主体联动两个维度的内容。首先，党政联动指的是社区党组织和基层政府通过政治机制进行联动。社区党组织与基层政府分属不同的组织类型，在社区治理场域，它们之间构成的“联动关系”与纵向政府间内嵌的联动关系具有差异性。“社区党组织取代行政部门成为各类项目的发起方和组织者，其发包层级也跳出科层组织内部而延伸至基层社会。”[13]具体而言，“联动枢纽”作为上级政府在社区的“代理人”，与上级政府联动，同时配合上级政府的行政工作；
上级政府将一部分无法依靠同级政府或者下级政府完成的，应当与社会进行对接的行政任务发包给“联动枢纽”，并最终由其完成该行政任务，这提高了以党政部门为主体的社区治理体系的弹性和韧性。其次，在社区党组织及其他多元社区治理主体联动层面，社区党组织已经成为实践意义上联动社区其他治理主体的组织机构。“党的基层组织是中国政治体系的核心政治优势，能够在专业领域将原本有一定界限和区隔的组织联系起来。”[14]社区党组织作为“联动枢纽”角色，通过社会动员机制与多元社区治理主体进行积极的情感互动，将其吸纳至社区治理的任务框架中，以形成其对于社区治理目标的认同，进而实现社区党组织对于多元社区治理主体的有效整合和动员，推动形成紧密联结的结构化社区治理网络。相对于其他社区治理主体而言，社区党组织具有联动“社会整合”的功能。通过履行社会整合职责，作为“联动枢纽”角色的社区党组织成为在社区空间内活动的多元社区治理主体整体利益的代表。

(二)“内容联动”维度

社区党组织不仅要联动其他社区治理主体为社区提供丰富的资源，还要融入社区治理环境中提供社区治理服务。作为“联动枢纽”角色的社区党组织在实现了主体联动的基础上，还要实现包含“资源联动”和“服务联动”要素的内容联动过程。一是资源联动。吉登斯揭示了权力和资源之间的相关性，并将资源划分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15]，本文将社区治理资源重新划分为权威性资源和物质性资源。作为“联动枢纽”角色的社区党组织，通过社会动员机制强化与其他社区治理主体的联系，在社区治理系统内部将原本的物质性资源和由制度权威建构的权威性资源进行耦合联动、整合配置，为社区治理提供治理资源和治理支撑，以达到增强社区治权的效果。二是服务联动。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的的无产阶级政党，其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社区党组织具有提供社会服务的责任与功能。具体而言，“联动枢纽”角色通过项目机制联结其他社区治理主体的议题，积极听从他们分散化的利益诉求，采取“兜底式服务”的方式，完善民政、卫生、劳动保障等方面的社区服务。除此之外，“联动枢纽”还要联动其他社区治理主体，引入诸如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开展以技术资源为导向的社区建设，创新社区服务供给方式，共同为社区治理提供其他必要的新服务。总体而言，社区党组织作为“联动枢纽”角色不仅需要实现对党内的组织整合，还要依托其政治权威吸纳社会的利益诉求，将组织触角延伸至党组织外部，以满足社区治理内外联动的需求和供给服务的诉求。

(三)“方式联动”维度

为了建立与其他社区治理主体的联动关系，社区党组织不仅需要建立一定的平台场域，而且需要借助一定的技术工具以强化联动作用。“联动枢纽”在社区治理中的“方式联动”主要表征为平台联动和技术联动两个面向。一是平台联动，也就是借助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势能，构建“联动枢纽”角色与其他社区治理主体的沟通平台。为了防止社区党组织悬浮于社区治理行动之上，将其权威渗透并融入到社区治理的具体行动中，助推公众诉求与“联动枢纽”角色供给的服务相衔接，需要搭建精细化、科学化、正规化的平台。通过服务机制构建的平台为多元社区治理主体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正规化的渠道，促进了社区党组织与多元社区治理主体进行有效联动。事实上，自社区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开展以来，国家一直都致力于加强社区党组织供给社区服务的平台建设工作，以强化社区党组织联动其他社区治理主体的功能，拓宽协商议事的渠道。譬如，昆明市推动建立了多方联席会议制度，这是社区专门的多元治理主体协商议事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社区党委可以联动多元社区治理主体对社区公共问题进行讨论，共同商讨有效的解决方案。二是技术联动，这是一种以治理工具创新为内核的联动方式。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的兴起与发展，社区治理的方式也发生了转变：由传统的线下治理方式转为线上线下治理相结合的方式。作为“联动枢纽”角色的社区党组织通过微信群、公众号、应用程序、网页等丰富的技术工具与其他社区治理主体建立联动，完成了对社区治理各类数据要素的联通与整合，重塑了社区治理的具体流程。譬如，昆明市的A社区借助技术促进了治理主体互动从线下走到线上：社区组建居民微信群，相关的社区治理主体可以通过微信这一网络空间一起探讨物业管理、社区环境保护，交流社区文化活动等事宜。

上述案例展现了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充当“联动枢纽”角色的过程，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治理实践中，“联动枢纽”角色是社区党组织引领功能的延伸和扩展，也是其作为“国家和社会连接点”的具体呈现。建构“联动枢纽”角色，实现了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对其他社区治理主体进行有效动员的目标。社区党组织作为“联动枢纽”角色与其他社区治理主体进行治理责任捆绑，呈现出多重社区治理的实践优势。

(一)有效形成社区治理的整体合力

帕森斯强调科层制是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结构，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给中国带来新的社会形态，表现为科层制的发展[16]。当前，中国科层体系呈现出科层分权、科层僵化、脱离群众的不足之处，导致中国的政治权力主体脱离社会，形成党政主体与其他多元治理主体在治理权责方面的相对隔离状态，难以适应基层治理环境的挑战。社区党组织作为“联动枢纽”角色具有一定的融合度和资源整合力度，其在社区治理的空间地域范围内，通过利益、情感、文化等途径对各个社区治理主体进行联动，培育和提升社区治理主体的获得感、归属感，共同对资源进行整合开发和集成式运用。重视并推动社区党组织作为“联动枢纽”角色功能的发挥，有利于突破以往在科层制影响下形成的党政主体与其他多元治理主体在治理权责方面的相对隔离状态，构建资源整合、利益融合、情感交融与文化引导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形成社区治理的整体合力，共同构建良好的社区治理格局，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实现核心引领与具体联动的结合

社区治理既要求有实现统一指挥的核心引领主体，又要求该主体具有联动其他多元社区治理主体的功能。社区党组织“联动枢纽”角色的形塑能够将上述两个要点结合起来。从核心引领层面看，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全面领导，在同级各种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中，党委居于轴心地位[17]23。因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要求下，社区党组织发挥的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引领作用。相应地，社区党组织作为“联动枢纽”角色，在社区治理中也具有核心引领的作用。社区党组织作为具有能动性的行动主体，不仅具有来自内部的赋能，而且获得了来自其他社区治理力量的外部赋能，这更加强化了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聚拢体制内外资源的核心引领能力。从具体联动层面看，在社区治理实际中，各个社区治理主体被要求在社区党组织的联动下开展行动，以服务于社区治理的整体格局。在社区党组织发挥联动作用的背景下，社区空间中的多元社区治理主体行动能够协调一致，凸显社区治理行动“有序化”的特征。可见，社区党组织“联动枢纽”角色将社区治理的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其他多元社区治理主体，但这并不是将公共权力进行全面分化，而是在角色具体运行过程中对其他多元社区治理主体进行充分授权，使具有能动性的社区党组织发挥社区治理的核心引领和具体联动功能。

(三)根据社区治理情况变化进行动态调适

社区治理的情况会随着时空场景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社区党组织作为“联动枢纽”角色以其适应性灵活应对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发生变化的社区治理情境，以匹配社区治理目标的变化。从时间维度上看，社区治理行为作为一种治理行动，通常有迫切和平稳之分，“联动枢纽”角色作用强度的发挥也会相应地不断调适。当社区治理陷入困境、社区治理行动需求较为迫切时，社区会立刻衡量当前的社区治理场景和状况，发挥“联动枢纽”角色强有力的作用，采取迅速的、高效的、具体的方式与其他社区治理主体进行联动，以提高社区治理绩效。但是，当社区治理行动渐趋平稳时，社区党组织作为“联动枢纽”角色作用的发挥则会被隐匿于治理行为的背后。从空间维度看，由于地域空间、文化空间、技术空间具有差异性，社区治理形塑的“联动枢纽”角色也各具特色。社区党组织作为“联动枢纽”角色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协调性和适应性，它不遵循社区治理行动中的条条框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各种社区治理目标。

在现代社会治理逻辑下，构建一个合乎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社区党组织“联动枢纽”角色，具有多重意蕴。面对发展过程中的挑战，“联动枢纽”角色不能只停留在主体联动、内容联动和方式联动层面，而要从整体性视角出发，在最大程度上联动多元社区治理主体，构建融合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为一体的角色形态，同时搭建常态化联动治理平台，促进治理资源的有效配置，以推动社区治理的高效化、科学化和现代化，满足社区治理主体对于社区治理服务的需求。

(一)提高“联动枢纽”角色的专业化能力

在常态化情境下，社区党组织“联动枢纽”角色在治理视域下联动其他社区治理主体共同应对社区公共问题时，如果忽视应对方案的专业性，将会造成社区治理陷入多重困境，因而在这样的情境下需要增强其专业化能力。在非常态化情境下，社区是突发风险危机治理的第一道阀门[18]。在准确把握风险危机类型及演化规律的背景下，如果社区党组织作为“联动枢纽”角色能够联动其他多元社区治理主体形成整体合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应对突发的危机及规避风险。转换到现实情况，当社区面临突发的风险危机时，社区党组织作为“联动枢纽”角色在联动其他社区治理主体共同应对风险危机的过程中仍存在治理主体结构失衡、治理机制衔接不畅、治理应急能力不足等专业化能力缺乏的现实梗阻，故需要增强其专业化能力。在新时代条件下，为了实现提高“联动枢纽”角色专业化能力的目标，应当采取以下可行路径。一方面，从内部赋能角度提高社区党组织工作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在实际行动中，应当从加强技能培训、开展职业规划、实行激励政策与出台法律法规等方面推动社区党组织工作队伍的专业化能力建设。另一方面，建立专业化的社区工作者体系，提高多元社区治理主体的专业化能力，从外部赋能社区党组织“联动枢纽”角色的专业化能力建设。总体而言，从内外部赋能提高社区党组织作为“联动枢纽”角色的专业化水平与能力，有利于以科学性、专业性、有效性的方式联动多元社区治理主体，以优化的专业方案处理常态化和非常态化情境下社区治理面临的问题。

(二)推进“联动枢纽”角色的规范化建构

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需要推进社区党组织作为“联动枢纽”角色行为的规范化。不同地区社区治理情况的差异化、治理难度的扩大化及治理行动的复杂化，造成了“联动枢纽”与其他多元社区治理主体在联动方式、联动流程、联动限度等方面缺乏规范化建构的标准。因此，“联动枢纽”角色需要在不同的时空情境下对如何规范化联动多元社区治理主体的方式、流程及限度进行不断探索，以增强社区治理行动的可操作性。为了推进“联动枢纽”角色的规范化建构，未来的可行思路包括：一是以提升社区党组织的组织力，推动“联动枢纽”规范化建设。在社区治理场域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的背景下，社区党组织作为“联动枢纽”角色容易陷入低组织力和构建不规范化的状态。为了更好地形塑社区党组织“联动枢纽”角色，必须以提升组织力为关键点，增强其联动行为的规范化。二是加强对社区党组织的社会监督力度和法律法规的保障力度。作为“联动枢纽”角色的社区党组织在国家政策文件的指引下开展社区治理活动，需要接受来自社会力量的监督并受到法律法规的保障，以加强联动方式、联动流程及联动限度的规范化建设。三是推动社区党组织社区服务供给的规范化，助推其规范化建构。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是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精准化及规范化供给的重要推动力，因此，“联动枢纽”角色需要联动其他社区治理主体充分发挥技术的治理效能，满足社区治理规范化和精细化的服务需求，形塑规范化的形象。

(三)实现“联动枢纽”角色的制度化转型

社区党组织“联动枢纽”角色是一种常态化角色，未来会出现一定的制度化倾向。“联动枢纽”的制度化有三种含义：一是通过常设化的组织机构、制度化的权责将社区党组织作为“联动枢纽”角色的功能嵌入科层体制内；
二是“联动枢纽”角色具有明确的规范化运行过程和法定化的引领联动程序；
三是“联动枢纽”角色的形塑建立在运转有序的社区治理主体、制度化的社区治理过程之上。为了实现“联动枢纽”角色的制度化转型，避免其在运行过程中呈现出“偏离轨道和僭越法度”的状态，未来可行的思路包括：一方面，规定“联动枢纽”角色与其他社区治理主体联动的作用、过程、限度等，将联动形成的社区治理网络以制度化方式确定下来，以加强社会联动的方式，应对社区治理的变化，强化社区党组织作为“联动枢纽”角色的地位；
另一方面，完善“联动枢纽”角色在运作过程中的责任机制、监督机制、保障机制等制度化内容，推动各个机制之间的有机衔接，以保障社区党建模式的稳定化、持续化与有序化运转。

(四)搭建常态化的联动治理平台

为了避免社区党组织与其他社区治理主体出现互动关系断裂、治理秩序失衡、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社区党组织需要在明晰其他社区治理主体治理权限和义务的基础上，通过政策宣传、知识培训、支部主题党日、党员志愿服务、党建服务项目等方式吸纳整合治理资源。此外，依托进一步完善行为清单、议事协商、决策公示和综合考评指标等制度措施，打造入驻企业融资和还贷绿色通道，设置社区党组织与其他社区治理主体联动的服务站等管理形式，形成权责分明、层级清晰和优劣互补的社区治理体系[19]。为了推动并实现社区党组织与其他社区治理主体形成常态化的联动治理模式，未来类型各异的社区还可以通过引介可复制的社区党组织作为“联动枢纽”角色的经验，组建由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和辖区单位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探索资本与社区业主利益关联等有效形式，进一步形成“联动治理”的社区治理文化，推动其与先进的治理理念进行有效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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