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时期中原颍川荀氏家族文化的特征
时间：2023-04-25 16:35: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王莉娜
(河南博物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西汉武帝下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1]3596。史载：“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术阙之，补缀漏逸。”[2]因此，两汉时期，入仕为官，通经学是必经的途径，这也是豪族向士族转化的一条基本道路。经学是指导人们处理国家与个人关系的行为准则，而经学的理论来源是儒家礼法思想。礼作为儒家的具体实践标准而被世人看重。以经学取仕，被视为正途。世家大族多重视经学的学习，其子弟多研习经学，世代相承，世代为官，以维持门第势力和地位。所以，士族大都以专研经学为主要特征。钱穆先生云：“门第即来自士族，血缘本于儒家，苟儒家精神一旦消失，则门第亦将不复存在。”[3]269
在两汉大统一时期，政治中心往往也是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如西汉之长安，东汉之洛阳。但自东汉末期以来，政局动荡，中央的影响力被削弱，对文化的引导力不足。而各地士族凭借家学优势，成为文化的领军者。文化成为士族区别于其他社会阶层的标志。士族为保持门第兴盛，都十分重视对子弟的教育。颍川荀氏家族文化以儒学为主，门风以“恪尽职守、公私分明”著称。
颍川荀氏家族中的荀淑是东汉末年的名士，“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而州里称其知人”[4]2049。荀淑有八个儿子，其中荀爽最有名，“颍川为之语曰：‘荀氏八龙，慈明无双’”[4]2051。慈明即是荀爽，他由孝廉入仕。
荀爽认为礼的本质是万古恒常，但其具体规范随时代变化而变，但这些变化是“当时之宜，不可贯之万世”[4]2056。这正是礼的常与变的一体性特征体现。荀爽认为“宜略依古礼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别”[4]2056，“古今之制虽有损益，而谅闇之礼未尝改移，以示天下莫遗其亲”[4]2056。荀爽关于礼制建设的主张和郑玄强调《周礼》、将礼转向为政治服务的构想[5]，反映了儒家为匡救时弊作的努力。
荀爽认为礼的本质是秩序，天地万物都遵循一定的秩序运转。礼存则有序。《春秋左传》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6]1447又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6]1449荀爽将天道看成普遍存在，天象等都来源于此。他认为《周易》的易象来于天地自然，他在注《系辞上》“制而用之谓之法”说“观象于天，观形于地。制而用之，可以为法”[7]。基于上述观念，荀爽对易象进一步阐释，创立了著名的乾升坤降说，构成其易学理论的核心内容。他所著的《易传》中充满革命思想，在汉魏时期大为风行。荀爽易学基本上属于象数易学的范畴，但是他受到时局的影响，将人文主义关怀融合进易学之中，希冀以此为统治者提供指导，从而实现中和的政治理想。
荀爽所著《易传》在汉代易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与郑玄、虞翻并称汉末象数易学三大家。
荀爽看重万象中蕴含的象征主次之分的礼，而这种“象征主次之分的礼”不仅存在自然界中，还存在于人类社会，人们应该遵礼而行。
荀爽入仕后，便遇到了第一次党锢之祸，他退身穷处以保存自身和家族的延续。党锢事件后，荀爽专心著述。他关注社会现实与政治发展动态，回顾历史，梳理出儒家经典深层蕴含的大义，以寻求应对纲纪废弛，社会动乱的方法。荀爽著述颇丰，有“《礼》、《易传》、《诗传》、《尚书正经》、《春秋条例》，又集汉事成败可为鉴戒者，谓之《汉语》。又作《公羊问》及《辨谶》，并它所论叙，题为《新书》。凡百余篇，今多所亡缺”[4]2051。他完成了一系列注释儒家经典的作品，成为一代硕儒。
荀爽的侄子荀悦是东汉末年批判思潮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体系含有儒家、法家、道家以及东汉其他思想，对社会政治制度提出有针对性的见解，以期为统治者提供借鉴，来维护岌岌可危的东汉统治秩序。荀悦幼而多才，“年十二，能说《春秋》”[4]2057。荀悦“家贫无书，然每人之间，所见篇牍，一览多能成诵记”[4]2058。荀悦著有《申鉴》五篇和《汉纪》。他著《申鉴》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以儒家传统的仁义之道，衡量统治者的政治得失，阐明仁德之治的重要性，“其于仁义也，申重而已，笃序无疆，谓之‘申鉴’”[8]4。《汉纪》是一部断代编年史著作，可以与《汉书》媲美，被认为是断代编年史的开山之作。
荀悦认为统治者要维护统治秩序，必须根据历史和社会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政策和制度。荀悦一方面强调统治者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注重民本思想，认为“民存则社稷存，民亡则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8]24。
礼乐教化是统治者维护封建统治的有力工具，所以重用懂得朝章国典的人才。遵循礼法是士族扬名于世的重要条件，钱穆先生甚至说：“礼法实与门第相始终，惟有礼法乃始有门第，若礼法破败，则门第亦难终保。”[3]296礼法成为士族区别于一般寒庶之族的身份特征。为维护门第，荀氏将研习国家典章制度作为家学重要的内容而世代相传。
魏晋时期的荀氏子弟研习礼法者甚多，如荀彧之子荀顗，史载其“时以《正德》《大豫》雅颂未合，名顗定乐……明三礼，知朝廷大仪”[9]1151。魏末，他奉诏与羊祜﹑任恺共同修订晋朝礼仪。荀爽之曾孙荀勖精通音律，熟悉各种礼仪制度。荀勖后来负责宫廷乐事，他依照《周礼》仿制古尺，再根据古尺制作铜律吕，来校正音律。
晋武帝泰始十年(274)，荀勖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9]1154。他就是模仿刘向对图书分类的方法进行整理，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增补或合并后登记。由于图书较多，这项工作十分繁重。荀勖对图书的保管很重视，对整理后的图书“盛以缥囊，书用缃素”[10]。荀勖还是一位目录学家，他开创了我国图书分类四部法的体例，他将经、子、史、集四部按照甲、乙、丙、丁排列顺序，形成四部分类法的雏形，推动了中国目录学的发展。
荀崧，字景猷，是荀彧的玄孙，爱好文学，德行出众。晋元帝登基后，任荀崧为尚书仆射，命他和刁协制定中兴礼仪。荀崧极力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以期来稳定晋朝统治秩序，但由于时局动荡，荀崧关于发展儒学的建议未能实施。
荀氏后人继承了荀子的礼学思想。而荀子之礼学包括重法思想，如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11]12据此，荀子认为应该以礼治国，并提出治国思想：“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11]238荀子将礼看成是国家政体的原则之一，不论是君臣关系还是父子关系都以礼为核心，即“礼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颠蹶陷溺。所失微而其为乱大者，礼也”[11]495。
荀氏后人秉承重视法治的传统，而且受到颍川区域文化中重视法治思想的浸染。如，荀彧分析曹操和袁绍的优劣时说曹操赏罚分明，依法而治，所以定能制胜[12]320。这就体现荀彧重视法治。
魏正始以后，玄学兴起，荀氏子弟或有受其影响者。例如荀粲，史载：“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12]319荀粲认为象和辞是对天下大道的解说方式，但是天下大道本身是无穷的，所以言语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对道进行阐释。对流传下来的儒家经典文本，荀粲视为“圣人之糠秕”。孔子对《周易·系辞》的评价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因而“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荀粲指圣人“理之微者”乃是象外之意，所以他用“言不尽意”来阐释儒家经典。荀粲更加侧重于抽象性思维，史载：
荀粲常谓嘏、玄曰：“子等在世涂间，功名必胜我，但识劣我耳﹗”嘏难曰：“能盛功名者，识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余者邪？”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奖也。然则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识之所独济也。我以能使子等为贵，然未必齐子等所为也。”[12]320
荀粲自认他对人生态度的把握高于他人。荀粲在生活态度上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他认为父亲荀彧太过拘泥于礼仪，而欣赏伯父荀攸谨慎行事而不注重外在形式。这反映出他崇尚自然的生活态度。荀粲娶曹洪之女，夫妻感情深厚。其妻病亡，荀粲“痛悼不能已已，岁余亦亡”[13]。这种至情至性显示出荀粲自然通脱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态度，与道家理想的人格特征相契合。
其后世子弟中有荀顗，尝“难钟会《易》无互体”[12]319；
荀融对王弼的《大衍义》提出不同意见[12]795，“与弼、会论《易》、《老》义，传于世”[12]316。荀寓与会玄风。但大多数人还是伏膺儒学，不改汉魏大族传统。
荀氏家族人才辈出，多以国家前途为重，与党议人士一道反对宦官后党专权，立身正直，不畏强权，而且公私分明。如荀彧，“守上书令，常居中持重。史载：‘彧折节下士，坐不累席。其在台阁，不以私欲挠意’”[12]311。其“不以私欲挠意”是处事之“公”的具体表现 。荀彧从子荀攸，“后为魏尚书令，亦推贤进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12]318。荀攸参与军国“公事”，家族子弟不得与闻。
“公”为整体，“私”为个体。儒家经典将大同至公作为最高之理想，为官则是一条近于“公”的道路，而选贤与能为“公”之第一要素。相对而言，家族乃一家之门户，可看作“私”。儒士深受此观念之熏陶，努力实现“至公”。到东汉时，士人更重名节，保持高度的“公”之观念。
自东汉社会形成累世公卿的士族，再到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以族望取士，强调整个家族的门第势力。如此就将士族的特权地位加以巩固，使他们的社会地位得以世袭化。由此形成了秦汉以来宗法制度复兴的高峰，宗族的影响更加强大。宗族中的核心家庭要承担起赈济族人、负责祭祀等公共活动的组织。日本学者谷川道雄的“豪族共同体”(1)谷川道雄：《中国的中世》、《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六朝时代的名望家支配》、《中国社会构造的特质与士大夫问题》，均载于《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3年版；
《魏晋南北朝及隋唐的社会和国家》，《中国史研究》1986年3期；
《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6期。堀敏一：《中国古代史与共同体的问题》，《中国史研究动态》1983年第5期。上述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豪族共同体”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述。理论体系中具体阐述了大族之所以能占据一席之地，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还要具备较高的文化才能和道德水平，担当起对共同体成员施以帮助和保护的重任。
荀氏子弟尽职尽忠于国家，在地方上则体恤宗族，救济同族，起到了表率作用。
“孝”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品德之一。自汉代儒术独尊以降，汉代统治者将儒家学说的仁义孝悌作为金科玉律来奉行，颜师古说：“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已下皆称孝也。”[1]86汉代统治者还采取举孝廉等制度促进行孝的风气。魏晋时期，统治者更是将孝作为施政的要务。荀氏作为士族的代表，自然也注重孝道。西晋时期的荀顗是著名的孝子，他尽心奉养母亲，后因母亲去世而辞掉职务，“顗年踰耳顺，孝养蒸蒸，以母忧去职，毁几灭性，海内称之。文帝奏，宜依汉太傅胡广丧母故事，给司空吉凶导从”[9]1151。东晋时的荀崧也是一个孝子，永嘉二年(308)，王弥攻打洛阳，荀崧与其他官员一起逃亡。荀崧的母亲在途中去世，荀崧守着母亲的遗体嚎啕大哭，“贼至，弃其母尸于地，夺车而去。崧被四创，气绝，至夜方苏。葬母于密山”[9]1976。
颍川荀氏家族文化一脉相承，人才辈出，荀淑博学多识，荀爽被誉为“硕儒”，荀悦作为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汉纪》对后世的历史编撰学产生重大的影响。荀顗等人的制礼作乐都在文化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总之，荀氏继承先祖荀子的礼学思想并有所发展，荀氏子弟将易学与家传的礼学相融合，使得礼学思想体系更加完善，形成以通晓礼乐制度、精研律令法规为历代相传的家学门风，在国家的政治文化建设上做出了突出贡献。荀氏的家族文化和理念对荀氏子弟的政治态度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其弟子吸收传统礼学的君君臣臣的信条和理念，另一方面又受到易学应权达变的熏陶，来应对社会的变迁与家族势力的兴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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