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艺术图像价值简析
时间：2023-04-25 17:45: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刘茂平 | 湖北美术学院
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主题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建国以后就开启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因为新阶段的开启，近年来，艺术界出现了大量回顾、总结、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历程的艺术展览，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探讨如何以更有创造性的创作，记录今天的时代，更好地走向未来。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尽快改变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很快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这个建设过程，构成了一部社会主义建设的恢弘史诗。这部史诗，其记录的主要形式，固然有大量的文字文本，而图像文本也不可或缺，图像文本因其直观、生动、形象的特征，在呈现历史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湖北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的“极目楚天— 湖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专题美术作品研究展”，同样具有回顾总结的性质，意图以图像的方式，精彩再现了湖北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以特定地域，窥全国社会主义建设艺术图像之全豹。
湖北地处华夏腹地，位于我国南北要冲，长江中段横穿全境，历来有“九省通衢”之称，长江中游，人杰地灵，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文化地位和战略地位。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十分重视湖北在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布局了大量的重点建设工程，从建国初期的武汉钢铁厂、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汉造船厂、万里长江第一桥、丹江口水利工程；
到特定时期特殊目的的“三线建设”工程；
乃至改革开放时期的葛洲坝水利工程、葛洲坝330水泥厂、三峡工程等。还有新时期以来大量的工业、交通水利工程，特别是联结长江两岸的一座又一座桥梁建设工程等，在展览中都有生动的表现。除了这些宏伟工业工程，作为农业大省、鱼米之乡，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面貌也有大量反映。这些作品不仅描绘了工程的建设过程，也刻画了建设过程中的劳动者，是建国后记录湖北在城市与乡村建设方面取得重大成果的艺术图像的第一次集中展示。
今天集中来观看这些艺术图像，不仅感觉新奇，令人鼓舞，也让我们可以来回味这些艺术作品所具有的思想、历史、审美等多重价值。
首先值得回味的是这些作品的政治思想价值。建国前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作品，政治思想价值尤其突出，这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所决定的。早在延安时期的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明确提出了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他论述到：“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文艺创作的标准和作用问题。很显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作品，大都较好地体现和贯彻了毛泽东缘起于延安时期并一以贯之的文艺思想，恰当地处理好了政治和艺术的关系问题。在特定时期，用艺术讴歌了新时代，讴歌了人民，讴歌了党，起到了鼓舞人们奋斗的作用，体现了艺术创作的良好导向。这些作品，主题突出，形象鲜明，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不仅符合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也契合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及“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的重要论述，对今天的艺术创作尤其是主题创作，如何处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仍具有借鉴与参考价值。
武汉长江大桥栏杆纹样：鲤鱼戏莲 设计手稿13cm×7.5cm 李一夫 私人收藏
庆祝通车 剪纸 29cm×29cm 1957 蒋在谱 湖北美术学院藏
其次，今天来看这些作品，恐怕最重要的是其历史价值、学术价值，甚至档案价值。著名共和国美术史研究专家陈履生在研究总结20世纪主题绘画创作时，针对建设题材板块，他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即使是“大炼钢铁”题材的一些作品，显得很特殊、很别扭，在考察其艺术成就时可以忽略不论，“但是，这些作品所反映出的历史情境、却真实而生动地表现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因而又显现出所具有的特别的历史价值”[1]636。陈履生的这种看法，虽然是针对“大炼钢铁”这一个具体的题材而言，但其实可以作为对整个共和国美术建设题材美术作品的共同论断。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这个展览，特别注重对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湖北美术学院美术馆为此做了很深入的文献梳理，全面整理了建国后湖北城乡经济建设美术作品的相关文献，展览不仅展出美术创作作品，构建起完整的湖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艺术图像史（限于作品收藏方面的限制，这个展览展出的作品只是很小一部分），还集中展示了其他一些珍贵史料，包括设计手稿、老照片、书刊、报纸、明信片、纪念章、邮票、粮票、信件、贺年片、货币、书签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工艺美术教育家和设计家李一夫先生《长江大桥栏杆纹样》手稿、湖北民间美术研究学者张朗教授《黄鹤楼装饰木雕图案设计小样》、1958年毛泽东主席视察武钢一号高炉出铁历史照片等。这些史料，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而这个展览的主体，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美术作品，以更加生动、更加典型的艺术方式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工程，通过不同的艺术家、多侧面的表现，作了形象的记录。这些形象的图像，和其他的文艺形式一起，构建起一个个建设工程的立体形象。如毛泽东主席1956年6月在武汉考察期间，写下了诗词名篇《水调歌头·游泳》，里面有这样豪迈的句子：“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这样的诗句，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审美想象空间，是一种意象性的艺术形象，如果结合武石先生的著名版画作品《最后一根钢梁》，就可以图文相互印证，为我们提供更加立体的艺术形象。当然，就长江大桥建设题材作品而言，这里展现的，不仅有武石先生的作品，还有油画家刘依闻的《武汉长江大桥》《高瞻远瞩—毛泽东在武汉》、国画家黎雄才的《武汉长江大桥速写》、水彩画家白统绪的《建设中的长江大桥》、工艺美术教育家和设计家李一夫《长江大桥栏杆纹样》手稿、民间剪纸艺人蒋在谱的《纪念长江大桥通车》等。这些作品，不仅构建了武汉长江第一桥的立体形象，也反映出长江大桥建设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影响。
运粮图 纸本设色 105cm×50cm 1954 张肇銘、陈少丰 湖北美术学院藏
整个展览的历史价值还体现在，展览整体构成了一部湖北城乡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图志。但艺术家在描绘城市和乡村时，表现的重点却不一样，在城市，聚焦重点工程，而在乡村，则表现乡村在新时代的新的总体面貌。我们不妨列举部分乡村题材作品的名称：《运粮图》《春忙》《山邨耕牧》《春早图》《洪湖运稻船》《茶山之歌》《晒网》《鱼跃人欢》《小麦丰收》《鱼米乡》，单从作品的名称就有四季的耕、种、收、运各个农事环节，也涉及稻、麦、茶、鱼等农业种养对象，非常丰富全面。对城市是点的描绘，而乡村是面的展现，共同构建了一幅城乡建设图志。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飞速发展，如今的城乡面貌可谓翻天覆地，旧貌换新颜，在那个摄影还不普及的时代，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艺术图像，仅在记录历史这一方面都不可替代，其历史价值不言而喻。
第三，艺术价值。以今天的艺术视角来看，一些作品的创作风格、创作方法，包括艺术语言都比较单一，怎么来看待它们的艺术价值呢？
首先，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恰恰体现在有特定时代的鲜明的艺术特色和艺术风格。这种看似单一的艺术表现手法，主要体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而这个创作方法是新中国艺术家第一个自觉运用的艺术创作方法，是在吸收中西艺术的精华后形成的有效的艺术创作方法。恰恰是这个不可替代的方法，与我们要表现的主题非常匹配，达到了题材选择和创作方法的高度统一，才为我们留下了这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随着历史的推移，我们今天再来看这些经典作品，在艺术表现上也显得不可替代，散发出特殊的艺术魅力。
其次，艺术样式和创作类型的多样性。特别是建国初期的这批作品，由于这些艺术家大多数都是建国初期从全国各地汇聚到湖北，成分复杂，经历各异，各有所长，艺术家们各自选用了自己擅长的方式来表现，因此作品类型特别丰富，涵盖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粉、水彩、剪纸、年画、宣传画等各种艺术形式。当众多的艺术手段和艺术形式，聚焦于同样的作品题材时，不仅凸显了不同艺术形式的各自特点和优长，共同构筑起表现对象立体的艺术形象，也让我们在比较中看到了不同艺术形式的不同审美特征，加深了对不同艺术形式的认识。相对而言，我们今天的艺术显得更加学院化，在表现重大主题时，都是大画种唱主角，多显示出大制作的特点。所以当今天的艺术观众特别是青年学生来观看这样的展览时，不仅不会觉得老套，反而非常新奇，这对继承艺术传统，挖掘传统艺术形式的当代价值也非常有启示。
再次，生动记录了不同时期艺术家的情感历程。因为这个展览的艺术作品时间跨度较长，不同时期的作品其艺术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作品的风格形式只是表象，更本质的是艺术家的情感特征。80年代以前的作品，艺术家的情感更真挚、更质朴，更多发自内心的朴素的自豪感，与此相关的艺术语言也相对质朴。因此艺术家在选择表达题材对象时，多聚焦于这些工程本身，因为这些工程每一个都是全新的，每一项工程都在创造历史，每一项工程都将改变共和国的面貌，所以作品中情感的豪迈特征十分明显。而当代艺术家在面对相同建设工程题材时，情感相对比较克制，更加理性，艺术处理时也更加节制，更多追求艺术表达的艺术性。这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然的，因为经过建国70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跨越式发展，中国的实力和面貌已今非昔比。以长江大桥而言，中国已是世界第一桥梁大国，不管是桥梁数量和桥梁建设水平都让艺术家十分自信，也不必表现豪迈骄傲的情感特征，今天的艺术家仍然在画桥梁，但更多的是轻松和自然。而且当武汉已经有十几座功能完善，形态优美的大桥时，艺术家在表现大桥题材时，就一般不会直接去描绘建桥的过程和桥梁本身，画家的笔触更具个性，更加注重各自表达的艺术特征，多聚焦于描绘从事建设的人，即桥梁建设者，表现他们精神面貌和人性特征。这方面，版画家曹丹在第十三届全国美展上获奖的金奖作品《阳光下的大桥浇铸工》非常典型，桥梁仅仅作为背景出现，建设者的精神风貌成为表现重点。其作品视角的选择和艺术效果，无论人性的深度、艺术技巧的高度都远远超越了历史上同类题材的水平。由此，我们不仅看到了建设的进步、工程的进步，更看到社会的综合进步——当然也包括艺术创作水平的进步。这种全面的进步的形象展现，是通过艺术带给我们的深切感受，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这个展览的艺术价值。
最后，这个展览也体现出一定的艺术史价值。由于场地和展品汇集方面的限制，这个展览展出的作品，仅仅是湖北社会主义建设题材作品很小一部分，即使是有限的作品，也已经构成了一部简明的新中国湖北美术史，所以这些作品的艺术史价值就在于，它们成为新中国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史，也是新中国美术史的一部分。从这些作品中反映出了新中国美术创作的创作思想，创作风格，创作方法的艺术演变，记录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成功运用。而且，新中国美术史中不同历史阶段的艺术事件，如新年画运动、国画的改造、油画的民族化，都在展览的作品中有所反映。至于不同时期的艺术特色，更是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艺术发展脉络高度契合。关于艺术史价值，陈履生对建设题材中国画作品变化的分析，十分到位，他说：“反映新生活的课题，落实到具体的内容上，这些建设成就以及建设的过程就成了重要的表现对象。在1955年3月举办的‘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上，出现了一些与建设主题相关的作品，如李斛的《工地探望》、关山月的《新开发的公路》、张雪父的《化水灾为水利》、岑学恭的《木筏》、石鲁的《古长城内外》。这些作品集中出现在全国美展上，说明了美术创作由写生到表现新生活的变化。虽然这是作品主题上的变化，但是个中所反映的画家在思想上的变化，却标志了5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画改造的具体成果。传统的中国画再也不是文人雅士脱离尘世的孤芳自赏，而是成为配合建设新中国的一种有力的宣传工具，是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这种具有歌颂意味的表现，在当时超越了审美之上，标志了现实主义美术创作成了时代的主流。”[1]634陈履生在这里虽然没有举湖北艺术家的例子，但湖北艺术家类似的作品数量很大，同样成为共和国美术史发展的具体表征。
山邨耕牧 中国画 96cm×55cm 1962 徐松安 湖北美术学院藏
茶山之歌 水彩 39.5cm×54cm 1961 周韶华 周韶华艺术中心藏
从这个展览的历史线索设计来看，这个展览不是一个一般的回顾展，没有停留在对历史的简单回顾上，而是持续关注当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实践。艺术家们在对近年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建设成果的表现中，无论是题材的确定、视角的选择，乃至构图、艺术语言的运用，都有不同于过去的新表达，尤其是对建设主体的关注，注重其人性的开掘，不再是简单的直观的场景记录，从中我们看到了艺术创作的发展，看到了新时代主题创作的新开掘、新创造。
鱼米乡 雕塑 88cm×118cm×33cm 2002 刘政德 私人收藏
阳光下的大桥浇筑工 版画 150cm×120cm 2019 曹丹 武汉理工大学汗青艺术馆藏
机床女青工 油画 27cm×38cm 1958 钱延康 私人收藏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背景所形成的新的艺术语境下，这个展览给我们两点重要启示：一是艺术家的情感态度对艺术创作至关重要。这个展览的艺术作品之所以具有感染人心的力量，首先是艺术家的感情真挚，从这些真实感人、热情洋溢，生动具体的描绘中，我们看到，艺术家爱这片土地，爱这里的人们，他们不是旁观者，他们始终在作品中，他们的情感充盈在作品中；
二、生活永远是创作的源头活水。这些作品是艺术家们深入生活、扎根城乡建设一线、用最质朴的方式记录的激昂年代社会的发展瞬间，充分说明深入生活才能有最好的艺术表现。我们看张怀江的《葛洲坝330工地》系列，钱延康的“车间系列”等作品，其感情之真挚、观察之细致、细节之丰富、表达之生动，浮泛在生活的表面是不可能做到的，深刻体现出扎根社会现实生活才是美术创作的不竭源泉，这对我们今天的创作尤其是主题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纵观整个展览，我们也发现一些缺憾：比如当代这一部分农村题材作品偏少，相比建国初期，艺术表现城乡题材的均衡而言，当代艺术家对乡村关注则不够。这也许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必然，城市化本身是社会全面进步的表现。但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新时代的乡村景观和人物命运如何更多引起艺术家的注意，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幸福抑或失落等等，如何引起艺术家的关注，进入艺术的表达，仍然是一个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艺术命题。
所以我们今天来回看这些图像，其意义不仅是回看历史曾经的荣耀和某个高光时刻，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引起思索，有所探讨，这就是：如何继续用艺术记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记录通向美好生活的现实之途。
注释：
①“三线建设”：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根据中国各地区战略位置的不同，将其分为一、二、三线。一线是沿海和边疆的省市区；
二线是介于一、三线地区的省市区；
三线包括京广线以西的广大地区，故20世纪60至70年代中国以加强国防为中心的战略大后方建设简称“三线建设”，是当时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发生的原因是中苏交恶及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攻势的战略背景。三线建设的实施，增强了我国国防实力，改善了生产力布局，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做出了极大贡献。但在实施过程中也遗留了大量历史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