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对组织成员竞争行为的影响: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卫旭华 ,张怡斐

(1.兰州大学 管理学院,兰州 730000;2.兰州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兰州 730101)

权力在理解组织内个体行为表现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一些学者也开始从权力视角来考察组织成员行为表现的内在规律[1]。研究发现,权力可以对个体的情绪反应、心理认知以及人际交互行为产生重要影响[2]。从情绪反应层面来看,高权者较少表达自己的情绪,也较少关注他人的情绪状态,因此,高权者往往被冠以冷酷的标签[3]。从心理认知层面来看,高权者的决策较少受到身边人的干扰,一旦决策目标达成,他们更加在意自己所设定目标的方向,而非目标实施的细节,且他们常常会忽视那些低权者的合理建议[4]。从人际交互行为层面来看,高权者更可能对低权者展示出独裁行为和不道德行为,并能够利用权力抵御他人的威胁[2,5-6]。从上述权力后果研究来看,无论是情绪、认知还是行为层面,先前研究多强调高权者关注自己胜过关心他人。在组织管理领域,行为人高度关心自身需求和利益的行为通常被归为竞争行为的范畴[7]。这意味着高权者在组织情境下更可能表现出竞争倾向和行为。

学者们普遍认为权力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可以通过权力的接近-抑制理论进行解释[8-9]。然而,该理论在解释权力的行为效应方面依然存在着一些不足,这些不足也限制了研究者对权力与竞争行为关系黑箱的理解。首先,权力接近-抑制理论认为高权力激活个体神经机制中的“行为接近系统”,低权力激活个体神经机制中的“行为抑制系统”,进而影响个体后续的行为表现[10]。然而,很少有研究能够证明权力是通过这两类神经机制来影响个体的行为,这就需要研究者选取一些心理机制来代替神经系统的解释机制。其次,在权力接近-抑制理论的指引下,一些研究从资源优势层面解释了权力的行为后果。研究认为,高权者掌控着大量的稀缺资源,行为接近系统的相对激活会导致他们的互惠主义需求较低,也较少从他人需求的视角考虑问题[10-11]。这可能会导致高权者误解低权者的意图和看法,进而加深高权者与低权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增加了低权者主动挑战高权者的可能性[12]。除了资源优势之外,个体的自我认知可能是决定他们竞争行为的深层因素[11]。由于占有较多的资源,高权者往往会对自己的决策给出积极的认知评价,这势必会增加决策者的自信水平。近期众多研究发现,高权者往往会因为过度自信而做出错误的决定,从而给组织带来负面的结果[2,4,13]。因此,关注自信等自我认知因素在权力与竞争影响机制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价值。

尽管高权者有可能会出于自信而参与竞争行为,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权力的行为效应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诸多实证结果证实,权力可以产生完全相悖的行为后果。Deng等[14]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高权者都有行为接近倾向,也并不是所有的低权者都会表现出行为抑制,只有那些害怕被认为是不称职的无权者才会表现出更多的行为抑制倾向。这就需要研究者探寻潜在的情境调节变量,以解释以往权力行为后果研究结论的不一致。根据自我评价理论,组织成员对个体权力是否具备合法性持有主观判断[15],他们在人际交互过程中获得的权力合法性信息决定了他们的核心自我评价,进而对他们的人际交互行为产生影响。这意味着权力合法性的自我评价可能会影响权力的行为后果,即权力对组织成员人际交互行为的影响可能会取决于其对权力合法性的感知[10]。当感知到权力具备合法性时,高权者比低权者表现出更多积极主动的人际交互行为;而当权力合法性感知较低时,高权者往往表现出更多消极被动的人际交互行为[15]。显然,关注权力合法性的自我评价在权力行为效应中所扮演的调节作用将有助于澄清权力领域相矛盾结论的潜在原因[16]。

基于此,本文在整合权力的接近-抑制理论和自我评价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实验和调查两种互补性的研究设计来探究权力对组织成员竞争行为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本研究认为权力会通过自信间接影响组织成员竞争行为,且这种间接效应受到权力合法性感知的调节。组织成员感知到的权力合法性越高,越能增强组织成员的积极自我评价,使得权力的接近效应放大,增强了个体的竞争行为。

1.1 权力的接近-抑制效应

权力可以对个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重要影响,且学界普遍认为上述影响机制与权力的接近-抑制效应相关[8]。权力的接近-抑制理论认为,高权力激活了个体的“行为接近系统”,使得组织成员更关注环境中的有利因素,并期望从中获取更多收益,从而持有更多积极的态度、认知(如自信)和情绪(如乐观)[2,17]。由于高权者通常会拥有较多有价值的资源,此时行为接近系统的激活会让他们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并更关注个人目标的实现。因此,对于高权者而言,他们更倾向于采取接近行为,在有限的组织资源中为自己争取更多资源,并在人际互动中表现出更多支配行为[8,18]。与之相反,低权力激活了个体的“行为抑制系统”,使得组织成员更关注环境中的不利因素,并认为自己面临更多威胁,从而表现出更多消极的态度、认知(如自卑)和情绪(如悲观)[10,19]。对于低权者而言,他们从外界获取资源的机会较少,更容易受到威胁和惩罚,行为抑制系统的激活会让低权者对自身以及周围环境产生更多负面认知[10]。研究显示,低权者总是较少地相信自己应对问题的能力,更多地表现出依赖他人或寻求合作的行为[20]。因此,基于权力的接近-抑制理论,权力会对个体自我认知和人际交互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1.2 权力和组织成员竞争行为

根据权力的接近-抑制理论,高权者会选择性地关注环境中的有利因素,并更在意个体行为产生的积极结果,如获得利益和报酬[21];相反,低权者会特别关注环境中的威胁因素,并时刻对周围的人或事物保持警惕[10]。因此,相比低权力组织成员,高权力组织成员总是关注环境中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并时刻寻求机会以获得额外收益,如提高个人威望、实现职位晋升[22]。

竞争行为是指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倾向于采用对抗的方式来为自己赢得利益[7]。具体而言,竞争行为主要表现为个体在面临冲突时更注重自身需求的满足,并通过对他人施加限制或影响的方式来实现个人目标。Greer等[12]指出组织中高权者比低权者更加在意有价值资源的获得,为了扩大个人影响力或实现更多控制,高权者更容易与其他成员产生冲突和资源争夺。此外,还有学者发现,高权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受侵害,会主动增强个人的竞争意识[23]。事实上,根据权力的接近-抑制理论,由于高权力启动了“行为接近系统”,这会使得高权力组织成员增加对自身及周围环境的积极认知,而忽视潜在的不利因素。在这种积极认知的驱动下,高权力组织成员在面对人际冲突时会努力争取维护个人利益,从而加速了与他人的竞争互动进程[8]。相反,在“行为抑制系统”的干预下,低权力会增加组织成员对自身不利信息的感知,促使个体形成消极的自我认知,畏惧环境中的惩罚和威胁,从而更容易在人际交互中向他人做出退让和妥协,减少竞争意识和行为。综上所述,权力促使组织成员对自身及周围环境产生积极关注,进而使其做出更多的竞争行为来为自己赢得好处。据此提出:

假设1权力正向影响组织成员竞争行为,即相比低权力的组织成员,高权力的组织成员表现出更多的竞争行为。

1.3 自信的中介作用

自信是一种积极的自我肯定,是个体对自身能力持有的一种信心,具体表现在当个体面临问题决策时对自身观点或判断的确信程度[20]。研究表明,相比低权者,高权者更愿意在公开场合表达个人观点,或是更敢于做出打破常规的事情[24]。这些行为表现透露出高权者总是拥有较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他们往往对外界的说服性信息敏感性不高,并总认为自己的态度和决定是正确的[18]。进一步,在组织情境下,结合权力的接近-抑制理论,高权力组织成员倾向于关注有利信息以提高自身的期望水平[10],同时个体的心理认知也会发生积极转变。与此相反,低权力组织成员更倾向于对自身及周围环境持有消极态度。与低权力组织成员相比,高权力组织成员更容易关注自身行为的积极后果,更愿意迎接挑战,以及降低对风险的感知[1]。这些积极的心理体验会促使高权力组织成员乐观看待自己的问题决策能力,忽略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并对事物的判断更加确定。因此,权力会增加组织成员的自信程度。

此外,不同的自信水平会让个体在人际互动中表现出行为上的差异。当个体感知到高度自信时,他们会对自身产生积极认知,相信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目标或争取利益。在这种心理驱使下,高自信个体往往会乐观估计自身处境而低估环境中的风险因素,预期自己相较于他人获得更高收益和回报[25]。由于高度自信的个体总会积极评估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自身掌握信息的数量和价值,因而他们可能从事风险较大的活动,并较少听从他人的意见和建议,反而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人,从而导致了竞争和冲突[13,26]。相反,低自信个体会感受到消极情绪,对自身能力产生怀疑,进而丧失实现目标的动力,并向他人寻求合作和帮助[20]。因此,个体自信水平的提高会增加积极的自我认知,并促使其关注自我需求,进而提高了个体的竞争意识。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权力会通过提高自信进而激发个体的竞争意识和行为。具体而言,当面临任务决策时,相比低权力组织成员,高权力组织成员更加相信自身的判断,对他人意见不予理睬,并通过竞争的方式以实现对最终决策结果的控制,从而扩大个人在组织内部的影响力[27]。因此,相比低权力组织成员,高权力组织成员会提升个体的自信水平,进而表现出更多的竞争行为,故提出:

假设2自信中介了权力与组织成员竞争行为之间的关系。权力通过增加自信进而促使组织成员产生竞争行为。

1.4 权力合法性感知的调节作用

根据上文所述,权力的接近或抑制效应会影响个体的自信水平和竞争行为。然而,这一影响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组织成员对自身权力的合法性感知。权力合法性感知反映个体对感知到权力的正当性、恰当性和公正性的认同程度,并且存在于人们的思维意识之中[28]。一些学者发现,权力合法性越高,意味着权力的稳定性越高,此时会让个体意识到自身权力不容易受到威胁[29]。此外,当个体感知到自身权力不具备合法性时,其在组织中施展个人行为的意愿也会减低[16]。自我评价理论指出,人们对自我的认知和评价会受到其所处环境及周围社会信息的影响,当个体从环境中搜寻到有利于自己的信息时,其会形成和维持积极的自我概念,进而影响个体的态度和行为[30]。

在组织中,权力合法性感知是个体从与其他组织成员交往过程中获取的信息,这些信息会对个体的心理认知和自我评价产生影响[29]。当组织成员感知到的权力合法性较高时,意味着个体更有可能认为自己的权力具备正当性和合理性,肯定自身权力的存在价值,并对自己在组织中的影响力产生积极评价。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组织成员持有的权力水平越高,越有可能引发个体的接近性心理体验,提升对自我的积极认知,进而增强了个体的自信水平。此外,在高权力合法性情形中,高权力个体面临的威胁通常较少,这会提升他们通过竞争和支配获取个人利益的可能性[31]。与此相反,当组织成员感知到的权力合法性较低时,个体对自己支配组织资源的正当性知觉也随之减弱,并对自己在组织中的影响力进行消极评价[16]。此时,高权力引发的接近心理效应会被进一步削弱,个体害怕自己遭到他人的质疑和挑战,并产生自我怀疑、自信水平降低等抑制性心理体验。这也会进一步减少缺乏合法性基础的高权者对他人实施竞争或控制的接近行为。上述分析意味着权力合法性感知不但调节了组织成员权力与自信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调节了权力与竞争行为之间的关系,故提出:

假设3权力合法性感知调节了权力与自信之间的关系。当组织成员感知到的权力合法性较高时,权力显著增加了自信。

假设4权力合法性感知调节了权力和竞争行为之间的关系。当组织成员感知到的权力合法性较高时,权力会增加组织成员的竞争行为。

前文已经指出,在高权力合法性的情形下,高权者往往会表现出更高的自信水平。这种自信水平的提升会使得高权力的接近效应被加强,即高权力组织成员更容易产生优越感,也更愿意投入到争取自身利益的活动当中,从而更可能实施竞争行为[32-33]。因此,当权力合法性较高时,权力通过自信间接提升竞争行为的可能性就越高。然而,在低权力合法性的情形中,高权者往往会表现出较低的自信水平。这种自信水平的下降会减少缺乏合法性基础的高权者对他人实施竞争或控制的接近行为[16]。因此,当权力合法性较低时,权力通过自信间接提升竞争行为的可能性越低。这意味着权力通过自信间接提升竞争行为的路径受到了权力合法性的调节,故提出:

假设5权力合法性感知调节了自信在权力和竞争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当感知到权力合法性较高时,权力通过自信影响组织成员竞争行为的间接效应显著;当感知到权力合法性较低时,上述间接效应不显著。

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研究1通过实验方法来验证权力与组织成员竞争行为的关系,并检验了自信的中介效应。

2.1 研究方法

2.1.1研究样本 本研究招募综合性高校的90名本科生,其中,35.55%为男性,64.45%为女性,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21.44岁(SD=2.11)。

2.1.2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高权力组VS低权力组。将参与者随机分配到上述两种实验情境中,每组参与者为45人。所有参与者需要根据给出的实验情境做出相应的回答。本研究的被试间变量为权力,中介变量为自信,因变量为竞争行为。实验前向参与者保证实验内容的保密性,要求他们根据实验指导语认真、独立填写问卷。实验材料和题项的设计保证精简易懂,便于参与者准确理解题意和回答问题。此外,所有参与者均自愿参与到实验当中,实验结束后为感谢参与者配合本研究,向每位参与者发放礼品作为本次实验的报酬。

2.1.3实验程序 与以往操纵权力的方式相似,本研究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来操纵个体的权力。高权力组和低权力组的参与者分别为45人,实验材料告知所有参与者需要与另一人(虚拟的)进行有关电脑采购的决策讨论[34]。该实验情境涉及两个电脑采购方案,需要参与者认真阅读实验材料并填写相关的问题。

(1) 实验操纵。所有参与者将被随机分配到高权力或低权力的组别中,需要在所给定的情景中代入相应角色。实验材料改编自Mooijman等[35]的研究。其中,高权力组的实验操纵材料为:“假定您是公司的一名采购经理,您有权力制定采购流程计划并安排下属的采购工作,同时您还有权力对下属的表现进行评价打分,以此来决定其绩效奖金。在开展采购工作时,您的下属可以向您提供建议,但是您有最终决策权”。低权力组的实验操纵材料为:“假定您是公司的一名采购专员,您需要根据经理的安排和指示来执行采购工作,同时经理有权力对您的表现进行评价打分,以此来决定您的绩效奖金。在开展采购工作时,您可以向经理提供建议,但经理拥有最终决策权”。

(2) 实验情境材料。任务情境改编自Magee等[36]的研究,材料如下:“现在公司要采购一批商务平板电脑,经过对比筛选之后,有两种型号的平板电脑可供选择。这两种型号的平板电脑价格相等,但是它们的CPU 和内存各有优劣(见表1)。您需要和下属(经理)讨论后做出最终决策”。

表1 平板电脑型号A和型号B的属性

阅读完上述实验材料,参与者需要回答两个关于上述两种型号平板电脑属性的问题:“平板电脑CPU 的主频(单位:GHz)越高,说明平板电脑处理数据的速度越快。在型号A 和型号B中,哪个平板电脑的CPU 主频更高?”和“平板电脑的内存(单位:GB)越大,说明平板电脑可运行的程序越多。在型号A 和型号B中,哪个平板电脑的内存更大?”。

回答上述问题之后,告知参与者需要做出自己的选择。事实上,无论参与者选择哪个型号的平板电脑,对方(下属/经理)都会做出与之相反的选择。

2.1.4测量工具 采用以往研究中的成熟量表进行调查,所有量表均采用Likert 7点量表进行计分(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

(1) 权力。采用Mooijman等[35]在实验中用到的关于权力操纵检验的2题项量表。题项包括“在该情景中,我很有权力”和“在该情景中,我很有影响力”。权力量表的α系数为0.900,表明内部一致性较好。

(2) 自信。采用See等[20]在实验中用到的测量个人自信程度的3题项量表,同时对该题项进行适当改编以符合本实验的情景。题项具体包括“与下属(经理)的选择相比,我觉得自己的选择更正确”“与下属(经理)经理的选择相比,我有足够的信心做出正确的选择”和“与下属(经理)的选择相比,我对自己的选择充满自信”。自信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22。

(3) 竞争行为。采用Hays等[37]在实验中测量个体竞争行为的2题项量表。题项分别为“我会努力向下属(经理)坚持自己的选择”“我有信心说服下属(经理)采取我的观点”。竞争行为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64。

(4) 控制变量。将常见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中的性别和年龄进行了控制。

2.2 研究结果

2.2.1操纵检验 操纵检验结果显示,两个组别的权力存在显著差异(t=8.565,p<0.001,d=1.059)。高权力组中的被试感知到的权力(M=5.480,SD=1.082)显著高于低权力组中的被试(M=3.540,SD=1.060),说明权力的操纵是成功的。

2.2.2假设检验 通过T检验分析发现,如图2所示,高权力组被试的竞争行为倾向(M=4.850,SD=0.928)显著高于低权力组被试的竞争行为倾向(M=4.300,SD=0.856,t=2.951,p<0.01,d=0.893)。

图2 权力对竞争行为的影响

根据层级回归结果,加入人口统计学变量(性别、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后,由表2模型(5)和模型(2)可见,权力对自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48,t=4.836,p<0.001,95%CI=[0.210,0.492]),权力对竞争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33,t=5.679,p<0.001,95%CI=[0.205,0.454])。在控制性别、年龄以及自变量权力后,由表2模型(3)可见,自信对竞争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38,t=5.860,p<0.001,95%CI=[0.269,0.597]),且权力对竞争行为的影响依然显著(β=0.181,t=3.222,p<0.01,95%CI=[0.051,0.305])。根据检验中介的逐步法,说明自信部分中介了权力与竞争行为之间的关系。另外,采用Bootstrap 方法再次检验自信的中介效应[38],并通过Mplus软件的5 000次抽样的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法估计了中介效应值的显著性。结果显示,间接效应值为0.170,其95%的置信区间为[0.111,0.251],不包含0且p<0.001。这说明,权力可以通过自信间接影响个体的竞争行为。因此,初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和假设2。

表2 层级回归结果

研究1的结果显示,权力可以通过自信增加组织成员的竞争行为。研究1 采用的是情景实验研究,虽然该研究设计具有较高的内部效度,但情景实验与现实中企业的真实情况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为了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上述研究结果进行重复验证。此外,进一步检验权力合法性感知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并对本文提出的整体模型进行检验(即研究2)。

3.1 研究方法

3.1.1样本及程序 研究2 分别借助问卷星和Credamo在线调查平台收集了两波调查数据(样本1和样本2),均通过企业员工样本库随机发放调查问卷。以往大量研究已经证实,相比线下填写问卷的方式,诸如问卷星、Credamo和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等网络平台收集的样本具有广泛性,并且被调查者填写问卷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同时调查数据结果具有可靠性,研究结果与传统的调查无明显差异[39]。本研究中所有参与调查的样本均必须为企业在职人员,为了提高问卷的填答质量,每份问卷向填答者支付9元报酬。

样本1通过问卷星在线调查平台一次收集完成,共收集到有效问卷338 份。根据样本1 的具体结构,在性别方面,被调查者中男性和女性各占50%;在年龄方面,大部分被调查者的年龄介于25～29岁之间,占比42.9%,30～34岁占比次之,为35.5%;在学历方面,高中及以下占比2.7%,大专占比9.5%,本科占比74.9%,硕士及以上占比12.9%;在职位方面,26.9% 为普通员工,38.2%为基层管理者,32.0% 为中层管理者,2.9%为高层管理者。

样本2通过Credamo在线调查平台分两次进行了数据收集。第1次调查了职工的权力、权力合法性感知,两周后又对职工的自信和竞争行为以及相关人口统计学信息进行了调查。其中,第1次调查回收有效问卷共290份,第2次调查向第1次回收到有效问卷的职工进行发放,回收有效问卷207份。从样本2的年龄分布来看,58%为女性;在年龄方面,21～30岁占比较重,为51.7%,31～40岁占比次之,为40.1%;在学历方面,高中及以下占比5.3%,大专占比4.8%,本科占比78.8%,硕士及以上占比11.1%;在职位方面,38.6%为普通员工,31.4%为基层管理者,24.2%为中层管理者,5.8%为高层管理者。

3.1.2测量工具

(1) 权力。采用Yu等[40]开发的6题项量表进行测量。该量表可以衡量工作场所中组织成员对个人权力的感知。例如,“我监督着很多下属”“我正式管理着组织中的其他成员”“我可以自行决定向他人提供奖励”等。该量表在样本1 和样本2 中的Cronbach’sα分别为0.942和0.938。

(2) 自信。采用See等[20]编制的3题项量表。例如,“我在做决策时对自己判断的自信程度”等。该量表在样本1和样本2的Cronbach’sα分别为0.808和0.738。

(3) 权力合法性感知。采用Lammers等[15]编制的4题项量表进行测量。例如,“我认为我在公司中的权力是实至名归的”等。该量表在样本1和样本2中的Cronbach’sα分别为0.895和0.832。

(4) 竞争行为。采用Hays等[37]编制的3题项量表进行测量。例如,“我会争取对团队任务和决策产生影响力”等。该量表在样本1 和样本2 中的Cronbach’sα分别为0.795和0.622。

(5) 控制变量。为了更明确本文核心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加入控制变量以做出更加严格的统计分析。样本1和样本2均控制了性别、年龄、职位和学历对自信和竞争行为的潜在影响。此外,有研究发现,当个体感知到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受到威胁时,其会出于追求和维护地位的动机而与他人发生竞争和冲突[37,41]。因此,样本1还将地位威胁作为控制变量,以证实权力可以在这些控制变量基础上对竞争行为产生增益解释力。地位威胁采用Zhang等[42]编制的4题项量表进行测量。例如,“我觉得一些同事串通起来挑战我在公司的地位”,其Cronbach’sα为0.849。

3.1.3效度检验 为了检验权力、权力合法性感知、自信和竞争行为4个变量的区分效度,本文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根据Medsker等[43]的建议,采取χ2/df、RMSEA、CFI和TLI等4个指标来衡量各模型的拟合优度。各指标的拟合标准分别为:χ2/df应小于3,RMSEA 应小于0.080,CFI 和TLI均应大于0.900。结果发现(见表3),样本1和样本2中三因子、二因子和单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均不达标,相比之下,包含权力、权力合法性感知、自信和竞争行为的四因子模型拟合程度最好。其中,样本1中四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为:χ2=204.278,df=98,RMSEA=0.057,CFI=0.973,TLI=0.967;样本2 中四因子模型拟合指标为:χ2=199.980,df=84,RMSEA=0.078,CFI=0.938,TLI=0.923。这说明,在样本1 和样本2 中这4个变量之间均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3.1.4共同方法变异 采取两种方法对共同方法变异进行检验。首先,采用Harman单因子法进行CMV 检验。结果发现,样本1 的数据对单因子模型拟合不理想(χ2=862.039,df=104,RMSEA=0.147>0.080,CFI=0.807<0.900,TLI=0.777<0.900,SRMR=0.083>0.050),样本2的数据对单因子模型拟合度也较差(χ2=561.937,df=90,RMSEA=0.160>0.080,CFI=0.747<0.900,TLI=0.704<0.900,SRMR=0.125>0.050),说明两个样本数据的CMV 问题均不严重。另外,虽然Harman单因子法的检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检验效度却比较低[44]。因此,本文另外通过未测量潜在方法构念法(Unmeasured Latent Method Construct,ULMC)来判断CMV 问题的严重程度。将方法因子作为潜在变量纳入结构方程模型后发现,尽管样本1的数据对ULMC模型的拟合结果(χ2=122.277,df=83,RMSEA=0.037,CFI=0.990,TLI=0.986,SRMR=0.026)略优于四因子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Δχ2=82.001,Δdf=15,ΔRMSEA=0.020,ΔCFI=0.017,ΔTLI=0.019,ΔSRMR=0.008),但潜在共同方法因子对数据变异量的解释比例仅有8.900%,远远小于50.000%的上限[45]。同样地,样本2中潜在共同方法因子对数据变异量的解释比例也仅为13.738%,远低于50.000%的上限。综上所述,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变异。

3.2 研究结果

3.2.1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根据表4 所示,在样本1中,权力与自信(r=0.573,p<0.001)、权力合法性感知(r=0.664,p<0.001)和竞争行为(r=0.626,p<0.001)显著正相关;权力合法性感知与自信(r=0.611,p<0.001)和竞争行为(r=0.641,p<0.001)显著正相关,自信与竞争行为(r=0.595,p<0.001)显著正相关。在样本2中,权力与自信(r=0.364,p<0.001)、权力合法性感知(r=0.638,p<0.001)和竞争行为(r=0.282,p<0.001)均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同样地,权力合法性感知与自信(r=0.275,p<0.001)和竞争行为(r=0.201,p<0.001)显著正相关,自信与竞争行为(r=0.643,p<0.001)也显著正相关。上述结果为本研究的主效应提供了初步的证据。

表4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矩阵

3.2.2假设检验 根据样本1 的层级回归结果,由表5模型(1)可见,在控制性别、年龄、学历、职位和地位威胁后,权力对组织成员竞争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77,t=9.990,p<0.001,95%CI=[0.303,0.452])。因此,假设1得到支持。由表5模型(4)可见,权力对自信也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16,t=9.326,p<0.001,95%CI=[0.249,0.383])。在控制自变量权力后,由表5模型(2)可见,自信对竞争行为也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38,t=7.765,p<0.001,95%CI=[0.327,0.549])。因此,根据检验中介的逐步法,自信部分中介了权力和竞争行为间的关系。此外,为了提高中介的检验效度,一些学者还采用Bootstrap法做进一步检验[38]。因此,本文通过Mplus软件的5 000次抽样的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该间接效应的估计值为0.138,其95% 的置信区间为[0.087,0.189],不包含0且p<0.001,即说明权力通过增加自信进而间接促进组织成员的竞争行为。因此,假设2得到支持。

表5 层级回归结果

根据表5模型(5),权力与权力合法性感知的交互项对自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091,t=4.884,p<0.001,95%CI=[0.054,0.128]),说明权力合法性感知越高,权力对自信的影响更强,假设3得到支持。根据表5模型(3),权力和权力合法性感知的交互项对竞争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β=0.047,t=2.277,p<0.05,95%CI=[0.006,0.087]),说明权力合法性感知越高,权力对竞争行为的影响也更强,假设4得到支持。

根据样本2的层级回归结果(见表5模型(6)),权力对竞争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95,t=4.281,p<0.001,95%CI=[0.111,0.281]),假设1得到再次支持。由表5模型(9)可见,权力对自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09,t=5.138,p<0.001,95%CI=[0.118,0.315])。控制权力之后(见表5模型(7)),自信对竞争行为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678,t=10.798,p<0.001,95%CI=[0.463,0.880]),但权力对竞争行为不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053,t=1.373,p=0.171,95%CI=[-0.082,0.138]),说明自信完全中介了权力和竞争行为之间的关系。另外,本文还通过Mplus软件进行Bootstrap分析,抽样5 000次后,结果显示,权力通过自信影响竞争行为的间接效应值为0.142,95%置信区间为[0.097,0.203],不包含0且p<0.001,假设2得到进一步支持。根据表5模型(10),权力和权力合法性感知的交互项对自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089,t=2.024,p<0.05,95%CI=[0.028,0.163]),假设3仍得到支持。此外,由表5模型(8)可见,权力和权力合法性感知的交互项对竞争行为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73,t=4.065,p<0.001,95%CI=[0.089,0.256]),假设4也得到支持。

为了将权力合法性感知的调节作用更加直观地展示出来,在此,本文将调节变量(权力合法性感知)的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作为分组标准,分别在高权力合法性感知和低权力合法性感知的情况下,对权力和自信之间的关系以及权力和竞争行为之间的关系分别进行绘制。如图3(a)和图3(c)所示,样本1的简单斜率检验结果显示,当组织成员感知到权力合法性较高时,权力对自信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44,p<0.001),权力对竞争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25,p<0.001);而当组织成员感知到权力合法性较低时,权力对自信没有显著影响(β=0.011,p=0.835),权力对竞争行为也没有显著影响(β=0.105,p=0.061)。如图3(b)和图3(d)所示,样本2的简单斜率结果显示,当组织成员感知到权力合法性较高时,权力对自信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48,p<0.001),权力对竞争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17,p<0.001);而当组织成员感知到权力合法性较低时,权力对自信的正向影响较弱(β=0.118,p=0.051),权力对竞争行为没有显著影响(β=0.033,p=0.609)。因此,假设3和假设4得到进一步验证。

图3 权力合法性感知的调节作用

最后,通过Mplus软件进行被调节的中介分析以对假设5进行检验。由表6样本1的结果显示,当组织成员感知到权力合法性较高时,权力通过自信影响其竞争行为的间接效应显著(β=0.096,SE=0.024,95%CI=[0.060,0.140]);当组织成员感知到权力合法性较低时,权力通过自信影响其竞争行为的间接效应不显著(β=0.016,SE=0.022,95%CI=[-0.019,0.052])。同时,权力通过自信对竞争行为的间接作用在权力合法性感知的不同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Δβ=0.080,p<0.001),95%置信区间为[0.046,0.121],不包含0,说明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成立,假设5得到支持。另外,样本2的结果显示,在高权力合法性感知下,权力通过自信影响竞争行为的间接效应显著(β=0.250,SE=0.079,95%CI=[0.144,0.404]);在低权力合法性感知下,权力通过自信影响竞争行为的间接效应依然显著(β=0.068,SE=0.036,95%CI=[0.019,0.140])。同时,两组之间的差异显著(Δβ=0.182,p<0.05),95%置信区间为[0.057,0.341],不包含0,故假设5得到进一步验证。

表6 被调节的中介模型路径分析

本文结合实验和问卷调查两种方法探索了权力对组织成员竞争行为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结果支持自信在权力和组织成员竞争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并且权力合法性感知调节了权力与自信的关系以及权力和竞争行为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对权力通过自信影响组织成员竞争行为的间接效应产生调节作用。

4.1 理论意义

(1) 以权力的接近-抑制理论为基础,探索了权力与组织成员竞争行为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虽然有部分研究关注到权力会对人际间的冲突和竞争行为产生影响,但是这些研究仅从神经机制的角度来解释权力产生的行为效应,忽视了权力影响组织成员竞争行为的心理机制。在组织中,权力不同的组织成员在心理认知和人际交互方式上存在差异[11,19]。具体而言,组织成员持有的权力越高,越能促使其对自身及周围事物产生积极认知,例如增加乐观情绪、提高自我效能感等[3]。这种积极认知会进一步对组织成员的人际交互行为(如竞争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研究对权力与组织成员竞争行为之间的心理机制进行了深入挖掘,结果发现,权力通过提升个体的自信水平而导致组织成员竞争行为增加,这为打开权力与组织成员竞争行为之间的黑箱提供了更全面的解释视角和实证证据。

(2) 从自我评价视角探究了权力合法性感知在权力和自信之间的调节作用,拓宽了对权力合法性感知与权力效应之间关系研究的理论视角。目前,在探索权力效应边界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忽视了个体感知到的权力合法性形成的自我评价在权力效应中发挥的重要调节作用。基于此,本文通过自我评价理论进一步探索了权力合法性的自我评价对权力和自信之间关系产生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发现,组织成员感知到的权力合法性越高,越能增加其对自身影响力的积极评价。此时,权力就越能引发组织成员对自身的肯定,进而提升个体的自信水平。上述研究结果从自我评价的理论视角,为权力何时可以提升组织成员的自信做出了全新的解释,同时也回应了王雪等[46]提出“权力合法性如何对个体认知产生影响”的问题。

(3) 将权力的接近-抑制理论和自我评价理论进行整合,探索了权力对组织成员竞争行为产生影响的边界条件。本研究认为,权力合法性感知会通过改变个体的自我评价来影响权力的接近-抑制效应,这是以往研究尚未考虑到的方面。此外,以往研究发现,权力与组织成员人际交互行为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出现矛盾的结果。一方面,权力可能促使组织成员为追求个人目标采取竞争行为;另一方面,权力可能会抑制个体的自利行为,反而使其增加亲社会行为,减少与他人的竞争[1]。鉴于此,本文通过整合两个理论(权力的接近-抑制理论和自我评价理论),探究权力合法性感知如何调和上述过程中的不一致。研究结果指出,组织成员感知到的高权力合法性有助于其形成积极自我评价,增强了高权力个体的行为接近效应,增加了他们的自信和竞争行为。这一研究结果进一步深化了对权力合法性的自我评价在权力的接近-抑制效应中产生调节作用的理解。

4.2 实践意义

(1) 研究结论有助于让组织重视权力对组织成员心理认知和人际交互行为产生的影响,同时建议组织应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来规范组织成员在工作场所中的行为表现。如组织可以定期对持有高权力的组织成员进行培训,指出高权者容易表现出来的一些不良行为倾向,并对这些不良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从而约束高权者的竞争行为。除此之外,组织可以让低权力的员工给高权力的领导进行评分,如评价其在工作中关心自己和关心他人的行为倾向。同时,组织可以考虑将上述评分赋予一定的权重纳入高权力组织成员的综合评价之中,从而促使那些具有高权力组织成员多加考虑集体利益,注意自己在工作中的人际交互方式,减少其在组织中的竞争行为。

(2) 组织管理者需要定期告诫高权者要客观地看待权力合法性问题,防止他们认知上的“自我膨胀”和行为上的“目中无人”。对于那些权力合法性较高的高权者,组织管理者要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所取得的权力合法性与集体的共同努力密不可分,避免高权者将权力合法性归功于个人因素,进而产生自信等积极的自我评价。这种积极的自我评价很可能会放大权力的接近效应,使得高权力组织成员更容易形成自我膨胀意识,进而与他人产生冲突和竞争,最终不利于组织的整体绩效。

4.3 局限与展望

(1) 研究1和研究2分别通过实验法和问卷调查法这两个互补的研究设计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但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研究1的实验设计是通过情境模拟的方式让被试完成相关任务,这可能与真实环境中的行为表现有差异。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实地实验设计,在真实的组织环境下通过设计人际互动情境来考察权力对组织成员竞争行为的影响。此外,虽然研究2的横向和纵向研究设计均通过了共同方法变异的检验,但所有变量均为员工自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权力自评-竞争行为他评的配对数据,深入探究权力与组织成员竞争行为之间的关系机制。

(2) 权力和组织成员的竞争行为之间还可能存在其他中介变量。本文仅验证了自信在权力和组织成员竞争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其他可能的作用机制。例如,权力会让个体对周围的人或事物充满较强的控制感,并促使个体确信未来事态发展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19,47]。这种对未来虚幻的控制感会让个体更在意事物发展结果,进而可能促使组织成员做出更多竞争行为来达到控制结果的目的。因此,后续研究可以对此做进一步分析和探讨。

(3) 本文从个体自我评价的视角探讨了权力合法性感知对权力效应的调节作用,未来研究可以继续探讨其他潜在的调节变量。例如,信任通常被视为组织内部稀缺和珍贵的资源。被信任感可以引发个体自豪感,而且信任越大,也意味着个体的声誉就越难以被破坏[48]。当组织成员感知到被他人信任时,意味着自己能够得到其他成员的认可。相比低权力个体,高权力个体在感知到被他人信任时可能会产生更多优越感,增强自我效能感,进而采取竞争行为来实现个人目标。未来研究也可以考虑将此作为权力和竞争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做进一步的解释。

本文基于权力接近抑制理论和自我评价理论,探讨了权力对组织成员竞争行为的影响。通过实验设计和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权力促进了组织成员的竞争行为,同时自信中介了权力与组织成员竞争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这一影响机制又受到权力合法性感知的调节作用,当感知到权力合法性越高时,权力通过自信正向影响组织成员竞争行为的间接效应显著;而当感知到权力合法性越低时,上述中介效应不成立。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权力影响组织成员竞争行为的内在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有助于对组织成员竞争行为进行适当的约束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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