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时间：2019-01-28 17:44:4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那不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创立于1925年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结果。是年，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为纪念孙中山和为中国培养从事国民革命的人才，共产国际和苏联决定成立莫斯科中山大学。招收对象是国共两党的党团员，学制两年，第一期学员有600多人。
国共两党有大批著名领导人曾经就读于该校。查《辞海》第六版彩图本“莫斯科中山大学”条，在很简洁的介绍中，列举了国共两党5个知名人士的名字：张闻天、王稼祥、邓小平、谷正纲、蒋经国。邓小平是在五年半留法勤工俭学之后转过来的，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只待了一年，因国内需要而回国了。邓小平与蒋经国虽然不在同一个班，但同在一个共青团小组。在同学中，蒋经国年纪最小，那时才刚满15岁。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学员纷纷被召回国，而蒋经国一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才回来。其实，还有许多中共党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如陈昌浩、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何克全(凯丰)、王稼祥、杨尚昆、乌兰夫、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赵一曼、左权等，都曾经是该校学生。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原本学生们的待遇很好，所有经费都是政府负担。学员不仅吃、穿住全免费，而且还有达到富农收入水平的高标准津贴。但他们很快就被裹挟到路线、派别的斗争和联共(布)残酷的“清党”洪流中，很多人完全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或自杀，或被杀，或流放到西伯利亚，或遣送回国，或送至工厂去做苦工，或开除党籍团籍……他们成了苏联上百万被“清党”者命运的缩影。
“清党”的高潮发生在1929年，斯大林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发动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清党”行动。“清党”涉及全国每个角落，被“清”掉上百万人。莫斯科中山大学一点儿都不是世外桃源，不仅无法幸免，而且成了一个重灾区。日前，凤凰卫视播出了《红色风潮――莫斯科中山大学往事》系列片，主持人陈晓楠神情沉重地说：“由于苏联格别乌(克格勃的前身)档案至今没有解密，所以在这一次清党当中，到底有多少学生被苏联格别乌逮捕、处决，今天仍然是个谜。在一些幸存者的回忆录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在异国他乡处境悲惨，有的被长期监禁，有的在狱中被折磨致死，还有人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其中一位叫王一的女学生，在西伯利亚待了25年之后，才回到祖国。大量的中国学生在“清党”当中客死异乡或者下落不明，最后能够历尽劫难回到祖国的，目前统计的数字只有13个人。”
在“清党”中受到最严厉“清理”的这些学员中，只有13个人回到祖国，这是多么让人悲从中来的数字!在这里，让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人的命运：
――赵彦卿，成为“清党”对象后，他满面愁容、无比痛苦、嗫嗫而言：我唯一的出路只有自杀一了百了。而“清党”委员会始终对被清对象名单秘而不宣，使得中大校园里的气氛非常压抑和恐怖。几天后，人们惊恐地发现，赵彦卿上吊自杀了。赵彦卿死后，苏联格别乌到凡是有中国留学生的学校，进行大肆抓捕。
――瞿景白，瞿秋白的弟弟，一气之下就把他的联共预备党员的党证退给区党委。但就在他交还党证的那天，他失踪了，再也没有后续消息地，“人间蒸发”。人们只知道他屈死于莫斯科。当时，瞿秋白和张国焘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也保护不了自己的弟弟。还有，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也被送到工厂劳改。
――李一凡，第一批被逮捕的学生。他回忆到这次逮捕时说，格别乌以送他们回国的欺骗手段，将他们送进大牢，没经过任何法庭，由格别乌三人小组胡乱判决，并且无权上诉。李一凡后来总算回了国，回国后他曾参加“四清”工作，1968年被关进“牛棚”，次年被下放到湖北成宁“五七干校”劳动……
杨尚昆在回忆录中，有一节的标题就是《清党运动》，其中说到“清党”的第二阶段是“停课搞人人过关”。中国学生要逐个在大会上“过筛子”，从个人历史讲到现实斗争中的立场，“讲完后，台下200多党员都可以向你提意见，揭发，追问，和‘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斗争会差不多”；“提意见和通过的关键，是看你是不是紧靠学校支部局，紧靠的，就保护你过关；半靠的，特别是不靠的，就揪住不放，进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结果，全校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学员被扣上托派、托派嫌疑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右派等政治帽子”；杨尚昆的爱人李伯钊也被开除了团籍(见《杨尚昆回忆录》第37-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7月第2版)。
1929年的在校生，自然是最悲惨的，但托派反托派的“斗争”，两年前就开始了。1927年，是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11月7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庆祝典礼，斯大林检阅莫斯科卫戍部队和劳动者游行队伍。没想到拥护托洛茨基的托派分子，在游行队伍中打出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标语，酿成著名的红场事件。斯大林绝对无法容忍这般“无法无天”的行为。参与其中的有10多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托派学生，立马被全部开除学籍遣返回国――这样倒也避免今后客死西伯利亚了。到了年底，托洛茨基反对派组织被定性为反党、反苏维埃和反革命组织，托洛茨基被联共(布)开除出党，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斗争”有着无限可延伸性，既可前伸，又可后延，既可上传，又可下达。在1928年，中山大学闹出了一个“江浙同乡会”事件。所谓“江浙同乡会”，被莫须有地定为反党反革命的地下秘密组织，受到无妄之灾。展开这个斗争，其实是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向忠发以及王明与时任校长的米夫向斯大林表忠心的重要举动；而且王明派系借机清除异己――特别是瞿秋白，这个原本就是虚构出来的“江浙同乡会”，说后台老板就是瞿秋白，而瞿秋白正是江苏常州人。对于一切反对支部局的学生，就给你扣上托派之类的帽子，还被称为“第二条路线联盟”，予以无情打击。
斗争法则，从来都是上行下效的。未到而立之年就做了中山大学第二任校长的米夫，以斯大林的信徒自居。在“清党”行动中，他对治下的中大采取高压政策。王明成了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中大的“清党”，最终演变成一出“挟私仇报恩怨”的闹剧和悲剧。只要在历次斗争中与支部局结下怨怼的学生，几乎都被扣上托派之类的帽子，许多遭到格别乌的抓捕，下场悲惨。当然，这些被清除、被流放、被杀害的中国学生，只是苏联党内斗争的很小一部分。
到了1929年秋天，莫斯科中山大学更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与国民党 方面完全无关了。张闻天曾回忆道，到1930年暑假前“清党”才结束，700多学生只有200多人顺利通过，党员被开除党籍七八十人，团员大多数开除团籍，其余分别受警告、劝告处分。笔者想，中山大学这么多人是“反党”分子，斯大林一定极其失望。也就在这一年，联共(布)作出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停办的决定，寿命只有区区5年。显然，清党运动及其结果，是学校停办的重要原因。
所谓“清党”，本是党内“纯洁组织”的一种政治运动和组织措施。清除的主要对象是所谓阶级异己分子、敌对分子、骑墙分子、蜕化分子、官僚主义分子、道德腐败分子、党和国家纪律的破坏者以及老的孟什维克等等。从俄共(布)到联共(布)，先后进行了5次全党规模的“清党”，时间跨度为1919年至1939年。前两次是列宁时期，属于俄共(布)：第一次清党在1919年3月至10月，规模不算大；接下来是1921年的“清党”，经过这一次清党运动，党员人数从1921年3月1日的73万，减少到1924年1月1日的47万，几乎减少了三分之一。
与列宁时期“纯洁组织”的“清党”不同，斯大林时期的“清党”演变成了“清除异己”。斯大林有句习惯性的名言，是“我只要动一动小指头，谁谁就完蛋”。在1927―1929年、1933―1934年、1935―1936年，斯大林主事的联共(布)，又分别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清党”。在“斗争哲学”的指导下，“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做法，使“清党”严重扩大化。1936年联共(布)中央6月全会决定重新审查、纠正在“清党”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错误；1939年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决定，废除定期的大规模“清党”。但人们哪里想得到，斯大林支配着一切，与他抵触即被视为异端，替代“纯洁党内组织”的，是斯大林在1937―1938年的大肃反、大清洗，不仅党内，而且党外，尤其是当时的军队，都被大规模清洗，以致二战爆发时，苏军几乎找不到几个能征善战的高级指挥员了。
一部联共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斗争”的历史。手头有两本“老书”：一是由当时苏联历史学家集体编写的《苏联共产党历史》(中译本为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二是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中译本为解放社出版社1949年9月版)。翻开目录，触目皆是“斗争”二字。尤其后者，第一章的主题词是“斗争”，最后第十二章的主题词仍是“斗争”，章中每节的小标题，更是“斗争”二字不计其数。权力运行的制度与环境、历史与理想，培养、发展、壮大了斗争思想、斗争哲学、斗争现实。
若说“斗争哲学”是形而上的，那么“斗争”就是形而下的了。这就是“与人斗”的结果：你与我政见不合、权力利益冲突，那么就以斗争来解决，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斗争成为剪除异己的手段。而且喜欢假借运动，进行暗斗。为了斩草除根，主事者会人为扩大斗争；为了让自己的权力利益最大化，下头各层级的“正确”一方，必然将斗争放大再放大，直到把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清除干净。
一句话，这是自己与自己人斗，不仅“置之死地而后快”，还“置之死地而己安”。在热衷斗争者眼里，满目皆是自己的敌人或潜在的自己的敌人。他们不相信组织成员，不相信人民群众，只相信和崇拜斗争哲学，“我”之外的一切都可以成为斗争的对象。他们把路线的斗争、派别的斗争、个人恩怨的斗争，杂糅混搭在一起，使“清党”变成了一个凌驾于组织之上供个人使用的斗争工具，而且上行下效，层层乘机“借用”这个工具，所以“清党”很快就变成斗争，斗争很快就变成镇压。捏造事实，逼供招认，“莫须有”真的被变成“稍等，有的”。斗争的对手，充其量只是“个人的敌人”，却被说成是“人民的敌人”，不是间谍，就是叛徒，不是反党，就是反革命，这样就可堂而皇之地将对方从肉体上消灭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结果使人们个个都笼罩在阴影之下，人人自危，“甚至看到自己的影子都吓一跳”。个人唯我独尊，权力唯我独享。
没有宽容，只有敌我，这就是联共党内斗争的一大特色。而当把许许多多的人都打倒、消灭之后，最终灭掉的必然是自己。
至今，前苏联格别乌有关“清党”的档案尚未解密。煌煌于始，惶惶而终，这就是莫斯科中山大学走过的5年非常命运。在历史的天空中，依然回荡着西伯利亚中国被流放学生至今不明不白的冤魂――那儿，可不是歌声里浪漫而动人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