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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忠烈祠【探秘台北圆山忠烈祠】

    时间:2019-02-21 05:36:5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从台北市西区的主干道中山北路一路北上,快到圆山大饭店时往东拐,进入基隆河边的北安路不久,就能看到巍峨的三拱门牌坊和外形颇像北京故宫太和殿的殿堂。这组掩映在葱茏树木中的中国古典式建筑,就是“国民革命忠烈祠”,因位于圆山脚下,俗称圆山忠烈祠。
      圆山忠烈祠是许多海内外游客到台北必看的景点,但大陆游客却少有人涉足,原因可能是对供奉其中的某些“忠烈”和他们的功过,海峡两岸有不同的看法。近年来,国共两党“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一敏感景区也在慢慢“脱敏”。
      
      一
      
      所谓“忠烈祠”,是历代为褒扬忠义精神、建祠追祀为国殉难忠臣烈士之处,祠名“忠烈”、“忠魂”等。山西省忻州市有奉祀春秋时期晋国义士的忻州忠烈祠。1914年,民国政府在太岁殿设忠烈祠,祭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是民国时期最早的忠烈祠。1936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历次阵亡残废受伤革命军人特别优恤办法全案》,正式提出“各县设置忠烈祠办法”。1940年,国民政府公布《抗敌殉难忠烈官民祠祀及建立纪念坊碑大纲》、《忠烈祠设立及保管办法》,忠烈祠开始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
      现在中国大陆,这样一类建筑已经濒临绝迹,我随手在网上搜了搜,现存较有名的还有这么几处:始建于1939年的岳麓山忠烈祠,为纪念在抗战时期长沙会战中阵亡的第4路军将士而修;建成于1945年7月7日的腾冲忠烈祠,位于云南省腾冲县国殇墓园内,占地88亩、53000多平方米,奉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攻克腾冲战斗中阵亡的将士;1943年竣工的南岳忠烈祠,位于湖南省衡阳市,祀奉抗战阵亡的将士,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等38名将领首批入祀。
      在笔者看来,忠烈祠体现了对中华文化的传承。选定一个合适的场所来供奉英雄先烈的灵位,体现了中国人对于英雄的敬仰和对于生命的尊重。忠烈祠的意义有别于英雄纪念碑。英雄纪念碑是一种符号化的纪念,追忆的是一个群体而非个体。而忠烈祠则供奉每个烈士,在这里,每一个牌位背后都有一份荡气回肠,每一位烈士在这里都得到了最大化的尊重。
      入祀忠烈祠,意味着一生的业绩和贡献得到台湾当局的认可,被称为“中华民国英烈”。20世纪40年代,在蒋介石的推动下,全国各地普建忠烈祠,中央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和办法。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这个做法又照搬到台湾,忠烈祠在各县市“遍地开花”,到处都有类似圆山忠烈祠的宫殿式建筑,也有一些是为贯彻蒋介石当局消除日据时期“神道信仰痕迹”,将当地的日本神社改建而成。
      忠烈祠原本供奉着包括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的所有殉职国军官兵,也有历史上抗击外敌的民族英雄,如郑成功等。20世纪90年代台湾转型之后,因公殉职的台湾警察、消防及其他公务人员也可申请入祀。
      
      二
      
      圆山忠烈祠是台湾地区地位最高的“忠烈祠”。1967年12月11日开工改建,由何应钦担任“改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9年3月24日完工,更名为“国民革命忠烈祠”。其间,蒋介石在原设计图样中指示甚多,并在兴建中莅临工地20余次,每次莅临都要详细询问施工情形。
      建成后的圆山忠烈祠蔚为壮观,面积约50000平方米,其中建筑物面积5000余平方米。迎面是由三个拱门组成的大牌坊,中间是蒋介石题写的“忠烈祠”三个镏金大字,两侧匾额分别题写“成仁”、“取义”。牌坊背面,中间是“万古流芳”,两侧分别是“千秋”、“忠义”。穿过牌坊,就是宽敞的青砖步道,两侧遍布“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和绿色植物,中央广场左右两侧,分别为外宾休息室和长官休息室。
      正前方山门仿古代皇宫式样建造,琉璃瓦屋面,中式彩画平顶,门楣处还有四个六角形的“门眼”(旧时规定,皇宫可有4个门眼,宰相府第只能有两个)。门前有一对由整块大理石雕成的石狮子,据说各重8吨,其中脚踏彩球者为雄狮,踏小狮者为雌狮。前殿门内立着告示牌,上面写着“肃静、脱帽,请勿吸烟”。
      进入前殿,壮丽宏伟的正殿与两侧偏殿映入眼帘。正殿中央是蒋介石手书的“国民革命忠烈祠”匾额。拾阶而上,殿内空空荡荡,正中摆放一张巨大的供桌,上供一个牌位“国民革命烈士之灵位”,供桌边的角落里存放着一块“中华民族远祖黄帝之灵位”,到遥祭黄帝陵时才会置放于供桌上。大殿灯光昏暗,寂静无声,更显肃穆、庄严。
      两侧偏殿屋檐都挂着“烈士祠”匾额。东侧为“文烈士”,西侧为“武烈士”。按照1978年台湾“国防部”公布的《国民革命忠烈祠入祀办法》,能入祀者除辛亥革命各次起义烈士外,还包含讨袁、护法、东征、北伐、“剿匪”、“讨逆”(处理“闽变”、“两广事变”)、抗战及“戡乱复国”等几个时期阵亡或殉职者,入祀烈士经“国防部”造册报请台湾当局领导人核准,共计30多万人。
      步入“文烈士祠”,三面墙上一排排放满密密麻麻的牌位,供奉的死难者以死亡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单人牌位均为领导人或具有特殊贡献的人。按照规定,每年春秋都要举行祭祀,文烈士祠由台湾“内政部长”主祭,“五院”秘书长陪祭。
      西侧配殿供奉的是“武烈士”。将级军官为单人牌位。校尉级为百人牌位,士兵级则以集体名册置藏箱中供祀。尽管有大量的集体牌位,但三面墙的牌位密度仍远胜“文烈士祠”。按照规定,每年春秋两祭,武烈士祠由台湾“国防部长”主祭,台军参谋总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陪祭。“武烈士”中有许多大陆同胞熟知的人物,如廖仲恺、张辉瓒、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谢晋元、高志航、戴安澜、戴笠、邱清泉、张灵甫等。
      在文、武烈士祠的展柜里和环绕前殿、正殿、配殿的回廊上,有一些人物遗照和事迹简介,还有武汉会战、徐州会战等战役示意图。其中,抗战占了最大比例,或许因为8年抗战是“国军”最光辉的一段历史,值得大书特书吧。
      据台湾官方史料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中国军队对日作战会战22次,大小战斗4万余次,“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包括八路军和新四军)共阵亡365万人,其中,少将以上有203人,中将以上34人。国军黄埔系将领指挥官在抗战前四年超过一半阵亡殉国。张自忠上将是战死的最高级别军官。曾经有文章说,被日军炮击阵亡的原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的牌位也供奉在祠内,但笔者在里面一个牌位一个牌位地查找,也没有发现左权。
      
      三
      
      目前,圆山忠烈祠的主要功能有两个:一是作为当局举行“中枢”祭奠的场所,也是各界人士缅怀先贤之处;二是台北的知名景点。
      每年3月29日、9月3日,台湾当局领导人都会率文武百官前来举行春秋两祭,仪式包括奏“国歌”、宣读祭文、向烈士灵位行三鞠躬礼等,过程庄严隆重。马英九自2008年5月上台以来,至今已到这里参加过两次秋祭、两次春祭。每年10月,也会有不少海外华侨前来缅怀死难者。
      除了祭祀“忠烈”,圆山忠烈祠还有两个特殊的祭奠仪式,一是遥祭“国父陵”(即中山陵),二是遥祭黄帝陵。每任台湾当局领导人就职后,都要到这里来遥祭“国父陵”。陈水扁于2000年5月21日,即首次就职次日,便率吕秀莲等人到这里遥祭“国父”。2008年5月22日,马英九也在这里举行遥祭“国父陵”仪式。这样做既体现对孙中山先生的尊崇,也有彰显所谓“政权延续”之意。
      1935年4月7日,当时的国民政府派代表到陕西黄帝陵谒陵,举行首次民族扫墓典礼,此后每年都派代表谒陵。圆山忠烈祠建成后,台湾当局改在此处遥祭黄帝陵,一向由“内政部长”代表当局领导人主祭。
      2009年4月3日上午,台湾当局“中枢遥祭黄帝陵典礼”在圆山忠烈祠举行,马英九一改过去由“内政部长”代表主祭的惯例,亲自主持遥祭典礼,也成为1949年后,第一位主持遥祭黄帝陵典礼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时任“总统府”发言人王郁琦解释说,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慎终追远”的传统,马英九决定亲自主持本次遥祭黄帝陵典礼,表达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
      举行这些典礼时,忠烈祠正殿内才会有难得的人头攒动。平时给这里增添生气的,都是各地的游客。吸引他们的,除了忠烈祠的布置,最有特色的要算站岗的三军仪仗队礼兵。军容严整,在哨位上双眼难得眨动,酷似雕像,任你百般捉弄,仍是一脸严肃,可见训练之严谨!常令聚集观看的游客们称奇赞赏,而每隔1小时举行的礼兵换哨交接仪式,更是蔚为特色。即使是酷暑难耐的7月,他们仍然穿着厚厚的制服,戴着沉重的钢盔,后勤人员不停地为他们擦汗。许多游客都会争相与他们合影留念。
      不同军种仪仗队交接换哨时,会进行枪操表演,很有看头。每当这个时候,游客就会聚集在走道两侧,一路追随,兴奋地拍照。除了3月28日及9月2日不开放、3月29日及9月3日开放半天外,圆山忠烈祠每天上午9时至下午5时免费开放。这样的场景也天天上演。对游客来说,圆山忠烈祠作为景点的概念远远超过“先烈祠堂”的概念。
      
      四
      
      陪伴而来的台湾朋友告诉我,他们小时候,忠烈祠类似于大陆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逢节日,他们都要来这里举行纪念活动,缅怀“烈士”。现在由于民主化,已经没有学校组织小孩子来了。
      虽然这里气氛有些凝重,我还是觉得大陆人有机会到台湾,应该过来看看,感受一下别样的庄重气氛。向那些为了中国的主权和独立,为了保卫中华民族利益英勇捐躯的英烈们表示应有的缅怀、告慰和敬重。任何为中华民族复兴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流过的血,出过的力,都不应该被遗忘。
      之所以大陆游客来参观者不多,关键是因为两岸对某些历史事件的不同评价。辛亥革命、东征、讨袁、护法、北伐和抗战等阶段,近年来两岸的评价基本接近,歧见不多,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谢晋元、戴安澜等人,在大陆也被定为抗日烈士,万人景仰,北京还有张自忠路、赵登禹路、佟麟阁路等路名以志纪念。当然,大陆方面在肯定国民党军队战绩的同时,也一定会强调八路军、新四军的贡献。耐人寻味的是,圆山忠烈祠对此却一字未提,连左权这样牺牲时国民政府予以褒扬的八路军高级将领也未能入祀,看来两岸在抗战史观上,还有进一步“磨合”的必要。
      对于国共内战,两岸就完全自说自话了。国共两次内战,台湾叫做“剿匪”和“戡乱”,大陆则称“土地革命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像张灵甫等兵败自杀的将领,在圆山忠烈祠中自然是“杀身成仁”的典范。又比如戴笠,在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眼中,是双手沾满鲜血的“特务头子”、“混世魔王”,也是贪恋女色的“色鬼”,而圆山忠烈祠对他的介绍却充满溢美之词:“主持情报、安全工作,任军统局长兼中美合作所主任,历北伐抗战,发伏除奸,制敌代谋,安内攘外,功绩彪炳。忠勇尽瘁,党国干城,美德高风,世之楷模。”评价有这样大的差异,真可谓南辕北辙了。
      (压题图:台北圆山忠烈祠)(责编 关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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