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汉朝国策的拟定人]汉朝贾谊

　　一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想起贾谊，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幽州台上陈子昂的身影。 　　汉代文弱的洛阳少年，与大唐侠气纵横的蜀中豪杰，叠映在一起。
　　是他们的泪流到了一起。
　　大凡如贾谊、陈子昂这样天才卓著的人物，哪一个能避开在天地之间怆然涕下的命运呢？
　　我们的目光可以越过空间，却不能穿透时间。蓟北楼等等高处可以抬高我们身体的高度，从而拓开我们视野的宽度，却不能让我们洞穿历史的厚壁：我们无法与和我们灵魂呼应的英雄隔着时代会面――秦琼战不了关公，贾谊碰不上屈原，陈子昂也见不了乐毅和燕昭王。过去了的只能永远过去，而未到来的，我们已经等之不及……
　　我们被卡在这一孤独无援的时刻。
　　我们也只能绝望地老死在这一时刻。
　　并且，死时，我们听到庸人们在窃笑。
　　我们触不到那些能温暖我们心灵的体温。
　　我们的知音总是在我们出生之前就死去。
　　或者，在我们死后，他们才姗姗迟来。
　　当那些英雄陷没于时间的旋涡时，我们握不到他们已经消逝的指尖。而当后来者随着时间的大潮冉冉升起时，我们却被裹挟而去，触不到他们闪亮的额。
　　孟子曾经这样表述孤独：一个人，假如他在一乡范围内是杰出的，那么他必然在一乡中寻找同样杰出的人为友；假如他在一国中，或在整个天下是杰出的，那他就必然在一国中，在全天下寻找同志。如果寻遍天下都找不到了呢？
　　那他就只能引古人为友。
　　这就是那亘古的寂寞。是酒不能消的万古愁。
　　哀叹着“国人莫我知”、“哀高丘之无女”的屈原绝望地自沉汨罗百余年后，一位洛阳少年，24岁的汉代天才走近湘水，把手向波涛中伸去：
　　――已是逝者如斯，伊人已渺……
　　屈原触不到贾谊的额。贾谊握不到屈原的手。他们隔着百年的时光，各自孤独。
　　他们各自独坐在自己时代的最高一级台阶上，叹息，哭泣。
　　
　　二
　　
　　很多英雄一生的失败在他出生时即已注定：生不逢时。
　　贾谊如果早生二三十年呢?他能碰上秦皇嬴政，碰上楚霸项羽，碰上高祖刘邦。
　　而如果他晚生五六十年，他又可等到汉武帝刘彻。
　　那些都是需要英雄的时代。是英雄创造历史的时代。
　　偏他生在这两个浪峰之间的低谷中!
　　这是一个蓄势待发的时代。这是一个讲“无为”的时代。这是一个庸人都可以拱手而治的时代!
　　汉文帝曾对他那个时代的一代名将李广感喟：“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史记・李将军列传》）
　　其实，他身边还有一个绝对可以成为一代名相，能引导他和汉帝国超越三代、做出前无古人辉煌业绩的人物。那就是与李广一样年轻有为，天才俊发的贾谊。文帝是否也在暗地里为贾谊惋惜过呢？
　　这是一个产生了天才的时代。但却是一个不需要天才的时代。
　　我很替文帝惋惜：他的手下有李广这样的将，有贾谊这样的相，却也只能“无为”而治。这是多么的暴殄天物？他实在是不善于用手中的上上牌，打出最高分。这又怎么能不让扼腕叹息？
　　显然，他是一个不善于用人的帝王。或者说，不善于使用天才人物，使他们的天赋充分发挥，使自己的帝国辉煌，使自己的时代伟大。
　　可是，在他的帝国里，李广不能封侯，贾谊不能拜相。最终李广绝望而自刎，贾谊凄伤而夭折。天生我才必有用，文帝逆天之意，杀天之才，文帝之罪亦大矣!
　　相较而言，文帝对贾谊更寡薄：对李广这样的英雄，他至少是给了他用武之地，让他在战场上充分地展示了他的才华。但对贾谊，文帝就不能为贾谊安排政治席位，使他有折冲樽俎运筹帷幄的机会。这也不能全怪文帝。他自己也是被人从藩国请到权力中心中央来的。当文帝被陈平周勃等人请入主席时，他发现，帝国的圆桌边已坐满了济济的人头。这一桌丰盛的筵席，不能再给任何人分一杯羹。哪怕是文帝带来的人。
　　是的，这个帝国在灭掉诸吕之后，只缺少一个刘姓的皇帝，而不缺少大臣。
　　贾谊是一个没有席位的就餐者。更不用说去当主持宴席的“祭酒”了。
　　他给了这个时代最好的忠告。他是那个时代最睿智的发言者，是那个时代庞然而麻痹的躯体上锋锐的虻，可他却没有席位，没有人给他话筒!
　　甚至，最后，连会场也不让他进!他被逐出京师。
　　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的流放贬谪，除了对不同政见者或席位争夺者阴毒的肉体惩罚外，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把他逐出舆论中心地带，让他远离话筒，让他的声音消失。
　　昙花一现的政治辉煌消失了。贾谊一路哭向长沙。
　　
　　三
　　
　　我们先来看看贾谊的履历吧。
　　十七八岁时，他已博览群书，并以精通经典、善于作文而名扬郡中。李斯的学生，河南守吴公闻其名，招至门下，对他甚为爱信。
　　二十一岁，受学于荀子的学生淮南丞相张苍，学习《左氏传》。同年，吕后死，吕产、吕禄居南北军，想灭刘氏而夺天下。右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灌婴及齐王刘襄等杀诸吕，迎刘邦子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汉文帝。张苍被征入朝，为御史大夫。
　　二十二岁，文帝元年。文帝听说河南守吴公政绩卓著，为天下之冠，又与李斯是同乡兼学生，征以为廷尉。
　　吴公向文帝推荐年轻的贾谊。文帝征召贾谊为博士。
　　在博士中，他年龄最小，学问却最高。文帝有所咨询时，他总能答出别人不能回答的问题，而且还颇合大家心意。侪辈都对他很佩服，文帝也对他格外赏识，一年之内，他被越级提拔为太中大夫。并有意要委他以公卿之位。
　　就在这短暂的两年内，他提出了许多极有远见，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关于制度方面的：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请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并草拟各种仪法：色尚黄，数用五，官名也重新设定，与秦不同，以立汉制，更秦法。他说：“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了。显然，作为儒家的信徒，他对秦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反感与心理拒斥，他要新朝尽量抹去前朝的痕迹，确立大汉自己的风格与气派。
　　关于政治理论方面的：作《过秦论》上中下三篇，分论始皇、二世、子婴之过。首篇总论治国之本在于施行仁义；中篇讲“取与守不同术”，应“逆取顺守”。天下虽可逆取，但必须顺守。何谓逆取?――并兼者高诈力。何谓顺守?――安危者贵顺权。这一思路承续陆贾，又有发展。下篇我以为最为深刻，讲专制政体灭亡的必然性――其痼在专制自身。这三篇合而可为一大篇，洋洋洒洒，汪洋恣肆，诚为西汉鸿文。这是在理论上对残暴而失败的秦进行清算。虽不能说没给秦一点的余地与尊重，也确实对秦予以了彻底的否定。这样的“破”是为了“立”：他在认真地思考新朝立国的道德基础与统治理论，刘邦的那一帮流氓强盗式的武夫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意识的。萧何、曹参等出身狱吏，可以是很出色的行政人才，但不可能站到这样的高度。叔孙通师徒更只不过是傧相司仪之流罢了。贾谊的横空出世，汉朝才算真正拥有了自己的理论家，才算开始真正认真深刻地思考自己时代的问题。
　　关于政治体制方面的：上疏建议列侯就国，主张削弱诸侯王的势力。
　　关于经济方面的：作《忧民》，上《论积贮疏》。“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力倡“驱民归农”，禁止末技游食之民。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一贯思想，在汉初积贫积弱时尤为必要。
　　关于外交方面的：反对对匈奴忍让，主张用他提出的“三表五饵”之法灭之于无形。
　　关于伦理道德方面的作《六术》、《道德》诸篇，试图全面阐述封建道德的根基。
　　两年左右的时间，有如此众多的思想和理论建树、政策和策略建议，足见这位二十来岁的政治家的见识和胆略，足证他的政治天才，并足以奠定他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地位。他可以侧身一流政治家之列而毫不逊色。
　　
　　四
　　
　　在这些建议中，既有眼前的急务，也有关乎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有很多更是深入到了整个封建时代基本的政治与道德根基。其中有一点特别值得提出来，这一点显示出，什么叫真正的睿智，真正的目力。
　　汉初的政治家、思想家们，都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秦为何兴暴而亡速?为何一个数百年兢兢而强的秦族，在走上履至尊而制六合的辉煌顶点后，竟至在短短的十几年里，萎萎而亡?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人们又自然地把短命的秦和“千余载不灭”的周做对比。人们很容易地看出了两者显而易见的不同：周行封建，以一家血脉盘踞天下，各路诸侯，拱卫周室，所以固若金汤；秦立郡县，诛残同姓，宗族血亲一无所封，使无尺寸之地，官长各地者皆有功之异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一旦天下有事，没有至亲的相助!于是，结论似乎很明显：就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言，封建制胜过郡县制。又由于郡县制的推行者恰恰是残暴寡恩的嬴秦，郡县制对同姓的寡恩与暴秦对天下的刻薄搅成一团，郡县制便很不幸地成为“不道德”的制度，而为人们唾弃。
　　于是，历史的倒退十分合乎逻辑：为了打败项羽，封!封功臣!为了屏障刘氏，封!封宗室!
　　公元前202年，也就是项羽自刎乌江的：但这帝国的内部是什么样的建构呢?
　　在帝国的中西部，有十三个郡和一个中央直辖地区。除了这十四个地区外，在辽阔而肥沃的北部和东部，则是十个诸候国。这十个诸侯国控制了远比中央更广阔的领土和幅员更为广大的人口。到了公元前196年，这十个异姓诸侯王除了长沙吴芮的后裔外，其余全部换成了同姓王――他们是刘邦的儿子或兄弟。在经过削平异姓诸侯王的艰辛之后，刘邦仍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实质，他大封同姓王。天真的刘邦以为，这些同姓王定比异姓忠心。于是他与大臣们约定：“非刘姓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刘邦大概只想到要预先防范吕后。但是，假如一个同姓的诸侯要挑战中央取而代之，怎么办呢？
　　很显然， 血缘并不能保证这些跋扈的诸王对中央的效忠，独享资源和独擅权力的诱惑更大。自封王以来， 无论是异姓还是同姓，叛乱，寻求独立于中央，甚至对中央取而代之的企图一直没有中断过。 刘邦政治上的短期行为以及理论界在制度问题上的严重失误，造成了汉初几十年的动荡与生灵涂炭。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 贾谊表现出了他异乎常人拔乎流俗的见解：他认为秦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乃是“除六国之忧”的有远见之举；而当今的分封政策，恰恰又是“成六国之祸”的倒退行为（《权重》）。贾谊之聪明，在于知道国事不可恃于人的品行，不可恃于人的血缘亲情，而必恃于势：“诸侯势足以制，力足以行逆，虽令冠处女，勿谓无敢；势不足以专制，力不足以行逆，虽生夏育，有仇雠之怨，犹之无伤也。”（同上）此诚韩非子所谓：“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奸劫拭臣》）贾谊果真是荀派的后学!
　　那么，秦之速亡，既不在取消封建而立郡县，那又是什么呢?贾谊答：在权力制衡的丧失。
　　西周的政治制度乃是贵族民主政治。天子并不能对天下大权“孤独而有之”。他的行政权力要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约束和限制。贾谊认为，正是这种对权力的约束与限制，而不是分封诸侯（当然，林立的诸侯对天子的权力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一种屏障），才是周千载不灭的原因，也是取消了这种约束的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
　　在《国语・周语》中，邵公劝谏一意孤行暴虐而又实行特务政治的周厉王，不能用压制的方法对待人民的意见。他对厉王说，天子的权力要受到上自公卿、下至列士的约束，还要制度性地听取乐师的献曲、史官的史训、少师的哲理之言、盲人的讽歌批评之辞。百官要进谏忠告，庶民要反映意见。左右近臣要时时规劝，皇亲国戚要监察是非。可是周厉王“不听”，继续实行他的残暴政治。三年之后，周厉王便被“国人”流放到彘地，由周公、召公共同执政。可见，这种约束机制确实可以有效地制止一些独夫民贼滥用权力残民以逞，从而也有效地防止了社会的动乱和政治的崩溃。发生变化的只是统治集团中的个别人，而社会则安然如故。这确实是一种制度长治久安的真秘诀。《尚书・周书・洪范篇》还有一段更具体的操作性的记载：
　　天子有不能决定的大事，自己先认真思考，再与卿士们商量，与庶民商量，再与卜筮商量。
　　这里列出了四种制约天子的力量：筮（算卦）、龟（占卜）、卿士（大臣）、庶民。天子、卿士、庶民在发言权上是平等的，都只占一票，并且，在筮、龟同意的条件下，这三者中只要再有任一同意，就可以通过。可见，筮、龟的作用很大，这是因为筮、龟代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四种人加上天子，要是全同意了，自然是大吉大利大同，有分歧意见时，则有各种组合。这里特别要注意到的是，天子意见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常在被否定之列。天子的权力显然受到制度上的约束。有了这种约束，才能出现这样美好的政治和清明的社会：
　　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尊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
　　这里的“王”，不是指某一具体的天子，而是指光明正大的政治。光明正大的政治是分权的政治!最强大，最稳定，最持久的政治但是权力有所制约的政治!
　　贾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识秦的灭亡和周的长久的：
　　当此时也（按指秦亡之时），世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千余载不绝。（《过秦论下》）
　　按专制论者的观点，天下之人对中央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闭口而不言，这是多么同心同德，万众一心!但这恰恰是致亡之祸端!而周则天子而外，天下鼓噪不绝，又是诗以怨，又是乐以讽，又是史以鉴，又是缄以劝，“自公卿至于列士”，自瞽史、百工至于庶民，无不人人得而议之，弄得周天子不能专擅，不能决断，但这恰恰是致治之根基!
　　基于这种深刻的认识，贾谊从周代的贵族民主政治中吸取思想资源，为新的王朝，也为整个封建统治寻找长治久安之策。为了约束与限制权力，他提出应先从太子的教育入手，充分发挥保、傅、师及少保、少傅、少师的教育作用，从小就对太子进行仁义教育，从而养成孔子所谓的“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的良好品行。但他显然并不迷信人的个人品性，并不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人的个人品行上。这是他与孟子等正统儒家的不同所在――虽然他也大倡“仁义”。等到太子“既冠成人”――
　　则有司直之史，有亏膳之宰。太子有过，史必书之……有进善之旌，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民传语……是殷周之所以长有道也。（《新书・保傅》）
　　他还是最重视外在的约束。
　　在国家制度上，他反周尚秦；而在权力制衡上，他又反秦尚周。在这一舍之间，让我们得以窥见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五
　　
　　但远见卓识往往“自绝”于当代。卓则必绝，远则自离。贾谊自然而然地与他同时代的人离绝了。他藐视他们，他们也排挤他。他们根深而叶茂，藤粗而蒂固；他则一无所恃――他只能恃文帝的保护。但文帝也一样脆弱――
　　于是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绛(绛侯周勃)灌(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冯敬(御史大夫)尽害之，乃毁谊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谊为长沙王太傅。
　　平心而论，文帝刘恒还是很信任也很愿意重用贾谊的，他毕竟不是一个昏君。但他不能失去朝廷权力的平衡，他也不能为了一个贾谊而触犯众怒。一边是功高盖主的老臣，一边是初出茅庐的后生，两边既已势不两立，剑拔弩张，文帝只能倾向前者：反对前者，他自己的位子都不安稳，没有前者的拥立，就没有他今天；没有前者的支持，也没有了他的明天。
　　贾谊的失败是时势所必然，不是文帝个人品行所能挽救的。
　　于是，贾谊也就只能满怀失意与挫折感，还有满怀的委屈与孤独，满怀的不平与轻蔑，一步一步地向长沙踟躇而来。
　　过湘水时，情与景猝然相遇：百余年前，这儿自沉了一个屈原；百余年后，这个圣明的时代，还将埋没一个政治天才。他只能长歌当哭：
　　算了算了算了吧，
　　全国没人理解我!
　　独自忧愁独自苦，
　　有谁愿听你倾诉?
　　凤兮凤兮展翅飞，
　　远远飞离污浊世!
　　[原文：已矣!国其莫吾知兮!子独壹郁其谁语!凤缥缥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远去！《吊屈原赋》]
　　
　　
　　六
　　
　　一肚皮幽怨的贾谊被贬长沙，做了当时仅存的，也是最势单力薄的异姓王的太傅。他的少年雄心大大地受了挫折。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孥云，谁念幽寒尘呜呃?可是贾谊的少年雄心却从云端中跃落尘土，雄鸡连唱，唱出热血，天下仍然茫茫夜色。在以后的十年余生里，他聪明睿智依旧，忧国忧君依旧，高瞻远瞩依旧，精神状态却大不如前。挫折于一些人，可以使之坚韧深沉，通情达观，可以使之隐忍耐心，宁静致远。但贾谊却不然。挫折没能使他成熟，使他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而是使他如惊弓之鸟，战战兢兢。又使他如弃妇怀怨，凄凄惶惶。二十多岁的人，一出场，便先失去了气势，失去了气度，失去了气魄。女人在血，男人在气。男人而失了气，自顾非金石，焉能长寿考？
　　果然，贾谊到长沙，因为地势卑湿，更由于心气卑弱，已预感到自己不会长寿。三年以后的某一天，一件让他惊心肉跳的事发生了：一只不祥之鸟――鹏鸟――即猫头鹰突然飞入他的住室，悠然而莫测其神秘地站立在贾谊的座位上。贾谊赶紧占卜吉祥，得到的谶言是：“野鸟入室，主人将去。”他一下子心如死灰。定下神来，只能以道家的达生之观慰藉自己：
　　 偶然生而为人，
　　 何足珍贵爱惜。
　　 忽然化为异物，
　　何必忧虑悲泣……
　　生命托之命运，
　　不当自己所有。
　　活如暂托人世，
　　死为恒久休息。
　　[原文：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搏，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鹏鸟赋》]
　　二十来岁的人，就挣扎在死亡的阴影中不能自脱，这是横遭的不幸，还是内心的脆弱?贾谊才高百代，而意志薄弱如此，使其出师未捷身先死，岂能不长使英雄泪满襟？
　　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了这是一场虚惊。那“主人将去”的谶言，并不是说主人将要去世，而是将要离开这僻远卑湿之地了。就在贾谊满身虚汗地写作《鹏鸟赋》的第二年，汉文帝思念贾谊，又把他征召回长安。
　　贾谊进宫见文帝，文帝正在未央宫北面的宣室殿接受祭祀用的胙肉。在鬼神的祭祀中，文帝眼前总是鬼影月童 朦， 弄得他疑神疑鬼，甚至自己的行为举止也有些鬼鬼祟祟起来。他满怀狐疑，正好向贾谊请教。根据《史记》及《汉书》的说法，贾谊详细地讲述了鬼神的情状，一直讲到半夜，文帝听得入了神，不知不觉移动坐席，凑近来听。第二天，文帝对人说：“我很久没和贾生见面了。自以为超过了他，看来还是不如他啊。”
　　贾谊自离开京师到重被招回，一晃已是四年。这四年里，满腹经纶的他被剥夺了对国事发言的权力。现在被征召，肯定准备和文帝谈谈他政治上的主张。但文帝未问政治，先问鬼神，他大概不免失望吧?千年之后，一位“一生襟抱未曾开”的诗人，李商隐(约813―858)，也为之代抱不平――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
　　但我猜想，贾谊是夜所谈，既然是“具道所以然之故”，谈兴极好，而文帝又“夜半前席”（《史》《汉》并作“前席”，意为把坐席移前，意颇明白。李义山作“虚前席”，意殊含混，或意正相反，误），听得入迷，大概不会仅仅是谈鬼神变异吧？宣室不是聊斋，贾太傅在长沙是做太傅，不是去搜神，汉文帝也不是蒲留仙，政治家不是小说家。即便是不入流的街谈巷议之流的“小说家”，也往往“谈言微中”――暗中绾合世道人心哩，何况贾谊。所以，我有理由相信，贾谊是在借鬼神谈政治，他本来即有些“天人感应”思想，这一点他是董仲舒的先驱。他《新书》中有《耳痹》一篇，我以为即是此次谈话的一个中心。这篇文章的最后一节这样说――
　　天要实施他的诛伐，不要以为自己做坏事时处在一个僻远而无人知晓的地方（就可以避过天的耳目），即使（你）藏在重重石窟之中，天也一定会知道的……所以说，天虽然很高，但他的耳朵却离我们很近……他的目光明察秋毫。所以一个人的自我行为，不能不谨慎啊！
　　[原文：故天之诛伐，不可为广虚幽闲，悠远无人，虽重袭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故曰：天之处高，其听卑……其视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谨慎也。]
　　原来他是这样对汉文帝谈鬼神的!那用意不是很明显么？人间的，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专制帝王，原本也只有鬼神才能使他们或可收敛一些啊。
　　
　　七
　　
　　此后不久，贾谊向文帝上《治安策》，又叫《陈政事疏》，从外交到内政，从当前急务到长治久安根本大计，全面阐述了他的主张。他是试图全面探索封建专制条件下统治理论的第一人，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里第一位政治理论家。我们来看看他对“削藩”的意见。
　　前文我们已经说到，刘邦为了笼络人心，打败项羽，分封了一批异姓王。到公元前195年，这些异姓王除长沙王外，一一被消灭，而为刘邦的儿子或兄弟所取代，是为同姓王。到了贾谊时，这些林立的诸侯，已到了“尾大不掉，末大必折”的境地，“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新书・大都》)贾谊以他荀派学者的独特眼光，看出诸侯造反并不是血缘亲疏问题，不是中央与地方的感情问题，不是地方对中央的信诺问题，更不是地方诸侯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而是取决于他们的实力：
　　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藩强》）
　　他举了一连串事实，说明造反者，大多是诸侯中的强大有力者。同时也举了一个反例：长沙王势单力薄，虽属异姓，却不反。“长沙……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同样，假如当初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等人占据数十城而称王，现在即使说他们已被诛灭，也是可以的，反过来，假如当初让韩信、黥布、彭越等人仅仅作为彻侯，使他们失去反叛的实力，那他们今天必还安然保存着。
　　这里说明一下，在汉初王与彻（通）侯是不同的，王的权力很大，在所属地盘内享有行政权，包括任免官吏，征税，甚至铸币权。而侯则只享有领地内的赋税，而没有行政权，没有领土治民权。这类权力归所在郡县。所以，王有反叛的实力，并且确实在前仆后继地反叛着，而侯则能循规蹈矩，与中央相安无事。如此看来，广封子弟，名曰爱之，其实害之。等到“所爱化而为仇，所信反而为寇”(《制不定》)时，再去征讨之；夷灭之，岂不是不仁之甚！
　　所以，结论――
　　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无忧，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众建诸侯，――是说，把原诸侯国划分成若干份，改变其嫡长子继承制，让其所有子孙都能有继承权，人人从已经划定的若干份中领走一份，这样，不费一兵一卒，让大诸侯国越分越小――
　　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以上《藩强》）
　　势力小则容易用义来驱使他们，国家小就会没有反叛的邪心。最后消失于无形。贾博士的这一策略，也真是“大道无形”，“圣人无功”!如此聪明绝顶的计策，同样绝顶聪明的文帝当然不会漠然视之。贾谊后四年，公元前164年，齐文王去世，齐文王没有子嗣，文帝思念贾谊的话，把齐国分成六国。又调原淮南王刘喜为城阳王，将原淮南国分为三国，这样，公元前179年的十一个诸侯国，至前164年，便成了十九个。公元前144年梁王没留下继承人而死，景帝又把梁分成五个部分，诸侯国的数量便增至二十三个，而其总面积则大为缩小，并被由中央控制的郡分割，有些小诸侯国，如胶西、胶东，简直就如同郡县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倾覆之状宛然。
　　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一位投机主义者，纵横家，主父偃，把贾谊的“众建诸侯以少其力”的“定制”之策，换了一个温情脉脉的名词――“推恩”，奏给武帝：
　　“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只有嫡生的才能代父为诸侯）。余虽骨肉，无尺寸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必稍自削弱矣。”于是从其计。
　　这种“稍自削弱”的结果，便是，到公元前108年，也即“推恩令”颁布二十年后，诸侯国只剩下了十七个。而其所占有的土地，则形如帝国版图上的一些正待擦拭而去的零星的墨迹。也如秋后大地上散落的败叶，等待着秋风将它们最后收拾干净。
　　解决诸侯问题，实赖三人：贾谊、晁错、主父偃。贾谊兆其端，晁错献其身，主父偃毕其功。主父偃最后的成功，兵不血刃解决帝国肌体内的大肿瘤，就是他遵循了贾谊的思路。
　　
　　八
　　
　　贾谊虽然忧虑早死，但从汉文经汉景至汉武，诸侯问题解决了，他的功业由几代人完成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贾谊宁不为伟大而成功的政治家!但几乎所有人都对贾谊表示了惋惜和同情。刘向称赞他：“通达国体”，苏轼称之为“王者之佐”。欧阳修惋惜贾谊之才不能尽展，其策不能尽用，否则汉将迫远三代，汉文帝也将功比三皇。一生困顿，两度被贬的唐诗人刘长卿，经过长沙贾谊旧宅时，昔人已乘鹏鸟去，此地空余太傅楼。抚视前迹，感慨平生，他那多愁善感的孤冷心灵，满怀怆浪――
　　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唯留楚客悲。
　　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
　　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
　　寂寂江山摇落处，怜看何事到天涯。(《长沙过贾谊宅》)
　　贾谊已成了后世不得志者抒忧发怨的“箭垛”。
　　贾谊之不获展其才，既有时运，也关性格。就其所陈诸策，文帝留意于心，并有所施行，诚如班固所说：“未为不遇”，王勃《滕王阁序》亦云：“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这话很有意思。屈了贾谊，却并不损害文帝的圣明，为什么?事实上，后人也确实很少因为贾谊之不遇而贬抑文帝的。显然，人们都注意到了时运的影响。
　　贾谊登上政坛，汉才建立二十来年。那些开国老臣们正在为国作梁作栋，为己作威作福。他们资历老，功劳大。文帝也是靠了这一帮老臣走上宝座的。试想，帝国议政的圆桌边镇坐着这些人，他们个个都是出生入死，越过如铁雄关才坐到今天的位子上的，而贾谊则无尺寸之功，仅仅因了崭露的聪明才干，被文帝赏识，一旦之间拔之草野，带入议事大厅。一进大厅，他就旁若无人，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粪土当年万户侯。欲文帝专听专信，一日之间斥尽旧臣，唯他马首是瞻。这可能吗?
　　所以，贾谊的性格太躁急，太傲慢，同时却又太脆弱太纯洁。躁急则不能待人；他既不能捺住性子等待时机，又不能心平气和等待文帝。
　　傲慢则不能兼人，他不能把那一帮老臣拉入同一战壕，与他们一同作战，而是欲凭一己的力量，挟文帝之权威而获成功。
　　纯洁则不能容人，他总是嫌那一批老臣太愚拙无识。不屑于与他们为伍。不能待人兼人容人，事业还未开始，自身却早已形单影只。
　　偏他又那么脆弱，一贬长沙，就哭泣不止，在湘水边吊屈原，在居室内赋服鸟鸟。简直是一蹶而不振，一挫而不复。后来文帝召回他，让他做梁怀王的太傅，文帝显然比贾谊更能审时度势，知道贾谊应属于下一代，所以他有意把贾谊留给子孙，让他辅助自己的儿子。贾谊大概此时也把希望寄托在怀王身上，但天不佑善，梁怀王竟然在骑马时摔死，脆弱的贾谊不堪这最后的打击，在多日的哭泣之后，赍志而殁。
　　
　　九
　　
　　在汉初，贾谊确是一个“望尽天涯路”的人物，具有非凡的远见卓识。但他缺乏“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韧性，若非一蹴而就，便是一蹶不振。他是注定见不到那位躲在灯火阑珊处的美人了。
　　贾谊性格中的这些毛病，从他的文章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他文章的开头，往往先声夺人，耸人听闻，走的是纵横家的路数；而结尾，则又往往指天发誓，信誓旦旦。这样的文章，不能说不好，但作者的躁急之性，亦于此可见一斑。问题在于，写文章与做官僚，需要的是不同的天赋与个性。简单地说，好文章要的是个性，而好官僚则往往要的是没个性。贾谊所处的朝廷，是一个老年化的朝廷。老人最看不惯的就是年轻人的桀傲个性与急功近利，贾谊偏偏在这两点上尤为突出。以贾谊所处的位置，若能放长线钓大鱼，上固文帝之宠信，下络大臣之亲附，何功不能奏！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就是稳扎稳打，不动声色。渐渐地在感情上和他们打成一片，然后可以无形无迹，引导他们跟随而来，如天道不语，四时运行，万物繁生，功成而不觉。我们看贾谊和周勃、灌婴等人的冲突，既没有利益权势之争（贾谊即便做了公卿，也不会对他们形成威胁――他们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也没有党派之争，主张之争，更没有所谓的君子小人之争。他们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主要应该乃是贾谊的个性引起的。他还很不熟悉如何和这些人打交道，从而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他太年轻了，毕竟才二十二、三岁啊。
　　才高可贺，但自恃其才，凌傲人物，便是祸根。我们看贾谊说自己，开口闭口即对文帝说：“何不一令臣得孰数之于前”，“曾不与如臣者孰计之”。似乎国事必得征求他的意见，要有的作为，必得与他计谋，而一切失误，又是事先没有请教他的高见。即便事实果然如此，话也不能这么话。贾谊于道家忍柔之道，确实疏离太远。
　　再看他如何凌傲人物。说到一般大臣（当然包括周勃、灌婴辈），则直斥为“非愚即谀”，“亡具甚矣”（太没才具了），“犹为国有人乎？”（还有人在为国着想吗）批评他们“恬而不知怪”(安怡享乐却不知虑事)，“不知大体”。几乎所有朝廷之臣，全在他斥逐之列，说他们进言不善，献计无识。
　　我们再看他用什么样的口吻和文帝说话。或诘之责之：“可谓仁乎？”甚可谓不知且不仁。”(《权重》)或催之逼之：“陛下谁惮(怕谁)而久不为此五美?”(《五美》)“陛下奈何久不正此?”(《一通》)；或讽之刺之：“陛下有所不为矣，臣将不敢不毕陈事制。”(《亲疏危乱》)；或教之训之，一篇《大政》，如同耳提面命的教训，通篇都是“戒之哉!戒之哉！”“戒之戒之”“呜呼呜呼”，如同老父教训不肖子，望子成龙又恨铁不成钢。我怀疑这篇《大政》是他做梁怀王太傅时的政治学教案。人说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一部“呜呼史”，贾谊的《新书》，我看也是一部“呜呼书”。所不同者，欧阳公是在呜呼古人，古人不会从坟墓中爬出来跟他捣乱；而贾谊却是呜呼君上，呜呼同僚，他们能不和他怄气？
　　问题不在于贾谊所指所责是否事实，也不在于贾谊在封建官僚体制中保持个人的为人风格与语言风格是否应该，甚至也不在于他对文帝的态度是否一定得恭顺――问题的关键在于，贾谊要的是有所作为，而不是泄愤；他的目的不是和他们捣乱，让他们不能快活地作威作福，并摧折他们，使他们不能做栋做梁。他是一个政治家，而不是一个文化批判者，他的历史使命是建设。所以，他需要的是和这些人合作。前文我慨叹文帝不能用贾谊，以至他不能成为三皇一类的人物，但文帝是情有可原的。此处我又要慨叹，贾谊也不善用文帝，使他最终不能做出伊尹、管仲那样的成绩。一个明君，一个贤臣，历史让他们相见，他们却不能相得，合则两荣，离则俱损，可惜可惜!
　　《汉书》引刘向说：
　　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
　　但伊尹、管仲的同僚中，定是庸人居多。他们定是能与这些庸人合作，才得成功。是的，圣人，就是能与庸人合作，引导他们并借他们之力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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