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湾当代新诗史》的通信]诗配画图片大全
时间：2019-02-02 05:44:1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一、高准致古远清 远清兄： 《台湾当代新诗史》(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年)已遵嘱购读。大著洋洋数十万言，内容丰富，关涉之事极多。现初步阅读后，提供拙见数点：
一、关于我及《诗潮》的部分
1、有几处叙述有误。
①撰专文指控《诗潮》第一集的是彭品光，不是彭歌。彭品光是国民党另一党报《中华日报》主笔，常用名彭湃。大著P48称为彭歌，并在附注中以彭歌加括号(彭品光)，是错的。是两个不同的人，不能混为一谈。
②大著第49页说“因为高准思想左倾”，这话很不得当。当时虽然台湾也有些人要我当左派，我自己从来并不认为是左派(拙著《异议的声音》中有一篇《关于(中国万岁交响曲)的讨论》可以参阅)。我主要是反对无谓的禁忌，什么一朵花也不能用、红颜色也不能用，关于工人、农人也不能写，使我觉得十分可恶，所以偏要顶他一下，以期突破封锁。《诗潮》该期虽遭禁，可是风气仍打开了，这也就是《诗潮》的一项成就。
③《诗潮》第一集出版日期为1977年5月1日。但不能说诗潮就是当天成立的。应以1976年12月16日在报上刊出征稿启事为成立之始。《诗潮》也不是出了三期被查禁，是第一集出了就被查禁。但也没有马上被禁，我们于7月31日以诗潮名义举办“现代诗的方向座谈会”时尚未被禁。如果已被禁，那座谈会也办不起来了。是在余光中发表《狼来了》之后几天而被禁。可见，《诗潮》第一集的被禁确实是《狼来了》造成的直接后果。但因为不是定期刊物，反正未办杂志登记，而是由丁颖的蓝灯文化公司出版，所以只发令给蓝灯宣告查禁此册。在《狼来了》刊出前《诗潮》发行已三个多月，看到的人很多，很多人都认为《诗潮》展现了一种雄健诗风，在台湾的诗刊中面目一新，并未认为有何不妥。而余光中的《狼来了》也确实是为打击陷害《诗潮》而来的。我和余光中本来有相当时日的交情，《诗潮》第一集是我知他从香港回来就亲自到他家去送给他的。他翻了一下后，一方面笑着指其中三个标题说：“你看，工，农，兵”，随后则又说如果有人要批评我，他也是不赞成的，还请我去喝豆浆。然而过两个星期就发表了那篇《狼来了》。所以正是看了《诗潮》就写了那篇文章，真是“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我和余光中在当时本来是很熟的朋友了，他留我在家吃饭有好几次，实在想不到何以忽然下此毒手!使他成为我生平曾交的友人中最令我遗憾的一个。
翻到大著385页起，有一大段余光中《向历史自首?》的叙述。余氏在他那文中自称是由于当时他在香港受到“左报”“左刊”的围攻而“情绪失控”写《狼来了》。这事后的解说其实是转移焦点。如果是那样原因，应该向香港文坛展开“反攻”才对，何以却要对台湾文坛抛“血滴子”呢!
《诗潮》被禁后当然就不一样了，好几个朋友都吓跑了。还有人特写存证信给我声明他列名“社友”是被我“误列”，只有我坚持续出，所以我在答复彭品光指控《诗潮》的文中也特写明“全书编务均系由我一人主持，如有一切责任，当由本人负责”。其实发行人丁颖是看了全书版样的，并曾在他家里共同校对，另有两位社友在付印前还看了校样，均表认可，但责任我也都一人承担了。这样，《狼来了》后，另有三人宣告退出。随后，我就换了一个出版社的名义续出了第二集。第二集是用长歌出版社发行名义，这是由绿蒂所主持的出版社。我凑了印刷费就交他打印，并征得其同意，用“长歌”发行名义。当时人家都怕，他坦然愿承接，这点也是不容易的。当时也另有若干人来函表示支持，包括《笠》诗社陈秀喜以及沈君山等著名人士，都还寄了小额款项来表示赞助。第三期起就一直用“诗潮社”名义发行。《诗潮》在1980年12月出了第四集，当时气氛非常坏，《诗潮》社委李庆荣在当年8月因另办政论刊物发表了五篇他写的主张两岸沟通的文章而被捕下狱，判了5年。《诗潮》第四集上特刊入了为他呼冤的“立法委员”费希平在“立法院”的质询文。第四集还刊入1979年9月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所办两岸作家首次聚会的“中国文学前途座谈会”记录全文，这在台湾各报都没有登的，所以第四集也很有特色。随后我于1986年6月去了美国，又因去大陆访问而羁留不得返台。所以《诗潮》也就停了。到我回台后，于1986年10月又筹编第五集。1987年2月出版。当时还没有解除戒严，其中刊出了我的《五十年代大陆新诗选析》，还是冒了一点风险的，不过没被找麻烦。该期另有《台湾当代青年诗人大展》，差不多网罗了当时新出现的所有较知名诗人，也很有特色。第六集在1989年3月出版，参与主要编辑工作的新人有何郡(署名何捷)。他原为《掌握》诗刊主要成员，该刊1985年出版第十、十一期合刊，登有我所撰《初期及二十年代大陆新诗选析》，内含有郭沫若一首诗而被禁。何郡后来在2000年出过一本他自己很厚的诗集《人墙与铁丝网》，全都是很强烈的现实批判，也应注意。80年代中期还有一本苦苓主编的《两岸》诗刊。苦苓原为《阳光小集》主要成员，被称为“内容敏感”的该刊第十三期即他所编，该期被向阳主张自行查禁，他就另办了《两岸》诗刊，该刊内容现实批判性很强，并力图促进两岸沟通，还转载了我的《六十年代大陆新诗选析》。出了三期停刊。80年代中期还有另外一本《春风》诗刊，是“夏潮”集团所办，是台湾真正的“左派”诗刊，每期很厚，有近200页，共出四期(第1期似曾被禁)，以经费无着落而终结。以上三种诗刊，大陆似极少人知，你应设法访求，补予叙入。
《诗潮》第七集为最后一集，出版于1994年12月，南詹澈担任副总编。该集内有你的文章，其中我那篇《中国历代少数民族主要作家与作品表》，也是十分有特色的。北京师范学院王景山所编《台港澳暨海外华文作家辞典》(增修版)中关于我的那条中还特别举述，指为两岸所未有的在此领域内的首创。该表我后来又陆续搜罗增订，一年多前自己重新整理打印了一份，共列有520多人……
④关于对我的简介。出版的诗集漏了《葵心集》与《高准诗集》，前者被禁不是因为我去爱荷华，是南于用了向日葵做封面的关系。大著235页又说我因去爱荷华“并失去了中国文化大学的聘书”，也有误。其前我在文化大学是兼任教授，到1979年9月应邀赴爱荷华，知道至少应去一个学期，而未再接聘……
⑤大著第235页最后一行说到我的《诗魂》，但接下来次页第二行起一大段说的是《中国万岁交响曲》却漏掉了诗题，以致那一大段在说《诗魂》了。
⑥大著第236页的下一段所引《中国万岁交响曲》中的“慷慨壮志驱羯”，我后来已改为“慷慨壮志临四海”，并相应地把下旬中“威扬四海”改为“威扬八极”，应以此为准。
⑦大著第234页说到“高准还和……唐文标等一起……认为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是‘反社会、反进步、反平民、反生活、开倒 车’”，其实我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与唐文标的观点也很不相同，我倒与关杰明相近。唐自己曾学写现代主义诗而写得甚差。然后就要来否定一切……
2、你对我的《念故乡》、《中国万岁交响曲》两首的表扬，当然是使我感谢的，但你对我的爱情诗《玫瑰》，还有《异端》、《神木》、《谒孔子墓》始终未加注意，使我感到有点失望。而《念故乡》中也包含了“故乡”使我十分痛心的一面。你刻意不作完整交待，会造成读者偏颇的印象。你也指出，我的诗的题材是很广的。而我各种题材的诗，敢说都有相当水准。如我的爱情诗，应说也是很好的，在全部作品中比重也不少。不久前大陆出了一本《一生必读的名家诗歌》，台湾只选了少数几首，就选了我的爱情诗《玫瑰》。台湾去年才出的政治大学教授张双英的《二十世纪台湾新诗史》中则引用并介绍了我那首《异端》。这是一首强烈批判暴政并在形式上也十分有特色的诗，也展示了我的诗的另一面。就爱国诗来讲，我那首《神木》是从台湾瞻望大陆，还包含了对台湾阿里山风光的写照，应也不比你提到的两首弱。而那首《谒孔子墓》，可说是我爱国诗的总结――归结于发扬中华文化精华。大陆现在全世界办孔子学院，不也是这意思吗?而我那首写于1989年，是走在前面的，也是自有新诗以来所有诗人曾晋谒孔子墓而写了纪念诗的第一首。
二、关于大著其他部分
1、关于林海音。她自己并不写诗，她因诗刊而受累之事，似不必成一节，似宜插入该章第一节中成为一段。现在全书目录中首先出现的名字是不写诗也不写诗论的林海音，似有点突兀。
2、温瑞安是否曾被判死刑?又云曾有高信疆、余光中与金庸为他力保。此说从何而来?有何明确证据可提出?金庸当时自己还是被台湾当局排拒的人物，又何能保别人?此事一般说法是因余光中搞《狼来了》，安全单位就觉得总要抓只“狼”出来交账，就找到了神州诗社温瑞安。……
3、所述诗人方面，“蓝星”漏了琼虹，“创世纪”漏了管管，这两人都应有一节。又说杨牧不属于“蓝星”，未妥。他最初两部诗集都是用“蓝星诗社”名义出版的。在台湾，诗集用某诗社名义出版就表示认同该诗社并已获得该社原有人士同意，并无其他仪式。所谓某诗社出版其实也都是自费的。
又，在大著中见提到陈慧，时隔40多年，台湾大概已没有人知道他了，你还能找到他当年文章而提到他，真不容易。
大著有很多还没看，以后有观感当再奉告。
拙著《异议的声音》，数日前已以海运寄出，此书为《文学与社会》的增编本，所增之中有好几篇重要文章，要请兄仔细赐阅。我诗集内那首《宣叙调――自叙诗》请兄也要看一看。即此敬颂
文安
高准
2008年3月2日于台北
二、文学史家的评判不需作家本人来认可――古远清复高准信
高准兄：
大文收到，谢谢你对拙著所提的宝贵意见。除你列举的一些史料错误外，我又发现将洛夫的原名莫运端误为莫洛夫。如有机会再版，定将一一改正。
你的来信，不仅对修订拙著有帮助，而且你谈及有关《诗潮》出版经过及遭压制打击的详细情况，亦有助于大陆读者进一步了解台湾诗坛在解除戒严前生存环境的恶劣。其中余光中写《狼来了》的背景，属第一手资料，很有参考价值，但我希望你和余光中之间的恩恩怨怨不要看得太重，不应再纠缠历史旧账，应向前看。在反独促统的斗争中，你们两人的目标是一致的。
你不同意拙著说你“思想左倾”的判断，你完全可以表示异议，但文学史家有自己的主体性，其评判不一定要得到被评者的认可。你的思想倾向，并非我一人有此看法，连台湾不少人也赞同我的观点。历史是你自己写的，不必掩饰。你是中国统一联盟成员，属左统作家，我对你反台独、支持祖国统一的行为十分敬仰。现在是马英九执政，相信当局虽不会鼓励和资助左统作家但打压现象将会减少。
关于林海音该不该上新诗史问题，我的看法与你完全相反。林海音虽然不是诗人、诗评家，但某种意义上说，她是与诗歌有关的编辑家。她编的《故事》一诗导致自己下台，并引发台湾报纸副刊长达13年之久不敢刊登新诗。将这一事件在诗歌运动中单列一节写入新诗史，正可以看出台湾诗坛是如何受政治干预的。所谓“纯诗”的道路，在戒严时期乃至当今统独斗争激烈的年代是走不通的。
有关“武侠诗人”温瑞安是否一度被判死刑，以及高信疆、余光中等人曾为其力保一事，分别见2004年9月温瑞安在广州接受《南方日报》著名编辑丁冠景的问答实录、“文学视界”宇慧撰写《方娥真作家简介》。
你认为我写你的篇幅少了，还要在生平中把你所有的诗集罗列出来，这办不到，因为对每位诗人的生平尤其是著作部分所有诗人几乎都是择其要者刊出。你还要我把《诗潮》每期详加介绍并补上《诗潮》编辑何郡的诗作评论，这也超出了拙著的写作范围。拙著不是人人有份的文学史，《诗潮》有你做代表已足矣!你又要我评价你的诗作时以你的修改稿为准，可你不知道，文学史家评价作品均用初版本。至于版本不同的对照，那是论文的题目。你还要我加进你的《神木》、《玫瑰》、《谒孔子墓》等诗的分析，恕不能从命。你一人已在拙著中占了两节，算是够多的了。我觉得，你和不少台湾诗人一样，均过分关心自己在诗史上的地位和占的篇幅多少，这使我感到遗憾。由此我进一步体会到台湾当代新诗史的写作难度：没有写进去的人意见很大，进史的人又嫌写得的不充分，评价不够高。当然，我自有主见，不可能对这些意见照单全收。另方面要说明的是，拙著不是台湾左翼诗史，故对你介绍的几种左派诗刊我也不能全部写上。
希望你下次来信时，能从整体上对拙著进一步提出批评，我热烈地期待着。
祝笔健!
古远清
2008年1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