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化 浅析东方文化中“绝情离智”的宗教情怀
时间：2019-02-02 05:29:0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宗教之所以能成为宗教，正是因为其神圣性和超越性。在诠释和实现其“超人的”以及“超世俗的”特征的时候，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呈现出不同的宗教价值观，相对于简单的信仰主义或繁琐的道德论证，东方文化中普遍存在的神秘主义大都带有“绝情离智”的宗教情怀，文章便就此来着重说明。
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抛开，搁置思维和智慧，进而期冀在一种无智无碍的状态下认识世界的本真，是普遍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东方文化的共性之一，本文试图通过阐述“绝情离智”思想的内涵以及渊源，并分析其在东方文化中各自的呈现方式，来总结出东方文化中“绝情离智”这一文化共性，最后思考和辨析其未来的发展。
一、浅解“绝情离智”
今本《老子》 第十九章有言: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 盗贼无有。”帛书甲、乙本与此同，虽有异文，无关大碍。而郭店楚简《老子》作：“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诈，民复季子。”笔者窃认为，不论《道德经》郭店简本的“绝智弃辩”，抑或帛书本和现今所见传世本皆作的“绝圣弃智”，其所传达的思想或多或少地蕴含着对人类思维和智慧的一种否定。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提出“绝情离智”这个概念，相对“绝智弃辩”和“绝圣弃智”，“绝情离智”四字更好地浓缩和表达所有有着出世主张且具有神秘主义的宗教的共同情怀。在东方文化当中，从中华文化圈到印度文化圈，都存在神秘主义的内容。神秘主义作为宗教，还是哲学，还是两者兼而有之，这一向存在争论。但史华兹倾向于以宗教神秘主义作为一种参照。他概括说，宗教神秘主义中有着“相当共同的基础”，这就是断言存在着某种语言难以言说的“实在的终极层面”（ultimate aspect of reality），这种实在是人类意义世界的根源。部分宗教学家和心理学家认为，“神秘主义是人性冀望与超越一切的终极真理完全结合的一种行为表现。”这种对终极真理的认识，无法通过感知和理性的方法获得和表达，只能够通过“绝情离智”的状态来感知。
“绝情离智”是对人之主观认识的一种否定，严格来说，又可分为“绝情”和“离智”两个方面。绝者，断也；离者，隔也。在宗教世界观里，“绝情”是否定和断弃人的感性认识；“离智”是推翻和支离人的理性认识。与此同时，“绝情”和“离智”如果分开提出来，不一定是宗教的观点；两者必须结合起来,达到一种无感性亦无理性的状态，具备了神圣性和超越性的特征之后，方可称为宗教情怀，譬如佛教的“不着一物”之境界、道教的“圣人无己”之境界等等。
当然，“绝情离智”之后达到这种无感性无理性的状态，也绝不是一种草木枯石的境界。在宗教价值观中，这是一种人性的超越，一种生命的体验。把感性和理性都抛开，极致生命的自由，这才是“绝情离智”的灵魂所在。
二、“绝情离智”情怀之缘起
以笔者之见，“绝情离智”的宗教情怀应该是在人为宗教产生之时而产生的，在自发宗教（又为原始宗教）时期，这样的情怀既无主观需求，又无滋生土壤，人们仅仅是对崇高自然的一种崇拜，而并没有深刻地、哲意地来进行形而上的思考；到了人为宗教时期，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开始愈发地显现出来，人类开始塑造神灵，开始塑造神灵的性格，开始制定理所当然的神灵对于人类的规范，开始期冀达到神灵境界的道路，“绝情离智”之情怀就在此过程中一点一滴地积累、扩散开来，从小众走向大众，甚至形成一股社会思潮。
在人为宗教发展时期，人类不再是简单的崇拜某种外部力量，思维具有了分析和推理的特征而不再完全凭着想象，逐渐有了要达到永生不灭之境界的诉求。人类生而对于缺憾不单单只有妥协，更多的是抗争。人类最大的遗憾便是生死之憾，无法决定生，无法避免死，在生死面前，人类是弱者。于是人把肉体和灵魂拆分开来，既然不能左右肉体的生死，就要达到精神的永生。对于这个阶段，雅思贝斯曾深刻地指出过“人类全部都开始意识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为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这就营造了适合“绝情离智”情怀产生的土壤，换言之，“绝情离智”成为了完成诉求的方法和途径。
同时，人类认识的有限性与自然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也决定了“绝情离智”情怀的产生。在无限的自然之前，人类无法望其项背，在一步一步地按部就班地认知自然的同时，另辟蹊径，放弃有限的认识，使自身直接融入到这种无限当中去，离情和绝智便成了必然的结果。
“绝情离智”这种思想的产生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原因。许地山在其《道教史》中写道：在那时候（大抵为《老子》成书时代），人君以术临民，人民以智巧相欺，越讲道德仁义，人生越乱，于是感到教育无功，政治无效，智慧无利，言说无补。在文化史上，这种思想每出现于社会极乱底时代，是颓废的、消极的。因此便产生了反教化、反智慧的思想。
观于现世，对某些人而言，当社会生活成为一种桎梏之时，想摆脱的心理便如滔滔江水久不能绝，对现实的绝望便成为“反俗世”心理的导火索，正如佛教之“出离心”而喻，俗心一退，道心即起，这时候“绝情离智”的宗教情怀便显现出来。而且，某些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去功利，绝欲望”的个人道德情操要求，一旦结合了某些宗教思想，也极易产生绝情离智的宗教情怀。
三、“绝情离智”情怀的东方色彩
东方神秘主义的表现细节虽然有所不同，但主要的特点都是强调宇宙的基本统一。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是认识到所有事物相互联系的统一，是使自己与终极的实在归于统一。终极的实在永远无法成为理性的对象或用显现的知识来表达。它永远无法用言辞来表达，因为它超出了我们的言辞与概念所能达到的感觉和智力的范畴。这种神秘主义的基本内容是：世界起源于（各宗教几乎都有一种类似的存在，在此皆表达为），归宿于，世界的本质就是向往追求那超越一切物象之上的历程，宇宙和人生都是神圣的。神秘主义一词源于西方，在西方很多宗教抑或哲学著作中都有对神秘主义的阐述，但是“绝情离智”这种情怀在西方并不具有普遍性,在西方更为丰富的是简单的信仰主义抑或繁琐的道德论证。以印度教、儒家、佛教与道教之类的宗教或者哲学思想为代表的东方神秘主义则更具绝情离智的柔性和普遍性。
东方文化中普遍存在的这种神秘主义，是滋生“绝情离智”情怀的绝佳土壤。东方文化大都受到以儒释道为代表的文化浸润，而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又深含神秘主义情怀。于是，在通往超凡脱俗的彼岸世界的道路上，东方人展现了其独到的神秘思维能力，有着从外部世界返回内心的诉求，在静观、沉思的心理状态中达到与神灵的契合，这种思维方式和神秘情怀，决定了“绝情离智”情怀在东方的产生和发展。
就如同下文所提及的佛教、道家、儒家、印度教、武士道等，都是东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其中，几乎都有神秘主义的派别存在，无论他是被视为正端还是异端。
四、“绝情离智”情怀在东方不同文化中的表现
（一）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佛教的波罗蜜多
什么是“绝情离智”？“绝情离智”便是“不可说，落语即是错”。“绝情离智”的观点在佛教各个宗派都有所体现，其中以禅宗、天台宗和净土宗表现尤为突出，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统统抛开，于禅宗为住一法境、一心参究，不思善不思恶，以期证悟本心本性；于天台宗为一念三千，起一念必落一界，无念方可无住；于净土宗为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心心念佛往生极乐。
波罗蜜多，意为“度”抑或“到彼岸”的意思。佛教一直讲“度生死苦海， 到涅盘彼岸”。 所谓“彼岸”是对于“此岸”而言的。生死便喻“此岸”，它指三界内的众生由于一念无明而堕落，妄念邪心而造业，因而不得不轮回于生生死死当中，永住于烦恼苦海。只有修行才能摆脱轮回，永超生死地。《金刚经》有云：“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则为非住。”只有生无念无住之心，方可脱离生死之海。心无所住，便是超越理智和情感的境界。
佛教中讲“所知障”，其认为不离自我的世间之“识”，如影随形有两个特质: 第一， 任何“识”都是“我的”认识， 没有普遍性可言， 不是绝对真理。这些“识”，作为个体的、有局限的“所知”，甚至是普遍的、绝对的菩提智慧产生的障碍， 因此被称作“所知障”。佛教认为“所知障”是成佛的两大根本障碍之一（另一为烦恼障），破除二障，便转得菩提，因此要成佛就要破除自己的“所知障”，就要做到无智无得，绝情离智。
（二）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道家的逍遥游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静之道，虚之德，正是道家之所求。
在道家来看，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本身就秉承自然之道，但由于人们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道德规范等社会规则，使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变得与自然不协调。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绝情离智”，打破这些加于人身的藩篱，将人性解放出来，重新复归于自然，身心溶于大化流行之中，达到一种“破而后立”、“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
（三）天命谓性，率性谓道――儒家的天地之道
儒家是讲求入世的，但在儒家思想的长河之中，也出现了很具代表性的“绝情离智”的观念。“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后被汉代大儒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在儒家来看，“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人心中天生具有道德原则，但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则。人们修学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以率性而为达天地之道，达到一种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陆王心学中也有相当的反智主义倾向，也就是笔者当下所谈的“绝情离智”。王阳明对独立于尊德性之外的知识的探求抱着一种否定的或至少是消极的态度。由于王阳明把理想人格彻底道德化，极端突显出了价值中心或价值本位的立场, 从而使得对于知识的学习没有独立的价值与地位。“大凡人只是此心”，每人心中又自有天理良知，只要用“日减工夫”，消除私欲，恢复我心之良知, 此即是成圣之路。
（四）冥想修行，回归本源――印度教的梵我同一
印度文化的“梵我同一”是具有极强神秘主义的出世思想，其用印度人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活着，但没有我，我是由神组成的。”印度教认为“梵”是一种没有人格的抽象之神，它至高无上、超越时空又是万物之源，且万物最终复归于梵；于此同时，印度教徒又把“梵”描述为具有无限欢喜的极乐胜境。印度教徒的修行就是复归于梵达到“梵我同一”，人的灵魂“我”是宇宙本体“梵”之显现。人在时间受到各色各样的肉体或精神的束缚，一旦通过以瑜伽冥想作为“绝情离智”的手段与“宇宙之源”合一，来克服这些束缚，就能使人从肉体中解脱出来还原于“梵”，达到超越轮回、永生不死，这是印度教义的最终目的。
（五）看透死亡，向死而生――日本的武士之道
武士道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强调“毫不留念的死，毫不顾忌的死，毫不犹豫的死”，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献身的精神。他们认为当一个人舍弃名利，以“死”来证明忠主，就可以看到这世间的真实，颇有一种向死而生的感觉。而要实现这种死亡的觉悟，势必要求突破思想的牢笼，在感情的牵扯和理性的思考之外，达到对死亡的一种无恐无惧无知无觉。因此日本武士也坐禅悟道，希冀在静虑中实死“死”为生的嬗变，这便是武士道精神中的“绝情离智”的宗教情怀。
五、结语
“人类的文明以道的观点来说，是越进展越离开道的本性。古者大道流行，人生并没有大过大善，大智大愚，大孝大慈等等分别。古时没有仁义、忠孝、智慧等名目，却有其实；现在空有其名，却是离实很远。”许地山先生的论调有着不少认同者，而要想到达东方人希冀的道之境界，笔者认为“绝情离智”必是备选道路之一。由于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传统，加之东方文化内核的强烈张力，以及“绝情离智”情怀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绝情离智”的宗教情怀在东方会一直存在下去，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它可能会减少但是不会消亡。
暂且不论“绝情离智”是否真的是超脱的一种修行方式，抛开宗教的神秘性不谈，不得不承认，“绝情离智”是一剂净化心灵的猛药，也是避开社会洪流的一种超然物外的选择。但是，出世之人尚要入世，“绝情离智”作为一种不可否认的文化存在，我们要以智慧之眼来对其进行扬弃和取舍，“绝情离智”不是解决问题和提升生命内涵的唯一途径，人之社会属性的实现，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不能人人超然于物外，而是需要“情智得当”。人之为人是因为有情有智，神之为神是因为大情大智，圣之为圣是因为至情至智。归根结底，“绝情离智”更多的是要保持心的清明，并不是达到石木之无情无智的状态。
参考文献：
[1]谭宝刚.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