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托邦到生物技术世界乌托邦是什么意思

时间：2019-02-03 05:33:37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生物技术的发展，在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人性、人权和人的尊严等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福山站在“后人类的”角度，考察了《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两部乌托邦小说之后。结合着当前生物技术发展的实践，认为，生物科技应予以规范制约，生物科技的终极发展，应以保护人类完整的、演化而成的复杂本性为界限。
　　[关键词]乌托邦　生物技术　人性
　　
　　2002年。应英国《卫报》之邀，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在谈论自己的新书《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的后果》时，引用了一篇题为：“抱歉，你的灵魂却死了”(Sorry，But Your Soul Just Died)的文章。《卫报》在自己的提要中指出，福山写这本书和他在十多年前写《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The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欢呼全球化的心情是不大一样的。在书中，福山站在当前社会的大环境中，讨论了现在生物和信息技术，并将这些上升到精神的层面，和人类的尊严、权利等相联系。在文章中，福山进一步指出，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我们进入到了“后人类”(posthumao)时代，技术会威胁维系传统社会的人性价值和宗教，“它可能改变人性”。他说，对像我们这些出生在美国婴儿潮时期的人来讲，对未来的恐惧都包含在了1949年出版的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1932年出版的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两本书中，这两本书的前瞻性超过了当时的任何人。
　　
　　一、一九八四中的技术与人
　　
　　1949年，奥威尔出版了后来被喻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的《一九八四》。在书中，作者探讨了一个非常严肃的涉及到人类自身生存的问题，即生存的恐惧问题。在小说中，极权主义得到发展，使得人性遭到扼杀、自由遭到剥夺、思想受到钳制、人性已经沦落到了分不清善恶的地步，而这一切都是通过一种“电幕”的技术实现的。
　　1984年之后的第五年，发生了正如政治科学小说所描写的事情，苏联解体，极权主义消失。我们很快的注意到了两件事情，极权主义帝国的崩溃和个人电脑的出现，及其他的一些从电视和收音机到传真和电子邮件的信息技术。极权主义的统治依赖于一个政权有能力维持一种单一的信息，而一旦现在的信息技术使得这种统治不可能了，那么，这种政体的力量也就消失了。
　　在1984中，人的全部信息都来自于一个渠道，在这里，人被严格的控制，没有选择的自由，也就没有最基本的人性可言。这种社会的失败，关键的在于违反了人性的基本原则。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及其前辈开始的人性本质的对话表明，凡是有意义的权利定义皆须以人性本质判断为依据，不了解自然欲望、目标、特征、行为如何汇集成一个完整的人，就无法了解人类目的，亦无从判断是非、善恶、正义与不义。
　　
　　二、美丽新世界中的技术与人
　　
　　在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作者描绘了一幅全然不同于《一九八四》的画面。
　　《美妙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的书名原是出自莎士比亚《暴风雨》第五幕第一场，是会巫术的米兰国王普洛斯波罗的女儿米兰达第一次见到人类说的话，因为那些人上岛之后中了普洛斯波罗的魔法，成为去掉了各种邪恶念头的新人。赫胥黎用它作为书名实际上有反讽的意思。它意味着在新技术(魔法)面前，“你的灵魂的确死了”，你不可能再产生任何邪恶的念头了。
　　“美妙的新世界”一个主要特征是药品(soma)取代了魔法和宗教的作用，各种邪恶只有药品才能消灭。社会的口号即：“文明就是消毒。”而今天，生物技术飞速发展，层出不穷地制造各种治疗心理和精神疾患的药物，正如福山所讲的那样，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仿佛是《美妙的新世界》中的苏摩一样的药物”，例如“百忧解”对付的是患抑郁症的妇女，利他林(Bitalin)则治疗有多动症的小男生。总体上这些药物是让两性向中间状态靠拢，福山怀疑，如果凯撒和拿破仑能经常服用这样的药物，他们是否还有征服欧洲的欲望。“自我满足又顺从社会”，这就是当前美国社会政治正确的风气。福山因此认为在《_一九八四》和《美妙的新世界》这两本引发噩梦的书中，后者更微妙更有挑战性，生物意义的家庭解体了，没有人再读莎士比亚，人人都幸福健康。
　　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对于这种生物技术罪恶的体会不那么明显是因为，没有人受到伤害。相反，生活在哪里的人们自得其乐；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技术社会里，人人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在这个世界里，疾病和社会冲突已经消失了，没有抑郁、疯癫、孤独或者感情挫伤，性是好的和合适的，是被国家鼓励的。没有人在过分的关注宗教，没有人在内观自己或者有不合适的想法，生物学就这样的消失了，没人在读莎士比亚。没有人在考虑这些事情了，因此，他们是健康和快乐的。
　　
　　三、生物技术时代的人
　　
　　工业革命就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技术进步和科学革命的同时，社会随之也产生贫富差距扩大、自然环境破坏等问题。前一种涉及的是社会公正问题，从十九世纪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到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再到今天的全球化、一体化浪潮，都是人类试图解决问题的一些措施：后一种则是人与自然的公正(和谐)问题。
　　生物技术的成果对人类而言是危险的――如超级病毒、新病菌、会产生有害反映的基因修改的食物。有些生物技术成果的危险如核武器和纳米技术很容易处理，是因为一旦我们知道他们是危险的，我们就可以把他们当作直接的危险处理。小说家TOM WOLFE通过一篇标题为“对不起，你的灵魂死了。”的文章来表明自己对于这种危险地态度。医学技术似乎正在和我们进行着一场不太好的交易：“如果我们需要长寿的话，那么我们精神的能力就会降低；我们有免于压抑的自由，但再也不会有创造性或者精神的自由。”
　　面对生物技术的成就和有可能在未来的发展中将利益和物质的与精神和细微的危险混合起来的局面，福山追问到，我们该做些什么呢?福山认为答案是明显的，他站在政治学的角度指出。我们应该运用国家的权力去调控这种技术。如果这种调节被证明超出了个人和民族国家的能力所能及的范畴，这时我们就需要国际间的合作了。我们需要具体的思考该如何建立一种良好的制度，使得这种制度可以消除对于技术的不好的使用，并最终使得这些制度能够发挥国家和国际的效力。
　　但是，福山认为，这种回答并不是对所有目前参与生物技术争论的中人都是明显的。这种讨论，在涉及到像克隆或者干细胞研究这一类伦理问题时，依然会在相对而言抽象的层面上陷入困境，如伦理的维度，它的价值趋向、使用的范畴等等，因此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就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些人是喜欢允许所有的事情发生的。在他们的眼里，没有制度和规则，他们喜欢看着这些研究和实践的发生，然后再去找出解决的办法。而另一些则主张禁止更大范围的研究和实践。这些人密切的关注着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各种弊端，他们站在传统的道德伦理角度以及出于对人本身的尊重，认为应该禁止一切关切到人的研究和实践。我们看出，这种在更大范围的争论是重要的。但是，生物技术的发展速度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我们能够想象的范围，这是除了技术本身之外，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实践的引导，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使技术在在未来的发展依然是为我们服务的，而不是我们的主人。福山说“在允许一切和禁止研究之间，我们需要找到一平衡。”
　　在我们社会的发展中，对于人性的理解出现了两派的观念，一派是源自中世纪的学院派，以遵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哲学家为代表；一派是现在流行的以研究生物技术见长的科学家。不管学院派的哲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怎么理解人性的概念，在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中，一直有一种稳定的人性存在着。亚里士多德和每一个对人性持有严肃态度的理论家都理解，人在本性上是文化的动物，这也就意味着人可以从他的经验中学习，并把这种学习的成果通过非基因的方式传给下一代。因此人性不仅仅决定了人的行为，而且在人们抚养小孩、管理他们自己、提供资源和类似的事情上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人类在文化的自我修正方面的努力使得人类的历史和人的制度，与以前相比，在复杂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福山说“对历史终结的批判已经指出，历史的终结依赖于现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终结。”我们不仅没有处于科学和技术终结的时候，我们正处于技术发展的大好时候，生物技术和对于人脑的科学理解使得我们对于很多领域的研究成为可能。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如果我们回首过去世纪里社会工程师和乌托邦主义的想法，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无疑是很粗鲁和不科学的。生物技术的终极发展，应以保护人类完整的、演化而成的复杂本性服务。这也是福山为以后的生物技术发展定下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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