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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媚俗的意思 [反抗与媚俗]

    时间:2019-02-04 05:40:3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摘 要] 台湾作家朱少麟自出道之日起被称为“台湾之村上春树”,其和村上在行文风格、行为处事方面颇为相似。二十年来,这类文风在青年人当中影响广泛,形成了亚文化圈。但朱少麟作为女性作家,其创作又和村上有很大差异,女性在文本中的角色异常尴尬。而这些作家文字中弥漫的情思,究竟是先锋精神的体现,还是故作姿态,其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思索。在这条充满反抗与媚俗的创作路上,充满着未知和危险。
      [关键词] 朱少麟 村上春树 女性 都市亚文化 后现代
      
      二十年多来,村上春树的作品可以说影响了一大批青年人,其优雅节制又不失幽默的文风和于苦闷中冷静的思考给予读者全新且富有挑战性的阅读体验。一时间这种带有东方色彩的西式语体很快蔓延开来。中国大陆新概念作文大赛催生了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一批80后作家,在宝岛台湾则出现了朱少麟一批人。朱少麟更是被冠以“台湾的村上春树”之名,不光是在行文风格上,行为处事方面二人也颇为相似。以其说这源于作家们文风上的相互观摩借鉴,不如说是生命体验上的认同与共鸣,突显出当今时代的精神症候。但这只是笼统的概括,在众多文化现象的背后,一些问题被掩盖或忽略了,一些东西在与初衷背道而驰,一些文化元素甚至潜在着危险。
      一、女性
      我认为把朱少麟称作“台湾的村上春树”虽是赞赏,也是误解。两位作家在创作上其实存在很大的差异。作为一名女性作家,朱少麟在对女性的态度上迥异于村上春树。男权社会权力和性操控下的文学,女性角色逆来顺受也罢,自强独立也罢,都需要依靠外界的承认得以确立,女性的话语很大程度上被掌握在男性手中。朱少麟在有意无意中试图逃离这个怪圈,尝试着让女性作为一个“人”去展示其心中的渴望和梦想,而非总在谈情说爱柔弱顺从的“女人”形象。
      “最高贵、最完美的女性人物是由男性作家刻画出来的,但女性心中微妙的思想和感情是任何男人无法描写的,而女作家在无意识中却时有表达。”对比去看朱少麟、村上春树两人的作品,琢磨他们笔下的女性角色,我真正体会到“因为你是女人,你将格外不幸”,女性群体的觉醒终究是个被动而又漫长的过程。
      村上著名的“青春三部曲”、《海边的卡夫卡》等小说的主人公(男性)是通过主动展示自身的欲望而探寻生命意义的,而那些女性形象在文本中起到的多是“引导”作用,对男性的心理和生理给予“慰藉”,支撑了大部分故事的发展与情感的流向。从处女作《且听风吟》(1979)中一个又一个没有名字的女孩、《1973年的弹子球》(1980)里代号 “208” “209” 的双胞胎姐妹、贯穿了几部作品的直子,到《海边的卡夫卡》(2005)里的樱花,再到近期大作《1Q84》(2010)里的青豆,类型化符号化的女性在被书写过程中产生误读和歪曲。
      而朱少麟笔下的人物多偏中性化,性别符号变得模糊,以此在言情题材之外寻求突破。比如《伤心咖啡店之歌》中的海安、马蒂、小叶等形象。如果说村上小说中的“我”在展示欲望中成长,那么朱少麟笔下的马蒂、阿芳则是在抵抗欲望中被动地觉醒。她们渴望忘掉自身的性别,以同男性平等的方式参与生活。这些人物都一定程度上具有精神洁癖和形而上的意义。
      但朱摆脱不掉字里行间的一股氤氲之气,这是女性在心理上共同的“不安定的苍凉之感”。朱少麟作为女性把自己投入到故事之中,因为切身的在场感,使她无法像村上一样同文本世界保持适当的距离而随处不失风趣和潇洒。
      这种在场感使朱少麟对女性世界的描写比村上春树要细腻而真实的多。
      而村上笔下的女性们并不具有这种精神气质。
      二、姿态
      称朱少麟为“台湾的村上春树”,除了鉴于俩人语言特点相似外,还和存在主义文本气质有关。在两位东方作家的西式语体作品中,却很少能找到西方式的偏执和极端,严格意义上的荒诞效果并不存在,彻底的绝望也不成立,读者读罢这些故事会说“很忧伤”、“很深刻”、“很唯美”,但很少会体会到个体本位的存在立场,而是不自觉地把其定位于一种看待现世生命的角度,而非终极的诉求。
      西方的思想一旦进入东方语境,往往会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即使在当代大陆,主流思想的改变也并未截断儒释道思想的传承和影响。真正残酷冰冷的生命哲学、真正的颓废文化非理性诉求在东方话语中根本无法生存。虽然朱少麟、村上春树的思考方式已严重西化,但古老东方智慧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东方人总善于为苍白的生命增加些温暖柔和的底色,日本电影《入殓师》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村上的调节方式是用幽默明快的调侃和唯美纯净的抒情去淡化人们对触目惊心的存在形式带来的心里阴影。比如《挪威的森林》中对“敢死队”这样一个积极向上的青年的描写,以及通过开朗活泼的绿子为死灰的生活增添春天的气息,忧伤中带着晴朗的自嘲。
      相比之下,朱少麟走的路线则更加明媚。(当然《地底三万尺》作为一次灵魂的下坠体验要显得沉重许多,但同西方颓废派、荒诞派的作品有本质的区别。)作家笔下的主人公们并没有放弃理性思考,都在认认真真地尝试着走出自身的藩篱,参与到真实的生活中去。从《伤心咖啡店之歌》中的马蒂勇敢地走出制式生活,寻求自由,到《燕子》中阿芳思索天堂与缺陷的关系,用心诠释“天堂之路”,可以看作一段完整的充满挑战性的成长历程。
      三、危险
      不同于《伤心咖啡店之歌》和《燕子》的写实风格,朱少麟05年的新作《地底三万尺》在方法论上来了一个大转身,毅然走上非写实的路子。村上春树说,“我觉得有必要以未经世俗浸染的非现实性来弄清我们周围的现实性。现实的是非现实的,非现实的同时又是现实的――我想构筑这样的世界”《地底三万尺》同村上的《海边的卡夫卡》等类作品有了更多的相似点,其叙事已然呈现出后现代主义的倾向。
      《地底三万尺》中,时间不再是一条直线,而呈现出许许多多纠缠在一起的怪圈,空间也不再清晰,“河城”意象带给人虚无而又荒诞的感觉。时间和空间被压缩在一个平面上,深度被构建又被消解,叙述者不再作为历史的主体去讲述故事,而是沉溺坠入到无限的幻想之中无法自拔,自言自语,怪里怪气。
      后现代主义艺术是先锋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大杂烩,这两种文化看似针锋相对,实则骨肉相连。作为纯文学作家,村上春树、朱少麟等人身上都具有反抗、探索的先锋精神,和与主流话语相背离的个人操守,也在尝试着免受外部世界的渗透。但是他们的创作和名气同市场、媒介等现行体制是分不开的。《地底三万尺》在大陆出版时就以“台湾博客来网站排行榜第一位、台湾金石堂排行榜第一位、台湾诚品书局排行榜第一位”作为宣传标签上市。村上春树的新书《1Q84》更是创下在日本上市一周销售突破65万册的记录。这样一种依附于商业运作、西方话语的“个人化写作”,其独立精神是很值得怀疑的。故事被讲述得越来越险怪,出现文字游戏、“泛性主义”的倾向,且充满挑逗式的语言,他们毅然把存在的孤独感、荒谬感投入“娱乐”、“时尚”之中,制造深刻的假象,呈现出“自虐”中自得其乐的快感。
      除此之外,这类作品看似深刻的外壳下在对现实的关照上充满无力感。他们只知道出现了问题,但从不问怎样解决,只是写人们很无聊,很空虚,很怀旧,很感伤。永远沉浸在青春期的梦幻中难以清醒。虽然后现代主义试图颠覆神话权威,填补过去的不足,但很容易把受众导向极其消极的方向,借欲望的宣泄和破坏的冲动走向彻底的绝望或享乐主义,流于肤浅和低俗。我们发现城市意象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出现得很密集,它们多是冷漠的、嘈杂的、制式化的、丑陋的或滑稽的, (转第105页)(接第6页)并又常常能通过渲染孤独寂寞的气氛达到审美效果,“荒原”上的“恶之花”已作为时代的经典意象在现代社会蔓延。“被书写的城市”里可以忽略高楼大厦、钢筋水泥,却总不会漏掉一群灰色孤独的人。
      这种世纪末情绪至今仍停留在传染害病的阶段。而后现代主义文本本身也可以看作是时代病的一部分,这些文本多只是宣泄的工具,而非治病的良药。弗兰茨・卡夫卡说,“真正的道路是在一条绳索上,它不是绑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它与其说是供人行走的,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朱少麟、村上春树等人所探索的路,既是济人的桥梁,也是绊人的绳索;既反映出一个时代真实的心声与呐喊,又具有强大的威力,可以让人跌倒在青春期的阵痛之中不得动弹难以前行。虽然有些蝴蝶能够成功破茧而出,但大部分的蚕蛹因为缺乏力气和胆量,作茧自缚、不见天日,终落得个窒息薄命、抑郁而亡的下场。
      参考书目:
      1、《伤心咖啡店之歌》(朱少麟)
      2、《燕子》(朱少麟 2005.9 作家出版社)
      3、《地底三万尺》(朱少麟 2005.11 作家出版社)
      4、《挪威的森林》([日]村上春树/著 林少华/译 2007.7 上海译文出版社)
      5、《海边的卡夫卡》([日]村上春树/著 林少华/译 2007.7 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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