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全国道德模范人物_“被雷锋”:道德图腾化的闹剧

时间：2019-02-06 05:24:32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被”字被列为我国2010年度的热门词语，也许人们不会有什么异议。因为在这刚过去的一年，形形色色“被”的现象不胜枚举。不是吗?这里就有一则“被雷锋”的事例―― 　　重庆赛智网络信息技术服务中心把“学雷锋”列入新的考核标准，要求员工每月做好事不低于10次，并纳入绩效考核。公司每周对员工做的好事进行登记，周五还进行“一讲、二评、三公示”集体学习，员工们各自将自己在本周所做的好事展示出来，由领导点评。员工们困惑地说：“为了完成考核量，天天变着花样做好事，只能在生活中‘被雷锋’了，如此做好事已成为一种精神负担。”
　　学习雷锋的号召已有一些时日了，且不说在以往报道雷锋事迹中存有圣洁化的倾向，也不说在多年“学雷锋”活动中存有庸俗化的做法，有一个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即：雷锋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楷模，为当代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提供了足资借鉴的范本，他像一面旗帜引领着人们昂然走向社会主义的精神高地。
　　雷锋生前确实做了大量好事，或寄钱给贫困老人，或关爱失学的孩子，或在火车上一路帮助大娘，或长期侍候卧床的患者，或为迷路者找到亲人，等等。但是，我们解读雷锋，并不能将他的精神与“做好事”简单地划上等号。做好事无疑是雷锋的一个道德标志，我们要思索的是：他做好事的精神源泉是什么?我认为，雷锋的精神源泉是他有一种坚忍不拔、矢志不渝的信仰――向往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人人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他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都是以这一信仰作为丈量的标尺，因此，雷锋的政治指向是很明确的，精神内涵是很丰富的，道德境界是很崇高的。像上述重庆“赛智”公司光要求员工学雷锋做好事的“被雷锋”作派，其实是无意之中矮化了雷锋精神。
　　由于雷锋的精神源于一种信仰，因此，一旦信仰迷失(这是“文革”带来的恶果)，雷锋精神也就一度受到了质疑；人们的精神生活一旦失去了“准星”，道德也就自然滑坡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精神文明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重塑雷锋形象自是题中之义，但是，谈何容易!
　　于是乎，只能Ak"七不”、“五讲四关”之类的道德ABC做起，整个社会的精神智慧处于低水平的慢性徘徊。重庆“赛智”公司总经理王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把做好事列入考核标准，是希望员工在生活中做一个乐于奉献的人，培养他们的荣誉感。用心良苦，未必有效。我认为，这种流于滥用政治教育来取代道德性的精神启蒙，走的是一条“政教合一”引发的自上而下强迫就范的形式主义路径，“被雷锋”既不能持久，更难言奏效。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政治精神价值与主流意识形态是有着很高的重合度的。就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说，它既是个人从属的政党所追求的最高价值，也是个人超越自我的终极关怀。但是，对于相当多的人群而言，政治精神价值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的重合。
　　从“权利本位”的意义上说，人们都有自己选择信仰的权利，任何人无权把个人的价值判断强加其上。你自可做一名大公无私的高尚者，不与低级趣味者为伍，但品德高尚者和低级趣味者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空间场域，其间大公有私者有之，先人后己者有之，利人利己者有之，岂能“千人一面”?那种强行员工“被雷锋”做好事以突显政治教育的效应之举，委实是道德图腾化的一出闹剧。
　　雷锋精神的光大，需要的是提倡、引导，需要的是潜移默化。这里不妨说一例新近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坦佩市发生的一个流浪汉“学雷锋”的故事――
　　据《纽约时报》2010年12月11日报道，现年49岁的戴夫・塔利曾因酒后驾车被拘，之后便过起了流浪生活。两个月前，他在车站游荡时捡到了一个装有3300美元的钱包。经过一番思虑，塔利把钱包交到当地的社区行动中心，该中心最终找到了失主。当失主酬谢时，塔利予以婉拒：“那太不好意思了，我干这事不是为了钱。”他的义举受到坦佩市民的交口称赞，大家纷纷捐款捐物，帮找工作。从塔利到市民都在“学雷锋”，但他们的各自行为都是自愿的，没有人暗示，更没有人强迫。坦佩市市长休・豪曼近日还以他的名字设立了一个纪念日――“戴夫・塔利日”，以纪念其义举。
　　――如此倡导雷锋精神以弘扬正气、表彰先进、净化人心，才是“学雷锋”的正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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