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使游历求真知_奉使道中作
时间：2019-02-07 05:29:1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俄罗斯乘清政府忙于东南战事无暇北顾之机，迫使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占了中国东北、西北的大片领土，成为了清王朝北部最危险的敌人。在此之前，因鸦片战争而被道光帝遣戍伊犁的林则徐就曾注意到了俄罗斯的扩张野心，并预言：“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1〕奕�等也在1861年所上统筹全局折中称：“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2〕尽管清政府之有识之士已经非常清晰地洞察出俄罗斯的侵略野心，并将防范俄罗斯进一步扩张作为外交事务中的首要任务，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罕见切实有效之举措。不惟如此，即使对于这个强敌的了解也远远谈不上真切、深入，甚至很长的时间内都没有人前去游历或者出使，以探虚实。
直到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第一次派遣代表团赴泰西游历，这才出现了近代以来亲自到俄罗斯的中国人。斌椿父子及同文馆学生一行五人，于同治五年六月初四至初十日在俄罗斯停留，仅仅几天时间，不过浮光掠影而已，并没有留下有关俄罗斯的特别的信息与知识。志刚亦曾到达俄罗斯，并曾计划从陆路回国，但因畏难而止。张德彝曾于光绪二年随郭嵩焘使英，其间曾奉调出访俄罗斯。这一时期，到俄罗斯的人员或是游历，或是谈判，或充当出使人员，但是都没有对俄罗斯进行较长时间细致地观察与了解，尤其是对在东北及西北地区同清王朝接壤的俄罗斯腹地没有进行切实的考察。然而，此时的俄罗斯已经是中国东北、西北边界的最危险的敌人了，而且对于清王朝的藩属国朝鲜也是垂涎已久，在这种条件下，深入了解俄罗斯的内政、边情对于国家安全实属必要。清政府当中亦有深谋远虑之人认识到这一点，黎庶昌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认为俄罗斯领土扩张野心极强，对于蒙古、新疆久怀异志，因此在曾纪泽赴俄改订条约时，黎庶昌就曾给曾纪泽写信，表示愿意亲自赴西伯利亚、中亚地区旅行考察，以增强对于俄罗斯的了解。他在信中写道：“俄罗斯边地绵长，与国邻接二万余里，疆场纠纷，时时多故，其在亚细亚者，仍属茫然无稽。俄人高掌远�，志在得地南侵，蒙古、新疆，垂涎已久。故尝欲创火车设电线以达中华，君臣同力谋之数十年，徒以地势险远，经营未就。而中国从未有遣一介之使，涉历欧亚两洲腹地以相窥觇者。”黎庶昌建议在条约改订之后派员赴俄罗斯腹地游历考察，以广泛搜集情报，对于游历人员“以两年为期，限令从容行走，凡所经过之处，山川城廊、风土人情、道途险易、户口蕃耗、贸易盛衰、军事虚实，以及轮车、电线能否安设，一一谘访查看而记载之。可图者并图其形势而归，以备日后通商用兵有所考虑，不为俄人所欺，实亦当务之急”〔3〕。
然而，黎庶昌的这一愿望直到1887年（光绪十三年）才由户部主事缪佑孙得以实现。
缪佑孙，字右岑，江苏省江阴县申港镇人，生于四川，1882年中顺天乡试举人，1886年中进士，在户部任学习主事。缪佑孙虽然是依靠经学入仕的传统士子，但是并没有囿于传统学问，他关心时政，对于外情和洋务甚为关注，因此在1887年总理衙门以海防边防论、通商口岸记、铁道论、记明代以来与西洋各国交涉大略等属于洋务范围的题目来考试游历使时，缪佑孙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取。随后，缪佑孙被派往俄罗斯游历，一起出使的还有同在户部任主事的广西进士金鹏。他们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九月十三日乘德意志公司的“萨克森”号启程，经香港、新加坡等地，在意大利热那亚登陆，由此改乘火车经德国柏林，于十月二十二日进入俄罗斯境内，二十三日到达俄罗斯都城圣彼得堡。其后两年，缪佑孙在俄罗斯境内游历，光绪十五年（1889年）经恰克图从陆路回国，往返七万余里〔4〕。
总理衙门拟定的《出洋游历章程》对游历使的任务进行了规定：“游历应将各处地形要隘、防守大势，以及远近里数、风俗政治、水师炮台、制造厂局、火轮车舟、水雷炮弹详细记载，以备查考。”“各国语言文字、天文、算学、化学、重学、电学、光学及一切测量之学、格致之学，各员有性情相近者，自能审择学习，亦可以所写手册交总理衙门以备参考”。“各员游历回华，将所习何业、所精何器、所著何书呈明后，应择其才识卓著之员奏请给奖”〔5〕。因此缪佑孙在俄罗斯的活动以游历与探访、翻译与著述为主，“日则游探，夜则考证”。从其日记来看，缪佑孙游览的范围甚广，其足迹所及之处包括博物院、蜡人馆、印书局（印刷厂）、文案库（档案馆）、铸钱局、书库（图书馆）、礼拜堂（教堂）、监狱、造船厂、花园、炮厂、德律风局（电话局）、格致学塾（学校）、水师学堂、万牲院（动物园）、炮台、观象台、印布厂（纺织厂）、医馆（医院）、酿酒厂、磨面厂等，涉及军事、文化、制造等多个领域。此外，缪佑孙还观看了阅兵式及陆军的日常训练，也曾看马戏、观油画、参加舞会。除了在彼得堡参观之外，缪佑孙还到俄罗斯内地，如莫斯科、基辅、雅尔塔、八枯（巴库）、裘冕（秋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伊尔古慈克（伊尔库茨克）等地参观游览。
在俄罗斯游历期间，缪佑孙一面通过翻译俄罗斯方面相关的书籍和地图以记述俄罗斯的地理、历史概况，通过翻译报纸了解俄罗斯及国际新闻，一面通过拜访相关人员探听俄罗斯的各种情况，如通过翻译柏兰荪前去拜访曾经在俄国海军部任职的宽思坦丁（柏兰荪的弟弟），以了解俄罗斯海军及舰只情况〔6〕。缪佑孙甚至还尝试学习俄语，为此聘请了一位俄国老妇人，但进展似不大。他认为俄语中“有数音皆中国所无，而措辞之变法尤多，倘轻重急徐及其变法稍有未谐，便茫然不解”，故其所学“颇难吻合”〔7〕。但是这种积极主动探求外部知识的态度与勇气仍然值得肯定，这正是清王朝许多饱读儒家诗书的官员及士子所缺乏的。同时，缪佑孙还坚持记日记，详细记载自己在俄罗斯期间的活动及感受。
通过近两年的游历，缪佑孙认为自己对于俄国境内的“山川险要、政治得失、帑藏盈绌、兵力厚薄、物产饶歉、户口众寡、俗习美疵”，都已经“亲履观览”〔8〕。缪佑孙将翻译、考察、日记综合起来，写成了《俄游汇编》，该书于1889年由上海秀文书局石印出版，1895年又由上海江左书林石印再版。《俄游汇编》总共十二卷，第一卷为俄罗斯源流考、译俄人自记取悉毕尔始末、译俄人自记取中亚细亚始末三部分，第二至四卷为疆域表及所附地图，第五卷为铁路表及路线图，第六卷为通俄道里表，第七卷为山形志、水道记，第八卷为舟师制、陆军制、户口略，第九至十二卷为游历日记。
第一卷的俄罗斯源流考是缪佑孙根据典籍加以考证的推陈出新之作，这是传统学者最为熟悉的一种治学方法，缪佑孙对于以往诸说进行了辨析、订正，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认为俄罗斯乃“吐蕃之遗”〔9〕。译俄人自记取悉毕尔始末、译俄人自记取中亚细亚始末两部分是缪佑孙从俄国人的著作翻译来的，清晰地记载了俄罗斯向西伯利亚、中亚细亚的侵略扩张情况，对于了解俄罗斯的领土扩张野心和策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也是清政府最应该关心的。第二至第四卷对于俄罗斯的地理疆域进行了详细的记载，这一部分是书中的重要部分，占全书的四分之一，分量很重，尤其是其后所附地图，价值甚高。缪佑孙根据俄罗斯的地理特点对其疆域进行了划分，“欧洲凡四部，西曰波罗的海部，西南曰黑海部，东南曰里海部，西北曰白海部。亚洲凡三部，西曰喀复喀思部，东北曰悉毕尔部，南曰中亚细亚部”〔10〕。对于俄罗斯各省，缪佑孙通过列表的形式对其属城、山川、物产、炮台、兵屯、全界（界址）、度数（经纬度）、道里（方圆）一一介绍，此外还有杂考以记其他诸说及自己的考证。这种方法使人一目了然，便于查考。缪佑孙对同清朝接壤的西伯利亚、中亚两部分进行了重点介绍，不仅有全图，而且有诸山形势图、水道图。《悉毕尔全图》对该地区的城、庙、炮营、游牧人冬天所住之所、作厂、村、堆子、海口、交界线、海道线都一一表明；《中亚细亚全图》对该地区的城、炮台、村、井、卡伦、小营、小台一一注明，要而不繁，对于清政府的使用价值甚高。第五卷对俄罗斯境内的各条铁路线、沿途站点、路程远近，通过表格一一列出，非常清晰，所附《俄罗斯国铁路图》更是一目了然。此时铁路对于一个国家的军事、经济意义已经是不言而喻了，缪佑孙明确认识到了这一点，对于铁路之重要性给予了肯定，故特为一卷。第六卷《通俄道里表》对于清朝的意义则更为明显，缪佑孙得到了俄罗斯的行军地理图，将其翻译出来，“凡由我边陲能达于彼者，悉取录焉。若官路、若商路、若夏路、若冬路、若轮舟、水程皆分注如左”〔11〕。缪佑孙在翻译的基础上，参考了俄罗斯的情况，尤其是最近的情况一一加以补充。第七卷对于俄罗斯境内的山脉、河流进行概述，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俄境诸水，身所经行者已得其半，爰就俄书之言水道者译之，撮取崖略，实以耳目所及，分条而叙次焉，庶几枝分脉别，得所指归”〔12〕。第八卷舟师制中缪佑孙对于俄罗斯波罗的海、黑海、里海、远东各舰队的情况，诸如舰只的名称、大小、吨位、动力、武器装备、将官兵员、制造时间一一列出，并对俄罗斯海军的整体状况及其在远东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他说：“欧洲诸国竞治舟师，纵横海上，惟英法能驶数万里外，战胜攻取所向无前，俄于制造虽落牛后，亦复极意讨论，颇思自出新意。然辄失于拙迟，近岁工艺略精，不尽借资于爱而铎诸厂，而未尝一角逐于大西洋、地中海，固为海曲所阻限，亦其器之利钝坚脆与其将之智识才力有未能自信者也，而防守之密，校练之勤，选才别器，��不怠，足以禁比邻之窥伺，而自固其圉矣。”〔13〕“近岁俄人极思兴矿利振商业，又以绥芬诸口冬寒早冻，心艳朝鲜熊水咸阳之地，终年无冰，思得之为船坞，故其水军颇增于前，然国之根本在西，亦有鞭长莫及之势，因是未冶铁舰，惟二三等木质兵轮而已，其派出游历者或出大西洋或出地中海，绕至其地往来游弋以为外援”〔14〕。陆军制对于俄罗斯的陆军的建制、驻军、兵种及其装备一一介绍。户口略则列出各省之人口数及省会人口数。第九至第十二卷是游历日记，详细记载了游历期间的各种活动以及沿途之所见所闻。
缪佑孙对于俄罗斯的介绍参考了俄罗斯的著作，有些部分是翻译而来，可以说是得自第一手的材料，更为准确、详实，而且是最近的材料，故现实性强，价值大。该书一方面根据中国之古籍进行考证，一方面参以实地之考察、考证、翻译、相结合，这是以往著作难以企及的，可谓通古鉴今之作。《俄游汇编》采用表格的形式，将各项主要内容纳入其中，未尽部分放在杂考部分，比单纯采用文字记述的方式更为清晰直观，在编纂体例上比以往同类著作胜出一筹。缪佑孙对同中国关系密切的部分，着墨甚多，尤其是对西伯利亚、中亚的记载，《通俄道里表》更是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商业价值，从中亦可以看出缪佑孙经世致用的思想。
缪佑孙虽是奉使游历，但是远没有观光游览的闲适与惬意，尽管俄相吉尔斯答应在游历时给予方便，可以事先将欲往之处告知，然后行文各处，以备接待，然而并非处处待之以礼，仍有“一二处大酋不甚加礼，且不答拜”〔15〕。甚至在布连司克时，地方官听说缪佑孙仅为六品官，甚为轻慢，“且有责其不穿补褂往谒者”〔16〕。而异国游历，如无合适之人加以引介导览，则人地两生，难收成效，如缪佑孙本打算到海参崴去游览，以熟悉东三省界外之情形，但此行有待与东海滨总督为至交的佘威烈甫从中介绍，否则便难以成行。结果，这一愿望终因佘威烈甫爽约而不克实现〔17〕。
在外游历，处处需钱，缪佑孙在给缪荃孙的信中诉苦：“在此游历，所用甚费，即马车一项，每出必七八卢布，每一卢布合银四钱。有多至十余卢布者。又请俄人吃饭送礼物等等，计此三月余，已将及一千卢布矣。”〔18〕此次游历，经费本就不多，每人每月薪水仅二百两，但系从出使经费中支出，自然引起使馆人员的不满，以致公使洪钧在发薪时大加折扣〔19〕。又加上缪佑孙不熟悉国际金融市场的行情和汇率，在“换金镑时又吃了亏”〔20〕。经费短拙，捉襟见肘，亦使得缪佑孙不能任意纵览。
从俄罗斯通过陆路回国，所经之地多荒凉之区，人迹罕至，旅途之中，饱暖尚且不能保证，更遑论觅取可口之饭菜，而缪佑孙身体素非强健，这样的路程对他来说实在是一种考验，饥寒之中，日子稍久，不免生病，以致在伊尔库茨克一病难起，迁延几月之久〔21〕。此中艰辛，让缪佑孙不禁慨叹：“所受之苦，真有平生所未尝者。同一出洋，而使馆诸君在天上矣，即英法诸君亦在天上。”〔22〕
俄罗斯本非西学发源之地，又加上言语不同，让缪佑孙感觉所得有限，他说：“俄人于西学已落牛后，且多借重英美诸邦，兼之翻译，于要紧处言语便少，其机括一切名目，本不易通晓，故黑海船厂及其大铁甲等，（名扯斯马者，不亚于意之雷盘陀。）皆曾往观，彼皆指示周详，奈总未透澈底蕴。惟陆军操练及各学堂伎艺，本一目了然，尚觉有益耳。”〔23〕
除以上在国外所遇之种种困难不得不加以面对之外，国内的种种人事纠葛更是让缪佑孙感到身心俱疲，他虽自认事事谨慎，仍是“不意遭使臣之陵折，受翻译之挟制”，对此缪佑孙只能“隐忍将就，逊顺以应之”，幸“后皆平静，使臣且自惭其无礼”〔24〕。身虽在外游历，而心却牵念于内，因为自己的褒奖、升迁皆握于他人之手，因此在听说出使德国、比利时的游历人员给总理衙门奉送炭敬之后，缪佑孙自忖不能例于其外，唯有效仿，以致“现在妙手空空，归家只余百余金耳”〔25〕。
回国之后，缪佑孙仍回户部任职，由于所著《俄游汇编》“采访精详，有裨时务”，于光绪十六年六月被总理衙门褒奖，“免补主事，以本部员外郎遇缺即补，并赏加四品衔”〔26〕。不久，缪�孙因见赏于醇亲王奕�，调任总理衙门章京〔27〕。缪佑孙到总理衙门后，先任司务厅收掌，不久派俄国股当差，又兼法国股〔28〕。他终于得到施展自己才华的场所和机会，然而不料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于1893年中风，1894年去世，年仅四十四岁。
注释：
〔1〕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1494页。
〔2〕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第１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页。
〔3〕黎庶昌：《上曾侯书》，见《西洋杂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184页。
〔4〕〔27〕陈思等修、缪荃孙等纂：《江阴县续志》第15卷，《人物志・文苑》，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775～776、776页。
〔5〕席裕福、沈师徐辑：《皇朝政典类纂》，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2辑，第918册，第11566页。
〔6〕〔7〕〔8〕〔9〕〔10〕〔11〕〔12〕〔13〕〔14〕〔21〕缪佑孙：《俄游汇编》，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9辑，第889种，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597、687～688、6、14、45～46、388、458、459、475～476、730～732页。
〔15〕〔16〕〔17〕〔18〕〔19〕〔20〕〔22〕〔23〕〔24〕〔25〕〔28〕顾廷龙校：《艺风堂友朋书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97、300、299、298、302、298、300、297、300、302、252～253页。
〔26〕《申报》，光绪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1890年8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