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世与入世之间_我与地坛

时间：2019-02-08 05:26:34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许多风景》张蒙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11 年3 月版定价：29.80 元　　　　苏轼是用儒家思想来做官，用道家思想来修身养性，用佛家思想来对付人生的苦难。张蒙是用军人品格来入世，用诗人性情来出世，他的人生因此达到了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境界。
　　
　　有一些人会去写诗，我感到特别能理解，甚至觉得：他们活着，只能去写诗，比如李白、顾城。有一些人会去写诗，我感到特别不能理解，因为他们的一切似乎都与诗毫不相干，比如我将要写到的这个人，张蒙。这样的一名军人，与我概念中的诗人实在相去甚远，我觉得他应该属于最不可能去写诗的那一类人。因此，理解“他为什么会写诗”，就成为我读他的诗的原动力。如果说此前读他的诗集《守望寂静》，我的理解还不十分明晰的话，这次读他的诗集《许多风景》，则有了更多更深的感悟。
　　《干事》这首诗，透示着一名干事出身的军人的精神密码，是内心的偶露峥嵘，惊鸿一瞥，如闪电撕开夜幕的一角：“一些颗粒反复练习溶解/在一种叫做单位的液体里/被日夜搅拌/从一个容器倒进另一个容器/摇匀/博士硕士学士战士混合后/都成为干事。”作为一名军队政工干部，张蒙的工作总是与干事有关，不是在当干事，就是在管干事，《干事》这首诗里面，有他很深的生活体验和内心感悟。这种难言的体验和感悟，也许只有借助于诗歌，才能表达得最充分最到位而又最含蓄最富有美感。
　　如果一个人所从事的工作对心灵缺少润泽，他最好能在工作之外找到一个有益的润滑和补偿。如果这个润滑和补偿恰好是诗歌，我认为是诗之幸，人之幸。撇开更高的精神意义不谈，写诗毕竟是环保、干净且有助于和谐的事情。诗歌最初就是从劳动人民中产生的，它对于那些不以写诗为业的普通人的意义，恰恰是诗歌最大的意义，是回到诗歌的本源。我想，大多数写诗者是不必执著的，用随遇而安的心态对待诗最好。不想做诗人，但想做一个保持性情的人，这是许多人写诗的内在缘由。朝着诗的方向努力，但不朝着一个诗人的方向努力，让诗歌作为坚固的精神坐标竖立于人生一侧，我觉得这是非常可取的诗歌态度。
　　《海风如此亲切》这组诗，是张蒙去海南出差的收获之一。“一绺绺白云擦肩而过/是老子的拂尘轻轻掠过”（《拨动明亮的天际线》），在天空中，他想象着与老子、庄子、列子一起逍遥游，一起御风而行，心中挂满叮咚作响的喜悦的音符。“海之秀口――海口/飞机急速降落/我以急遽的抵近/置身于这秀口之前。我心对我口/我口对海口/一切从突突的心跳开始”（《海的口》），急遽的抵近，是美的抵近，是诗意的抵近，是自由之境的抵近。与生活拉开一点距离，才可能拥有这样一个内心的空间，才可能拥有这样一双发现的眼睛。张蒙还是一位诗国的圣徒。《昆仑山的身影》这组诗中充溢着的神圣情感，足以使人低眉敛首，为诗歌灵魂的肃穆和伟大所震慑。张蒙在昆仑山的一切膜拜，似乎都化成了对已故诗人昌耀的膜拜；而他对于昌耀的一切膜拜，又同时是对诗歌精神的膜拜。“不妨猜想昆仑山原名叫昌耀山……他/躺着都是一座高峰”（《山神》），“在塔尔寺昌耀是一炷香/他把自己献在佛前/燃烧许多纯洁的想象……”（《塔尔寺的一炷香》）这一组诗具有令人倾倒的神圣之美。
　　张蒙是一位贴着地面行走的理想主义军人。他对军队不仅怀有很深的感情，而且有着极强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就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依稀可以见出陆游精神的影子。和平年代，“养兵”远远大于“用兵”，军人的理想似乎处于一种无为状态。张蒙在写刺刀、枪、坦克、榴弹炮和军车的一组诗中，替武器们没有用武之地而感到着急。张蒙是典型的礼仪之邦走出来的人，恪守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传统，对于中国历史上那些精忠报国的名臣总是给予深切的关注，如《千年不散的会议》、《精神与遗体的重量》等。精神具有反射性，一个人所敬重的精神，可能正是对这个人灵魂的最好的说明。
　　《一浪一浪的时光》这组诗看似写河，实则通过写河来写历史。“有些事就得把水搅浑/才能办成……从浑水中取胜/在浑河边立国/建立的却是清朝/此后二百多年国是朝政/果然有清有浑//一条河一个朝代/一个浑一个清/矛盾地依偎在一起”（《浑河》），清和浑纠结在一起，透示出历史的吊诡，又似乎符合历史的辩证。不唯历史，现实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欲清先浑，浑中求清，清中有浑，浑中有清，这何尝不是一个若隐若现的现实规律呢？
　　苏轼是用儒家思想来做官，用道家思想来修身养性，用佛家思想来对付人生的苦难。张蒙是用军人品格来入世，用诗人性情来出世，他的人生因此达到了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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