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日本研究水平亟待提高|日本经济学研究水平

时间：2019-02-08 05:31:12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日本行，中国更行》的书名看似有些民族主义，通俗得甚至有些土气，但是内涵丰富，立意新颖，放眼未来。在书中，王锦思先生不仅道出中日当前差距的现实，还探索中国未来复兴的方式；既肯定了日本的优秀之处，也表达了中国人的信心和期待。中国的日本研究水平亟待提高
　　
　　尽管日本这个国家十分重要，并且不断地和中国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中国人也看似对日本探究得头头是道，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义愤填膺。但要是让人们说出国人创作的有关研究日本的著作却比较困难，甚至几乎找不出一本可以作为谈资的佳作。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显然不能满足国家内政外交的需要，也不能对中国读者和民间以有效的告知和引导。
　　中国和日本有两个“远”，一是感情，二是差距，前者情有可原，后者必须缩小。战争的损失有形，忽略日本的损失无形，后果却同样深远。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当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三，日本却还横亘在前，综合国力高出中国五个段位，甚至在中国人祖传的陶瓷、中药等领域具有某些优势。可见，两国间的距离、差距远不止这些。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认为，对于日本，要把爱和恨放在一边，在理智与情感之间寻找平衡点。
　　美国人写得关于日本研究的著作在世界上影响较大，如赖肖尔的《日本人》和埃莫特的《太阳也会西沉》。1946年问世的《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是没去过日本，也不通日语的本尼・迪克特分析日本人文化和性格的专著，在一定程度上，此书为美国占领日本提供了有效指导。1979年，沃格尔写的《日本第一》畅销全球，再次确立了美国对日本研究的巅峰地位，该书还被新加坡列为政府官员必读书籍。即便如此，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仍然认为：“日本对美国的了解要比美国对日本的了解深刻全面得多。”
　　理论上，和日本一衣带水、恩怨交加的中国更应该在日本研究上有所作为，但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大都处于强势地位，习惯于沉浸在天朝大国的盲目自诩心态之中，流于对“小日本”或轻蔑或讥讽或仇恨或嫉妒之中，难以皓首穷经潜心钻研撰写相关专著。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从阶级分析角度出发，认为日本政局不稳、工潮迭起、民不聊生，暴力革命指日可待，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在即。因此，“文革”时期《人民日报》驻日本记者刘某虽目睹了日本的卓越成就，却不能对此进行正面报道。改革开放后，国人从盲目排外中走出来，跨出国门，才知道日本的发展已经远远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二战后的30年间，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都建立了日本研究机构，我国的清华大学直到2009年4月才开始建立相关研究机构。目前，我国涉及日本问题研究的机构大约有200多家，但是职业研究专家的数量始终没有超过日本研究中国的专家人数。而从狭义上粗略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会日语，可以适当从事粗略日本研究的大学生、研究生、职业学者至少上千万人，这足以组成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日本研究大军；广义上，13亿中国人其实都在研究日本，甚至小学生和偏远地区的农民也会瞪大眼睛讲述日本的种种是非。但是，许多人其实只是一知半解，凭着教科书、影视作品的感性经验去想当然的理解。
　　正因为如此，我国日本研究专家王锦思今年推出的《日本行，中国更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本著作从许多全新的角度分析日本和中国的种种差距，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中日发展和差距的分析报告”。《日本行，中国更行》的书名看似有些民族主义，通俗得甚至有些土气，但是内涵丰富，立意新颖，放眼未来。在书中，王锦思先生不仅道出中日当前差距的现实，还探索中国未来复兴的方式；既肯定了日本的优秀之处，也表达了中国人的信心和期待。他还认为，只有承认日本“行”，知耻而后勇，中国才会更“行”，中国更“行”是未来的可能和必然。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王锦思先生在自序中所说的：“中日关系中，侵略不是唯一，交流也不是唯一，偏重任何一方都将失衡。在牢记历史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日本的长处，这对于旨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至关重要、不可或缺。我偏执地觉得，研究透日本，就能解决中国问题，中国复兴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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