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云野鹤――何兆武 闲云野鹤
时间：2019-02-08 05:32:5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如果不是十四次印刷、发行逾十万册的《上学记》被文人学者争相推荐，我不可能高攀上年逾九旬仍保持着从容适意、柔韧豁达的性格，超然如闲云野鹤、无拘无束的何兆武先生。 当时我正忙于请皓首时贤口诛笔伐大汉奸郑孝胥的《满洲国歌》，先生的博古通今、微言大义令我暗自喝彩。
“何老，我是您的小老乡，想拜访拜访您？”我询问到先生的住宅电话后，急不可耐地拨了过去。
“好！好！”先生的回答干脆利落。
2008年11月29日，我首次走进先生五十多平方米的蜗居。卧室兼书房内，一张小书桌，一张单人床，一堵书墙，一把转椅，一把椅子，半墙外国音乐磁带。如此狭小简陋的斗室，生产出多少影响深远的精神食粮啊！新世纪初，清华大学分给先生一套一百二十平方米的新房，先生投了弃权票：“年纪大了，搬家每张纸片都得自己细看，劳神费力太麻烦。”
先生祖籍湖南岳阳，1921年9月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工程师家庭。少时就读“京都绅商各界公立第四高等小学堂”、北京师大附中，放学后最大的兴趣就是去茶馆听评书看京戏，或读《七侠五义》、《江湖奇侠传》和新文学作品，家里从不对他的兴趣爱好进行限制。抗日战争爆发后，先生举家南迁长沙，进入中央大学附中，后随校迁入贵阳。
中央大学附中是一所准“军事”学校，学生每天早晨被军号叫醒，由教官带着跑步、训练、喊口号；晚上听着熄灯号声睡觉，睡前点名、唱歌、喊口号。所谓口号的最后一句是“蒋委员长万岁”。先生觉得自由受到限制，心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苦恼，决定提前一年参加统考，逃离这座“修道院”，终于以贵州地区第二名、西南联大土木工程系第四名的成绩被录取。
先生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看了丰子恺先生的《西洋建筑讲话》，雄伟的希腊罗马神殿，高耸的哥特式教堂，让先生觉得建筑非常有意思。但没想到建筑漂亮房子前的基础训练无比枯燥，先生熬到第二学期热情消失殆尽，于是决定转系。
这时，先生挚友、后来任教哈佛大学的著名数学家和哲学家王浩先生指出两条路：一是走数理科学的路，研究哲学；二是用哲学知识去分析文学、社会科学。先生认为第二条路非常对自己的胃口，作出了“理转文”的抉择，当时特有的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的校风，让思想上天马行空的先生如愿以偿。
“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土木、历史、哲学、外文），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联大的生活是自由的，你可激进也可保守，可民主也可守旧，任你左狂右狷。读书是自由的，大小图书馆的图书一律开架，学生自由进入。选课是自由的，所有教室大门敞开”。先生旁听过吴宓先生的“欧洲文学史”，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张奚若先生的“西洋政治思想史”，刘文典先生的“温李诗”，冯至先生的“浮士德”，汤用彤先生的“大陆理性主义”等。这些必修和选修之外的课程，先生听得津津有味，至今记忆犹新。
张奚若先生授课喜欢杂着英文讲，也经常在课堂上扯闲话，他不止一次地感慨道：“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
雷海宗先生不但非常博学，而且记忆力非常了不起，上课不带只字片纸，可是一提起历史上的某某人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或某件事发生在哪一年，全都是脱口而出。
钱穆先生讲课自己的想法很多，充满了感情，往往慷慨激越，听者动容。
钱钟书先生讲课是启发式的，他不告诉你结论，总是在提示你，有机锋，聪明的人才能跟得上他。
陈寅恪先生经常身着一袭布长衫，望之如一位徇徇然的学者，一点看不出是曾经喝过一二十年洋墨水的人。他引用材料时从不查阅书籍，历历如数家珍。
……
吴小如先生得知我拜访过先生后，特地嘱我带路引见。
2008年12月21日，戊子冬至，北京出现了近五年来的最低气温，城区风力达五至七级，地面气温零下十一至十二摄氏度。
“吴老，这么冷的天还去不去？”我怕老人冻感冒。
“去，拜访长者怎能失约！”小如先生态度坚决。
“您的书刚一出来我就托人买了一本，中午没睡觉一口气读完了，很有意思，也很想见见您，今天是三生有幸。”
“我也是三生有幸，哈哈哈。”
两位年龄相加一百七十五岁的长者走到了一起，饶有兴趣地聊起了北大、清华、燕京、西南联大的陈年往事，聊起了朱自清、沈从文、俞平伯、周一良、王瑶、废名等先生的学问文章，也聊起了严嵩、钱谦益、郑孝胥、汪精卫、黄秋岳等虽擅文翰然而大节有亏的人，不知不觉三个小时就过去了。
欢愉嫌昼短。我请二老到清华园内的餐厅用膳，师生们熙来攘往，没有人留意饱经风霜、知名海内外的二位学人。这是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悲哀，还是我少见多怪、杞人忧天？
先生因身体原因研究生肆业后，先后任教于台湾建国中学、湖南第十一中学，新中国成立前夕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供职于北京图书馆、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１９５６年调至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师从侯外庐先生，一干就是三十年。“文革”中，先生与“反共老手”顾颉刚先生、“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谢国桢先生关在一个“牛棚”，成为朝夕相处的“棚友”。
先生主要罪名是“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联名邀请大搞世界和平运动的哲学家罗素访华，罗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赠送毛泽东一本他的《西方哲学史》，毛批示译出。商务印书馆委托先生翻译，想不到译著遂成“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的铁证。“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完全不知道，造反派也不知道，是后来我的老同学、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骆静兰女士告诉我的”。另外两个罪名是“恶毒地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曾私下议论京剧是古典剧种，穿现代衣服演现代故事显得不对味）、“崇洋媚外”（午餐怕排队自带面包）。
政治气候的复杂多变、个人命运的沉浮不定，阻碍不了先生聪明才智的发挥。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先生大鸣大放不发言，文斗武斗不参加，躲进小楼成一统，偷偷开起了“地下工厂”，专心致志译书撰文。其译著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论优美感和崇高感》和《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的《哲学问题》和《论历史》、帕斯卡尔的《思想录》等，全部完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其《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等著作中的重要观点与论述也形成于这个时段。
先生九十岁时深情回忆：“我一生中的奉命译著只有《西方哲学史》一本，其他都出于兴趣爱好，选译的都是马克思以前的西方古典著作，安全系数比较大，当时根本没有考虑能不能出版发行。”后来拨乱反正了，先生一部部扛鼎之作陆续付梓，确立了自己在思想界、文学界、哲学界、翻译界的地位。有人这样评说：“如果想了解当下中国学者对历史哲学的最高研究状态，就不能不读何兆武先生的论著。如果想通过中国学者的目光去审视西方的史学思想，然后反转身来，再去审视当下的中国史学，同样不能不去读何兆武先生的论著。”
先生三个姐妹的命运却是另一番情景。二姐何兆男（后改名何恺青）就读北大经济系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学生运动中被宪兵第十三团团长、蒋介石侄子蒋孝先抓起来关了一年。三姐何兆仪就读北大化学系时是地下党员，“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抬棺游行时被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抓起来关了好几天，最后被校长蒋梦麟保释出来。妹妹何兆华（后改名柯炳生）就读于西南联大中文系，也是“一二・一”运动的积极分子，1946年和爱人萧前一起去了解放区。后来，二姐漂泊海外二三十年杳如黄鹤，三姐“文革”中斗成精神病不久谢世，妹妹在反右倾运动中自杀。
“人贵有自知之明，不是搞政治的材料就别去搞”。先生为姐姐妹妹的坎坷人生叹息。“政治归根结底是权力的运作。如果你想把政治作为职业，就必须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否则就不要去碰它。”
先生置身于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进程中，曾担任过中美文化交流委员会中方访问美国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鲁斯基金访问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六十五岁时回到清华园讲历史。两个研究生、一两个青年教师围坐身边畅所欲言，先生最喜欢这种教学方式。先生还给本科生讲课，谈“中学”与“西学”、传统与近代、“五四”与启蒙、共性与个性、关照与超越等。这些谈话收集在《文化漫谈》中，读者称赞谈话耐看有味，沁人心脾。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先生月旦人物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和印象，不虚谈，不妄言。如他说：
吴晗先生有两件事我记忆十分深刻。一件是作为“二房东”经常赶人搬家，另一件是跑警报惊惶失措有失气度。“文革”后，清华给吴晗先生立了像。讲影响，吴比不上梁启超先生；讲学术，吴比不上王国维、陈寅恪先生；讲贡献，吴比不上赵九章、叶企孙先生。这或许是政治待遇需要如此吧！
殷福生学长是一个很怪的人。他狂妄自大，在课堂上公然骂文学院院长“胡适这个人一点哲学都不懂”！尤其是他反共不遗余力，公开为蒋介石集团辩护，即使是三青团骨干分子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我们都讨厌他，认为他是大右派、法西斯。抗战末年殷参加青年军，后任《中央日报》主笔，去台湾后改名殷海光，成为《自由中国》的重要撰稿人，义无反顾地和国民党文胆雷震先生一道走上了倡导民主与科学、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的道路，成为台湾思想界的启蒙导师和精神领袖，遭到国民党的全面封杀，五十岁就英年早逝。殷由死心塌地拥蒋到坚决彻底地反蒋，前后不过七八年时间。
先生褒贬时贤不为尊者讳，多是切身感受，自家之言。
2011年4月21日，清华大学百年华诞。先生与小他一岁的学长杨振宁先生坐到了一起。六十六年前，先生去听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外文系的男生都做美军翻译去了，整个教室全是女生，旁听的先生和杨振宁先生因此格外醒目。杨先生是联大名人，曾指责爱因斯坦的某篇文章“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杨先生看了《上学记》后，在校友饭局上给先生解释：“我不会那么狂妄。”但先生印象太深刻了，固执己见，认为记忆不会有错。“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正如牛顿所说的一样，我们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然人类社会就不会发展进步”。
先生不止一次跟我说，西南联大的新校舍全是泥墙茅草棚，窗户没有玻璃，仅支着几根棍子，一间房子二十个双层床，住四十名学生，双层床之间挤着一张很窄的书桌供四人用。这么艰苦的环境却培养出那么多的优秀人才，靠什么？靠的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个人自由而又人人充满希望。学子们深信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后一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这种希望的力量催生出蓬勃向上的朝气，感染和激励着每一个人，“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坚定的信心和无穷的力量”。
“假设您是今年的清华新生，未来会怎么样？”我问先生。
“不知道！但我知道金钱不是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所谓‘标准答案’培养不出学术大师、一流人才”。
历经万方多难的少年时代、颠沛流离的青年时代、运命多舛的壮年时期的先生，八十五岁时还骑着自行车飞走自如，是清华园里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冬骑车摔成骨折住院治疗，门人彭刚和葛兆光先生前去探望，先生正兴味盎然地读着《资治通鉴》。先生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唯独不能忍耐“不自由”和“没书读”。他一生中的许多重要选择，说到底都和这两点密切相关。
清华曾给先生举办过八十寿辰庆祝会，先生早晨家门一锁飘然离去，独自漫步清华园，走进了图书馆，说“我不配祝寿”。《上学记》畅销全国，先生不要一文钱版税，说“那是文靖女士的劳动”。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重大政治运动的亲历者，又与二十世纪学术史上有过重要地位的重量级学者过从甚密，读者朋友翘首以待《上班记》出版，三联书店也乐观其成，先生说：“我是个边缘化的人物，这项工作还得找核心人物来做。”
“存天理，灭人欲”。先生够得上理学家朱熹所说的道德高标准了。这种超凡入圣、野鹤闲云的名士风范，如今何处可寻？！
